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经在政坛上十分活跃。他弹劾唐仲友的事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管理案例。
　　宋孝宗淳熙年间，浙东连遭水旱灾害，流民遍地。朝廷任命朱熹为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路一级的监司），到浙东视察灾情，组织救灾，台州在其监督之下，时任台州知州的唐仲友，本为浙东儒士，也是学界名流。朱熹在从绍兴赴台州途中，遇到台州逃荒的流民，诉说旱情极重，官府催税紧急；迎接朱熹的通判高文虎，又向朱熹揭发唐仲友为政不端。宋代的通判本来就承担着监督知州的使命，号称监州。民有流民控诉，官有通判检举，朱熹当然要一查到底。一查，贪污官钱、纵容亲属、败坏政务等等问题都浮出水面。于是，朱熹向朝廷奏弹唐仲友，但是，一连三次弹劾，朝廷却没有动静。当朝宰相王淮是唐的同乡兼姻亲，朱熹揣测是王淮压下了奏章。到第四次弹劾，朱熹已经隐含对王淮的指责。此时，朝中已经有人举荐唐仲友升任江西提点刑狱，并督促朱熹速到衢州视察灾情。面对这种“上面有人”的明显庇护，朱熹的第五份奏章直指王淮与唐仲友勾结。到了此时，王淮再也包不住了，只好上奏孝宗。孝宗询问王淮，如何看待朱唐之争？而王淮的一句看似不经意的回答，就把这一案大事化小，扭转了办案方向。朱熹为之动怒，又上了第六份奏章，专拣唐仲友的重大不法行为弹劾，以备追究定案之用。经过这场抗争，朱熹看清了官场的现实，乞奉祠归，离开官场；而唐仲友经此打击，一蹶不振。
　　王淮在紧要当口对孝宗说了什么，竟然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作为宰相，王淮把朱熹的弹劾疏和唐仲友的自辩疏同时交给孝宗，等候旨意，貌似公正，只是微笑不已。皇帝问他怎样看这件事。王对答以“朱，程学；唐，苏学”。孝宗闻言“笑而缓唐罪”。就这样一句话，把政务腐败之争轻巧地拨拉到学术门派之争一边。
　　王淮不愧是官场高手，深得其中奥妙。他的对答，是搅混水的绝招。这一绝招的使用，首先要把握好“虚虚实实”的分寸。宋代确实存在学术上的门派之争，而且影响深远。北宋的学派，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等。朱熹的学术，确实是传自二程。所以，说朱熹是程学千真万确，也能使孝宗深信不疑。但是，说唐仲友是苏学传人则毫无根据。前半句实，后半句虚；前半句用来诱导孝宗上钩，后半句夹带自己的私意。皇帝并非学术专家，很有可能不清楚唐学与苏学没有关联。就算万一皇帝知道，弄错某人的学派源流也不是什么大事，尽可以遮掩过去。只要皇帝确认了前半句，就成功了大半，如果皇帝不知唐的学术师承，就毫无破绽。况且，作为宰相，对皇帝的学术底子，应该掌握到八九不离十。
　　其次，要在假公济私中表现出公心。王淮的对答明明是出于维护唐仲友的私意，却要让皇帝觉得是出于公心。这个“让皇帝觉得”极为重要，否则哪怕说得天花乱坠，皇帝不这样看，也是白费气力。王淮的取巧之处，是不正面判断两人的对错，而是貌似公正地说明两人的学派区别。孝宗的问话，本来是要听取王淮说谁对谁错。作为政务总管的宰相，有义务向皇帝指出两人各自的政务得失。然而，王淮避开了这一应承担的责任，以学术门派替代了政务评价，而且还能以这样的回答给皇帝造成不偏不倚的公正形象，促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答话的支配。
　　再次，要采取恰当的方法进言。多数情况下，这种搅混水的话语，要以“引而不发”的方式，争取对方的询问。王淮在递上两份奏章时的微笑，就起这样的作用。假如王淮只是以等待指示的表情递上奏章，那么，孝宗发问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在做出决策时，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尤其是自己还不知道的信息。王淮的微笑，等于告诉孝宗，自己对此事洞若观火。假如王淮要抢先机，递上奏章就主动进言，那么孝宗就有可能生疑。一旦生疑，哪怕带出一句“唐仲友是苏学吗？”的反问，王淮也会极为尴尬，甚至可能功败垂成。当然，进言方式没有一定之规，需要随机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以对方相信进言为目的。
　　最后，要能拨动决策方向。前面所说，都是铺垫，只有当孝宗“笑而缓唐罪”，才算成功。这就需要反过来推论，所说的话语能不能扭转乾坤，打动对方？假如王淮采用别的理由，说唐仲友孤傲得罪了人，说朱唐二人过去有矛盾等等，都不大可能使话题完全摆脱政务问题。一旦纠缠于政务，唐仲友罪责难逃。而王淮选取了学派之争，再严重也不会问罪。
　　分析这个案例，不是倡导大家都学王淮，而是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搅混水的方法。即便不是同类事务，这种方法似乎到处可见。例如，慷慨激昂地维护正义，很有可能在正义的呼声中暗暗包含着自己的私利。追求私利并不算错，然而把私利当作公义就有可能走偏。再如，近几年多次出现的PX风波，PX低毒的说法也没有问题，但低毒或者无毒不等于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都低毒，更不等于没有污染。了解了水在哪儿被搅混，就能明白应该在哪儿去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