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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勒弗维尔文化操纵翻译观的基本内容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文化因素影响时表现出的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 安德烈·勒弗维尔 文化操纵翻译观 译者主体性 张培基勒弗维尔是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翻译界常被誉为翻译研究学派的一大旗手。上世纪末期,他与巴斯内特共同呼吁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文化转向”研究,他们认为除了语言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化方面,比如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对翻译带来的影响。
张培基教授是一代翻译大家,尤其擅长中国现代散文翻译的英译工作。《英译现代中国散文选》是张培基先生众多翻译杰作之一,其中囊括了几乎所有现代优秀散文,这些优秀散文的英译版本给世界人民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一、安德烈·勒弗维尔与文化操纵翻译
安德烈·勒弗维尔从事教师工作二十余载,其间,他边工作边潜心研究翻译,取得硕果累累,发表了大量译著和论著,成为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核心人物,主要理论著作有《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和一个蓝图》,《翻译 历史 文化 读本》。勒弗维尔认为:除了转换语言外,翻译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文化互动的研究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勒弗维尔提出翻译的三大制约因素为: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
二、张培基与中国现代散文
与西方散文不同,中国散文语言质朴,表现形式自由,融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十分注重保持“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因此,中国散文的英译过程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张培基先生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以通俗易懂的词汇、短小精悍的句子、恰当的翻译策略,妥帖地处理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精准地传播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三、文化操纵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换了原文的语言,受到了一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翻译原作时会进行文化方面的改写,因此,翻译是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译者心中已经有一定的目的,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译者要进行选择,所以译者不可能中立、客观地翻译原作。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根据原作品进行的再创作,译者“折射”,“改写”或“重写”了原作。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四、案例分析
中国现代散文主要依靠意境表达中心思想,意境是以虚幻的景象表达客观事物,因此,中国现代散文总是如天边浮云一般,让人捉摸不透。与此同时,英语散文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描写,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张培基先生在翻译现代散文的时候,充分考虑到英语社会的意识形态,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大多数读者都能体会到中国现代散文的魅力。笔者将从意识形态、诗学、社会文化三方面,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因素对张培基先生翻译策略的影响。
1.意识形态。勒弗维尔认为,在译本的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尤其是受众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具有重大的影响。张培基先生在翻译中国现代散文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叶圣陶先生的散文《我坐了木船》中,“假如遇见了,把铺盖或者身上衣服带下去,也是异常难处得事儿”被译为“I will be a real fix if they rob me of,say,my bedding or clothing.”。“in a fix”是英语中的固定短语,意为“陷入困境”或 “尴尬”;张培基先生将“异常难处得事”替换为成语“in a fix”,传神的同时照顾到了英语受众的意识形态。
2.诗学。诗学,即目标语文化的文化观。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巨大,中文和英语之间不能进行对等翻译的词汇很多,为了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要选择意译的翻译技巧。
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朱自清的《背影》时,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技巧处理文化的差异。“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有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译为“I am all right except for a severe pain in my aim. I even have trouble using chopsticks or writing brushes. Perhaps it won’t be long now before I depart this life.”“大去”是文言文的表达,意为“辞世”,译者将其译为“depart this life”符合英语受众的文化观。
3.文化万象。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中西文化之间差异巨大,很多中国文化的常识,在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存在。
张培基先生把《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片段“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译为“Sometimes he also worked in the fields; early each summer,he turned farm-hand,transplanting rice for other people.As he had learned to transplant the seedlings in wonderfully straight rows,the peasants always asked him to help them.”。芒种是中国的 24 节气之一,英语社会文化中根本没有这一概念,张培基先生翻译时注意了这个问题,采用了意译,简洁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综上所述,翻译过程中,面对由意识形态、诗学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翻译难题,译者应发挥主动性解决翻译难题。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给广大译者树立了典范,值得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al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严丽.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看张培基散文英译[J].琼州学院学报,2012.
[5]陈洋.归化为主的中国现代散文翻译方法[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2.
关键词: 安德烈·勒弗维尔 文化操纵翻译观 译者主体性 张培基勒弗维尔是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翻译界常被誉为翻译研究学派的一大旗手。上世纪末期,他与巴斯内特共同呼吁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文化转向”研究,他们认为除了语言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化方面,比如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对翻译带来的影响。
张培基教授是一代翻译大家,尤其擅长中国现代散文翻译的英译工作。《英译现代中国散文选》是张培基先生众多翻译杰作之一,其中囊括了几乎所有现代优秀散文,这些优秀散文的英译版本给世界人民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一、安德烈·勒弗维尔与文化操纵翻译
安德烈·勒弗维尔从事教师工作二十余载,其间,他边工作边潜心研究翻译,取得硕果累累,发表了大量译著和论著,成为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核心人物,主要理论著作有《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和一个蓝图》,《翻译 历史 文化 读本》。勒弗维尔认为:除了转换语言外,翻译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文化互动的研究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勒弗维尔提出翻译的三大制约因素为: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
二、张培基与中国现代散文
与西方散文不同,中国散文语言质朴,表现形式自由,融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十分注重保持“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因此,中国散文的英译过程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张培基先生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以通俗易懂的词汇、短小精悍的句子、恰当的翻译策略,妥帖地处理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精准地传播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三、文化操纵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换了原文的语言,受到了一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翻译原作时会进行文化方面的改写,因此,翻译是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译者心中已经有一定的目的,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译者要进行选择,所以译者不可能中立、客观地翻译原作。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根据原作品进行的再创作,译者“折射”,“改写”或“重写”了原作。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四、案例分析
中国现代散文主要依靠意境表达中心思想,意境是以虚幻的景象表达客观事物,因此,中国现代散文总是如天边浮云一般,让人捉摸不透。与此同时,英语散文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描写,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张培基先生在翻译现代散文的时候,充分考虑到英语社会的意识形态,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大多数读者都能体会到中国现代散文的魅力。笔者将从意识形态、诗学、社会文化三方面,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因素对张培基先生翻译策略的影响。
1.意识形态。勒弗维尔认为,在译本的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尤其是受众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具有重大的影响。张培基先生在翻译中国现代散文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叶圣陶先生的散文《我坐了木船》中,“假如遇见了,把铺盖或者身上衣服带下去,也是异常难处得事儿”被译为“I will be a real fix if they rob me of,say,my bedding or clothing.”。“in a fix”是英语中的固定短语,意为“陷入困境”或 “尴尬”;张培基先生将“异常难处得事”替换为成语“in a fix”,传神的同时照顾到了英语受众的意识形态。
2.诗学。诗学,即目标语文化的文化观。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巨大,中文和英语之间不能进行对等翻译的词汇很多,为了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要选择意译的翻译技巧。
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朱自清的《背影》时,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技巧处理文化的差异。“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有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译为“I am all right except for a severe pain in my aim. I even have trouble using chopsticks or writing brushes. Perhaps it won’t be long now before I depart this life.”“大去”是文言文的表达,意为“辞世”,译者将其译为“depart this life”符合英语受众的文化观。
3.文化万象。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中西文化之间差异巨大,很多中国文化的常识,在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存在。
张培基先生把《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片段“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译为“Sometimes he also worked in the fields; early each summer,he turned farm-hand,transplanting rice for other people.As he had learned to transplant the seedlings in wonderfully straight rows,the peasants always asked him to help them.”。芒种是中国的 24 节气之一,英语社会文化中根本没有这一概念,张培基先生翻译时注意了这个问题,采用了意译,简洁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综上所述,翻译过程中,面对由意识形态、诗学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翻译难题,译者应发挥主动性解决翻译难题。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给广大译者树立了典范,值得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al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严丽.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看张培基散文英译[J].琼州学院学报,2012.
[5]陈洋.归化为主的中国现代散文翻译方法[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