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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两朝状元产生最多的地方是江浙两省,苏州籍的状元数量为江浙之冠。洪钧和陆润庠是晚清时苏州地区比较出名的状元。洪钧出使四国,陆润庠有民办企业开拓之功。事业以外,二人雅好翰墨,洪钧以苏东坡为体柳公权为骨,陆润庠得欧阳询的神髓。
关键词:洪钧;陆润庠;科举;书法;民办企业
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也是中国士人中的顶尖人物,是传统文化大家庭中的旗帜。从唐朝到清朝的1300多年间产生了590位状元,在这群队伍里,先后走出了无数名臣贤相、书坛巨子,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历史话剧。
从隋朝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官僚队伍几乎全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幸运者组成。柳公权、文天祥、王十朋、张孝祥、商辂、吴宽、杨升庵、申时行、翁同稣……犹如浩瀚天际里的明星,闪烁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之中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疑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在明清两朝,朝廷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的局面。国家的行政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
在明清两朝,江浙两省文风盛行,是产生状元最多的地方,而人杰地灵的苏州又为江浙之冠。由于身处本地和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了解,使我对状元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确立了自己收藏和研究的方向:明清状元书画。从此苏州十全街、怡园、北寺塔,以及各地的文物商店、博物馆、书画拍卖会,是我去过最多的地方。寻觅走访,倾听操着依依吴语的老辈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苏州们引以为傲的“红状元”和“绿状元”。
“红状元”“绿状元”讲的就是同治七年的状元洪钧和同治十三年的状元陆润庠, “红绿”在苏州方言中和“洪陆”为同音。
洪鈞,字陶士,号文卿,原籍安徽休宁,先世经商,曾祖时迁居苏州。洪钧出生时已家道中落,父亲要他放弃儒业,学习经商。洪钧心有大志,执意恳请不从,才得以继续攻读。同治三年(1864年),洪钧考中江南乡试举人,同治七年(1868年),而立之年的洪钧终于大魁天下,以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从此走上了仕途。洪钧先后出任湖北、江西学政,升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参与编纂了《穆宗毅皇帝实录》。光绪十三年起,受命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4国,以外交大臣身份搜集了西方史学方面的资料,佐证增补《元史》,撰成《元史译文证补》30卷,开中国学界利用外国资料研究元史的先河。他发明了使用地支(子、丑、寅、卯等12生肖)代替月份,用律诗“平水韵”中的韵目(东、冬、江等31字)代替日期的电报纪日法,改革了当时电报字码,使之与国外大致统一。这套记录日期的方法,从光绪、宣统、民国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整使用了70多年。他善于思索,颇有政治预见,能敏锐地分析和观察国际政治形势。在出任外交大臣期间,他通过对西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分析,特别是国际形势的研究分析,预计欧洲将爆发战争,并及时向慈禧太后奏疏报告: “看中、欧形势而言,欧洲多事,则中国稍安。有见识者以为不出十年将发生欧洲战事。”“英国则常为局外之观,惟俄(国)则有吞并之志,法(国)则复仇之心,德(国)则惟日孜孜以秣马厉兵为事,俄、奥两国现在甚有违言,调兵增戎。”因此,他向清廷建议:中国应当抓紧时机, “修明政事,讲究戒备”“时不可失”(洪钧日记,同治9年至同治19年)。后来,欧洲果真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验证了洪钧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洪钧在《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碑传合集》等典籍都有立传。
古代士人,早年写一手好字只是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当时士子们为了进身官场,除了一肚子的八股文外,还得写好考试规定的楷书,就是要“墨乌黑,字方整,笔光润”,达到“乌方光”的统一标准。这种书法,后人统称之为馆阁体。经过明清数百年的发展,这种字体到晚清已呈现出完全成熟的态势,其特点即圆熟精准。王文治尝称馆阁体:“端雅正宜书制诰。”[1]除此之外,乾嘉以后,碑学中兴,便有书法家、学者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洪亮吉批评它“干手雷同”。先有金农、郑板桥在汉碑方面的创新隶笔,继之有钱沣在颜碑方面的拓展,其他如邓石如的秦篆,伊秉绶、何绍基的汉隶,赵之谦、张裕钊的魏碑,以及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鼓吹推崇北碑等。一时碑学盛行,风靡全国。
书法是洪钧政治生涯以外的业余爱好。在当时流行的碑学风气里,洪钧并没有被完全淹没,他略参北碑用笔,又保留了帖学的精准,使其书法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士人气象。
洪钧早年学苏轼、米芾、钟繇。我藏有其所书楹联、屏条、扇面多件。其书风洒脱,功力深厚,书写内容大都是前贤警句格言,如为韶臣三兄世大人所书行草立轴: “画屧苍苔陌上踪,一春心事怨吴侬,晓风欲倩游丝馆,愁杀寒山寺里钟。”韶臣乃张景春,安徽肥西人,清咸丰年间入袁甲三部,参加镇压太平军,战功卓著。后加入淮军,官至记名提督,苏松镇总兵,统领一方。洪钧祖籍和张景春同属安徽,具同乡之谊,且张景春时任苏松镇总兵(负责苏州、松江地区军事防务),驻军崇明,和苏州相距百里。此幅所作虽未署年款,从书风看应是洪钧高中状元后的作品。整幅作品姿意挥洒,收放自如,无一笔馆阁习气,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春风得意之感。从中可以窥见此时洪钧的书风受到了李邕、《张猛龙碑》的影响。《清代七百名人传》载: “其中年后专工碑版,喜作擘窠大字,字字都入碑意,苍润雄劲,质朴高古,为世人所重。”苏州博物馆内有块“鹤与琴书之室”匾,系洪钧传世墨迹。又见洪钧为拙政园补园所书的行楷题匾“三十六鸳鸯馆”,取势开张、线条稳健,与所谓金石名家们相比亦有锵锵金石味,而潇洒的用笔则是他们绝无的。
洪钧无意于成为书法界引领风尚的人物,但于当时的书法革新是有充分认知的,并为此付诸实践。在清末同光时期,洪钧是一位颇有创新意识和艺术造诣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应有其历史地位。
让洪钧名声口口相传,名扬海内的却不是他的书法造诣,也不是他的政绩才学,而是因为一本小说《孽海花》。每逢洪钧传纪中总会有一句: “有妾名赛金花也!”赛金花,其名赵彩云,安徽黔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的花船上为妓。光绪1887年,洪钧丁忧在家,对彩云一见倾心,加之彩云聪明伶俐,遂纳为妾。不久洪钧奉旨为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使彩云陪同洪钧出洋。出使期间,彩云以公使夫人名义周旋于上流社会,见多识广。回国后,洪钧任兵部左侍郎,居京城。光绪十九年(1 893年)洪钧因病去世。赵彩云在护送洪钧棺柩南返苏州途中,被迫离开洪家,而洪钧给彩云留下的五万大洋又给族入侵吞。彩云一时生活无着,只得重操旧业。先后改名曹梦兰、傅彩云、赛金花。赛金花在上海公然挂出状元夫人牌子接客,引起了苏州士绅的强烈不满。洪钧的儿女亲家状元陆润庠面上挂不住了,觉得赛金花有损状元脸面,遂致电松江知府将其逐出上海。赛金花只得北上到天津、北京挂牌营业,这才有了后来的赛金花与瓦德西意外相逢。金松岑、曾朴根据洪钧和赛金花的经历前后写出了长篇谴责小说《孽海花》,在当时引起轰动,连印15版,一时洛阳纸贵。
关键词:洪钧;陆润庠;科举;书法;民办企业
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也是中国士人中的顶尖人物,是传统文化大家庭中的旗帜。从唐朝到清朝的1300多年间产生了590位状元,在这群队伍里,先后走出了无数名臣贤相、书坛巨子,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历史话剧。
从隋朝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官僚队伍几乎全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幸运者组成。柳公权、文天祥、王十朋、张孝祥、商辂、吴宽、杨升庵、申时行、翁同稣……犹如浩瀚天际里的明星,闪烁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之中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疑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在明清两朝,朝廷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的局面。国家的行政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
在明清两朝,江浙两省文风盛行,是产生状元最多的地方,而人杰地灵的苏州又为江浙之冠。由于身处本地和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了解,使我对状元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确立了自己收藏和研究的方向:明清状元书画。从此苏州十全街、怡园、北寺塔,以及各地的文物商店、博物馆、书画拍卖会,是我去过最多的地方。寻觅走访,倾听操着依依吴语的老辈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苏州们引以为傲的“红状元”和“绿状元”。
“红状元”“绿状元”讲的就是同治七年的状元洪钧和同治十三年的状元陆润庠, “红绿”在苏州方言中和“洪陆”为同音。
洪鈞,字陶士,号文卿,原籍安徽休宁,先世经商,曾祖时迁居苏州。洪钧出生时已家道中落,父亲要他放弃儒业,学习经商。洪钧心有大志,执意恳请不从,才得以继续攻读。同治三年(1864年),洪钧考中江南乡试举人,同治七年(1868年),而立之年的洪钧终于大魁天下,以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从此走上了仕途。洪钧先后出任湖北、江西学政,升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参与编纂了《穆宗毅皇帝实录》。光绪十三年起,受命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4国,以外交大臣身份搜集了西方史学方面的资料,佐证增补《元史》,撰成《元史译文证补》30卷,开中国学界利用外国资料研究元史的先河。他发明了使用地支(子、丑、寅、卯等12生肖)代替月份,用律诗“平水韵”中的韵目(东、冬、江等31字)代替日期的电报纪日法,改革了当时电报字码,使之与国外大致统一。这套记录日期的方法,从光绪、宣统、民国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整使用了70多年。他善于思索,颇有政治预见,能敏锐地分析和观察国际政治形势。在出任外交大臣期间,他通过对西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分析,特别是国际形势的研究分析,预计欧洲将爆发战争,并及时向慈禧太后奏疏报告: “看中、欧形势而言,欧洲多事,则中国稍安。有见识者以为不出十年将发生欧洲战事。”“英国则常为局外之观,惟俄(国)则有吞并之志,法(国)则复仇之心,德(国)则惟日孜孜以秣马厉兵为事,俄、奥两国现在甚有违言,调兵增戎。”因此,他向清廷建议:中国应当抓紧时机, “修明政事,讲究戒备”“时不可失”(洪钧日记,同治9年至同治19年)。后来,欧洲果真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验证了洪钧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洪钧在《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碑传合集》等典籍都有立传。
古代士人,早年写一手好字只是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当时士子们为了进身官场,除了一肚子的八股文外,还得写好考试规定的楷书,就是要“墨乌黑,字方整,笔光润”,达到“乌方光”的统一标准。这种书法,后人统称之为馆阁体。经过明清数百年的发展,这种字体到晚清已呈现出完全成熟的态势,其特点即圆熟精准。王文治尝称馆阁体:“端雅正宜书制诰。”[1]除此之外,乾嘉以后,碑学中兴,便有书法家、学者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洪亮吉批评它“干手雷同”。先有金农、郑板桥在汉碑方面的创新隶笔,继之有钱沣在颜碑方面的拓展,其他如邓石如的秦篆,伊秉绶、何绍基的汉隶,赵之谦、张裕钊的魏碑,以及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鼓吹推崇北碑等。一时碑学盛行,风靡全国。
书法是洪钧政治生涯以外的业余爱好。在当时流行的碑学风气里,洪钧并没有被完全淹没,他略参北碑用笔,又保留了帖学的精准,使其书法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士人气象。
洪钧早年学苏轼、米芾、钟繇。我藏有其所书楹联、屏条、扇面多件。其书风洒脱,功力深厚,书写内容大都是前贤警句格言,如为韶臣三兄世大人所书行草立轴: “画屧苍苔陌上踪,一春心事怨吴侬,晓风欲倩游丝馆,愁杀寒山寺里钟。”韶臣乃张景春,安徽肥西人,清咸丰年间入袁甲三部,参加镇压太平军,战功卓著。后加入淮军,官至记名提督,苏松镇总兵,统领一方。洪钧祖籍和张景春同属安徽,具同乡之谊,且张景春时任苏松镇总兵(负责苏州、松江地区军事防务),驻军崇明,和苏州相距百里。此幅所作虽未署年款,从书风看应是洪钧高中状元后的作品。整幅作品姿意挥洒,收放自如,无一笔馆阁习气,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春风得意之感。从中可以窥见此时洪钧的书风受到了李邕、《张猛龙碑》的影响。《清代七百名人传》载: “其中年后专工碑版,喜作擘窠大字,字字都入碑意,苍润雄劲,质朴高古,为世人所重。”苏州博物馆内有块“鹤与琴书之室”匾,系洪钧传世墨迹。又见洪钧为拙政园补园所书的行楷题匾“三十六鸳鸯馆”,取势开张、线条稳健,与所谓金石名家们相比亦有锵锵金石味,而潇洒的用笔则是他们绝无的。
洪钧无意于成为书法界引领风尚的人物,但于当时的书法革新是有充分认知的,并为此付诸实践。在清末同光时期,洪钧是一位颇有创新意识和艺术造诣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应有其历史地位。
让洪钧名声口口相传,名扬海内的却不是他的书法造诣,也不是他的政绩才学,而是因为一本小说《孽海花》。每逢洪钧传纪中总会有一句: “有妾名赛金花也!”赛金花,其名赵彩云,安徽黔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的花船上为妓。光绪1887年,洪钧丁忧在家,对彩云一见倾心,加之彩云聪明伶俐,遂纳为妾。不久洪钧奉旨为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使彩云陪同洪钧出洋。出使期间,彩云以公使夫人名义周旋于上流社会,见多识广。回国后,洪钧任兵部左侍郎,居京城。光绪十九年(1 893年)洪钧因病去世。赵彩云在护送洪钧棺柩南返苏州途中,被迫离开洪家,而洪钧给彩云留下的五万大洋又给族入侵吞。彩云一时生活无着,只得重操旧业。先后改名曹梦兰、傅彩云、赛金花。赛金花在上海公然挂出状元夫人牌子接客,引起了苏州士绅的强烈不满。洪钧的儿女亲家状元陆润庠面上挂不住了,觉得赛金花有损状元脸面,遂致电松江知府将其逐出上海。赛金花只得北上到天津、北京挂牌营业,这才有了后来的赛金花与瓦德西意外相逢。金松岑、曾朴根据洪钧和赛金花的经历前后写出了长篇谴责小说《孽海花》,在当时引起轰动,连印15版,一时洛阳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