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学进行了很多改革，诸如招生收费、高校扩招、大学合并、岗位聘任，以及名目繁多的考核、评估及奖励等。对于这些改革，无疑不能全盘否定。但今日大学里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不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来的教师，都较怀念那时大学里相对纯粹的学术氛围。这种现象颇令人深思。
　　课题与职称晋升挂钩
　　在当今我国大学里，一方面课题项目越来越大，经费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很多教师的学问却越来越少。这种现象与当前我国大学教学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机制是分不开的。
　　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文明成果，是我国加快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毋庸讳言，我国学界在学习国外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倾向。比如，有的学者研究的虽是中国问题，价值取向却在西方；不管研究什么中国问题，最想做的不是到实践中去做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是运用何种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具体问题。在我国大学改革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倾向。
　　我国大学里的岗位聘任制、课题制、绩效评估以及招生上扩大学校及导师的自主权等，几乎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而来的。但是由于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罔顾国情和机械移植等偏差，所以产生了“形式上虽学得很像，内容却被阉割”的“伪借鉴”现象。例如，岗位聘任制原本是为了解决大学教师“铁饭碗”和分配平均主义问题，初衷虽是好的，可结果却是：大学里的“铁饭碗”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平均主义是被破除了，但收入分配却在一定程度上向既得利益者倾斜。那些三十出头、博士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本是大学里最有创新活力的群体之一，可在现行岗位聘任制下，他们的收入却相对较低，生活压力很大。由于岗位评定权大多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所以岗位聘任的结果常常是“强者恒强”，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大学内的长官作风与学阀专制。
　　从本质上说，科研课题是“化肥”，本身并非“果实”，科研课题即使级别再高，也是工具，而非成果。若“化肥”施得多而无高水平学术产出的话，则“施肥者”不仅不应被表彰，反而还应被追究责任。然而在当今我国大学里，课题业已“神圣化”——已被异化为学术成果的代名词和职称晋升等的敲门砖。每年1月至5月是课题申请旺季，其间，众多高校教师尤其是等着上职称的中青年高校教师，不管教学任务有多重、多累，不管有无信心，都要拿出一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的专门时间来做课题论证，填写各类课题申请表，漫天撒网，到处“钓鱼”。
　　但是，由于大学里申报课题者实在太多，所以国家基金乃至诸多省部级课题的资助率几乎都在个位数。也就是说，对普通申请者来说，平均每填10余次课题申请表才会有一次获得课题的机会，以填一个课题申请表需要15天来计算，平均得花一两百天才有可能获得一项课题。何况申请课题还受“强者恒强”（获得课题越多者越容易获得课题）、学缘关系及运气等问题和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边缘的、时运或基础欠佳的申请者来说，获得一项课题平均所需时间还远不止这么多。这是多大的时间和精力耗损啊。
　　可是，由于课题与职称晋升严格挂钩，很多高校都将主持一定级别及数量的课题作为职称晋升的前提条件，所以很多中青年教师每年一到1月至5月份就坐不住了，即使再无望，也不能不尽全力试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界也有科研课题制，但那时在大学里一般都未将其与职称、学位点、学科评审严格挂钩，未将其作为相关评审的前提或关键条件，所以没有普遍出现今日大学里中青年教师一年要耗费一两个月时间来专门填课题申请表的情况。
　　由此看来，课题制虽可继续进行，但有必要使其更加科学化，取消其与职称、学位点、学科等评审严格挂钩的机制，不把它视为相关评审的前提或关键条件，而将其视为必要的参考因素。毕竟，反映学者或学术团队学术水平高低的基本依据只能是学术成果本身。
　　论文发表离不开核心期刊
　　在我国大学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普遍存在着将核心期刊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这也很值得注意和思考。一篇论文若非发表在核心期刊，即使其学术水平再高，作者付出的心力再多，也不能被视为成果；反之，只要是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即便质量再差，也是“货真价实”的成果。
　　很多大学都有类似的明确规定：“教师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不准晋升职称或岗位”“博士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不准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即使学位论文写得再好也不行”。可是，我国的核心期刊数量毕竟有限，一年到头也发不了多少篇论文。这与庞大的教师及博士生群体发表论文的需求严重脱节。这种严重失衡的供需矛盾既导致了“千军万马”挤核心期刊这座“独木桥”的严峻局面，也导致了核心期刊稿件积压异常严重，甚至还滋生了相关腐败寻租行为，助长了不良学术风气。
　　但是，学术需要“守门人”，尤其需要那种六亲不认的“守门人”。严格意义上说，一篇论文学术价值的高低，主要并不取决于其发表的期刊是否“核心”；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主要也不取决于其核心期刊论文的多寡，以及负责的科研课题或获得的奖励是否为“国家级”等，而主要取决于真正处于本领域最前沿的学者本着学术良知的认真评价与严格把关。
　　然而，今日我国的学术“守门人”，很多是“学而优则仕”，不少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染有官场陋习，对知识和学术缺乏足够的信仰和敬畏，因而很容易受人情、关系、利益等非学术因素影响而无法公正、认真、严格地评价和把关。如此一来，我国大学教师队伍就像一支没有守门员的“学术足球队”。因为没有守门员，所以只好严格规定只有从什么角度、什么距离射进的“球”才算进球，否则一律不算。
　　而这些角度与距离，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学不断“创新”出来的一道又一道死“杠杠”：不是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算成果；没多少篇核心期刊论文不给晋升何等职称；没有获得什么级别的课题不能晋升何种岗位；等等。这样就使教师很多时候都无法为学问、学术本身而努力，而只能为一道道“杠杠”而拼命。为了这些“杠杠”，他们不能不想方设法弄顶乌纱帽，不得不变得八面玲珑，不得不放低身段，到处搞关系，“混个脸熟”。
　　“去行政化”为何如此难
　　在我国大学里，还有一种现象是：“改革”越来越频繁，考核越来越量化、奖励越来越多，学术质量却越来越低。从一定意义上说，该现象与高校行政化色彩浓厚不无关系。
　　在我国许多高校里，行政人员一般占到了员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左右。这种过高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校有限的办学资源被无谓浪费。而且，高校行政人员的身份是管理师生的“官员”，而非服务师生的“员工”。因为是“官员”，所以他们也很需要打造政绩，以利升迁。如何打造政绩？办法通常有二：
　　一是追求“高大全”。“高”是指让大学里大楼越来越高，“大”是让校园越来越大，“全”是让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全。在一些急于升迁的校领导眼里，只要轰轰烈烈地把高校GDP（这里借用经济学术语，主要指高校的总体发展规模）搞上去、彰显了“能力”和“政绩”，就OK了，至于在创造GDP过程中资源是否被无谓浪费、学校是否背上了巨额贷款、社会是否存在专业扩张需求等，则往往不在重点考虑之列。
　　二是不断“创新”校内制度。不管效果如何，在一些高校行政人员眼里，似乎只要是改革，就意味着进步；只要是创新，就可彰显政绩，有利升迁，于是才有那么多花样百出的所谓改革创新。诸如，量化考核、教学评估、硕士生学制缩短、岗位聘任、期刊排名、没有什么级别以上的课题或奖励不能晋升何种职称或岗位，乃至没有出国多少时间以上不得评教授、副教授等。殊不知，并非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进步，某些仅仅为了个人政绩而进行的所谓“改革”，本质上不是进步，而是瞎折腾。
　　近年来，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声中虽不乏过于理想化的表达，但也道出了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势在必行和大有可为。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像“不让校长参加校学术委员会”那样简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建学界对知识的信仰和对学术的敬畏，如何转换大学管理者的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