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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在他的两部生态小说《生态乌托邦》和前传《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都运用了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的观念。女性主义视角在这两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表现为确立性别平等，男性愿意承认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和女性的潜在领导力，这对于建设一个非剥削性质的社会是绝对必要的。卡伦巴赫和生态女性主义者一样，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和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才能契合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及《生态乌托邦》的文本细读，试图探讨卡伦巴赫如何在这两部小说中呈现性别和生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生态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性别平等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正义转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教授。
[译者简介]华媛媛，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讲师（辽宁大连 116000）。
一
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行出版小说《生态乌托邦》（Ecotopia），由此名声大噪，并于1981年出版了前传《生态乌托邦之诞生》（Ecotopia Emerging）。卡伦巴赫因《生态乌托邦》备受瞩目，然而《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则能为组建绿色政党提供更为实用的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生态地区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国家。《生态乌托邦》与大部分典型乌托邦作品相似，更趋于对已建立社会的静态描述；而《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则侧重表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的动态过程。但最为重要的是，这两部小说都体现了卡伦巴赫的女性主义视角。卡伦巴赫认为，确立性别平等观念，男性愿意承认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和女性的潜在领导力，这对于建设一个非剥削性质的社会，建立一种尊重人类和自然界共存关系的经济体系，是绝对必要的。
卡伦巴赫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使其支持者将其作品与其他女性主义乌托邦及反乌托邦（dystopian）作品归为一类，而反对者则认为他的小说非辩证地片面夸大了女性的力量。支持者的归类较为恰当，有助于读者理解卡伦巴赫小说的持久影响力；而其反对者，或批判其专制主义，或批判其田园主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反映出这些批评家的经济决定论和生物本质主义取向。批判卡伦巴赫专制主义的作家包括丹尼斯·伦辛（Dennis Lensing）和彼得·费汀（Peter Fitting）等；批判其田园主义缺失的批评家包括布伦·索梅（Bülent Somay）和海因茨·柴可勒（Heinz Tschachler）。其中，海因茨还指责索梅的经济决定论言论，却对自己的本质主义观点视而不见。
二战前的乌托邦作品具有典型性，乌托邦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通常都很完善。这种静态表现适用于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作品，包括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她乡》（Herland）。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作家尤其是女性主义作家，更多地关注“优托邦”（eutopias）而不是“乌托邦”。顾名思义，“优托邦”指的是一个正在建设的美好的地方。正如费汀在其1985年撰写的文章中提到的：“和传统乌托邦作品中的社会具有统一、永恒不变的特点不同，这些新作品强调权利分散和合作，侧重描绘在建社会。这类社会正在形成并不断变化。”①有批评声音认为，《生态乌托邦》是传统乌托邦作品，所以其描绘的是一个静态社会体系，该体系拒绝创新，缺乏内部冲突。似乎为了阻止这类批评声音，卡伦巴赫决定让威廉·韦斯顿和生态乌托邦记者伯特·卢可曼就以下论点展开具体辩论：
“难道这种稳定的状态不会变得一成不变吗……？”
“嗯，别忘了我们其实不必保持稳定。尽管这个体系具有稳定性，但我们可以稳中有变。”
“但这意味着放弃任何发展的观念。一旦达到那个稳定点，就会保持稳定，像肿块一样。”
“听起来也许像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稳定点。我们一直努力地接近它，但我们从来不可能到达。你知道我们就‘做什么’问题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其实我们除了在根源问题上意见一致，所有其他问题都是存在争议的。”②
这种观点和维尔纳·克里斯蒂·马西森（Werner Christie Mathisen）及马里尤斯·德·赫斯（Marius de Geus）所持有的观点恰好相反。马西森认为：“绿色乌托邦社会由当地小型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组成，任何形式的偏差都容易被发现并得到控制。因此有理由怀疑，在这样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空间准许知识创新和进行新的社会实验。”③
然而，《生态乌托邦》一书中对变化和开放性的讨论不止这一处。全书从头至尾，从不同的房屋建造程序、对挤压工艺的分歧到实验性军事演习仪式，都涉及辩论、实验和创新。正如伦辛所表述的：“演习是生态乌托邦社会特性的一个例证。”④生态乌托邦社会和《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的安纳瑞斯星及《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中的马特波伊西特小镇一样，都“主张权力分散和形式开放”⑤。伦辛进一步反驳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宣称‘主张分散权利和减少消费是对过去的留恋’其实是针对城市化进程和工业生产的历史目的论，这三部小说都力图就这一特有的目的论提出质疑。”⑥跟上述两部小说一样，《生态乌托邦》试图描绘一种社会经济体系，这是一种需要极力促成但还未实现的体系，该体系可以阻止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在创造利益的同时减轻并最终消除剥削和压迫。
这恰恰是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及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所提出的经济视角。卡伦巴赫对米斯和席瓦在《生态女性主义》中所定义的“生存观”进行了展望，之后米斯和维朗妮卡·本霍尔德特-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在《生存观》中进行了详尽阐述。这种“生存观”也是萨勒及其编著者在《生态供给和全球正义：女性书写政治生态学》（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中用生态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所定义的“生态供给”①。伦辛强调，性别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总结分析20世纪70年代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至关重要： 将“性别”作为切入点分析20世纪70年代科幻作品，会发现可以用一个词总结所有小说的共性：“稀缺性”……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区别，不是“财富”和“需求”的区别，而是“明智地有计划地减少生产和消费”与“灾难性的、无法控制的稀缺性”的区别。②
北半球目前的消费模式无法维持自身需求。南半球数十亿人可以享有同等消费水平，这种观念的推广成为21世纪一大谎言。2011年，乔纳森·波利特（Jonathon Porritt）在为英国高等研究院撰写的报告《乌托邦的稀缺性和可持续性》（“Scarc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Utopia”）中直言：“事实上，如果不对财富、工作和权利进行重新分配，就不可能为90亿人口建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世界。”③许多分析师指出，由于铜和稀土等原材料不足，难以满足以美国中层阶级消费模式为基础的90亿人口的生活需要，至多仅能够维持美国当前过度消费的习惯而已。
对于这种增长无法维持自身需求的经济体系，卡伦巴赫于40年前年提出了可供替代的经济体系，这种视角和当前出现的生态女性主义经济观不谋而合。这种经济体系建立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并融合了环境、公共和个人健康。虽有反对者提出，卡伦巴赫的这种设想将导致贫穷、自我否定和经济亏损，但也有观点认为，人们产生的负面思想其实是当今经济体系带来的弊病。消费主义引发人们的不满，因为大多数人盲目而无止境地追求无法得到的商品。里奇·赫费恩（Rich Heffern）在《愉快地生活在地球上》（“Living Lightly on the Planet”）中简要而雄辩地就当今经济体系引发的心理不适和卡伦巴赫经济体系带来的心理满足之间进行对比，并作了很好的总结：
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社区生活、稳定的家庭和健康的人际关系的正常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几乎不考虑所购买的商品的实用性，只是虚伪贪婪地不断追求“东西”和用来购买“东西”的钱。
也许，财富的反面不是贫穷，而是充足。这意味着拥有足够的量。充足不是放弃和贫困；充足意味着需要想出不同的办法来满足我们的生活。“充足”促使人们寻找简单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④
生态乌托邦的社会组织被一些乌托邦学者误读为“母权制”，事实上，将其定义为“差异化结构”更为精确。这一定义清晰地展现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运用的生态女性主义原则。卡伦巴赫充分意识到，这种转型要想取得成功，除了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外，必须包括心理层面、不同世代间及不同个体间的关系层面。费汀提到过，《生态乌托邦》和（卡伦巴赫）其他作品一样，“体现了女性主义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这种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思想、心理、社会和经济形式中，上述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结构之间又构成了连锁反应。（卡伦巴赫）每本小说都构建了一个替代性社会。这些社会以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平等的性别关系为基础”①。丹尼尔·莱文（Daniel S. Levine）在阅读《生态乌托邦》后似乎进行了反思：
因此，任何人类可以居住并享受的乌托邦都需要进行社会安排，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生存和繁殖需要，还能满足我们对意义、关系、能力、情感、刺激以及享乐的需求。②
由于当时卡伦巴赫的小说被认为过于激进，所以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在小说中这样描绘美国的未来：西海岸脱离并且摒弃了资本主义，因为这种将美国推向全球军事经济霸主地位的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有极大的破坏性。奇怪的是，根据鲍伯·厄杰尔克（Bob Egelko）在2012年4月卡伦巴赫讣告中所提及的，在退稿的20个出版商中，有一些解释了他们退稿的原因不是因为小说太激进，而是基于“环境保护主义已经过时”的考虑。因此，卡伦巴赫决定自行出版这本小说，因为他相信《生态乌托邦》会遇到愿意接受它的读者，哪怕数量很少，他相信环境保护主义并没有过时。该书一问世便立即畅销，至今已售出约100万册，被翻译成12种语言③，促进了世界各地绿色政党的形成，并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正如曼弗雷德·普兹（Manfred Pütz）描述的：
作者随即被称赞为小说新模式的先进代表。这种新模式试图提出对新时代的乌托邦探索和预测，许多观察者在语法上将其描述为“生态的时代”。新词“乌托邦”及其派生词迅速成为当代各种学术论文中的常用术语。而生态乌托邦小说作为特殊的文学体裁，很快成为这类乌托邦小说家族中的新成员。④
纵观20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批评没有给予科幻小说太多关注，一些相关批评多围绕小说形式和内容展开，但是这部小说的影响超越了传统学术领域的影响，不仅在乌托邦研究领域，在政治科学、经济学、生态学及性别研究领域也一直被当作研究案例。1988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谴责当年夏季环境危机的文章，指出“《生态乌托邦》这部小说正在赢得新的声望”⑤。20世纪90年代，朱迪·巴里（Judi Bari）带领当地“地球第一”分会发起了红杉木林保卫运动，并将营地改名为“生态乌托邦”。2006年，英国一篇研究城镇转型的文学硕士论文使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一书的封皮作为论文封面。2001年，《地球岛屿杂志》（Earth Island Journal）刊出布莱恩·史密斯（Brian Smith）的文章《反乌托邦儿童读〈生态乌托邦〉》（“A Child of Dystopia Reads Ecotopia”）。作者评论道：“《生态乌托邦》准确预言了美国西海岸的科学研究所将会研究海藻、生物燃料、太阳能和海洋能发电……动物交配仪式和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是准则和规范。”①史密斯总结道：“我惊讶地发现，很早以前，甚至在我接触这本书以前，我就内化了许多生态乌托邦的价值观。这要归功于卡伦巴赫先生。”
史密斯关于性别平等的观点值得关注，厄杰尔克写的讣告中对此问题一直这样强调：“国家元首是女性。”②厄杰尔克在看到其他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印度、以色列、冰岛、瑞士、菲律宾、韩国等，都有过女性国家首领之后，发现性别问题值得一提。但读者们对此了解的是厄杰尔克的观点，而不是《生态乌托邦》这部作品。而且，这种对性别的过分强调，歪曲了小说中维拉·奥尔文实际的政治权力，且忽视了差异化结构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人类性别关系及其他社会环境关系中，恰为卡伦巴赫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基础。奥尔文是一位国家元首，但在乌托邦中她更多地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在这里，中央集权被分散，无政府主义被宣扬，政府由社区委员会组建，甚至国防建设也直接由民兵组织开展。通过对晚于《生态乌托邦》六年出版的前传《生态乌托邦之诞生》进行分析，笔者意在说明，卡伦巴赫更加重视性别平等，因为“从美国到生态乌托邦，需要社会重建”③。 二
因为两本小说中的年表顺序和小说出版时间的顺序相反，笔者试从前传《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入手，探讨卡伦巴赫如何表现性别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卡伦巴赫使用斜体字撰写历史概论，并且引用另一位伯克利作家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写的注释。斯图尔特30年前在小说《地球忍受》（The Earth Abides）中对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也有类似关注，然而，斯图尔特未能鼓励甚至没有设想过改变性别关系。《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的第一处注释写道：“人类排放过多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并引发气候变化，致使其他物种灭绝，这不但威胁着星球上其他动植物，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第二个注释侧重探讨石油和“石油的替代品被整个国家所抛弃和否定”④。下一个注释评论了合成化学品和致癌物质，并清晰地描绘出人们如何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化学家们开发的新物质，从而走上自杀之路。再下一个注释则树立生物区的观念⑤，通过土地自然轮廓和限制规模来保持社会结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政治组织观念的确定奠定基础。尽管备受争议，但通过上述对能源、经济、污染和居住问题的注释可以明显看出，政治经济生态学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文化视角得以确立。但是，另一个主要论点却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即对性别关系重新评定。卡伦巴赫对性别关系的重新评定，体现在两位女性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在小说开端：一位是业余少年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平价的太阳能电池板；另一个是国家立法委员，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来替代通常的将利益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治。
卡伦巴赫笔下的卢·斯威夫特是一个17岁的业余科学家，致力于研发简单、平价、易建的太阳能电池板；她喜欢户外运动，“天性喜欢嬉闹”⑥。这不同的性格特点组合起来后，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表面意义。卢·斯威夫特从事的是科学实践而非理论研究，是用实际行动进行生态保护。她年轻，精力充沛，负担轻，充满求知欲，因此容易实现意外突破。该小说出版恰逢两个史蒂夫——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引领苹果第一代电脑带来的技术时代，卢打破科幻小说、普通小说和公众意识中固有的观念，成为一个特例。科幻小说和通俗科学杂志常见类似的男性形象，却没有出现过女性青少年科学家的角色。大众文化中对神童的概念多倾向于小提琴手和数学奇才的形象，而不是某个为实际应用研发技术的人。既然让卢成为一个女性人物而非男性人物和生物学考量无关，我们只能认为她的性别设定是卡伦巴赫的有意选择，是为了凸显普遍意义上有关性别和智力的主题，尤其是要突出不同性别对自然界的差异性态度。因为相较于书中的男性角色而言，更多的女性角色对卢对自然界的态度给予了行为上的支持。
卢童年时期经历过性革命和女权运动，这种经历有助于她成长为一位既坚持理想主义又追求实际的年轻女性。卢的这种女性主义价值观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她的思维方式。在她看来，性别平等理所当然，因此女性追求科学事业也就不是不适当或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卡伦巴赫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宣扬了女性科学家的观念，她们以激进的观点看待科学在服务生态和社会平等中所起的作用，正如书中的雷伊·杜特拉最后成为生存党的“首席科学人物”①。
正如卢对女性在科学中的地位有独到的见解，她对财产和经济也有自己的看法。很明显，这些看法来源于她对环境付出的心血和对其他人的关爱。例如，她不愿意自己的发明被公司收购，因为公司可能会限制技术应用于人们的生活，或牺牲公众幸福以谋取利益。卢的形象体现了环境历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对合作关系伦理学的定义：“合作关系伦理学蕴含了一种可行关系，即人类社区和非人社区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可行关系。在该地区，通过经济和生态交换认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②在卢、另一个主要女性角色维拉·奥尔文以及次要女性角色如雷伊和玛丽萨·达马托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到被雪莱·泰勒（Shelley E. Taylor）定义为“关爱本能”的特质：“我希望你能认识到，像自私或侵略性一样，我们对他人的关爱，也是人类本性。”③林恩·马吉利斯（lynn Maryulis）认为，这种照顾和伙伴关系代表了全部生物生命的一个基本特征④。卡伦巴赫通过不同的角色暗示，由于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不同的经历，造成了这种关爱本能在女性身上的压抑程度比在男性身上低。尽管在女性主义中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但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确实使女性和自然的关系更亲近，更直接关心环境正义和生态平衡⑤。这些观点当中有些侧重区别社会化模式，有些通过生育问题指向生物学基础。卡伦巴赫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或多或少地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撑。本文稍后要探讨的人物玛丽莎，是一个精神上与树木有天然联结的森林保卫者形象；另一个次要人物雷伊·杜特拉，已婚未育，不认为生育和母爱的个人经历是她加入生存党的因素。
维拉·奥尔文比卢·斯威夫特年长，拥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她曾奋力争取过她眼中理所当然的权利平等。作为加利福尼亚州议员，她还试图从政治系统内部进行改革以争取平等权益。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她经常受挫：“尽管她精力充沛、性格直率，却也会时常展现出自己慈祥的一面。然而，这没能欺骗到她在州政府的政敌，他们察觉到她在这个仍是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机构中，构成了莫名的威胁。”①维拉邀请了一群朋友到她的公寓里，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讨论会，大部分的受邀读者是女性。她首要关注的议题是和新鲜果蔬相对的加工食品，借此引入环境保护话题。在随后的时间里，讨论主题转向了建立一个以“生存”为基石的新政党②。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提出：“一个缺乏生态理性或生态理性发展不健全的文明，会造成大规模的生物圈及生态退化，而其自身无法对这种退化作出反应或纠正，这不符合其本该拥有的以生存为目标的举措。除非它由于正当理由而选择了自我灭绝，其行为正是理性的失败。”③
生存党的宣言和信条，将卢和维拉关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观点统一起来，比如权力分散、人权平等、实现人口的零增长、无缺席所有权、以及消除私家车④。她们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也值得讨论，因为在《生态乌托邦》中人口问题也引发了争议。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这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人口零增长运动提供了直接动力。两部作品都预言了原材料将日益稀缺，过度消费会导致环境恶化加剧。人口零增长运动被许多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所拥护。前者认为，该运动可将女性从主要或专门的婴儿孕育者角色中解放出来；后者则认为，这是减少环境破坏的必要步骤⑤。《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叙述者数次把无论结婚与否的女性，定义为“不要子女”⑥，而不是“无子女”，因为“无子女”会让人理解为女性无法生育。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人口零增长运动才有意义。 卡伦巴赫通过揭露化学污染对流产和不孕的影响，关注那些想要孩子却无法得偿所愿的女性。他没有暗示所有女人都应该梦想成为母亲。他还设计了一个情节，将卢对她父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之间（不是她的母亲）的平等主义动态学的观测，与卢的叔叔和叔母之间更传统的父权制关系进行对比⑦。此外，卡伦巴赫把卢的母亲描绘成处于非传统两性关系的群婚家庭结构中，她母亲解释说明了为什么多样化的家庭和婚姻结构对一个功能社区来说是有积极影响的因素⑧。
汽车文化本身的表现形式不仅能给经济和环境带来影响，也能给社会带来影响，包括性别动态和人们对性的态度。亨利、维拉、雷伊正在就生存主义者推动反私家车论坛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障碍进行讨论时，亨利指出很多人存在对汽车的男权主义态度：“很多人对汽车存在一种心理认知，认为汽车体现了生殖器崇拜。”⑨当维拉就此问及如何解决时，亨利提出：“我们可以尽力帮助他们提高对自己身体和性征的好感度，这样就能在不使他们情感受挫的情况下，减缓他们的车瘾……戒车诊所，在那里男人学会爱自己的身体……因此他们不需要凭借一辆车的力量让他们感觉良好。”①最后，对于雷伊和维拉提出的附加问题，亨利总结道：“任何增强身体意识的东西都会减少男人对汽车的依赖。”②这种关于汽车文化的对话反映了卡伦巴赫的观点，即经济的变化需要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需要人们心理上的改变。因此，要克服男权主义，因为男权主义追求行为控制权，进而激发统治思想和破坏环境的消费活动，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需求，使用化石燃料以及随之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冲击。不幸的是，虽然全球的石油产量已达传统峰值，水泥的生产也加剧了气候变化，但许多国家仍在广泛地修建公路，推动汽车文化的发展。2013年4月，在由《财富》杂志出资赞助的绿色头脑风暴会议上，一位名叫彼得·考尔索普（Peter Cal thorpe）的城市建筑师正确地提出了主张：“公路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样的时代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也是不可取的。”另一位会议成员名叫杰伊·卡森（Jay Carson），是C40城市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首席执行官。他声称：“更好的公共交通可以有机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③这与卡伦巴赫在他的两篇阐述淘汰私家车的重要性的文章中陈述的观点一致。
生存党不仅对社会价值和经济目标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定位，也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科学概念，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政治的组织方式。党派组织是建立在小组会议上的，因此它呼吁协调原则，这也是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活动家所提倡的原则。政治差异化结构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立共识的举措。如卡洛琳·埃斯蒂斯（Caroline Estes）在采访中追溯到土著传统的概述，从欧洲文化到贵格会（the Quakers），并从生态能动性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④。又如环境保护者以及包括社会生态学家和生物地区主义者在内的生态社会理论家们所支持的区域政治的观点⑤。
差异化结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分散专业技术和以社区为焦点的发展。这种类型的发展，旨在让专门设计的集体中的个体具备某种能力。比如卢·斯威夫特为了使其太阳能电池板能在当地投入建设，和她的朋友伯特合作制定了一个学徒项目，项目基于一对一的教授模型，对象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因此创造了一种技术社会创新，在改变能源产出和消耗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⑥。在俄勒冈州的尤金，4K 公司（the Four Ks）将太阳能节能的方法应用于房屋改建。因为4位K中有两位是女性，所以他们把公司的成绩归功于女性经营。随着公司业务进一步扩展，为了避免公司千人一面缺少人情味，他们采取学徒制来传播他们的技术性知识⑦。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和维拉·奥威尔的会面强调了这种观点，他们讨论了禁止使用私人汽车以终止郊区蔓延。作为开发者，福布斯有这样的远见：“分散的城市建立在牢固的社区之上，紧凑、界限分明、自力更生，每座城市都可以给其中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必需品。”⑧生存党力图重建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城市，支持女性对社会做出贡献，比如简·雅各布斯对建筑业的反思，被用以和蕾切尔·卡逊对杀虫剂的揭露相提并论：“雷伊已经发现过去某些女性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①
玛丽莎·达马托（《生态乌托邦》中被称为玛丽莎·布莱特克劳德）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是一个重要的次要角色，而在《生态乌托邦》中却是主要角色，甚至远比维拉·奥威尔重要，因为她成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爱恋对象。这一角色的存在，为探讨从《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延续到《生态乌托邦》提供了便利。玛丽莎被描述成一个从高中时代起就着迷于在森林和山岭中进行户外活动的人，还开始“做一些严肃的自然研究”②。她对树木有一种深厚的心灵上的喜爱，她对树木的态度也和他哥哥截然不同，她哥哥完全从实用资源的角度看待森林。哥哥以目标为导向，玛丽莎则是以旅行为导向。玛丽莎可以被当作生态女性主义精神派别③的一个例子，也可以被当作科学研究替代观点的实践者。正如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关于诺贝尔奖得主、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的传记作品——《情有独钟》（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的标题所表述的，玛丽莎对森林树木“情有独钟”。卡伦巴赫小心翼翼地避免把玛丽莎对树木的亲密感描绘成单纯的多愁善感或新时代迷信，而是有意将其塑造成融合进不同层面的意识进而引发的实践行动。在尤金的森林中进行承包工作时，玛丽莎正在和同伴们进行交谈。当时，她和一位年轻男同伴埃弗雷特正讨论建立一个组织替代美国林务局，因为美国林业局出台的立法使伐木业受益，却损害了生态环境④。重要的是，卡伦巴赫透过小说中的人物侧面支持了上述观点，而这些观点可以被当作建立森林管理委员会的先导。森林管理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直到1993年才成立，致力于木材产品的可持续使用。
三
尽管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玛丽莎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是在《生态乌托邦》中她却是主角。请注意这两本小说是倒叙的，读者们可以发现，卡伦巴赫是想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为他第一本小说《生态乌托邦》中的成熟角色提供背景支撑。同样的，在《生态乌托邦》中，卡伦巴赫已经设定了维拉·奥尔文是一名政府官员，他需要让维拉·奥尔文在生存党的形成以及乌托邦成功脱离美国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他通过生存党参加者的视角，描述生存党主要发展过程和促使该党形成以及成功获得权力等事件。在《生态乌托邦》中，卡伦巴赫采用了乌托邦准则，即无知、多疑的外来者需要被乌托邦居民教育。他将自己的政治等级观念融入故事情节，所以许多给这位外来者——威廉·韦斯顿提供消息的人都是普通公民，而非政党成员或知识分子；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参与集体决定和重大盛典仪式时，跟社区中其他成员处于同等地位，而并非以官员的身份参与。比如威廉观察“太阳能植物的贡献”时提到的：“这里举办庆典的人是参与工作的人。”⑤他甚至直到小说结尾才和维拉·奥尔文这个名义上的乌托邦主席进行会面⑥。 卡伦巴赫对其自身事件和经历采取了两种不同叙事手法并用的创新叙述方式。一种叙述方式是日记。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促使其反省、沉思和思索，日记也为其报纸文章提供了素材，同时日记中也体现其心理状态和对待乌托邦的态度。另一种叙述方式是报纸文章组合。这些文章发表在他的雇主《泰晤士报》上，面对公众发行。这本小说还包含伪纪实主义叙述方式，这在现代科学小说中很流行，其目的是营造一种逼真感。小说的第一页是一份装在信封中的“官方”公告，宣称他要去乌托邦进行新闻之旅①。小说的最后一页是一份附带的声明，称为“编辑结语”，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到前述事项包含未刊行的日记条目和威廉写的报纸文章；第二部分是一个便条，结尾这样写道：“感谢您分配给我这项任务，当时您和我都不知道这个任务会指向哪里。它把我带回了家。”②然而，正如小说第二页描述的那样，读者可能会回想起这次旅行的想法实际上来源于美国总统，威廉实际上是被政府派遣到乌托邦的，他的记者证明文件只是他探索潜在政治选择的一个烟雾弹。
小说一开始，威廉在日记的开头评论道：“他们的政治机构由这些该死的女人领导，他们的政治机构是如何设法终止了常规的政治结构，并取而代之的？”③从此，乌托邦中的女性角色就成了一个话题。威廉离婚了，不是一个体贴的父亲；他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喜欢和女朋友保持距离，并在两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④；他倾向于用色情的想象来描述风景⑤，对男女之间的社交持男权观点：“在街上，我有过一些来电的时刻，就是当女性直直地看到我的眼睛里时，到目前为止，我都会转移目光，但是如果我没有移开目光的话，会发生什么呢？”⑥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行为，反而认为这种行为一定包含着性的意味。他对待环境的态度也同样落后，认为认真的回收是非常极端的事情⑦，对生态乌托邦决定要让溪流和河水回到最初的地平面河道而不是把它们贮藏到地下感到困惑⑧。
当然，小说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独白和对话，是关于永恒的经济学和它的生态启示，如回收、天然纤维的使用、公共交通和污染。批评家们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大量分析，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性别动态学和卡伦巴赫提倡的心理重建。在小说前几页，威廉对生态乌托邦女性的行为描述体现了自己当时的内心状态，其中不仅包括街上遇到的陌生女性，还有为他打扫房间的女性。他称为他打扫房间的女性为“女仆”而非“管家”。这些事件都可以体现威廉的性格。尽管卡伦巴赫给小说设定的时间是未来的25年，这些事件明确体现了小说创作之时美国社会主流的父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思维模式。同时，这些事件也开始向人们揭示由于父权制、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环境恶化导致的心理压抑和病态行为。比如，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他所住的酒店中一对男女夫妇之间的争论，他是这样开头的：“这些人太过情绪化。”⑨结尾则是：“显而易见，这里对人际行为的限制非常松懈，极端的敌意也可以被当作正常行为接受。”①够有趣的是，这里所谓的“敌意”，完全是指这对夫妇间的口舌之争，而且争论到最后这对夫妇也和好了。然而，威廉认为，这种情感表达非比寻常，就像在某个能保证安全和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经济体制中没有暴力犯罪，他没有发现两人间存在可能的关联或者两个人行为的合理原则。同时，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乌托邦社会的观察，会让他回忆起自己早期婚姻生活的一些片段和“在家无所事事的舒服感”②。显而易见，威廉正在经历受被压抑的情感回归过程中产生的困惑，这种困惑既是因为乌托邦没有等级制度而滋生的，也是因为他正在迈向马斯洛维安的需求金字塔顶端的道路上而产生的。这种迷惑也反映在他和各类不同的工人的互动中。这些工人拒绝顺从他，坚持采用个人行为约束他，针对这种情况，他诧异地发现自己温和的回应是：“无论如何，忍不住报以微笑。”③
小说开头不久，卡伦巴赫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群体生活、大家庭以及非传统的家庭结构，加之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促使其催生一种强烈的个人幸福感和安全感④。这种内心状态会因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和分享准则而更加坚定。柴可勒争论称集体主义的方法压制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中人们相互之间和对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有一种相互责任。如果“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一种意识的形成，旨在使人们相互竞争，促进建立在等级制度、权力和例外论的基础之上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形成的话，那么他是正确的。相反，正如反复表明的事例那样，从着装到生活方式、到工作、到教育，乌托邦在日常生活中鼓励个人主义。正如在一个安全社会中可以更强烈地表达情感，在一个灵活的经济体制中人们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非催生不知足的欲望，并允许对生产工序、政治形态和文化实践有更多的实验和不间断的对话和讨论。
坚持以性别平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更加完善和全面。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和男性一样，能够通过不断成长和改变，得以自由发展。正如威廉反思时在日记中写下的：“据他（汤姆）所言，生态乌托邦城中的女性完全摆脱了依附于男性的角色，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乌托邦女性独立自主并不是因为她们对男性嚣张跋扈，而是她们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像男性一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人可以作为人存在，而不带有强加给性别的象征意义。”⑤他进而对美国社会中缺少双性同体现象进行了评论，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嬉皮运动就曾双性同体引发社会的不满。伦辛的《多产的双性同体：性别与20世纪70年代乌托邦/反乌托邦想象》（“The Fecund Androgyne：Gender and the Utopian /Dystopian Imagination of the 1970s”）写于2006年，是专门探讨《生态乌托邦》的文章。尽管标题表述并不准确，该文章也反复提及双性同体问题。威廉开始理解她们的美丽和吸引力同样是基于自然品质而非计谋，是基于把情感表达当作人类的一部分：“对我而言，女性看起来仍旧很有女人味，很有吸引力，又使人放松……至于男性，尽管他们表达感受的方式比美国男性更为开放，甚至有些软弱，但他们仍旧看起来很阳刚。”⑥他又写道：“生态乌托邦女性的美是一种简单、不加修饰的美。她们不依靠化妆品或者衣服创造吸引力，她们给人的印象是强健、安全、有趣、诚实、坦率。”⑦ 玛丽莎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是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一时出现的，和威廉由肉体关系开始，最终成为长久的伴侣关系。卡伦巴赫通过玛丽莎这个人物实现了几个目的。小说的前面描述了威廉在解决如何和居住在乌托邦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时遇到了困难。他反复思考这一困难以及对玛丽莎行为和个性的困惑，在这部分，卡伦巴赫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威廉和美国男性主义文化把性当作征服和成就，而非分享和互相给予。他还列举了一个例子，证明了即便不凭借双性同体或者个体特性缺失的手段，乌托邦城也是一个性别平等和生态平衡的社会。
玛丽莎是在威廉的日记中出现的，当时他假设她是公共关系的工作人员或者公务员并显现出沙文主义，但是很快他就了解到她实际上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被选出来的管理委员会中七名委员中的一位，这个委员会管理露营和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①她在信仰和实践中所体现的就是被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定义的合作关系伦理学。在遇见玛丽莎之前，威廉对生态乌托邦木工业的评价如下：“他们看起来几乎要和木材合作一样，而非把木材强制建造成建筑物的形状。”②在接受了玛丽莎对生态乌托邦林业活动的教育之后，他总结道：“肯定的是，乌托邦的人把树木当作是和人类一样有生命的存在。”读者可能会想起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一书中，卡伦巴赫利用玛丽莎表明了一种看法，是关于她对树木的态度和她哥哥的工具主义态度之间的差异。基于合作关系伦理，威廉观察发现，乌托邦的人购买大量被砍伐的木材之前，要做森林服务志愿工作，种植替代砍伐的树木。通过这种方式，乌托邦人会更加熟悉森林的生态系统。
威廉是从工具主义者的角度来评估这种实践行为的，而并非从可持续的实践角度出发。他在给自己的便条中写道：“具有诗意但是愚蠢的观念。”接着他也承认：“但是这会让人们对木材资源抱着更好的态度。”③通过他的遣词用句，读者可以获悉一种错误的孤立之感和隔离之感，并借此感受到树木仅仅被当作物品、资源供人类开发，这和合作实践截然相反，这种实践给木材使用者施加了一种义务，充当树木的复原资源。是的，卡伦巴赫承认树木是有生命的，用树木维持人类这个物种的生活，这使得人类有义务用自身维持树木这个物种的生命。因此，在合作关系的准则中，和资本主义资源利用体系不同，森林服务的存在是为了向其他人类阐述树木和森林的利益并维持它们的利益，不是由人类的方便决定如何更好地利用树木。
同样的伦理观念在小说后部分威廉关于生态乌托邦医疗系统的报刊文章中也有体现。首先，对整体医疗来说，防范是护理的第一条原则。其次，患者要被当作是他治愈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就像护士不是仆人或者雇员，也是这个合作过程的参与者。再者，患者复原的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也要考虑进去。威廉写道：“因此，我的医生对我心理状态和身体伤痛非常关注。”④但是与威廉住院的感受相比，小说中有更多关于医疗护理的想法。乌托邦城患者有权决定自己何时出院，威廉终于在出院不久采访了维拉·奥尔文。至于这个采访，他在日记中评论说：“余下的对话都很私人，让人不舒服……几乎就像一个精神方面的检查。”⑤读者后来发现这确实是一次对他情感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审查。维拉向其他人建议，威廉应该去温泉度假，这会有助于他的恢复。暂时不回美国，留在生态乌托邦进行温泉理疗的这一决定，威廉在日记中把它描述为一次导致“突破性进展”的情感和心理的危机。
尽管一些批评家不喜欢卡伦巴赫小说中老套的情节，男性外来者通过浪漫的异性恋关系赢得乌托邦社区的支持。玛丽莎和威廉的关系——毕竟他们的关系开始于性接触——使得卡伦巴赫以此为契机探讨性、心理、男性主导和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玛丽莎在和威廉的两性关系中坚持平等的做法，威廉不知该作何评价。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回应或者欣赏这样的彻头彻尾的女性，她们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被留在美国的弗朗辛也是这样的女性。威廉把玛丽莎称为“野兽”，其实他明白，她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类，还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只是不愿承认罢了①。这种认可需要他和自己的大男子主义疾病妥协，承认生态乌托邦的人际交流使人不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压抑：
“我猜是温柔和渴望接触的想法，这让我害怕我会哭泣。”“你这人真奇怪，你当然可以哭泣。”她给我一个坚定有力的拥抱。
我必须解释。“在我们国家不可以！但是，在这里也许你可以教我。和你在一起时我不必如此谨慎。”②
卡伦巴赫在这本小说中表述得很清楚，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压抑、心理畸形、暴力和控制都是相互关联的，且和可持续性、共同进化和社会生态相对立。
《生态乌托邦》书写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丁克家庭形式是一种社会畸形，因为这种以夫妻子女为主导的核心家庭与产权关系以及男性主导相关联。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协作、合作、伙伴关系和关爱是决定交通、建设、消费品和政治结构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其他形式的亲属关系的发展代替了丁克家庭。但是，乌托邦所表达的不是单纯浪漫的对部落制度的怀念，而是强调建设以特定社区为基础的大家庭。在这样的若干大家庭中，只有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养育后代。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异性恋也不是强制性的。还有其他家庭是因为共同兴趣而组织在一起的，比如职业、才能或者工程。年长者更多地生活在大家庭中，帮忙抚育孩子，不论这些孩子和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在这里，他们在看护孩子和孩子早期教育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不是被当作毫无用处的老人，“隐退”到养老机构中③。这样的大家庭通过让人们参与养育不一定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帮助乌托邦为了生态的可持续性而实现减少人口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有社会服务的经济体系，乌托邦提出了个人财产继承在经济上不重要的观念。继承和私人财产概念的衰败解放了女性，促进了生活经历的平等化，同时通过消除囤积和过度获取的趋势，也对可持续性起到帮助作用。
小说进行到一半时，威廉写了一篇报刊文章《掌权女性：生态乌托邦的政客、性和法律》（“Women in Power： Politicians，Sex and Law in Ecotopia”）。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女性和男性的态度二分法，实际上是要区分男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不同态度，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和他讨论过政治的乌托邦男性几乎总是持有和女性一样的基本观点，然而进步党中赞成资本主义的男性除外。不过，威廉报告了生存党“长期成员”与他分享过的一种理念：生存党的成功“来自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即女性占人口的大多数，以及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女性拥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但是在美国政权的200年中，大部分利益和需求未被满足”①。接着他继续描写了当代乌托邦生存党的会议，准确地呈现了成员们为了寻求共识进行的讨论，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等级组织。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是生物区开发论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环保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现代一直提倡的②，最近的要数参与“我们是99%”（“We Are the 99%”）这一政治运动，该运动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开展。
如前文所述，在小说的结尾处，威廉差点精神崩溃，他出院不久采访了维拉·奥尔文之后更加急切地想回美国去。他经历的沮丧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代表美国总统传达的信息被断然回绝，生态乌托邦是不会加入联合国的。有趣的是，当生态乌托邦人把他带到温泉来梳理思路进行复健时，他们鼓励他寄出他的一篇新闻文章，把这作为他们隐秘治疗的一部分，该文章题目是“生态乌托邦居民的工作和娱乐”。
威廉在文章中指出，他对某些生态乌托邦的文化感到又高兴又不安，如工作与玩乐之间的防火墙一直在稳步减弱：“在生态乌托邦中，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貌似将要消失，同时消失的是我们认为的工作是和‘现实生活’分离的整体概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生态乌托邦人们享受工作。”③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表明：“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乌托邦人倾向于发生肢体接触。”④即便威廉在生态乌托邦生活时，他仍然倾向于将各种现象分割来看待，而不能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去思考，无法认识到这些现象因缘共生、互相依赖、共同发展。以分割角度思考问题，如公有与私人、专业与业余、雄性行为和雌性行为、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这种思维方式会使阶级、剥削和压迫凭借基本的主体/客体二元论得以永存，而揭露这种二元对立论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不懈追求⑤。无论是《生态乌托邦》还是几年后的《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卡伦巴赫都在其作品中处处描绘了一种可能性，即当这种二元论的思考模式被摒弃之后，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实现一个健康、综合、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
卡伦巴赫的小说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已经被美国社会接纳并得以实施，但因此就认为其小说只有历史意义而已，显然不妥。卡伦巴赫对很多诸如增加太阳能和风能等环保技术使用的设想已经付诸实施；生态乌托邦人交互电视模式也已在现实中出现，如网络、电报和博客；也有像森林管理委员这样的组织推行可持续林业；各种形式的新城市化和理想社会也正逐步形成。但显而易见，相较之下，技术创新比经济创新更容易实施，因为技术创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对很多人来说，即便是对那些主张社会生态环境重新定位的人而言，生态和性别的关系仍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因此，卡伦巴赫这两篇小说所传达的关于性别平等的信息，与他40年前首次出版《生态乌托邦》同样重要，实现性别平等是重新定位社会并使其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因素。
[关键词]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生态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性别平等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正义转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教授。
[译者简介]华媛媛，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讲师（辽宁大连 116000）。
一
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行出版小说《生态乌托邦》（Ecotopia），由此名声大噪，并于1981年出版了前传《生态乌托邦之诞生》（Ecotopia Emerging）。卡伦巴赫因《生态乌托邦》备受瞩目，然而《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则能为组建绿色政党提供更为实用的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生态地区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国家。《生态乌托邦》与大部分典型乌托邦作品相似，更趋于对已建立社会的静态描述；而《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则侧重表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的动态过程。但最为重要的是，这两部小说都体现了卡伦巴赫的女性主义视角。卡伦巴赫认为，确立性别平等观念，男性愿意承认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和女性的潜在领导力，这对于建设一个非剥削性质的社会，建立一种尊重人类和自然界共存关系的经济体系，是绝对必要的。
卡伦巴赫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使其支持者将其作品与其他女性主义乌托邦及反乌托邦（dystopian）作品归为一类，而反对者则认为他的小说非辩证地片面夸大了女性的力量。支持者的归类较为恰当，有助于读者理解卡伦巴赫小说的持久影响力；而其反对者，或批判其专制主义，或批判其田园主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反映出这些批评家的经济决定论和生物本质主义取向。批判卡伦巴赫专制主义的作家包括丹尼斯·伦辛（Dennis Lensing）和彼得·费汀（Peter Fitting）等；批判其田园主义缺失的批评家包括布伦·索梅（Bülent Somay）和海因茨·柴可勒（Heinz Tschachler）。其中，海因茨还指责索梅的经济决定论言论，却对自己的本质主义观点视而不见。
二战前的乌托邦作品具有典型性，乌托邦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通常都很完善。这种静态表现适用于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作品，包括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她乡》（Herland）。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作家尤其是女性主义作家，更多地关注“优托邦”（eutopias）而不是“乌托邦”。顾名思义，“优托邦”指的是一个正在建设的美好的地方。正如费汀在其1985年撰写的文章中提到的：“和传统乌托邦作品中的社会具有统一、永恒不变的特点不同，这些新作品强调权利分散和合作，侧重描绘在建社会。这类社会正在形成并不断变化。”①有批评声音认为，《生态乌托邦》是传统乌托邦作品，所以其描绘的是一个静态社会体系，该体系拒绝创新，缺乏内部冲突。似乎为了阻止这类批评声音，卡伦巴赫决定让威廉·韦斯顿和生态乌托邦记者伯特·卢可曼就以下论点展开具体辩论：
“难道这种稳定的状态不会变得一成不变吗……？”
“嗯，别忘了我们其实不必保持稳定。尽管这个体系具有稳定性，但我们可以稳中有变。”
“但这意味着放弃任何发展的观念。一旦达到那个稳定点，就会保持稳定，像肿块一样。”
“听起来也许像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稳定点。我们一直努力地接近它，但我们从来不可能到达。你知道我们就‘做什么’问题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其实我们除了在根源问题上意见一致，所有其他问题都是存在争议的。”②
这种观点和维尔纳·克里斯蒂·马西森（Werner Christie Mathisen）及马里尤斯·德·赫斯（Marius de Geus）所持有的观点恰好相反。马西森认为：“绿色乌托邦社会由当地小型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组成，任何形式的偏差都容易被发现并得到控制。因此有理由怀疑，在这样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空间准许知识创新和进行新的社会实验。”③
然而，《生态乌托邦》一书中对变化和开放性的讨论不止这一处。全书从头至尾，从不同的房屋建造程序、对挤压工艺的分歧到实验性军事演习仪式，都涉及辩论、实验和创新。正如伦辛所表述的：“演习是生态乌托邦社会特性的一个例证。”④生态乌托邦社会和《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的安纳瑞斯星及《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中的马特波伊西特小镇一样，都“主张权力分散和形式开放”⑤。伦辛进一步反驳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宣称‘主张分散权利和减少消费是对过去的留恋’其实是针对城市化进程和工业生产的历史目的论，这三部小说都力图就这一特有的目的论提出质疑。”⑥跟上述两部小说一样，《生态乌托邦》试图描绘一种社会经济体系，这是一种需要极力促成但还未实现的体系，该体系可以阻止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在创造利益的同时减轻并最终消除剥削和压迫。
这恰恰是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及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所提出的经济视角。卡伦巴赫对米斯和席瓦在《生态女性主义》中所定义的“生存观”进行了展望，之后米斯和维朗妮卡·本霍尔德特-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在《生存观》中进行了详尽阐述。这种“生存观”也是萨勒及其编著者在《生态供给和全球正义：女性书写政治生态学》（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中用生态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所定义的“生态供给”①。伦辛强调，性别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总结分析20世纪70年代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至关重要： 将“性别”作为切入点分析20世纪70年代科幻作品，会发现可以用一个词总结所有小说的共性：“稀缺性”……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区别，不是“财富”和“需求”的区别，而是“明智地有计划地减少生产和消费”与“灾难性的、无法控制的稀缺性”的区别。②
北半球目前的消费模式无法维持自身需求。南半球数十亿人可以享有同等消费水平，这种观念的推广成为21世纪一大谎言。2011年，乔纳森·波利特（Jonathon Porritt）在为英国高等研究院撰写的报告《乌托邦的稀缺性和可持续性》（“Scarc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Utopia”）中直言：“事实上，如果不对财富、工作和权利进行重新分配，就不可能为90亿人口建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世界。”③许多分析师指出，由于铜和稀土等原材料不足，难以满足以美国中层阶级消费模式为基础的90亿人口的生活需要，至多仅能够维持美国当前过度消费的习惯而已。
对于这种增长无法维持自身需求的经济体系，卡伦巴赫于40年前年提出了可供替代的经济体系，这种视角和当前出现的生态女性主义经济观不谋而合。这种经济体系建立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并融合了环境、公共和个人健康。虽有反对者提出，卡伦巴赫的这种设想将导致贫穷、自我否定和经济亏损，但也有观点认为，人们产生的负面思想其实是当今经济体系带来的弊病。消费主义引发人们的不满，因为大多数人盲目而无止境地追求无法得到的商品。里奇·赫费恩（Rich Heffern）在《愉快地生活在地球上》（“Living Lightly on the Planet”）中简要而雄辩地就当今经济体系引发的心理不适和卡伦巴赫经济体系带来的心理满足之间进行对比，并作了很好的总结：
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社区生活、稳定的家庭和健康的人际关系的正常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几乎不考虑所购买的商品的实用性，只是虚伪贪婪地不断追求“东西”和用来购买“东西”的钱。
也许，财富的反面不是贫穷，而是充足。这意味着拥有足够的量。充足不是放弃和贫困；充足意味着需要想出不同的办法来满足我们的生活。“充足”促使人们寻找简单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④
生态乌托邦的社会组织被一些乌托邦学者误读为“母权制”，事实上，将其定义为“差异化结构”更为精确。这一定义清晰地展现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运用的生态女性主义原则。卡伦巴赫充分意识到，这种转型要想取得成功，除了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外，必须包括心理层面、不同世代间及不同个体间的关系层面。费汀提到过，《生态乌托邦》和（卡伦巴赫）其他作品一样，“体现了女性主义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这种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思想、心理、社会和经济形式中，上述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结构之间又构成了连锁反应。（卡伦巴赫）每本小说都构建了一个替代性社会。这些社会以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平等的性别关系为基础”①。丹尼尔·莱文（Daniel S. Levine）在阅读《生态乌托邦》后似乎进行了反思：
因此，任何人类可以居住并享受的乌托邦都需要进行社会安排，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生存和繁殖需要，还能满足我们对意义、关系、能力、情感、刺激以及享乐的需求。②
由于当时卡伦巴赫的小说被认为过于激进，所以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在小说中这样描绘美国的未来：西海岸脱离并且摒弃了资本主义，因为这种将美国推向全球军事经济霸主地位的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有极大的破坏性。奇怪的是，根据鲍伯·厄杰尔克（Bob Egelko）在2012年4月卡伦巴赫讣告中所提及的，在退稿的20个出版商中，有一些解释了他们退稿的原因不是因为小说太激进，而是基于“环境保护主义已经过时”的考虑。因此，卡伦巴赫决定自行出版这本小说，因为他相信《生态乌托邦》会遇到愿意接受它的读者，哪怕数量很少，他相信环境保护主义并没有过时。该书一问世便立即畅销，至今已售出约100万册，被翻译成12种语言③，促进了世界各地绿色政党的形成，并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正如曼弗雷德·普兹（Manfred Pütz）描述的：
作者随即被称赞为小说新模式的先进代表。这种新模式试图提出对新时代的乌托邦探索和预测，许多观察者在语法上将其描述为“生态的时代”。新词“乌托邦”及其派生词迅速成为当代各种学术论文中的常用术语。而生态乌托邦小说作为特殊的文学体裁，很快成为这类乌托邦小说家族中的新成员。④
纵观20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批评没有给予科幻小说太多关注，一些相关批评多围绕小说形式和内容展开，但是这部小说的影响超越了传统学术领域的影响，不仅在乌托邦研究领域，在政治科学、经济学、生态学及性别研究领域也一直被当作研究案例。1988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谴责当年夏季环境危机的文章，指出“《生态乌托邦》这部小说正在赢得新的声望”⑤。20世纪90年代，朱迪·巴里（Judi Bari）带领当地“地球第一”分会发起了红杉木林保卫运动，并将营地改名为“生态乌托邦”。2006年，英国一篇研究城镇转型的文学硕士论文使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一书的封皮作为论文封面。2001年，《地球岛屿杂志》（Earth Island Journal）刊出布莱恩·史密斯（Brian Smith）的文章《反乌托邦儿童读〈生态乌托邦〉》（“A Child of Dystopia Reads Ecotopia”）。作者评论道：“《生态乌托邦》准确预言了美国西海岸的科学研究所将会研究海藻、生物燃料、太阳能和海洋能发电……动物交配仪式和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是准则和规范。”①史密斯总结道：“我惊讶地发现，很早以前，甚至在我接触这本书以前，我就内化了许多生态乌托邦的价值观。这要归功于卡伦巴赫先生。”
史密斯关于性别平等的观点值得关注，厄杰尔克写的讣告中对此问题一直这样强调：“国家元首是女性。”②厄杰尔克在看到其他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印度、以色列、冰岛、瑞士、菲律宾、韩国等，都有过女性国家首领之后，发现性别问题值得一提。但读者们对此了解的是厄杰尔克的观点，而不是《生态乌托邦》这部作品。而且，这种对性别的过分强调，歪曲了小说中维拉·奥尔文实际的政治权力，且忽视了差异化结构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人类性别关系及其他社会环境关系中，恰为卡伦巴赫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基础。奥尔文是一位国家元首，但在乌托邦中她更多地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在这里，中央集权被分散，无政府主义被宣扬，政府由社区委员会组建，甚至国防建设也直接由民兵组织开展。通过对晚于《生态乌托邦》六年出版的前传《生态乌托邦之诞生》进行分析，笔者意在说明，卡伦巴赫更加重视性别平等，因为“从美国到生态乌托邦，需要社会重建”③。 二
因为两本小说中的年表顺序和小说出版时间的顺序相反，笔者试从前传《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入手，探讨卡伦巴赫如何表现性别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卡伦巴赫使用斜体字撰写历史概论，并且引用另一位伯克利作家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写的注释。斯图尔特30年前在小说《地球忍受》（The Earth Abides）中对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也有类似关注，然而，斯图尔特未能鼓励甚至没有设想过改变性别关系。《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的第一处注释写道：“人类排放过多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并引发气候变化，致使其他物种灭绝，这不但威胁着星球上其他动植物，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第二个注释侧重探讨石油和“石油的替代品被整个国家所抛弃和否定”④。下一个注释评论了合成化学品和致癌物质，并清晰地描绘出人们如何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化学家们开发的新物质，从而走上自杀之路。再下一个注释则树立生物区的观念⑤，通过土地自然轮廓和限制规模来保持社会结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政治组织观念的确定奠定基础。尽管备受争议，但通过上述对能源、经济、污染和居住问题的注释可以明显看出，政治经济生态学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文化视角得以确立。但是，另一个主要论点却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即对性别关系重新评定。卡伦巴赫对性别关系的重新评定，体现在两位女性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在小说开端：一位是业余少年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平价的太阳能电池板；另一个是国家立法委员，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来替代通常的将利益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治。
卡伦巴赫笔下的卢·斯威夫特是一个17岁的业余科学家，致力于研发简单、平价、易建的太阳能电池板；她喜欢户外运动，“天性喜欢嬉闹”⑥。这不同的性格特点组合起来后，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表面意义。卢·斯威夫特从事的是科学实践而非理论研究，是用实际行动进行生态保护。她年轻，精力充沛，负担轻，充满求知欲，因此容易实现意外突破。该小说出版恰逢两个史蒂夫——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史蒂夫·乔布斯引领苹果第一代电脑带来的技术时代，卢打破科幻小说、普通小说和公众意识中固有的观念，成为一个特例。科幻小说和通俗科学杂志常见类似的男性形象，却没有出现过女性青少年科学家的角色。大众文化中对神童的概念多倾向于小提琴手和数学奇才的形象，而不是某个为实际应用研发技术的人。既然让卢成为一个女性人物而非男性人物和生物学考量无关，我们只能认为她的性别设定是卡伦巴赫的有意选择，是为了凸显普遍意义上有关性别和智力的主题，尤其是要突出不同性别对自然界的差异性态度。因为相较于书中的男性角色而言，更多的女性角色对卢对自然界的态度给予了行为上的支持。
卢童年时期经历过性革命和女权运动，这种经历有助于她成长为一位既坚持理想主义又追求实际的年轻女性。卢的这种女性主义价值观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她的思维方式。在她看来，性别平等理所当然，因此女性追求科学事业也就不是不适当或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卡伦巴赫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宣扬了女性科学家的观念，她们以激进的观点看待科学在服务生态和社会平等中所起的作用，正如书中的雷伊·杜特拉最后成为生存党的“首席科学人物”①。
正如卢对女性在科学中的地位有独到的见解，她对财产和经济也有自己的看法。很明显，这些看法来源于她对环境付出的心血和对其他人的关爱。例如，她不愿意自己的发明被公司收购，因为公司可能会限制技术应用于人们的生活，或牺牲公众幸福以谋取利益。卢的形象体现了环境历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对合作关系伦理学的定义：“合作关系伦理学蕴含了一种可行关系，即人类社区和非人社区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可行关系。在该地区，通过经济和生态交换认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②在卢、另一个主要女性角色维拉·奥尔文以及次要女性角色如雷伊和玛丽萨·达马托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到被雪莱·泰勒（Shelley E. Taylor）定义为“关爱本能”的特质：“我希望你能认识到，像自私或侵略性一样，我们对他人的关爱，也是人类本性。”③林恩·马吉利斯（lynn Maryulis）认为，这种照顾和伙伴关系代表了全部生物生命的一个基本特征④。卡伦巴赫通过不同的角色暗示，由于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不同的经历，造成了这种关爱本能在女性身上的压抑程度比在男性身上低。尽管在女性主义中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但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确实使女性和自然的关系更亲近，更直接关心环境正义和生态平衡⑤。这些观点当中有些侧重区别社会化模式，有些通过生育问题指向生物学基础。卡伦巴赫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或多或少地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撑。本文稍后要探讨的人物玛丽莎，是一个精神上与树木有天然联结的森林保卫者形象；另一个次要人物雷伊·杜特拉，已婚未育，不认为生育和母爱的个人经历是她加入生存党的因素。
维拉·奥尔文比卢·斯威夫特年长，拥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她曾奋力争取过她眼中理所当然的权利平等。作为加利福尼亚州议员，她还试图从政治系统内部进行改革以争取平等权益。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她经常受挫：“尽管她精力充沛、性格直率，却也会时常展现出自己慈祥的一面。然而，这没能欺骗到她在州政府的政敌，他们察觉到她在这个仍是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机构中，构成了莫名的威胁。”①维拉邀请了一群朋友到她的公寓里，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讨论会，大部分的受邀读者是女性。她首要关注的议题是和新鲜果蔬相对的加工食品，借此引入环境保护话题。在随后的时间里，讨论主题转向了建立一个以“生存”为基石的新政党②。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提出：“一个缺乏生态理性或生态理性发展不健全的文明，会造成大规模的生物圈及生态退化，而其自身无法对这种退化作出反应或纠正，这不符合其本该拥有的以生存为目标的举措。除非它由于正当理由而选择了自我灭绝，其行为正是理性的失败。”③
生存党的宣言和信条，将卢和维拉关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观点统一起来，比如权力分散、人权平等、实现人口的零增长、无缺席所有权、以及消除私家车④。她们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也值得讨论，因为在《生态乌托邦》中人口问题也引发了争议。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这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人口零增长运动提供了直接动力。两部作品都预言了原材料将日益稀缺，过度消费会导致环境恶化加剧。人口零增长运动被许多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所拥护。前者认为，该运动可将女性从主要或专门的婴儿孕育者角色中解放出来；后者则认为，这是减少环境破坏的必要步骤⑤。《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叙述者数次把无论结婚与否的女性，定义为“不要子女”⑥，而不是“无子女”，因为“无子女”会让人理解为女性无法生育。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人口零增长运动才有意义。 卡伦巴赫通过揭露化学污染对流产和不孕的影响，关注那些想要孩子却无法得偿所愿的女性。他没有暗示所有女人都应该梦想成为母亲。他还设计了一个情节，将卢对她父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之间（不是她的母亲）的平等主义动态学的观测，与卢的叔叔和叔母之间更传统的父权制关系进行对比⑦。此外，卡伦巴赫把卢的母亲描绘成处于非传统两性关系的群婚家庭结构中，她母亲解释说明了为什么多样化的家庭和婚姻结构对一个功能社区来说是有积极影响的因素⑧。
汽车文化本身的表现形式不仅能给经济和环境带来影响，也能给社会带来影响，包括性别动态和人们对性的态度。亨利、维拉、雷伊正在就生存主义者推动反私家车论坛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障碍进行讨论时，亨利指出很多人存在对汽车的男权主义态度：“很多人对汽车存在一种心理认知，认为汽车体现了生殖器崇拜。”⑨当维拉就此问及如何解决时，亨利提出：“我们可以尽力帮助他们提高对自己身体和性征的好感度，这样就能在不使他们情感受挫的情况下，减缓他们的车瘾……戒车诊所，在那里男人学会爱自己的身体……因此他们不需要凭借一辆车的力量让他们感觉良好。”①最后，对于雷伊和维拉提出的附加问题，亨利总结道：“任何增强身体意识的东西都会减少男人对汽车的依赖。”②这种关于汽车文化的对话反映了卡伦巴赫的观点，即经济的变化需要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需要人们心理上的改变。因此，要克服男权主义，因为男权主义追求行为控制权，进而激发统治思想和破坏环境的消费活动，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需求，使用化石燃料以及随之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冲击。不幸的是，虽然全球的石油产量已达传统峰值，水泥的生产也加剧了气候变化，但许多国家仍在广泛地修建公路，推动汽车文化的发展。2013年4月，在由《财富》杂志出资赞助的绿色头脑风暴会议上，一位名叫彼得·考尔索普（Peter Cal thorpe）的城市建筑师正确地提出了主张：“公路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样的时代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也是不可取的。”另一位会议成员名叫杰伊·卡森（Jay Carson），是C40城市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首席执行官。他声称：“更好的公共交通可以有机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③这与卡伦巴赫在他的两篇阐述淘汰私家车的重要性的文章中陈述的观点一致。
生存党不仅对社会价值和经济目标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定位，也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科学概念，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政治的组织方式。党派组织是建立在小组会议上的，因此它呼吁协调原则，这也是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活动家所提倡的原则。政治差异化结构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立共识的举措。如卡洛琳·埃斯蒂斯（Caroline Estes）在采访中追溯到土著传统的概述，从欧洲文化到贵格会（the Quakers），并从生态能动性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④。又如环境保护者以及包括社会生态学家和生物地区主义者在内的生态社会理论家们所支持的区域政治的观点⑤。
差异化结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分散专业技术和以社区为焦点的发展。这种类型的发展，旨在让专门设计的集体中的个体具备某种能力。比如卢·斯威夫特为了使其太阳能电池板能在当地投入建设，和她的朋友伯特合作制定了一个学徒项目，项目基于一对一的教授模型，对象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因此创造了一种技术社会创新，在改变能源产出和消耗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⑥。在俄勒冈州的尤金，4K 公司（the Four Ks）将太阳能节能的方法应用于房屋改建。因为4位K中有两位是女性，所以他们把公司的成绩归功于女性经营。随着公司业务进一步扩展，为了避免公司千人一面缺少人情味，他们采取学徒制来传播他们的技术性知识⑦。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和维拉·奥威尔的会面强调了这种观点，他们讨论了禁止使用私人汽车以终止郊区蔓延。作为开发者，福布斯有这样的远见：“分散的城市建立在牢固的社区之上，紧凑、界限分明、自力更生，每座城市都可以给其中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必需品。”⑧生存党力图重建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城市，支持女性对社会做出贡献，比如简·雅各布斯对建筑业的反思，被用以和蕾切尔·卡逊对杀虫剂的揭露相提并论：“雷伊已经发现过去某些女性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①
玛丽莎·达马托（《生态乌托邦》中被称为玛丽莎·布莱特克劳德）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是一个重要的次要角色，而在《生态乌托邦》中却是主要角色，甚至远比维拉·奥威尔重要，因为她成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爱恋对象。这一角色的存在，为探讨从《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延续到《生态乌托邦》提供了便利。玛丽莎被描述成一个从高中时代起就着迷于在森林和山岭中进行户外活动的人，还开始“做一些严肃的自然研究”②。她对树木有一种深厚的心灵上的喜爱，她对树木的态度也和他哥哥截然不同，她哥哥完全从实用资源的角度看待森林。哥哥以目标为导向，玛丽莎则是以旅行为导向。玛丽莎可以被当作生态女性主义精神派别③的一个例子，也可以被当作科学研究替代观点的实践者。正如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关于诺贝尔奖得主、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的传记作品——《情有独钟》（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的标题所表述的，玛丽莎对森林树木“情有独钟”。卡伦巴赫小心翼翼地避免把玛丽莎对树木的亲密感描绘成单纯的多愁善感或新时代迷信，而是有意将其塑造成融合进不同层面的意识进而引发的实践行动。在尤金的森林中进行承包工作时，玛丽莎正在和同伴们进行交谈。当时，她和一位年轻男同伴埃弗雷特正讨论建立一个组织替代美国林务局，因为美国林业局出台的立法使伐木业受益，却损害了生态环境④。重要的是，卡伦巴赫透过小说中的人物侧面支持了上述观点，而这些观点可以被当作建立森林管理委员会的先导。森林管理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直到1993年才成立，致力于木材产品的可持续使用。
三
尽管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玛丽莎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是在《生态乌托邦》中她却是主角。请注意这两本小说是倒叙的，读者们可以发现，卡伦巴赫是想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为他第一本小说《生态乌托邦》中的成熟角色提供背景支撑。同样的，在《生态乌托邦》中，卡伦巴赫已经设定了维拉·奥尔文是一名政府官员，他需要让维拉·奥尔文在生存党的形成以及乌托邦成功脱离美国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中，他通过生存党参加者的视角，描述生存党主要发展过程和促使该党形成以及成功获得权力等事件。在《生态乌托邦》中，卡伦巴赫采用了乌托邦准则，即无知、多疑的外来者需要被乌托邦居民教育。他将自己的政治等级观念融入故事情节，所以许多给这位外来者——威廉·韦斯顿提供消息的人都是普通公民，而非政党成员或知识分子；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参与集体决定和重大盛典仪式时，跟社区中其他成员处于同等地位，而并非以官员的身份参与。比如威廉观察“太阳能植物的贡献”时提到的：“这里举办庆典的人是参与工作的人。”⑤他甚至直到小说结尾才和维拉·奥尔文这个名义上的乌托邦主席进行会面⑥。 卡伦巴赫对其自身事件和经历采取了两种不同叙事手法并用的创新叙述方式。一种叙述方式是日记。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促使其反省、沉思和思索，日记也为其报纸文章提供了素材，同时日记中也体现其心理状态和对待乌托邦的态度。另一种叙述方式是报纸文章组合。这些文章发表在他的雇主《泰晤士报》上，面对公众发行。这本小说还包含伪纪实主义叙述方式，这在现代科学小说中很流行，其目的是营造一种逼真感。小说的第一页是一份装在信封中的“官方”公告，宣称他要去乌托邦进行新闻之旅①。小说的最后一页是一份附带的声明，称为“编辑结语”，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到前述事项包含未刊行的日记条目和威廉写的报纸文章；第二部分是一个便条，结尾这样写道：“感谢您分配给我这项任务，当时您和我都不知道这个任务会指向哪里。它把我带回了家。”②然而，正如小说第二页描述的那样，读者可能会回想起这次旅行的想法实际上来源于美国总统，威廉实际上是被政府派遣到乌托邦的，他的记者证明文件只是他探索潜在政治选择的一个烟雾弹。
小说一开始，威廉在日记的开头评论道：“他们的政治机构由这些该死的女人领导，他们的政治机构是如何设法终止了常规的政治结构，并取而代之的？”③从此，乌托邦中的女性角色就成了一个话题。威廉离婚了，不是一个体贴的父亲；他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喜欢和女朋友保持距离，并在两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④；他倾向于用色情的想象来描述风景⑤，对男女之间的社交持男权观点：“在街上，我有过一些来电的时刻，就是当女性直直地看到我的眼睛里时，到目前为止，我都会转移目光，但是如果我没有移开目光的话，会发生什么呢？”⑥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行为，反而认为这种行为一定包含着性的意味。他对待环境的态度也同样落后，认为认真的回收是非常极端的事情⑦，对生态乌托邦决定要让溪流和河水回到最初的地平面河道而不是把它们贮藏到地下感到困惑⑧。
当然，小说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独白和对话，是关于永恒的经济学和它的生态启示，如回收、天然纤维的使用、公共交通和污染。批评家们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大量分析，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性别动态学和卡伦巴赫提倡的心理重建。在小说前几页，威廉对生态乌托邦女性的行为描述体现了自己当时的内心状态，其中不仅包括街上遇到的陌生女性，还有为他打扫房间的女性。他称为他打扫房间的女性为“女仆”而非“管家”。这些事件都可以体现威廉的性格。尽管卡伦巴赫给小说设定的时间是未来的25年，这些事件明确体现了小说创作之时美国社会主流的父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思维模式。同时，这些事件也开始向人们揭示由于父权制、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环境恶化导致的心理压抑和病态行为。比如，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他所住的酒店中一对男女夫妇之间的争论，他是这样开头的：“这些人太过情绪化。”⑨结尾则是：“显而易见，这里对人际行为的限制非常松懈，极端的敌意也可以被当作正常行为接受。”①够有趣的是，这里所谓的“敌意”，完全是指这对夫妇间的口舌之争，而且争论到最后这对夫妇也和好了。然而，威廉认为，这种情感表达非比寻常，就像在某个能保证安全和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经济体制中没有暴力犯罪，他没有发现两人间存在可能的关联或者两个人行为的合理原则。同时，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乌托邦社会的观察，会让他回忆起自己早期婚姻生活的一些片段和“在家无所事事的舒服感”②。显而易见，威廉正在经历受被压抑的情感回归过程中产生的困惑，这种困惑既是因为乌托邦没有等级制度而滋生的，也是因为他正在迈向马斯洛维安的需求金字塔顶端的道路上而产生的。这种迷惑也反映在他和各类不同的工人的互动中。这些工人拒绝顺从他，坚持采用个人行为约束他，针对这种情况，他诧异地发现自己温和的回应是：“无论如何，忍不住报以微笑。”③
小说开头不久，卡伦巴赫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群体生活、大家庭以及非传统的家庭结构，加之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促使其催生一种强烈的个人幸福感和安全感④。这种内心状态会因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和分享准则而更加坚定。柴可勒争论称集体主义的方法压制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中人们相互之间和对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有一种相互责任。如果“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一种意识的形成，旨在使人们相互竞争，促进建立在等级制度、权力和例外论的基础之上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形成的话，那么他是正确的。相反，正如反复表明的事例那样，从着装到生活方式、到工作、到教育，乌托邦在日常生活中鼓励个人主义。正如在一个安全社会中可以更强烈地表达情感，在一个灵活的经济体制中人们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非催生不知足的欲望，并允许对生产工序、政治形态和文化实践有更多的实验和不间断的对话和讨论。
坚持以性别平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更加完善和全面。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和男性一样，能够通过不断成长和改变，得以自由发展。正如威廉反思时在日记中写下的：“据他（汤姆）所言，生态乌托邦城中的女性完全摆脱了依附于男性的角色，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乌托邦女性独立自主并不是因为她们对男性嚣张跋扈，而是她们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像男性一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人可以作为人存在，而不带有强加给性别的象征意义。”⑤他进而对美国社会中缺少双性同体现象进行了评论，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嬉皮运动就曾双性同体引发社会的不满。伦辛的《多产的双性同体：性别与20世纪70年代乌托邦/反乌托邦想象》（“The Fecund Androgyne：Gender and the Utopian /Dystopian Imagination of the 1970s”）写于2006年，是专门探讨《生态乌托邦》的文章。尽管标题表述并不准确，该文章也反复提及双性同体问题。威廉开始理解她们的美丽和吸引力同样是基于自然品质而非计谋，是基于把情感表达当作人类的一部分：“对我而言，女性看起来仍旧很有女人味，很有吸引力，又使人放松……至于男性，尽管他们表达感受的方式比美国男性更为开放，甚至有些软弱，但他们仍旧看起来很阳刚。”⑥他又写道：“生态乌托邦女性的美是一种简单、不加修饰的美。她们不依靠化妆品或者衣服创造吸引力，她们给人的印象是强健、安全、有趣、诚实、坦率。”⑦ 玛丽莎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是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一时出现的，和威廉由肉体关系开始，最终成为长久的伴侣关系。卡伦巴赫通过玛丽莎这个人物实现了几个目的。小说的前面描述了威廉在解决如何和居住在乌托邦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时遇到了困难。他反复思考这一困难以及对玛丽莎行为和个性的困惑，在这部分，卡伦巴赫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威廉和美国男性主义文化把性当作征服和成就，而非分享和互相给予。他还列举了一个例子，证明了即便不凭借双性同体或者个体特性缺失的手段，乌托邦城也是一个性别平等和生态平衡的社会。
玛丽莎是在威廉的日记中出现的，当时他假设她是公共关系的工作人员或者公务员并显现出沙文主义，但是很快他就了解到她实际上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被选出来的管理委员会中七名委员中的一位，这个委员会管理露营和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①她在信仰和实践中所体现的就是被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定义的合作关系伦理学。在遇见玛丽莎之前，威廉对生态乌托邦木工业的评价如下：“他们看起来几乎要和木材合作一样，而非把木材强制建造成建筑物的形状。”②在接受了玛丽莎对生态乌托邦林业活动的教育之后，他总结道：“肯定的是，乌托邦的人把树木当作是和人类一样有生命的存在。”读者可能会想起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一书中，卡伦巴赫利用玛丽莎表明了一种看法，是关于她对树木的态度和她哥哥的工具主义态度之间的差异。基于合作关系伦理，威廉观察发现，乌托邦的人购买大量被砍伐的木材之前，要做森林服务志愿工作，种植替代砍伐的树木。通过这种方式，乌托邦人会更加熟悉森林的生态系统。
威廉是从工具主义者的角度来评估这种实践行为的，而并非从可持续的实践角度出发。他在给自己的便条中写道：“具有诗意但是愚蠢的观念。”接着他也承认：“但是这会让人们对木材资源抱着更好的态度。”③通过他的遣词用句，读者可以获悉一种错误的孤立之感和隔离之感，并借此感受到树木仅仅被当作物品、资源供人类开发，这和合作实践截然相反，这种实践给木材使用者施加了一种义务，充当树木的复原资源。是的，卡伦巴赫承认树木是有生命的，用树木维持人类这个物种的生活，这使得人类有义务用自身维持树木这个物种的生命。因此，在合作关系的准则中，和资本主义资源利用体系不同，森林服务的存在是为了向其他人类阐述树木和森林的利益并维持它们的利益，不是由人类的方便决定如何更好地利用树木。
同样的伦理观念在小说后部分威廉关于生态乌托邦医疗系统的报刊文章中也有体现。首先，对整体医疗来说，防范是护理的第一条原则。其次，患者要被当作是他治愈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就像护士不是仆人或者雇员，也是这个合作过程的参与者。再者，患者复原的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也要考虑进去。威廉写道：“因此，我的医生对我心理状态和身体伤痛非常关注。”④但是与威廉住院的感受相比，小说中有更多关于医疗护理的想法。乌托邦城患者有权决定自己何时出院，威廉终于在出院不久采访了维拉·奥尔文。至于这个采访，他在日记中评论说：“余下的对话都很私人，让人不舒服……几乎就像一个精神方面的检查。”⑤读者后来发现这确实是一次对他情感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审查。维拉向其他人建议，威廉应该去温泉度假，这会有助于他的恢复。暂时不回美国，留在生态乌托邦进行温泉理疗的这一决定，威廉在日记中把它描述为一次导致“突破性进展”的情感和心理的危机。
尽管一些批评家不喜欢卡伦巴赫小说中老套的情节，男性外来者通过浪漫的异性恋关系赢得乌托邦社区的支持。玛丽莎和威廉的关系——毕竟他们的关系开始于性接触——使得卡伦巴赫以此为契机探讨性、心理、男性主导和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玛丽莎在和威廉的两性关系中坚持平等的做法，威廉不知该作何评价。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回应或者欣赏这样的彻头彻尾的女性，她们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被留在美国的弗朗辛也是这样的女性。威廉把玛丽莎称为“野兽”，其实他明白，她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类，还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只是不愿承认罢了①。这种认可需要他和自己的大男子主义疾病妥协，承认生态乌托邦的人际交流使人不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压抑：
“我猜是温柔和渴望接触的想法，这让我害怕我会哭泣。”“你这人真奇怪，你当然可以哭泣。”她给我一个坚定有力的拥抱。
我必须解释。“在我们国家不可以！但是，在这里也许你可以教我。和你在一起时我不必如此谨慎。”②
卡伦巴赫在这本小说中表述得很清楚，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压抑、心理畸形、暴力和控制都是相互关联的，且和可持续性、共同进化和社会生态相对立。
《生态乌托邦》书写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丁克家庭形式是一种社会畸形，因为这种以夫妻子女为主导的核心家庭与产权关系以及男性主导相关联。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协作、合作、伙伴关系和关爱是决定交通、建设、消费品和政治结构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其他形式的亲属关系的发展代替了丁克家庭。但是，乌托邦所表达的不是单纯浪漫的对部落制度的怀念，而是强调建设以特定社区为基础的大家庭。在这样的若干大家庭中，只有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养育后代。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异性恋也不是强制性的。还有其他家庭是因为共同兴趣而组织在一起的，比如职业、才能或者工程。年长者更多地生活在大家庭中，帮忙抚育孩子，不论这些孩子和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在这里，他们在看护孩子和孩子早期教育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不是被当作毫无用处的老人，“隐退”到养老机构中③。这样的大家庭通过让人们参与养育不一定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帮助乌托邦为了生态的可持续性而实现减少人口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有社会服务的经济体系，乌托邦提出了个人财产继承在经济上不重要的观念。继承和私人财产概念的衰败解放了女性，促进了生活经历的平等化，同时通过消除囤积和过度获取的趋势，也对可持续性起到帮助作用。
小说进行到一半时，威廉写了一篇报刊文章《掌权女性：生态乌托邦的政客、性和法律》（“Women in Power： Politicians，Sex and Law in Ecotopia”）。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女性和男性的态度二分法，实际上是要区分男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不同态度，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和他讨论过政治的乌托邦男性几乎总是持有和女性一样的基本观点，然而进步党中赞成资本主义的男性除外。不过，威廉报告了生存党“长期成员”与他分享过的一种理念：生存党的成功“来自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即女性占人口的大多数，以及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女性拥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但是在美国政权的200年中，大部分利益和需求未被满足”①。接着他继续描写了当代乌托邦生存党的会议，准确地呈现了成员们为了寻求共识进行的讨论，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等级组织。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是生物区开发论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环保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现代一直提倡的②，最近的要数参与“我们是99%”（“We Are the 99%”）这一政治运动，该运动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开展。
如前文所述，在小说的结尾处，威廉差点精神崩溃，他出院不久采访了维拉·奥尔文之后更加急切地想回美国去。他经历的沮丧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代表美国总统传达的信息被断然回绝，生态乌托邦是不会加入联合国的。有趣的是，当生态乌托邦人把他带到温泉来梳理思路进行复健时，他们鼓励他寄出他的一篇新闻文章，把这作为他们隐秘治疗的一部分，该文章题目是“生态乌托邦居民的工作和娱乐”。
威廉在文章中指出，他对某些生态乌托邦的文化感到又高兴又不安，如工作与玩乐之间的防火墙一直在稳步减弱：“在生态乌托邦中，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貌似将要消失，同时消失的是我们认为的工作是和‘现实生活’分离的整体概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生态乌托邦人们享受工作。”③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表明：“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乌托邦人倾向于发生肢体接触。”④即便威廉在生态乌托邦生活时，他仍然倾向于将各种现象分割来看待，而不能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去思考，无法认识到这些现象因缘共生、互相依赖、共同发展。以分割角度思考问题，如公有与私人、专业与业余、雄性行为和雌性行为、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这种思维方式会使阶级、剥削和压迫凭借基本的主体/客体二元论得以永存，而揭露这种二元对立论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不懈追求⑤。无论是《生态乌托邦》还是几年后的《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卡伦巴赫都在其作品中处处描绘了一种可能性，即当这种二元论的思考模式被摒弃之后，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实现一个健康、综合、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
卡伦巴赫的小说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已经被美国社会接纳并得以实施，但因此就认为其小说只有历史意义而已，显然不妥。卡伦巴赫对很多诸如增加太阳能和风能等环保技术使用的设想已经付诸实施；生态乌托邦人交互电视模式也已在现实中出现，如网络、电报和博客；也有像森林管理委员这样的组织推行可持续林业；各种形式的新城市化和理想社会也正逐步形成。但显而易见，相较之下，技术创新比经济创新更容易实施，因为技术创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对很多人来说，即便是对那些主张社会生态环境重新定位的人而言，生态和性别的关系仍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因此，卡伦巴赫这两篇小说所传达的关于性别平等的信息，与他40年前首次出版《生态乌托邦》同样重要，实现性别平等是重新定位社会并使其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