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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艺术的概念，20世纪中国油画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历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有相对稳定的内在规定性，又随时空条件的转化而发生内涵的增减，它的美学内涵的每一次变化与发展，都意味着新的社会观念的确立和新的审美判断的变更。
关键词：现实主义；价值指向；真实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赣鄱地域文化与红色题材绘画创作”（18YS14）研究成果；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YS17104）研究成果。
现实主义的绘画创作在整个艺术史上曾占重要位置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它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生动记录，也是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特定方式，是人类精神宝库不可多得的财富。20世纪以来，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在实践上的探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不过，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却一直从未停止，21世纪初期“重振现实主义”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再思考。此间，对现实主义的认识、理解不乏真知灼见，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所以，对于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内涵，以及对其在20世纪不同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的演变而发生的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进行追索、梳理显得很是必要。
一、绘画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早已有之。它强调经验依据，强调现实功利。正如金子筑水所言：“现实主义的目的，在求现实生活的确立而发达；为求达此目的把捉确实的经验的事实以为基础而希图实际生活的进步发达，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1]现实主义作为绘画创作中的一个概念，第一次是由库尔贝在1855年的个人作品展上提出的。他声称，“绘画主要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它只能是真实的和存在著的事物的再现，绘画是用一切可视的事物组成的一种物质语言；抽象的东西看不见，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不属于绘画的领域。艺术想象力的作用在于探索现实事物的最完美表现，而不是虚构或创造现实事物”。[2]后来，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夫勒及其学生杜朗蒂进一步明确：“艺术应该忠实地表现这个真实的世界，因此，它应该通过精微的观察和仔细的辨析来研究当代的生活和风俗。它应该不动感情地、非个人地、客观地表现现实。”[3]
可见，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对待现实要以客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内涵是追求真实，注重对现实的客观描写，强调细节真实和典型形象的提炼，为了达到这种客观、真实的艺术追求，现实主义摒弃了神话、传奇和理想化的题材，抛弃离奇、偶然的情节架构，排除不切实际的幻想，排斥纯粹的抽象和虚构，注重人物和客观事件的刻画，并突显细节描写，讲究情节的真实性和内在逻辑性，以形象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来感染观众。然而现实主义又不同于纯粹的写实性，其作品不只是对自然的如实描绘。在现实主义的“真实”后面，隐藏着更为深层并有所选择的训谕动机，即文艺作品除了真实地反映生活，还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能够反映出生活内在的、带有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时不仅要再现现实世界的范本，而且要表达心中的理念。艺术家为了深刻揭示生活的本质，则常常需要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并经概括、重组加工，既而创造最具意义的形象，一如恩格斯强调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在精神层面上与写实主义区别开来；而对细节描写的追求则又使它与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诸流派区别开来。最后，现实主义显示了强烈的批判性（精神层面的要求），这一主体意识的参与又使其超过并有别于自然主义作品。艺术家关注自然、社会，以真情实感去体验，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劳动的歌颂及对事物的判断，并形成其独立的美学观，使现实主义绘画作品具有深厚的批判精神和人道关怀，进而使其具备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并使现实主义绘画本身具有永恒的价值，从而使其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其艺术价值的本质所在。至今，我们仍可从诸多现实主义作品中感受到这种价值及审美意义，它们仍以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二、现实主义内涵在20世纪油画艺术创作中
的发展演变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跨语际传播，深受民族文化视域的影响和历史功利性的制约，并伴随中国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开始引进现代性，有识之士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思想应是改造中国文化的理想模式，而在美术领域倡导写实则是这种科学、民主精神的体现。然而，当时人们却对现实主义仅理解在写实的层面上，而忽略了现实主义中包含的观念和更深层的文化意味。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一直在文艺界备受推崇，在美术上表现出来的是西方写实方式的引入，其中包括康有为的“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陈独秀的“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美术革命》， 1918）、蔡元培的“用科学方法注入美术”（《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1919），以及徐悲鸿的“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中国画改良论》，1920），都是对中国绘画长久以来临古复古的积弊和对国人写实能力欠缺发出的感叹。在这里，现实主义被释读为写实性，被认为可以成为启蒙的武器。中国推动向西方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与追求。
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氛围，众多艺术家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底层民众生活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混乱和苦痛，反映了强烈的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如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油画，1940）、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油画，1940）、王悦之的《弃民图》（油画，1930-1934）等。这些作品以写实的表现手法再现了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画家的人文情怀，并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它们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4]。 到了20世纪50至60年代，时代风潮为之一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当时首要历史任务，而文艺的首要任务则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在文艺创作中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且成为了中国艺术创作的唯一形式，要求艺术家围绕现实需求，对艺术创作做具体的、历史的描绘。此外，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的同时还要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如尚辉先生所言，这是一种理想的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5]这个时期涌现了一些优秀的经典之作，如20世纪50年代的《开国大典》（董希文）、《地道战》（罗工柳）、《红军过雪山》（艾中信）等，20世纪60年代的《毛主席在井冈山》（罗工柳）、《血衣》（王式廓）、《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侯一民）、《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靳尚谊）、《狼牙山五壮士》（詹建俊）、《井冈山会师》（王式廓）、《金色的季节》（朱乃正）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注重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和重建，讲求对真实人物形象的细节塑造，而且注重艺术家对历史事件在不离开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大胆的剪裁、概括处理，强化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表达。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品从根本上来说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进行的，在艺术语言上总体上是朴素自然的，有着其独特的审美意义和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艺术家们开始直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回到现实中的世界，此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真实人性、人情的发掘与表达，继而开始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油画创作。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相当多的青年画家把目光转向了社会的底层，于是农村题材和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题材便构成了乡土现实主义绘画的主流，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便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代表作。他们关注当下，以质朴、率真的画风，细腻真实的情感，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思考，从而把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从政治图解和单一模式中挣脱出来，在恢复了对社会现实的真诚观照和接受了西方各种绘画技巧之后，逐步开始了对绘画本体的研究和对主体意识的发掘”[6]。
但这种良好现象却在“85新潮美术”运动及其后逐渐消失，乡土现实主义趋于衰微，逐渐走向世俗化方向，甚至成为“商品画”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渐趋成为一种自我价值取向的个体化体现，其在美术创作中的主流地位亦岌岌可危。乡土现实主义到底是不是可以表达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成为了众多美术创作者思考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新生代画家再一次把个人的眼光投注到当下的现实生活，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亦普遍增强。此时主题性创作虽仍存在，但创作题材更加广阔，他们对个人的生存状态和自身周遭世界的变化更加关注，“平凡的世界”成了他们创作的出发点，表现现实代替理想批判。新生代的畫家们往往不按照既定的模式来描绘现实，而是以一种无聊、调侃、嘲讽和猎奇的态度去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存现状，通过个人叙事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如刘小东、韦蓉等画家的诸多作品，这样的视角正是对社会需要反映时代真实状态的艺术回应。这种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这一时期的油画创作呈现一种多元并存的面貌。同时，他们在形式上的追求、艺术观念的转换、语言表现技巧的深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油画艺术的表现空间得到提升和充实，但绘画创作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仍然有待加强。
三、20世纪中国油画创作中现实主义的价值立场
“当前世界艺术是以多元结构为特征的，虽然后现代是观念艺术的主流，但其他艺术形态同样并存。正是后现代对传统的回归而反叛了当年以反叛传统而宣称代表艺术未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的这种回归与反叛在本质上说明人类艺术思想及行为上并不满足单一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形式而形式’的脱离社会现状的个人宣泄，而希望在精神上寻找到寄托，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从而以艺术来安慰由于物欲横流而带来的精神空虚及困惑，并满足审美的需要。”[7]
当人们从西方现代后现代语境中冷静下来后才发现，现实主义绘画依然坚挺地存在于20世纪的艺术创作中。这个从西方引进的观念和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何以有如此顽强的艺术生命呢？
“首先，中国儒家美学的‘文以载道’、‘经世致用’及‘兴观群怨’等文化传统，与现实主义有着某种先天的亲和性，现实主义易于在中国找到‘生存场域’。其次，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动荡，使‘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大有作为。”[8]另外，在新时期，现实主义还是作为对“85美术新潮”以来当代艺术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混乱局面的反思与批判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在当前中国的存在有着其自身的价值诉求，其具有的对现实的关怀和价值理念在新的语境中亦呈现新的意义延伸。
当然，提及上述，都不能离开现实主义自身特点来谈。
现实主义是叙事的文本，它的基本创作原则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的典型环境，“是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社会历史环境，它的属性是具体社会关系与充分历史潮流的统一”[9]。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充分的历史潮流的统一意味着时代的特征，这是现实主义的叙事背景，也是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而在现代后现代的艺术语境下，叙事文本遭到了颠覆，关于时代特征的体现被个人化的主观表现所遮蔽。所以，现实主义绘画对时代特征的表现，是由其自身特点决定的，这个对时代特征把握上的优势无疑是现实主义绘画在当前一直存在的重要原因。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的变革，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需要艺术去表现，时代精神的传达也离不开艺术去反映，这正为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无疑，当今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曾经的政治标牌和道德要求，已经彻底摆脱了历史境况所赋予它的额外负荷，其作为一种创作理念的提出已是艺术家在当下语境里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自觉选择。 不过，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对于现实主义概念本身意义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变化。它既有相对稳定的内在规定性，但又随时空条件的转化而发生内涵的增减，在不同的时空交汇点上现实主义亦承载不同的人文价值。
以现实主义绘画的表现技法而论，它过去似乎更多强调“写实性”，如今谈及“写实”，理论界更愿意将之称为“具象”，这就使得写实绘画在语言及技法上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这使得现实主义在使用技法上获得了更大的宽容度，具有了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更是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其他诸多流派的创作方法可为之吸收。除此，现实主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精神层面的要求。现实主义更为关注艺术作品的精神与品格，即现实主义要反映怎样的人生态度、塑造怎样的精神形态和审美指向。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赋予艺术的精神与品格也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因此，精神与品格问题成为艺术家对所处时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追问，是艺术家对现实的审美价值判断和精神指向。
四、结语
在艺术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架上绘画如何适应变化了的艺术格局和审美趣味，坚守我国绘画艺术长期以来的艺术态度和基本方向，紧扣时代脉搏，凸显时代风貌就显得异常重要。当前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应该是：在精神内涵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彰显时代精神，体现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取向。这也正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新时期以来，绘画艺术通过对现实的反映与批判，高扬人的存在、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选择关注社会真实，通过艺术介入社会现实的立场。民工、矿工、城乡对立、环境污染、城市化乃至全球化、國际关系等当下的社会问题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他们的视野。仅就现实主义而言，当下艺术创作题材向社会现实的回归无疑有积极意义。不过，现实主义绝不仅仅是当下社会现实中的视觉资料的简单抄袭和挪用，在再现现实真实的背后，应是艺术家真挚的情感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和深切关注，从而传达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审美观念亦产生变化，艺术语言表达方式和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亦会有异，现实主义油画创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呈现新的艺术魅力，并以其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生存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金子筑水.现实主义哲学的研究[M].蒋径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368.
[2]秦宣夫.秦宣夫文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7.
[3]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M].刘象愚，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42.
[4][5]尚辉.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J].文艺研究，2007（6）：94，96.
[6]王林.王林论绘画[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27.
[7]孙文刚.论现实主义绘画的生命力[J].艺术探索，2001（4）：56.
[8]刘晓陶，黄丹麾.“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未来走向？[J].美术观察，2007（2）：17.
[9]王向峰.现实主义的美学思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65.
作者简介：
鲍时东，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
关键词：现实主义；价值指向；真实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赣鄱地域文化与红色题材绘画创作”（18YS14）研究成果；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YS17104）研究成果。
现实主义的绘画创作在整个艺术史上曾占重要位置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它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生动记录，也是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特定方式，是人类精神宝库不可多得的财富。20世纪以来，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在实践上的探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不过，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却一直从未停止，21世纪初期“重振现实主义”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再思考。此间，对现实主义的认识、理解不乏真知灼见，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所以，对于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内涵，以及对其在20世纪不同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的演变而发生的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进行追索、梳理显得很是必要。
一、绘画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早已有之。它强调经验依据，强调现实功利。正如金子筑水所言：“现实主义的目的，在求现实生活的确立而发达；为求达此目的把捉确实的经验的事实以为基础而希图实际生活的进步发达，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1]现实主义作为绘画创作中的一个概念，第一次是由库尔贝在1855年的个人作品展上提出的。他声称，“绘画主要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它只能是真实的和存在著的事物的再现，绘画是用一切可视的事物组成的一种物质语言；抽象的东西看不见，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不属于绘画的领域。艺术想象力的作用在于探索现实事物的最完美表现，而不是虚构或创造现实事物”。[2]后来，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夫勒及其学生杜朗蒂进一步明确：“艺术应该忠实地表现这个真实的世界，因此，它应该通过精微的观察和仔细的辨析来研究当代的生活和风俗。它应该不动感情地、非个人地、客观地表现现实。”[3]
可见，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对待现实要以客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内涵是追求真实，注重对现实的客观描写，强调细节真实和典型形象的提炼，为了达到这种客观、真实的艺术追求，现实主义摒弃了神话、传奇和理想化的题材，抛弃离奇、偶然的情节架构，排除不切实际的幻想，排斥纯粹的抽象和虚构，注重人物和客观事件的刻画，并突显细节描写，讲究情节的真实性和内在逻辑性，以形象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来感染观众。然而现实主义又不同于纯粹的写实性，其作品不只是对自然的如实描绘。在现实主义的“真实”后面，隐藏着更为深层并有所选择的训谕动机，即文艺作品除了真实地反映生活，还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能够反映出生活内在的、带有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时不仅要再现现实世界的范本，而且要表达心中的理念。艺术家为了深刻揭示生活的本质，则常常需要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并经概括、重组加工，既而创造最具意义的形象，一如恩格斯强调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在精神层面上与写实主义区别开来；而对细节描写的追求则又使它与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诸流派区别开来。最后，现实主义显示了强烈的批判性（精神层面的要求），这一主体意识的参与又使其超过并有别于自然主义作品。艺术家关注自然、社会，以真情实感去体验，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劳动的歌颂及对事物的判断，并形成其独立的美学观，使现实主义绘画作品具有深厚的批判精神和人道关怀，进而使其具备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并使现实主义绘画本身具有永恒的价值，从而使其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其艺术价值的本质所在。至今，我们仍可从诸多现实主义作品中感受到这种价值及审美意义，它们仍以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二、现实主义内涵在20世纪油画艺术创作中
的发展演变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跨语际传播，深受民族文化视域的影响和历史功利性的制约，并伴随中国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开始引进现代性，有识之士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思想应是改造中国文化的理想模式，而在美术领域倡导写实则是这种科学、民主精神的体现。然而，当时人们却对现实主义仅理解在写实的层面上，而忽略了现实主义中包含的观念和更深层的文化意味。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一直在文艺界备受推崇，在美术上表现出来的是西方写实方式的引入，其中包括康有为的“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陈独秀的“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美术革命》， 1918）、蔡元培的“用科学方法注入美术”（《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1919），以及徐悲鸿的“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中国画改良论》，1920），都是对中国绘画长久以来临古复古的积弊和对国人写实能力欠缺发出的感叹。在这里，现实主义被释读为写实性，被认为可以成为启蒙的武器。中国推动向西方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与追求。
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氛围，众多艺术家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底层民众生活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混乱和苦痛，反映了强烈的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如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油画，1940）、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油画，1940）、王悦之的《弃民图》（油画，1930-1934）等。这些作品以写实的表现手法再现了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画家的人文情怀，并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它们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4]。 到了20世纪50至60年代，时代风潮为之一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当时首要历史任务，而文艺的首要任务则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在文艺创作中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且成为了中国艺术创作的唯一形式，要求艺术家围绕现实需求，对艺术创作做具体的、历史的描绘。此外，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的同时还要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如尚辉先生所言，这是一种理想的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5]这个时期涌现了一些优秀的经典之作，如20世纪50年代的《开国大典》（董希文）、《地道战》（罗工柳）、《红军过雪山》（艾中信）等，20世纪60年代的《毛主席在井冈山》（罗工柳）、《血衣》（王式廓）、《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侯一民）、《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靳尚谊）、《狼牙山五壮士》（詹建俊）、《井冈山会师》（王式廓）、《金色的季节》（朱乃正）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注重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和重建，讲求对真实人物形象的细节塑造，而且注重艺术家对历史事件在不离开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大胆的剪裁、概括处理，强化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表达。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品从根本上来说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进行的，在艺术语言上总体上是朴素自然的，有着其独特的审美意义和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艺术家们开始直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回到现实中的世界，此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真实人性、人情的发掘与表达，继而开始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油画创作。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相当多的青年画家把目光转向了社会的底层，于是农村题材和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题材便构成了乡土现实主义绘画的主流，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便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代表作。他们关注当下，以质朴、率真的画风，细腻真实的情感，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思考，从而把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从政治图解和单一模式中挣脱出来，在恢复了对社会现实的真诚观照和接受了西方各种绘画技巧之后，逐步开始了对绘画本体的研究和对主体意识的发掘”[6]。
但这种良好现象却在“85新潮美术”运动及其后逐渐消失，乡土现实主义趋于衰微，逐渐走向世俗化方向，甚至成为“商品画”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渐趋成为一种自我价值取向的个体化体现，其在美术创作中的主流地位亦岌岌可危。乡土现实主义到底是不是可以表达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成为了众多美术创作者思考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新生代画家再一次把个人的眼光投注到当下的现实生活，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亦普遍增强。此时主题性创作虽仍存在，但创作题材更加广阔，他们对个人的生存状态和自身周遭世界的变化更加关注，“平凡的世界”成了他们创作的出发点，表现现实代替理想批判。新生代的畫家们往往不按照既定的模式来描绘现实，而是以一种无聊、调侃、嘲讽和猎奇的态度去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存现状，通过个人叙事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如刘小东、韦蓉等画家的诸多作品，这样的视角正是对社会需要反映时代真实状态的艺术回应。这种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这一时期的油画创作呈现一种多元并存的面貌。同时，他们在形式上的追求、艺术观念的转换、语言表现技巧的深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油画艺术的表现空间得到提升和充实，但绘画创作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仍然有待加强。
三、20世纪中国油画创作中现实主义的价值立场
“当前世界艺术是以多元结构为特征的，虽然后现代是观念艺术的主流，但其他艺术形态同样并存。正是后现代对传统的回归而反叛了当年以反叛传统而宣称代表艺术未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的这种回归与反叛在本质上说明人类艺术思想及行为上并不满足单一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形式而形式’的脱离社会现状的个人宣泄，而希望在精神上寻找到寄托，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从而以艺术来安慰由于物欲横流而带来的精神空虚及困惑，并满足审美的需要。”[7]
当人们从西方现代后现代语境中冷静下来后才发现，现实主义绘画依然坚挺地存在于20世纪的艺术创作中。这个从西方引进的观念和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何以有如此顽强的艺术生命呢？
“首先，中国儒家美学的‘文以载道’、‘经世致用’及‘兴观群怨’等文化传统，与现实主义有着某种先天的亲和性，现实主义易于在中国找到‘生存场域’。其次，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动荡，使‘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大有作为。”[8]另外，在新时期，现实主义还是作为对“85美术新潮”以来当代艺术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混乱局面的反思与批判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在当前中国的存在有着其自身的价值诉求，其具有的对现实的关怀和价值理念在新的语境中亦呈现新的意义延伸。
当然，提及上述，都不能离开现实主义自身特点来谈。
现实主义是叙事的文本，它的基本创作原则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的典型环境，“是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社会历史环境，它的属性是具体社会关系与充分历史潮流的统一”[9]。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充分的历史潮流的统一意味着时代的特征，这是现实主义的叙事背景，也是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而在现代后现代的艺术语境下，叙事文本遭到了颠覆，关于时代特征的体现被个人化的主观表现所遮蔽。所以，现实主义绘画对时代特征的表现，是由其自身特点决定的，这个对时代特征把握上的优势无疑是现实主义绘画在当前一直存在的重要原因。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的变革，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需要艺术去表现，时代精神的传达也离不开艺术去反映，这正为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无疑，当今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曾经的政治标牌和道德要求，已经彻底摆脱了历史境况所赋予它的额外负荷，其作为一种创作理念的提出已是艺术家在当下语境里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自觉选择。 不过，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对于现实主义概念本身意义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变化。它既有相对稳定的内在规定性，但又随时空条件的转化而发生内涵的增减，在不同的时空交汇点上现实主义亦承载不同的人文价值。
以现实主义绘画的表现技法而论，它过去似乎更多强调“写实性”，如今谈及“写实”，理论界更愿意将之称为“具象”，这就使得写实绘画在语言及技法上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这使得现实主义在使用技法上获得了更大的宽容度，具有了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更是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其他诸多流派的创作方法可为之吸收。除此，现实主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精神层面的要求。现实主义更为关注艺术作品的精神与品格，即现实主义要反映怎样的人生态度、塑造怎样的精神形态和审美指向。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赋予艺术的精神与品格也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因此，精神与品格问题成为艺术家对所处时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追问，是艺术家对现实的审美价值判断和精神指向。
四、结语
在艺术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架上绘画如何适应变化了的艺术格局和审美趣味，坚守我国绘画艺术长期以来的艺术态度和基本方向，紧扣时代脉搏，凸显时代风貌就显得异常重要。当前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应该是：在精神内涵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彰显时代精神，体现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取向。这也正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新时期以来，绘画艺术通过对现实的反映与批判，高扬人的存在、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选择关注社会真实，通过艺术介入社会现实的立场。民工、矿工、城乡对立、环境污染、城市化乃至全球化、國际关系等当下的社会问题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他们的视野。仅就现实主义而言，当下艺术创作题材向社会现实的回归无疑有积极意义。不过，现实主义绝不仅仅是当下社会现实中的视觉资料的简单抄袭和挪用，在再现现实真实的背后，应是艺术家真挚的情感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和深切关注，从而传达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审美观念亦产生变化，艺术语言表达方式和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亦会有异，现实主义油画创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呈现新的艺术魅力，并以其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生存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金子筑水.现实主义哲学的研究[M].蒋径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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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时东，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