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技艺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随后，电影以其特有的魅力不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就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戏台，各方势力粉墨登场，在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大戏”。电影成为各方势力用来扩大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电影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数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和所坚持的信念，利用自己的才华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将电影艺术与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结合起来，进而形成了具有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形势。作为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定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而成，影片取自《三国演义》中魏蜀用兵的故事，有著名戏曲艺术家谭鑫培所演，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无声片，从此中国进入默片时代，这是中国人对电影的最初尝试。
　　1922年3月，张石川在上海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在他的邀请下，郑正秋也加盟了进来，二人齐心协力，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早期最主要的电影艺术家。他认为电影应该具有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作用。所以，他的作品大多表现了反对封建习俗，提倡文明开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张石川是明星公司的老板，同时他也积极参与的影片的创作中去，成为了公司另一个主要的创作人员。与郑正秋不同的是，张石川偏向于商业方面，追求作品应适用于商业的需求。由于张石川与郑正秋的努力，明星公司在二十世纪早期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电影创作公司，其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其成为众多作着和商业影片公司竞相模仿的对象，其创作风格和经营模式也成为早期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反映。
　　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形式上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政府建立初期，国民政府便有意识地加强了对电影事业的管理和控制。首先，国民党首先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审查制度来对电市场上进行监管。其次，提倡“教育电影”。除了对电影进行审查外，国民政府还积极地引导电影的创作方向，使其符合自己所宣扬的价值取向。最后，国民党还直接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接进行电影创作。
　　在国民党当局的多重压迫下，中国的电影事业受到的一定程度的打压，市场上充斥着的多是反映当局政治需要的影片以及一些脱离现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正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的敏感时期，人们普遍希望看到一些能够反映抗日救国的作品，这为左翼电影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1924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在其影响下，一大批先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要用电影来劲县革命的新主张。1931年1月，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并发表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这表达了左翼知识分子对电影事业的关注，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兴起。
　　左翼电影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并逐渐在左翼电影界获得主导地位。1933年前后，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成员包括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和司徒慧敏等五人，夏衍在其中任组长。电影小组成立后，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电影界的守旧势力，他们从容不迫的进行工作，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在艺术方面也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1931年11月12日，國民党特务组织捣毁了它们认为是左翼进步电影大本营的艺华公司，并用各种手段打击左翼电影，在这种情况下，左翼电影人一度退出了电影界。以此为标志，中国左翼电影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军事和文化上的双重围剿，中国的左翼电影事业进入了曲折发展时期，但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左翼电影人依旧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继续为明星，联华，艺华等公司提供剧本，使得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影片问世。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为左翼电影发展第三阶段拉开了序幕。在由于中日华北事件而引发的抗日浪潮中，上海文化界首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于1935年12月28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同年五月，正式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经过讨论后，左翼电影人提出了国防电影的三项基本特征：在题材和内容上要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本任务；在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上主张现实主义与多种艺术方法并存，强调风格样式多样化；要求深入现实生活，避免作品出现“表面化”和“口号化”的现象。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大量爱国电影不断出现，如明星公司的《生死同心》《十字街头》，艺华公司的《逃亡》《凯歌》，联华公司的《狼山喋血记》《迷途的羔羊》等，他们用不同的体裁和风格表达了时代主题，为鼓舞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历程，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国家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民族抗日成了时代的主题，故而原先受到打压的反映抗争系列的左翼电影得到了发展。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也使得原有的电影发展格局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抗战时期电影主要以服务抗战宣传为主，由于时代环境的转变，影片不必要采取隐喻、暗示的方式反映抗战思想，而是采用直接的方式描绘抗战，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是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抗日的宣传故事片，影片以高昂的热情直接描写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的英雄斗争。为激励我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领导的宣传机构共拍摄了十几部这样的影片，这些影片不仅具有表现人民抗战热情的现实意义，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动员全民族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上海在旧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大量各国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为各方管理体系的盲区，国民政府无权对上海租界进行管辖，而租借管理方又懈于管理，导致上海成为许多冒险者的乐园。
　　抗战胜利后，原有的战时电影格局被打破。一方面，沦陷区电影事业被清算和接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激励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同时，其产生的巨大破坏力也引发了广大电影艺术家们的深思与追忆。战后，国民党当局大量接收原有的电影公司，整合电影资产，形成了一批具有很强实力的大电影公司，民营电影公司在市场中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同时，根据“中美商约”等条约的规定，美国电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给中国原有的民族电影也带来了冲击，加剧了民营电影事业的困境。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电影人凭借自身的努力，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推向高峰。这一时期“惨胜”和“劫收”成为了创作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