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尤其文士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他们总是最早、最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震荡，因此便较其他阶层的人群走过了更为繁复、更为艰难的心路历程。
　　袁济喜的《人海孤舟——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一书，以汉魏六朝为切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士人所走过的凄寂孤哀的心路：两汉时代，士与帝王之间已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君臣、师友、同道诸多关系，而仅存单一的君臣关系，甚至如同主仆。这一根本上的变化决定了士在价值取向上与封建专制社会的龃龉，因此无论盛世抑或衰世，士的孤哀是永恒的。宦海翻波，仕途险恶，令他们心生恐惧而孤独；天地悠悠，人生苦短，令他们在人与宇宙的重新定位中，因悲怆而孤独；战乱频仍，王朝更迭，又使他们因身世飘零而孤独。
　　一位德国名医说：“男人是人类的肌肉，女人是人类的神经。”这无疑是关于男女两性之异同的妙论，然就社会的不同群体而言，文士便是人类社会的神经。他们对社会的感知和反射最为敏锐，而且往往具有超前性。抓住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便是把握了这一时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底蕴，以此为基点看文士，便会对他们的言行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如阮籍的吊邻女、哭穷途，以及《世说新语》中许多士人的乖张之举，与其说是率意疏放，不如说是内心苦闷孤独的外化。
　　在此书之前，作者已有专著《两汉精神世界》问世，框架上虽是通史笔法，但材料研究的深入与广泛已为本书做了坚实的铺垫。其中关于“天人之学”及“士的命运”等章节，直可与本书相接轨。两书对历史氛围、时代精神的把握颇有独到之处。
　　孤独的心灵，最需要慰藉。由此想到孤独的文士往往最喜欢寻找同道，成群结党。从东汉清议引出的党锢之祸起，唐代之牛党李党，宋代之新党旧党，明代之阉党、东林党，党派之争(或与政治斗争相裹胁者)历代不绝。而从两千多年前孔老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疾呼看，结党之事由来已久，且何者为“群”，何者为“党”，竟很难分辨得清。这是研究文士时所需要注意的另一个侧面。
　　“社会神经”的特殊性质，决定文士是人生活剧中最投入的演员和最清醒的看客。最投入时可以“为知己者死”；最清醒时则把世上纷争均视为蜗角之争，有道是：“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里斗英雄。”(白居易《禽虫十二章》)只可惜他们上舞台时缺少几分科克兰派的冷静，作看客时又完全失去了斯坦尼式的热情，绝少允得其中。
　　关于封建社会中士的命运，温州师大黄世中先生亦有卓见。他以为千古文人的心路历程是一个怪圈：他们靠四书五经步入士林，自然怀有儒家“兼济”之心，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然而他们的价值取向与封建君主相格，理想的幻灭使他们或放浪形骸如嵇、阮；或寄情山水如二谢、韦、柳；或于神仙释老中寻求精神解脱如李白、王维、王安石；或在红裙翠袖中希冀心灵的安慰如柳永、袁枚。然而所有这些均不能从根本上消解他们灵魂的孤独与痛苦。他们中的许多人仕而隐、隐而仕，在宗教、山水与女性之间反复徘徊，直至灵魂的彻底绝望。这时，生命存在与否便毫无意义。缤纷瑰丽的文学艺术作品即是他们心路历程的外化和演绎。然而即便他们对自身彻底绝望之时，仍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要儿孙读经入仕，走“致君尧舜”之路。这便使一代又一代封建文人走着周而复始的老路，形成一个封闭的怪圈。这是一番非常精辟的见解。
　　袁济喜关于汉魏六朝士的研究与黄世中的见解颇有互通互补之处。汉魏六朝士的心路历程，实是千古文人怪圈的缩微显现。若把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放到黄世中的“千古文人怪圈”中，无疑会在新的视点上产生新的认识。
　　(《人海孤舟》，袁济喜著，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版，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