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实行的双百方针，只实行了一年的时间便被中断，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原因作一点简要的分析。
　　一、党内对双百方针的认识不统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过双百方针，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双百方针提出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对此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 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
　　对于在这一政策的看法，在党的干部队伍中，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其中有不少人对此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除了鼓励争鸣外，没有能解决唯心主义长期存在对人类的祸害问题，因此思想界很混乱，甚么人的主观意见都说是百家争鸣。
　　尽管1957年春毛泽东对为甚么要实行双百方针作了多次讲话，并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开的批评，但党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随著反右派运动的开展，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右派言论的出笼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认为都是百家争鸣闯的祸。所以反右派运动后，双百方针作为一句口号还在使用，但实际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二、对双百方针理解的偏差
　　1956年大力倡导双百方针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针对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造成的对知识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挫伤。党的领导人在试图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
　　双百方针提出后，尽管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长期的思维惯性，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对实行这一方针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种批判运动而颤颤惊惊、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大胆争鸣。因此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局面。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恰好在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广泛的整风运动，以改进干部作风。到了这时，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变成了千方百计劝导知识分子参与争鸣，并且将这种争鸣转变为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方式。所以从这时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放与鸣的重点，已不是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而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到此时，不论知识分子还是政策的诠释者，对双百方针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尤其是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向执政党的工作和执政党的干部提意见，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上的争鸣了，从而也就偏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意。
　　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是甚为震惊的，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鼓励大鸣大放，放出来的毒草却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料，这才使他们感觉到需要来一场大规模的锄毒草运动，才能将问题解决。为了将毒草除尽，尤其是将那些隐藏较深的毒草除掉，毛泽东一面在党内布置反击，一面指示继续鸣放，继续让那些毒草长出，让牛鬼蛇神自动跳出，目的当然是为了届时聚而歼之。如果说，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政策来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右派运动的决策后，继续鼓励鸣放毫无疑问仅是一种策略了。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双百方针中止也就并不奇怪了。
　　如果说，在反右派运动的准备阶段，百家争鸣作为一种策略还在使用的话，到了正式反右之后，自然就不能让其出来毒害民众了，百家争鸣当然也就不能再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份。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百花齐放就变成了一枝独秀，百家争鸣也就变成了一家独鸣。这种局面，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