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触《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之前，对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动物，我们首先会想到《诗经》中“关关”叫的雎鸠和“食我黍”的硕鼠，《山海经》里衔石填海的悲情精卫和那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鲁迅《阿长与〈山海经〉》），特别是《庄子》里那大得“不知其几千里”的鲲、“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鹏、“抢榆枋时则不至”的蜩与学鸠、“翱翔蓬蒿之间”的斥饁、“不知晦朔”的朝菌和“不知春秋”的蟪蛄，等等。而翻开《动物分典》，随着书页在指间划过，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大无比、畛域分明的“动物大观园”，各式各样、数不胜数的动物从历史的褶皱里一个个蹿出来，跃然纸上，让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动物分典》是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点出版工程项目、国家“十一五”重大工程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中华大典》子典之一《生物学典》的一个分典，由国内20多位平均年龄近8旬的动物学家历时9载编纂而成，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是一部大型动物学类书。全书共4册近900万字，内容依据现代动物系统分类学知识与古文献资料情况设为52个总部，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文献对动物的命名、分类、形态特征、生存习性、地理分布，以及有益动物利用、有害动物防治等方面的记载和论述。




　　在这个“动物大观园”里，我们除了能够感受狮的威猛、蛇的阴鸷、狐的狡黠、虱的龌龊、猴的灵巧等，还能够了解到古人对动物命名、分类、形态、解剖、生殖、生态、遗传、进化以及物候、地理等方面的科学或不科学、合理或不合理、真实或荒诞的研究和看法，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世界的观察、认识和经验积累。譬如关于鸟类：甲骨文、金文中便有“鸟”字，《说文解字》解释说“鸟，长尾禽总名也”，又说“隹，鸟之短尾总名也”，将鸟分为两大类，即长尾和短尾。这一区分，让我们好像明白了在我们的汉语语境里，为什么同样是鸟类，有的要叫作鸟，而有的要叫作雀。对鸟类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古人观察和描述颇为细心，如《禽经》曰“物食长喙，食物之生者皆长喙，水鸟之属也；谷食短篋，鸟食五谷者喙皆短；搏则利嘴，鸟善搏斗者利嘴”，根据不同鸟的特性对鸟嘴的长短利钝进行观察和描述。对鸟类的物候特征与草木盛衰、季节变化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发现和记述，如《禽经》“颋？鸣而草衰，泽雉啼而麦齐”，《蠕范》“燕春社来，秋社去；？夏至来；雁仲春来，仲秋去。立春百舌鸣，雨水莺羽，春分杜鹃北向，谷雨鹎？催起，霜降！"南翔，大雪脊令鸣，冬至伯劳归”。对鸟鼠同穴的记述，反映了动物共生现象的存在，如《尔雅》“鸟鼠同穴，其鸟为？，其鼠为駿”。而说到动物解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庄子》里的“庖丁解牛”，庖丁那干净利落、游刃有余的解牛表演实在令人称奇。这应该算是两千多年前的“动物解剖”了吧。《宋提刑洗冤集录》载有验骨的内容，说人的骨头“有三百六十五节。男子骨白，妇人骨黑”“牙有二十四，或二十八，或三十二，或三十六”“左右肋骨，男子各十二条，八条长四条短，妇人各十四条”等，也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实践基础之上。这些是古人在当时条件下获得的知识，对此大可不必深究，倒是通过古人的记述，我们还知道了“三海豆芽”不是豆芽菜、“海百合”不是百合花、“泥笋”不是竹笋，这些看似植物名称的词语其实指的都是动物。同时，我们也不会相信古人关于“蟾蜍去月，天下大乱”“凡蛤蟆之类皆不交合，惟雌雄相对吐沫”“多年鼍入水化为龙”、两头蛇“是老蚯蚓所化”、“季秋之节，雀入大水化为蛤；孟冬之节，雉入水化为蜃”“鹤以声交而孕。雄鸟上风，雌承下风则孕”等荒诞无稽的说法。
　　通过对“动物大观园”的游览，我们也发现，古人那么用心、持续地观察、记载动物，有一个突出的用意是通过对动物的认识，来搞清楚动物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所能派上的用场，比如将动物纳为食材、药材以及用于观赏、娱乐，甚至借动物之力来弥补或替换人力之所不及，于是便产生了狩猎活动，狩猎甚至成为古代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方式，并形成了四季狩猎的制度和礼仪，如“春？”“夏苗”“秋”“冬狩”，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狩猎规矩，以维护自然万物的平衡。狩猎活动为历代帝王所喜爱，常在冬季组织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并将狩猎活动当作习武练兵的重要手段。当然早在上古时期，古人在劳动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与动物生存之间的关系，也认识到在狩猎时不可捕尽杀绝，应让被猎动物有繁衍生息的机会，强调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如《逸周书》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则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颬不卵，以成鳥兽之长。”古人此类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对我们今天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其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而在人类试图将动物为我所用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动物的攻击和伤害，甲骨文中就有对蝗、鼠、虎等动物为害的记载，这是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记载动物为害的文献。对动物为害，古人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所以古人不仅区分出了哪些是有益动物，哪些是为害动物，还总结、积累了一系列防治动物危害的方法。对虎的为害，我们在《水浒传》中有所领略，但那是文学作品，不足为据。在古代中国，频繁发生的蝗灾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甚至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大量文献均有记载。譬如唐太宗痛感蝗之害民，取而生吞之。唐玄宗时宰相姚崇认为蝗灾可治，创造了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焚烧和掩埋相结合的治蝗办法。如今，在我国，蝗灾已很难大面积发生，但局部偶尔发生时，我们是否还可以从古人的治蝗办法和经验中获得某种启示呢？
　　《动物分典》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披沙拣金般地摘录有关动物的资料，再将这些零乱庞杂的资料经考证、厘定，按现代动物学分类体系分门别类地编纂成卷，涉及的典籍多达4000卷（册），差不多可以说把中国古代典籍翻了个底朝天。所以，在这个“动物大观园”中，除了古代动物集体亮相外，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动物典籍也来了个集体亮相，让人们在大饱眼福的同时，还能更深切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动物分典》的内容建立在如此深广的典籍基础之上，其分量之厚重可想而知。此外，书中还酌情引录了明清时外国人在中国所著汉文著作及中国人译编、译述的著作，反映了中西文化在动物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根据动物学科的特点，对动物分类系统的纲、目、科、种中文名均标注了动物拉丁文学名，在动物物种正名下列出异名、地方名和俗名等，体现了新型类书的特点，对我们扩大认识、准确理解古籍中的动物知识将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书中大量采自古籍的插图，或简洁，或细腻，无不展示着古代动物的生动形象，使我们能够在“有图有真相”的观感中直观地认识、了解古文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古代动物，尤其是《山海经》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在昆虫纲、鸟纲、兽纲三个总部中还配置了采自故宫珍藏的《清宫鸟谱》《清宫兽谱》中的动物彩图。这些出自宫廷画家之手，绘制精美、逼真，在深宫密院中封存了240多年的动物彩图具有很高的史学、美学及科学价值。它们原来仅供皇室人员阅览、欣赏，如今随着《动物分典》的出版而公布于众，让红墙之外的普通读者也有幸一饱眼福，这称得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喜事。
　　《动物分典》的编纂出版，是建立在对我国古籍记载的动物资源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之上的，其全面性、系统性、时空涵盖性等多方面皆是空前的。它的出版，基本回答了1911年前古人认识多少种动物的问题，可为国内外读者提供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动物的渠道。这一成果不仅是古籍中动物资源记载的高度浓缩，也是对流传至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利用、传承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和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