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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正在地球上滚滚流动。其中的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就是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新移民文学”。
百年沧桑的历史长河
任何一个文学浪潮的兴起，都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我们鸟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时候，只要回首百年历史，就能听到那真切的历史钟声的回响，看到那清晰可辨的血脉源流。
回望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正是借着庚子赔款后的滚滚留学浪潮，直接催生和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华丽局面。虽然在“五四”新文学之后，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文学”，但当我们回首现代文学史上的波澜壮阔时，所看到的正是海内海外精神交融的内在动力，那些来自海外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熏染无疑是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源头的重要支点。
历史是如此相似，内容又完全不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先是港台作家的涓涓溪流悄然涌入大地，让文坛感到惊异，同时更有世界上各种流派的纷至沓来，遂造成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的繁华局面。待进入90年代，在文坛充满焦躁痛苦之际，人们蓦然看到了悄悄生于海外的当代“新移民文学”。这股充满了勃然生机的“新海外作家”，在经历了草创发轫期的阵痛迷惘之后，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渴望跨文化的自由表达，在东西方的跨界洗礼后，如野火春风般吹回大地，带着它独特的海外气息为中国的当代文坛带来了惊蛰般的震撼与喜悦。
追溯海外华文学的历史长河，如果以北美为例，美华文学的真正局面，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随着大量台湾学生的赴美留学，一大批留学生涌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地，创造了北美华语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在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表达了漂泊异乡的“无根”痛苦，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美国华文文学中的作家构成，其成份主要是来自台湾留学生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加，由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及新移民而成为作家的人，已逐渐成为美华文学的重要组成。
这股“新移民文学”的力量，发端于20世纪的80年代，滥觞于90年代，成熟于本世纪初。他们犹如割断了母亲脐带的孩子，先有阵痛，还有些营养不良，但是他们很快就成长起来，并且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经历了近30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
比诸上一代台湾留学生作家，大陆新移民作家在汹涌而来的美国文化面前，他们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有实力、有创建的作家和写作人。
海外“新移民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又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递进地成长。它的可贵，首在解放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此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这些作家，不仅仅是要告别“乡愁文学”的局限，更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视野与感觉。
今天的“新移民文学”，既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是一种新局面的开创。他们正在以自己卓越的努力，承担着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在全球开花结果的历史使命。
“新移民文学”的重大贡献
细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先是有20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为代表的草创发轫期。90年代初期，以查建英、苏炜、闫真等为代表的“大陆留学生文学”为先声，之后有严歌苓、张翎、虹影等的扛鼎之作诞生，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向纵深发展。到了21世纪初，无论是生活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觉醒与升华，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具有自己成熟的个性并出现其代表性作家。
辨析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思想浪潮，总结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学特质，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
“新移民文学”的异域书写，从早期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到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远行人》，再到闫真的《白雪红尘》，同时还有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望月》、虹影的《阿难》、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沈宁的《走向蓝天》、范迁的《错敲天堂门》、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陈河的《致命的远行》等，其主要的精神特征，就是正面表现异域世界的文化冲突，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浩然前行的勇气和探索。
进入21新世纪之后，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则更多表现在情感生活的焦虑之中，如孙博的《茶花女》、李彦的《嫁得西风》、融融的《夫妻笔记》、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吕红的《美国情人》、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沙石的《玻璃房》、鲁鸣的《背道而驰》、瞎子的《无法悲伤》等，各种情感经历的苦乐悲欢，构成了当今海外情感小说的博大空间和人性张力。
海外新移民作家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站在海外的新角度，进行独特的中国书写，并且大放异彩。如严歌苓，不断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她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并推出了一部部震撼之作。人们不难发现，严歌苓的“中国书写”，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张翎作为在北美文坛年耕耘20多年的资深作家，她的目光从未游离过“故土”，但她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写的是“中国”，表达的却是人类生命中至深至亲的“疼痛”，以及人性灵魂中所爆发的能量。
海外作家的“中国书写”，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是经典之作。这个从川南重庆的江边走到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中国女人，在这部作品里，写自己的灵魂，更是写一个时代。她的作品中所充满的那种忏悔精神和洗涤精神，既是为她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时代。
除了新移民文学阵营这三架凛凛的“马车”，陈谦的笔下对“文革”的叙述令人称道，她不是正面强攻，而是巧妙地侧面袭击。陈河的长篇小说《布偶》则是独辟蹊径，揭开了历史神秘的一角。此外，王瑞芸的《姑父》、袁劲梅的《罗坎村》等，都以其不动声色的“中国书写”表现出对历史记忆的深刻解读。2012年，一位年轻的作家薛忆沩，5本新书面世，在时空的跳跃中将历史还原，并在历史的追诉与反思中展开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眺望。
海内海外的新世纪交响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文坛正在出现“新世纪文学”的多重交响。传统作家与民间作家对峙，年轻一代与文坛宿将较量，市场文学与严肃文学并存，尤其是海内与海外的激励互补，共同创造着当代前所未有的多元性文学局面。
面对着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环境，当代华语作家的共同使命将是如何使华文文学能够在世界文坛上取得其应有地位。显然，中国的文坛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参照语境，同时更需要那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突破性力量。海外作家的优势就在于自由的心灵，大陆作家的优势则在于故土文化的丰盛土壤。如此看来，海内海外的作家就有了相互激励的条件，他们与本土文学的“和”中有异，异中有同，可谓正是双向刺激，双向互补。
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他们致力于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又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他们企图让华文文学的创作技巧与世界文坛的潮流接轨。如以哈金、严歌苓等人为代表的一种“自由”写作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移民文学的“离散”特性，无论在心灵的洗礼，还是在现实的挖掘，或者在人性深处的“抉心自食”，都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精神风采，他们的努力，正在形成当代世界华文文坛上最重要的一道风景线。
百年沧桑的历史长河
任何一个文学浪潮的兴起，都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我们鸟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时候，只要回首百年历史，就能听到那真切的历史钟声的回响，看到那清晰可辨的血脉源流。
回望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正是借着庚子赔款后的滚滚留学浪潮，直接催生和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华丽局面。虽然在“五四”新文学之后，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文学”，但当我们回首现代文学史上的波澜壮阔时，所看到的正是海内海外精神交融的内在动力，那些来自海外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熏染无疑是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源头的重要支点。
历史是如此相似，内容又完全不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先是港台作家的涓涓溪流悄然涌入大地，让文坛感到惊异，同时更有世界上各种流派的纷至沓来，遂造成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的繁华局面。待进入90年代，在文坛充满焦躁痛苦之际，人们蓦然看到了悄悄生于海外的当代“新移民文学”。这股充满了勃然生机的“新海外作家”，在经历了草创发轫期的阵痛迷惘之后，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渴望跨文化的自由表达，在东西方的跨界洗礼后，如野火春风般吹回大地，带着它独特的海外气息为中国的当代文坛带来了惊蛰般的震撼与喜悦。
追溯海外华文学的历史长河，如果以北美为例，美华文学的真正局面，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随着大量台湾学生的赴美留学，一大批留学生涌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地，创造了北美华语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在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表达了漂泊异乡的“无根”痛苦，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美国华文文学中的作家构成，其成份主要是来自台湾留学生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加，由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及新移民而成为作家的人，已逐渐成为美华文学的重要组成。
这股“新移民文学”的力量，发端于20世纪的80年代，滥觞于90年代，成熟于本世纪初。他们犹如割断了母亲脐带的孩子，先有阵痛，还有些营养不良，但是他们很快就成长起来，并且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经历了近30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
比诸上一代台湾留学生作家，大陆新移民作家在汹涌而来的美国文化面前，他们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有实力、有创建的作家和写作人。
海外“新移民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又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递进地成长。它的可贵，首在解放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此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这些作家，不仅仅是要告别“乡愁文学”的局限，更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视野与感觉。
今天的“新移民文学”，既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是一种新局面的开创。他们正在以自己卓越的努力，承担着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在全球开花结果的历史使命。
“新移民文学”的重大贡献
细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先是有20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为代表的草创发轫期。90年代初期，以查建英、苏炜、闫真等为代表的“大陆留学生文学”为先声，之后有严歌苓、张翎、虹影等的扛鼎之作诞生，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向纵深发展。到了21世纪初，无论是生活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觉醒与升华，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具有自己成熟的个性并出现其代表性作家。
辨析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思想浪潮，总结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学特质，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
“新移民文学”的异域书写，从早期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到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远行人》，再到闫真的《白雪红尘》，同时还有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望月》、虹影的《阿难》、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沈宁的《走向蓝天》、范迁的《错敲天堂门》、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陈河的《致命的远行》等，其主要的精神特征，就是正面表现异域世界的文化冲突，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浩然前行的勇气和探索。
进入21新世纪之后，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则更多表现在情感生活的焦虑之中，如孙博的《茶花女》、李彦的《嫁得西风》、融融的《夫妻笔记》、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吕红的《美国情人》、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沙石的《玻璃房》、鲁鸣的《背道而驰》、瞎子的《无法悲伤》等，各种情感经历的苦乐悲欢，构成了当今海外情感小说的博大空间和人性张力。
海外新移民作家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站在海外的新角度，进行独特的中国书写，并且大放异彩。如严歌苓，不断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她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并推出了一部部震撼之作。人们不难发现，严歌苓的“中国书写”，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张翎作为在北美文坛年耕耘20多年的资深作家，她的目光从未游离过“故土”，但她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写的是“中国”，表达的却是人类生命中至深至亲的“疼痛”，以及人性灵魂中所爆发的能量。
海外作家的“中国书写”，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是经典之作。这个从川南重庆的江边走到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中国女人，在这部作品里，写自己的灵魂，更是写一个时代。她的作品中所充满的那种忏悔精神和洗涤精神，既是为她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时代。
除了新移民文学阵营这三架凛凛的“马车”，陈谦的笔下对“文革”的叙述令人称道，她不是正面强攻，而是巧妙地侧面袭击。陈河的长篇小说《布偶》则是独辟蹊径，揭开了历史神秘的一角。此外，王瑞芸的《姑父》、袁劲梅的《罗坎村》等，都以其不动声色的“中国书写”表现出对历史记忆的深刻解读。2012年，一位年轻的作家薛忆沩，5本新书面世，在时空的跳跃中将历史还原，并在历史的追诉与反思中展开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眺望。
海内海外的新世纪交响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文坛正在出现“新世纪文学”的多重交响。传统作家与民间作家对峙，年轻一代与文坛宿将较量，市场文学与严肃文学并存，尤其是海内与海外的激励互补，共同创造着当代前所未有的多元性文学局面。
面对着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环境，当代华语作家的共同使命将是如何使华文文学能够在世界文坛上取得其应有地位。显然，中国的文坛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参照语境，同时更需要那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突破性力量。海外作家的优势就在于自由的心灵，大陆作家的优势则在于故土文化的丰盛土壤。如此看来，海内海外的作家就有了相互激励的条件，他们与本土文学的“和”中有异，异中有同，可谓正是双向刺激，双向互补。
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他们致力于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又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他们企图让华文文学的创作技巧与世界文坛的潮流接轨。如以哈金、严歌苓等人为代表的一种“自由”写作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移民文学的“离散”特性，无论在心灵的洗礼，还是在现实的挖掘，或者在人性深处的“抉心自食”，都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精神风采，他们的努力，正在形成当代世界华文文坛上最重要的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