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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读过不少回乡见闻,多数作者都不看好农村的未来:空心化、老年化、百业凋敝、垃圾围村、衰落、即将消失等等描述不一而足。那么农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境况,到底有没有未来,如果有的话,是一个怎样的未来?的确,在城镇化的大潮下,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城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但是有的农村也正在发展乡村经济,或建设旅游景点,另外一些农村则在两者之间徘徊,不知何去何从。吕延涛的《老乡:对中国西北一个移民村庄的一线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所描述的似乎是后一种情况。
本书作者居住了二十八天的村庄叫顾山村,有八十一户人家,回族,长相从身高、皮肤、头发、眼睛、鼻梁等方面看,和汉族有所不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亚,有的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亲戚。从书里诸多的照片上看,无论男女大都长得很标致。但是他们的村子比较偏僻,二年级以上的小学生每天要翻沟越岭到六七里以外的马洼村小学上学,来回走两小时。有的地方坡陡路窄,下雨便无法走,需要绕行十几里。如果下雪,孩子们来回要走三四个小时。村里传统的土窑洞一遇大雨,便有塌方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县里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计划,要求大家两三年内搬迁到离顾山村七八里外的移民点。
这显然是城镇化的思路,似无可厚非。但是,正如村民们所说,到那里去之后人们怎么生活?“面子”有了,“里子”有没有呢?拿新的移民点新集乡的团结村来说,二0一0年有十户顾山村民迁来,但是其中五户又陆续迁回了顾山。移民点没有通地下管道,用旱厕所,污水排不出去。政府为每户人家改了牛棚,但是要走十几分钟,看管难(有人曾养过三头牛,不久就被偷了一头),且牛饲料也没有来源。所以几百个牛棚建好,却基本没有人在里面养牛。正如一位村民对作者说的:“好我的老哥呢,我也想到城里去生活,可是到了城里,在啥地方弄钱呢?老婆娃娃跟着喝西北风呀!”
那么顾山村民能不能不移民到这样的城镇,而将精力放在建设美丽乡村上面?顾山难道真的是穷乡僻壤、自然条件恶劣到不能生存的地步了吗?完全不是。顾山的张建福自办养鸡场,养了九千只鸡,是彭阳县最大的养鸡专业户。张万仲养了七十多只羊,还拥有一辆夏利轿车,一辆四轮拖拉机,一辆蹦蹦车,还有割草机等各种配套农机具。村里好多人家都养羊养牛,种玉米、苜蓿等以解决饲料问题,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三轮车等等交通以及农用机具。自古以来,该地区就以畜牧业见长。那么让更多的人在村里好好发展畜牧业,建设既有“现代文明”又具“田园风光”的美丽乡村,不是也可以吗?是哪些因素在阻挠“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可能呢?
从作者书中的报道来看,顾山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贷款问题。很多人都因为贷不到款而不能扩大养殖业,导致生活过得比较紧巴。其实政府已经提供多项贷款,比如农村妇女创业贷款、“双带”资金(一个党员带两户农民,有资金协助)、农村信用社贷款、邮政银行贷款、农业银行的职工担保贷款。但是由于僧多粥少,贷款分不到几户就没有了;另外大多数农户并没有公务员或教师等亲戚可以担保。再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农民得到的贷款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
有些时候则是贷款的组织与管理不到位。比如张鹏想利用邮政银行的“三户联保”贷款,但是“知道这个信息时已经太晚了,又一直找不到愿意互保的邻居,结果没有贷成”。姬秀莲一家找来保人之后,上面又说“要由村上来找保人”,拖来拖去,没了下文。这些情况,党支部和村委会有没有出面协调呢?张世旦因为不知道银行规矩改变没有按季清还利息,“糊里糊涂地被银行列入了黑名单”,再也没有办法贷到款。银行为什么没有将规则的改变通知给每一个客户呢?如果不能扩大生产,每年的收入只能维持生活,那么又如何还贷呢?本金和利息(5%到10%,顾山村民通常可以拿到5%的利息)加在一起,欠账不是越来越多、穷者更穷、永无出头之日吗?张桂芳一家也因为没有及时还清贷款而被列入黑名单,五年内不能再贷款。类似的情况还有张平,多年前贷了一万元,未能及时偿还本息而被列入黑名单。养殖大户张万仲贷到了“三户联保”款,张建福贷到了公务员担保款,但是两人都感到还是不能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这些情况,乡里、村里有没有帮助解决呢?或许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农业部长韩长赋在解读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解决“农业贷款难、融资贵、保险少的问题”。比如无论是土地经营权,还是农业生产设施和大型农机具都可以抵押。无论是否贫困县,都有一个资金整合与管理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措施,是否有效。至少我们在《老乡》一书中看到的措施并不少,但是效果却不理想。《老乡》一书也提到:“最近上面推出了许多鼓励放开民营金融结构的政策,这让顾山村民似乎看到了贷款的希望。村里的干部也感觉可以松口气了……不用担心为贷款的事情被村民骂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解决贷款问题仍然存在不少障碍。”本人建议,可以考虑贫困农民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上的做法,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贷款和债务不要利息(无息贷款)。这样做,或许可以大大缓解农民贷款的压力,从而使农民较快过上好日子。
农村的问题,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面向是农民工问题,这在《老乡》一书中也有很详细的描述。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似乎多数农民工并没有能够积累什么财富,这便制约了他们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是活累,第二挣钱少,第三有时候干了活但是拿不到工钱。顾山村的张万武在陕西的乾县、礼泉等地都割过麦子。因为他身体好,一天能割两亩麦子,每亩挣七八块钱,一次干十几天,活累钱少。有一回给人割了半天麦子,最后却找不到主人家,工钱便拿不到。二00六年,张鹏带着老婆孩子去彭阳县打工,经常吃不饱饭,一碗饭三个人推来推去,尽量让别人多吃一口。后来他们又到煤矿打工:张鹏下煤窑挖煤,老婆马梅给矿工做饭。但是工资很低,三人勉强过活。
在银川打工的张平,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草草吃两个馒头就是早餐,工作到十二点才能休息。午饭后十四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九点。夏天还要延长半个小时。一个月老板才给大家改善一次伙食,吃一次肉。张平没有被欠过工资,但是挣钱很少,零花够用,其他基本上被用来看病了,并没有储蓄。赵银明十多年来“年年在外打工,去过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活儿,吃了很多苦,但没落下钱”。赵银明做包工头时被欠了六万元:老板不敢欠工人的钱,但是敢欠包工头的钱……假如这些农民工没有被欠工资,假如他们在吃饱饭之后还能有些积蓄(包括养老金、公积金之类的储蓄),那么他们在回到村里后生活还会这么拮据吗?再假如他们能够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来,甚至还可以接济在农村的亲友,农村的家会像現在这样困顿吗?
二0一七年三月五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了《城市梦想》第三集《父亲》,讨论欠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在写给栏目组的一封信中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现代化。他们是中国城市现代化最大的付出者,有时还是最大的牺牲者。但是谁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的户口问题、购车问题、购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正是这些最辛劳的城市建设者,在城市中被活生生地当着异邦人,承受着二等市民、三等市民的待遇,我们真的公正么?”“历史会记住农民工的贡献,我们欠农民工一个公正的制度安排。”期待一个公正的制度安排能早日到来。
除了体制机制需要改革之外,还应该调动社会的力量。比如顾山村的清真寺,在村民的生活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村民们集体选出的马西平阿訇威信很高,他和队长张万平一起解决了不少邻里和家庭的纠纷。在农村,宗教和宗族是可以承担一些社会功能的,与公权力一起,共同协商,来解决农村面临的诸多问题。
如果说《老乡》一书有什么缺点的话,是关于村支部和大队的运作情况没有太多的描述,比如支书的选举、大队长的选举、有无村委会、他们和乡与县里的关系、村里有无农业生产合作社、效果如何等等。宗教的作用也可以再深入讨论。公权力和民间社会的互动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搬迁、贷款、乡村建设(农村的产业发展、能否建养老院、如何保育农村的文化遗产)等问题有无一个协商机制、决策机制?
但是无论如何,吕延涛的这本书,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农村的现状、思考农村发展的路径、做些持续的努力去帮助农村走向现代化,贡献良多,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书里提出的问题,也是其他大多数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希望通过政府和民间共同的努力,农民们能够在自己“家门口过上好日子”,外出打工的农民也有一条回家的路,能够回到那个充满“踏实、温暖、亲情”的家。
一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城镇化非常需要,但是也应该为建设“美丽乡村”付出更多的努力,实现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
本书作者居住了二十八天的村庄叫顾山村,有八十一户人家,回族,长相从身高、皮肤、头发、眼睛、鼻梁等方面看,和汉族有所不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亚,有的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亲戚。从书里诸多的照片上看,无论男女大都长得很标致。但是他们的村子比较偏僻,二年级以上的小学生每天要翻沟越岭到六七里以外的马洼村小学上学,来回走两小时。有的地方坡陡路窄,下雨便无法走,需要绕行十几里。如果下雪,孩子们来回要走三四个小时。村里传统的土窑洞一遇大雨,便有塌方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县里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计划,要求大家两三年内搬迁到离顾山村七八里外的移民点。
这显然是城镇化的思路,似无可厚非。但是,正如村民们所说,到那里去之后人们怎么生活?“面子”有了,“里子”有没有呢?拿新的移民点新集乡的团结村来说,二0一0年有十户顾山村民迁来,但是其中五户又陆续迁回了顾山。移民点没有通地下管道,用旱厕所,污水排不出去。政府为每户人家改了牛棚,但是要走十几分钟,看管难(有人曾养过三头牛,不久就被偷了一头),且牛饲料也没有来源。所以几百个牛棚建好,却基本没有人在里面养牛。正如一位村民对作者说的:“好我的老哥呢,我也想到城里去生活,可是到了城里,在啥地方弄钱呢?老婆娃娃跟着喝西北风呀!”
那么顾山村民能不能不移民到这样的城镇,而将精力放在建设美丽乡村上面?顾山难道真的是穷乡僻壤、自然条件恶劣到不能生存的地步了吗?完全不是。顾山的张建福自办养鸡场,养了九千只鸡,是彭阳县最大的养鸡专业户。张万仲养了七十多只羊,还拥有一辆夏利轿车,一辆四轮拖拉机,一辆蹦蹦车,还有割草机等各种配套农机具。村里好多人家都养羊养牛,种玉米、苜蓿等以解决饲料问题,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三轮车等等交通以及农用机具。自古以来,该地区就以畜牧业见长。那么让更多的人在村里好好发展畜牧业,建设既有“现代文明”又具“田园风光”的美丽乡村,不是也可以吗?是哪些因素在阻挠“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可能呢?
从作者书中的报道来看,顾山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贷款问题。很多人都因为贷不到款而不能扩大养殖业,导致生活过得比较紧巴。其实政府已经提供多项贷款,比如农村妇女创业贷款、“双带”资金(一个党员带两户农民,有资金协助)、农村信用社贷款、邮政银行贷款、农业银行的职工担保贷款。但是由于僧多粥少,贷款分不到几户就没有了;另外大多数农户并没有公务员或教师等亲戚可以担保。再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农民得到的贷款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
有些时候则是贷款的组织与管理不到位。比如张鹏想利用邮政银行的“三户联保”贷款,但是“知道这个信息时已经太晚了,又一直找不到愿意互保的邻居,结果没有贷成”。姬秀莲一家找来保人之后,上面又说“要由村上来找保人”,拖来拖去,没了下文。这些情况,党支部和村委会有没有出面协调呢?张世旦因为不知道银行规矩改变没有按季清还利息,“糊里糊涂地被银行列入了黑名单”,再也没有办法贷到款。银行为什么没有将规则的改变通知给每一个客户呢?如果不能扩大生产,每年的收入只能维持生活,那么又如何还贷呢?本金和利息(5%到10%,顾山村民通常可以拿到5%的利息)加在一起,欠账不是越来越多、穷者更穷、永无出头之日吗?张桂芳一家也因为没有及时还清贷款而被列入黑名单,五年内不能再贷款。类似的情况还有张平,多年前贷了一万元,未能及时偿还本息而被列入黑名单。养殖大户张万仲贷到了“三户联保”款,张建福贷到了公务员担保款,但是两人都感到还是不能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这些情况,乡里、村里有没有帮助解决呢?或许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农业部长韩长赋在解读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解决“农业贷款难、融资贵、保险少的问题”。比如无论是土地经营权,还是农业生产设施和大型农机具都可以抵押。无论是否贫困县,都有一个资金整合与管理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措施,是否有效。至少我们在《老乡》一书中看到的措施并不少,但是效果却不理想。《老乡》一书也提到:“最近上面推出了许多鼓励放开民营金融结构的政策,这让顾山村民似乎看到了贷款的希望。村里的干部也感觉可以松口气了……不用担心为贷款的事情被村民骂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解决贷款问题仍然存在不少障碍。”本人建议,可以考虑贫困农民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上的做法,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贷款和债务不要利息(无息贷款)。这样做,或许可以大大缓解农民贷款的压力,从而使农民较快过上好日子。
农村的问题,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面向是农民工问题,这在《老乡》一书中也有很详细的描述。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似乎多数农民工并没有能够积累什么财富,这便制约了他们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是活累,第二挣钱少,第三有时候干了活但是拿不到工钱。顾山村的张万武在陕西的乾县、礼泉等地都割过麦子。因为他身体好,一天能割两亩麦子,每亩挣七八块钱,一次干十几天,活累钱少。有一回给人割了半天麦子,最后却找不到主人家,工钱便拿不到。二00六年,张鹏带着老婆孩子去彭阳县打工,经常吃不饱饭,一碗饭三个人推来推去,尽量让别人多吃一口。后来他们又到煤矿打工:张鹏下煤窑挖煤,老婆马梅给矿工做饭。但是工资很低,三人勉强过活。
在银川打工的张平,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草草吃两个馒头就是早餐,工作到十二点才能休息。午饭后十四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九点。夏天还要延长半个小时。一个月老板才给大家改善一次伙食,吃一次肉。张平没有被欠过工资,但是挣钱很少,零花够用,其他基本上被用来看病了,并没有储蓄。赵银明十多年来“年年在外打工,去过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活儿,吃了很多苦,但没落下钱”。赵银明做包工头时被欠了六万元:老板不敢欠工人的钱,但是敢欠包工头的钱……假如这些农民工没有被欠工资,假如他们在吃饱饭之后还能有些积蓄(包括养老金、公积金之类的储蓄),那么他们在回到村里后生活还会这么拮据吗?再假如他们能够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来,甚至还可以接济在农村的亲友,农村的家会像現在这样困顿吗?
二0一七年三月五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了《城市梦想》第三集《父亲》,讨论欠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在写给栏目组的一封信中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现代化。他们是中国城市现代化最大的付出者,有时还是最大的牺牲者。但是谁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的户口问题、购车问题、购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正是这些最辛劳的城市建设者,在城市中被活生生地当着异邦人,承受着二等市民、三等市民的待遇,我们真的公正么?”“历史会记住农民工的贡献,我们欠农民工一个公正的制度安排。”期待一个公正的制度安排能早日到来。
除了体制机制需要改革之外,还应该调动社会的力量。比如顾山村的清真寺,在村民的生活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村民们集体选出的马西平阿訇威信很高,他和队长张万平一起解决了不少邻里和家庭的纠纷。在农村,宗教和宗族是可以承担一些社会功能的,与公权力一起,共同协商,来解决农村面临的诸多问题。
如果说《老乡》一书有什么缺点的话,是关于村支部和大队的运作情况没有太多的描述,比如支书的选举、大队长的选举、有无村委会、他们和乡与县里的关系、村里有无农业生产合作社、效果如何等等。宗教的作用也可以再深入讨论。公权力和民间社会的互动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搬迁、贷款、乡村建设(农村的产业发展、能否建养老院、如何保育农村的文化遗产)等问题有无一个协商机制、决策机制?
但是无论如何,吕延涛的这本书,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农村的现状、思考农村发展的路径、做些持续的努力去帮助农村走向现代化,贡献良多,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书里提出的问题,也是其他大多数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希望通过政府和民间共同的努力,农民们能够在自己“家门口过上好日子”,外出打工的农民也有一条回家的路,能够回到那个充满“踏实、温暖、亲情”的家。
一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城镇化非常需要,但是也应该为建设“美丽乡村”付出更多的努力,实现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