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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8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3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顾与前瞻暨纪念《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会议”在成都召开，四川省政协前副主席、省科技顾问团副主任辛文，四川省政协前副主席章玉钧，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殷建中、理论处处长王素，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段建玲，四川省社科联秘书长李泽敏，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社会科学研究》编委会主任贾松青，四川省社科院院长侯水平，四川省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研究》编委会副主任周友苏，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丁伟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志田，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富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昌麒，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张康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梅琼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新华文摘》总编张耀铭，《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柯锦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政法室主任张安民，《学习与探索》常务副主编冯向辉，《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王卓，《东岳论丛》副主编李然忠，《江海学刊》总编韩璞庚，《江苏社会科学》总编金晓瑜、副总编李静，《浙江社会科学》主编俞伯灵，《广东社会科学》社长刘泽生，《人文杂志》总编杨明丽，《江汉论坛》副总编陈金清，《云南社会科学》主编黄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罗骥，《社会科学报》副总编段钢，以及来自省内的学者、期刊界同仁130多人参加了会议。周友苏副院长主持会议，贾松青书记以“构建时代深刻需要、富有时代意识的期刊平台”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立意深远的讲话，殷建中副部长宣读了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新初同志的贺信，周友苏副院长宣读了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同志的贺信，《社会科学研究》总编张小路汇报了办刊情况。
就“学术期刊与人文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贾松青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当前，有社会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学术期刊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人文导向、价值导向、守护精神家园、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方面，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把《社会科学研究》办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为党政机关决策服务的学术平台，办成传承文化、创造新知的智慧果园，办成学者的心灵家园，办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同时又具有巴蜀作风、巴蜀风格的学术创新阵地。学术期刊要办出质量、办出特色，重在编辑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感，重在有学术良知和学术境界。既要善于发现和推出重大研究成果，又要善于培育科研新人，推出学术大家。因此，从学术与编辑的内容方面来讲，应该有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从学术与编辑的人才方面来讲，应该有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人才意识。
张耀铭总编在向《社会科学研究》表示热烈的祝贺。称赞《社会科学研究》是当今研究和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和重要窗口之后，认为从中可以引发对优秀学术期刊应具备的品质的思考。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坚决拒绝无意义、无价值的伪问题；必须直面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科学地观察“挑战一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时代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在学术水准、学术课题、学术服务、学术争鸣、学术风气等方面发挥导向作用；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使他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
西南财经大学杨继瑞教授结合自己所供职高校学术研究发展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提出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至少具有的六个方面的社会功能：1.旗帜的功能。学术期刊在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建立、主旋律的弘扬中起到旗帜、阵地、窗口的作用。2.论坛的功能。学术期刊在坚持主流人文价值、精神导向的同时，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更多的发散及发展空间。3.智库的功能。学术期刊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理论的指导和政策的参谋。学术期刊在密切关注实践的现状和发展、跟踪实践、凝炼实践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有价值、能够指导实践发展的见解和建议。4.平台的功能。学术期刊为学科的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拓展提供了载体和平台。5.摇篮的功能。各学科的大师们在这个摇篮中播撒下思想的火花；学术的新进们从这个摇篮里得到养分，茁壮成长，并获得学术成长的空间。6.纽带的功能。学术期刊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道宽阔的桥梁，实现了学术和实践、企业和高校等多层面的互动。
柯锦华副主编回首自己20多年的编辑职业生涯，提炼出作为编者所经历的三种不同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仅仅认为学术期刊是展示学术成果的窗口。处于这种境界中，就会认为编辑不过是以好的学术眼光，挑出好的稿子，并通过杂志展示出来而已，容易养成一种旁观者心态。第二种境界是认识到学术活动是一个过程，有不同的阶段，学术期刊的编辑可以介入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也就是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意识确立的过程，是主动加入到学术创造活动过程中的境界。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就要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编者必须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要做学术研究，要读书思考，要关注学术发展。而最高境界应该是，编辑同时是学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虽然现在要做到这一点还不现实，但这种境界作为一个理想，应该成为我们坚守的目标。这对于规范我们现在的办刊行为、校正我们办刊的方向，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只要向此努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会超越现有的水平，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杨明丽总编则从学术期刊对学术生态的引领方面做了深刻的发言。她说，近年来，由于高校扩张，纷纷争取各种行政资源，对于学科建构有了空前的需求。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高校学术体制造成了学术生态的种种隐忧：1.功利化。在目前功利化、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大多数人从事科研工作更多是为了评职称、聘岗位、拿学位等，而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兴趣之上。2.形式化。我国学界在引进西方学术范式时，主要从形式上加以模仿，结果丧失了宝贵的问题意识，导致对目前最重大的问题失语。3.碎片化。在没有理论思考、缺乏问题意识的状态下，学界研究呈现碎片化。学术期刊生存在学术生态之中，必然受其影响。不少期刊不幸地卷进了这种功利化的链条，并且沦为下线。学术期刊要避免成为功利化链条的下线，而且还要对学术风气具有引领作用，就要做到：第一，从风气上抗拒功利化，坚持质量为先，坚持编辑的主体意识。第二，坚持编辑导向。编辑学者化，在选题方面具有问题意识，期刊才能有鲜明的特点，才能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才能取得和西方学术界的对话权。
张安民主任具体谈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学术期刊 为进一步提高学术品质所采取的做法。1.调整期刊结构，尽量做到学科覆盖全面，不炒作强势学科，不遗漏弱势学科。2.规范编辑流程，对一整套以“编辑+顾问”为核心的编辑流程制定了具体、严格的规定。3.强化编辑素养，将编辑工作汇报会制度化，并随机抽查编辑所负责期刊的质量。4.严格质量管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建立了完整的质量考核制度，以定量与定性、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期刊质量进行监控，将政治标准、学术标准、组稿标准、编校标准等四个方面分解为相关的系数，逐项打分，以评价期刊的情况。
《社会科学研究》早在1982年就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阵地。四川省社科院沈伯俊研究员正是研究《三国演义》的开风气之先者，他的许多重要成果都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因此，他深怀感激之情地结合自身学术研究成长经历谈到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三点作用。第一，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时代脉搏的感应者。第二，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新思想、新学说、新观点的传播者。第三，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学术人才的培育者。
韩璞庚总编对于成就学术理论期刊的中国立场与中国风格做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在引领学术讨论、激励思想创新方面的重要功能，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活泼的心灵观照，真正承担起促进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思想再造的历史重任，应该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文本关注与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文化自卑与文化自信等三层关系。而随着全球金融体系出现巨大问题以及中国经济这30年的巨大成功，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思当代世界问题，思索中国的成功经验，学术研究与学术理论期刊应确立鲜明的立场与观念，为创造学术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为成就学术理论期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贡献智慧与力量。这需要：研究中国道路；秉持中国立场；形成中国范式；成就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
王卓副主编着重谈了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个性，以及如何应对学术成果传播的网络化两个问题。她认为，由社科院及社科联系统主办的综合性期刊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刊之间的区别度不大，且随着高校学报名刊工程的推动，将会造成更多千刊一面的现象。综合性期刊有必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注重优长性和特色的开拓，要具备个性风格与品牌价值，在品牌特点上作更多的探索。而纸质期刊的功能，尤其对于越来越熟悉并依赖网上信息的年轻学者而言，已不再是作为学术传播的载体，而渐渐向学术证明演化。但由于目前各家杂志社对应对此趋势的准备不足，导致各期刊网得以在对各期刊著作权剥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期刊的个性被过滤，利益被侵占。因此，各刊需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并赢得平等的对话权利；应探索更为合理的数据化方式，避免成为期刊网纯粹的打工者；应主动适应网络时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和需要。将纸质期刊的办刊理念、学术追求、技术规范等长期积累的经验与特点在网络化中加以继承和延续。
杨先农主编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办刊体会阐发了几点意见。1.要充分发挥重要学术期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发挥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研究的作用。2.要有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有良好素养的编辑人才。3.要继续探索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传播效应的途径，以更广阔的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大众化。
丁伟志研究员曾从事过《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工作。他的发言不时引《中国社会科学》之创办为例。他充分肯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以“探索真理”为办刊的一条基本指针，认为坚持以“探索真理”为指针，正是办好学术期刊的精魂所系。牢牢把握这条指针，学术期刊的质量便从根本上得到了保障，游离了这条指针，学术期刊的质量必将滑坡。但他同时认为，坚持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若是出现问题，都要追究编辑或出版社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不是这样的。其稿约里明确表示：所有本刊发表的文章都是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作者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编辑部也不干涉作者的意见，文责自负，这样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才能保证学术创新的实现，才能保证学术期刊的生机勃勃和学术价值，才能保证作者有勇气在自己的文章里、学术领域里探索真理。
张康之教授从一个读者、作者的角度思考了如何办刊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学术期刊承担着伟大的使命，就是要把一大批作者送入到历史中去，当学术期刊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把自己写入了历史的某一页中。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国外将开始全面关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这也将是办好学术期刊的新的起点。学术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章可分为三类：学术研究类，实证研究类，思想、理论叙述类。对不同类型的文章选稿时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学术研究类文章注重其规范性；实证研究类文章选稿时可以先看其结论，再看论证过程，再审读它所使用的各种模型；思想、理论叙述类文章则要看其创新性和现实性。从学术期刊的思想导向来看，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要回到中国古代去，一种是要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学术期刊应当对于矫正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发挥作用。承担起思想启蒙的责任，是学术期刊在今天具有的更大的历史使命。
下午，会议进入对“3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主题的讨论。罗志田教授发言论述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的某些面相。他认为，“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变化不少，但必须指出，变的一面不能太夸大，有相当地方可见“传统不死”的一面。近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又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恐怕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李昌麒教授回顾了“经济法研究30年”，认为经济法的发展时间虽然相当短促，但是却非常令人瞩目。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法学人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比较重视理论创新和对法治的贡献。对于今后的经济法理论及制度研究，李昌麒提出了可以完善的几个方面。
王富仁教授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了发人深省的发言。他说道，目前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很可能孕育着一个转换，且这个转换很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是从我们以前所取得成就的基点上而来，而是建立在问题的基点上，将来自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危机的强烈感受中。
杨光斌教授就“制度变迁与社会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体系，都是把特定的历史经验变成了普世化的价值，因而出现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由政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三种脉络。但无论由哪种主体主导现代化进程，都要注意社会与国家的平衡问题。
四川省社科院盛毅研究员谈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研究30年”的看法。我国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一直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各个改革阶段的突破口，盛毅研究员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探索的问题。
梅琼林教授就“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趋势”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趋势在目前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知识整体性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生活对总体性反思的需要。在学科整合中。可能会出现学科的交叉与传统学科界限的消失，综合性课题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学术共享方式的创生等变化。而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人文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争议，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视野可能是弥合这个分歧的一个途径。
这次会议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形成了观念的互动，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对《社会科学研究》未来的发展，对整个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与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张小路
就“学术期刊与人文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贾松青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当前，有社会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学术期刊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人文导向、价值导向、守护精神家园、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方面，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把《社会科学研究》办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为党政机关决策服务的学术平台，办成传承文化、创造新知的智慧果园，办成学者的心灵家园，办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同时又具有巴蜀作风、巴蜀风格的学术创新阵地。学术期刊要办出质量、办出特色，重在编辑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感，重在有学术良知和学术境界。既要善于发现和推出重大研究成果，又要善于培育科研新人，推出学术大家。因此，从学术与编辑的内容方面来讲，应该有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从学术与编辑的人才方面来讲，应该有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人才意识。
张耀铭总编在向《社会科学研究》表示热烈的祝贺。称赞《社会科学研究》是当今研究和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和重要窗口之后，认为从中可以引发对优秀学术期刊应具备的品质的思考。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坚决拒绝无意义、无价值的伪问题；必须直面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科学地观察“挑战一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时代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在学术水准、学术课题、学术服务、学术争鸣、学术风气等方面发挥导向作用；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使他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
西南财经大学杨继瑞教授结合自己所供职高校学术研究发展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提出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至少具有的六个方面的社会功能：1.旗帜的功能。学术期刊在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建立、主旋律的弘扬中起到旗帜、阵地、窗口的作用。2.论坛的功能。学术期刊在坚持主流人文价值、精神导向的同时，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更多的发散及发展空间。3.智库的功能。学术期刊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理论的指导和政策的参谋。学术期刊在密切关注实践的现状和发展、跟踪实践、凝炼实践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有价值、能够指导实践发展的见解和建议。4.平台的功能。学术期刊为学科的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拓展提供了载体和平台。5.摇篮的功能。各学科的大师们在这个摇篮中播撒下思想的火花；学术的新进们从这个摇篮里得到养分，茁壮成长，并获得学术成长的空间。6.纽带的功能。学术期刊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道宽阔的桥梁，实现了学术和实践、企业和高校等多层面的互动。
柯锦华副主编回首自己20多年的编辑职业生涯，提炼出作为编者所经历的三种不同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仅仅认为学术期刊是展示学术成果的窗口。处于这种境界中，就会认为编辑不过是以好的学术眼光，挑出好的稿子，并通过杂志展示出来而已，容易养成一种旁观者心态。第二种境界是认识到学术活动是一个过程，有不同的阶段，学术期刊的编辑可以介入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也就是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意识确立的过程，是主动加入到学术创造活动过程中的境界。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就要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编者必须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要做学术研究，要读书思考，要关注学术发展。而最高境界应该是，编辑同时是学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虽然现在要做到这一点还不现实，但这种境界作为一个理想，应该成为我们坚守的目标。这对于规范我们现在的办刊行为、校正我们办刊的方向，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只要向此努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会超越现有的水平，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杨明丽总编则从学术期刊对学术生态的引领方面做了深刻的发言。她说，近年来，由于高校扩张，纷纷争取各种行政资源，对于学科建构有了空前的需求。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高校学术体制造成了学术生态的种种隐忧：1.功利化。在目前功利化、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大多数人从事科研工作更多是为了评职称、聘岗位、拿学位等，而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兴趣之上。2.形式化。我国学界在引进西方学术范式时，主要从形式上加以模仿，结果丧失了宝贵的问题意识，导致对目前最重大的问题失语。3.碎片化。在没有理论思考、缺乏问题意识的状态下，学界研究呈现碎片化。学术期刊生存在学术生态之中，必然受其影响。不少期刊不幸地卷进了这种功利化的链条，并且沦为下线。学术期刊要避免成为功利化链条的下线，而且还要对学术风气具有引领作用，就要做到：第一，从风气上抗拒功利化，坚持质量为先，坚持编辑的主体意识。第二，坚持编辑导向。编辑学者化，在选题方面具有问题意识，期刊才能有鲜明的特点，才能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才能取得和西方学术界的对话权。
张安民主任具体谈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学术期刊 为进一步提高学术品质所采取的做法。1.调整期刊结构，尽量做到学科覆盖全面，不炒作强势学科，不遗漏弱势学科。2.规范编辑流程，对一整套以“编辑+顾问”为核心的编辑流程制定了具体、严格的规定。3.强化编辑素养，将编辑工作汇报会制度化，并随机抽查编辑所负责期刊的质量。4.严格质量管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建立了完整的质量考核制度，以定量与定性、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期刊质量进行监控，将政治标准、学术标准、组稿标准、编校标准等四个方面分解为相关的系数，逐项打分，以评价期刊的情况。
《社会科学研究》早在1982年就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阵地。四川省社科院沈伯俊研究员正是研究《三国演义》的开风气之先者，他的许多重要成果都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因此，他深怀感激之情地结合自身学术研究成长经历谈到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三点作用。第一，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时代脉搏的感应者。第二，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新思想、新学说、新观点的传播者。第三，一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是学术人才的培育者。
韩璞庚总编对于成就学术理论期刊的中国立场与中国风格做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在引领学术讨论、激励思想创新方面的重要功能，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活泼的心灵观照，真正承担起促进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思想再造的历史重任，应该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文本关注与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文化自卑与文化自信等三层关系。而随着全球金融体系出现巨大问题以及中国经济这30年的巨大成功，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思当代世界问题，思索中国的成功经验，学术研究与学术理论期刊应确立鲜明的立场与观念，为创造学术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为成就学术理论期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贡献智慧与力量。这需要：研究中国道路；秉持中国立场；形成中国范式；成就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
王卓副主编着重谈了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个性，以及如何应对学术成果传播的网络化两个问题。她认为，由社科院及社科联系统主办的综合性期刊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刊之间的区别度不大，且随着高校学报名刊工程的推动，将会造成更多千刊一面的现象。综合性期刊有必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注重优长性和特色的开拓，要具备个性风格与品牌价值，在品牌特点上作更多的探索。而纸质期刊的功能，尤其对于越来越熟悉并依赖网上信息的年轻学者而言，已不再是作为学术传播的载体，而渐渐向学术证明演化。但由于目前各家杂志社对应对此趋势的准备不足，导致各期刊网得以在对各期刊著作权剥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期刊的个性被过滤，利益被侵占。因此，各刊需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并赢得平等的对话权利；应探索更为合理的数据化方式，避免成为期刊网纯粹的打工者；应主动适应网络时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和需要。将纸质期刊的办刊理念、学术追求、技术规范等长期积累的经验与特点在网络化中加以继承和延续。
杨先农主编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办刊体会阐发了几点意见。1.要充分发挥重要学术期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发挥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研究的作用。2.要有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有良好素养的编辑人才。3.要继续探索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传播效应的途径，以更广阔的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大众化。
丁伟志研究员曾从事过《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工作。他的发言不时引《中国社会科学》之创办为例。他充分肯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以“探索真理”为办刊的一条基本指针，认为坚持以“探索真理”为指针，正是办好学术期刊的精魂所系。牢牢把握这条指针，学术期刊的质量便从根本上得到了保障，游离了这条指针，学术期刊的质量必将滑坡。但他同时认为，坚持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若是出现问题，都要追究编辑或出版社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不是这样的。其稿约里明确表示：所有本刊发表的文章都是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作者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编辑部也不干涉作者的意见，文责自负，这样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才能保证学术创新的实现，才能保证学术期刊的生机勃勃和学术价值，才能保证作者有勇气在自己的文章里、学术领域里探索真理。
张康之教授从一个读者、作者的角度思考了如何办刊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学术期刊承担着伟大的使命，就是要把一大批作者送入到历史中去，当学术期刊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把自己写入了历史的某一页中。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国外将开始全面关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这也将是办好学术期刊的新的起点。学术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章可分为三类：学术研究类，实证研究类，思想、理论叙述类。对不同类型的文章选稿时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学术研究类文章注重其规范性；实证研究类文章选稿时可以先看其结论，再看论证过程，再审读它所使用的各种模型；思想、理论叙述类文章则要看其创新性和现实性。从学术期刊的思想导向来看，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要回到中国古代去，一种是要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学术期刊应当对于矫正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发挥作用。承担起思想启蒙的责任，是学术期刊在今天具有的更大的历史使命。
下午，会议进入对“3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主题的讨论。罗志田教授发言论述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的某些面相。他认为，“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变化不少，但必须指出，变的一面不能太夸大，有相当地方可见“传统不死”的一面。近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又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恐怕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李昌麒教授回顾了“经济法研究30年”，认为经济法的发展时间虽然相当短促，但是却非常令人瞩目。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法学人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比较重视理论创新和对法治的贡献。对于今后的经济法理论及制度研究，李昌麒提出了可以完善的几个方面。
王富仁教授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了发人深省的发言。他说道，目前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很可能孕育着一个转换，且这个转换很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是从我们以前所取得成就的基点上而来，而是建立在问题的基点上，将来自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危机的强烈感受中。
杨光斌教授就“制度变迁与社会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体系，都是把特定的历史经验变成了普世化的价值，因而出现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由政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三种脉络。但无论由哪种主体主导现代化进程，都要注意社会与国家的平衡问题。
四川省社科院盛毅研究员谈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研究30年”的看法。我国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一直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各个改革阶段的突破口，盛毅研究员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探索的问题。
梅琼林教授就“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趋势”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趋势在目前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知识整体性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生活对总体性反思的需要。在学科整合中。可能会出现学科的交叉与传统学科界限的消失，综合性课题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学术共享方式的创生等变化。而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人文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争议，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视野可能是弥合这个分歧的一个途径。
这次会议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形成了观念的互动，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对《社会科学研究》未来的发展，对整个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与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张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