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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普遍中文水平比日文要高，常常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中国的支持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己不会忘记，也教导子女不要忘记中国的恩情
“开拓团”的后裔转变成“日本籍中国人”，源于中国百姓和政府的以德报怨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在大阪中国总领事馆设置的灵堂前，一个普通日本老人让吊唁者感到了深深的震动。
这个谢了顶的老人在路边徘徊，似要进来又不进来的样子，竟然达到两个小时之久。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灵堂，脸色却越来越红，步子越来越慢，直直地望着吊唁的祭台，一言不发。
突然，老人丢掉拐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豆大的泪珠就开始顺着他的眼角流淌下来。旁边的人都有些吃惊，领事赶紧上来拉老人，却拉不起来，只是磕了一个头，又一个头……大家终于将老人拉开。 他飞快地叨念起来，日语混杂着中文的词句。他说的是： “中国遭了灾难，我该来报恩，可是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就让我磕个头吧！”
拉着领事的手，老人似乎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张开手心，把一张汗水浸透的一千元日元纸币递了过去。原来，这位老人是领日本政府救济金的“生活保护者”。按照日本法律， “生活保护者”不允许有存款，定期要接受福祉部门的检查，不可以任意出门旅游，如果有收入则从其救济金扣除同样金额，是日本社会最为底层的阶级。
老人哽咽道： “就收下我这一点钱吧，我是没有钱没有能力的人，‘生活保护’的钱只是让我吃饭的，这是我一天的饭钱，这个钱不犯法。让我今天一天不吃饭来报一点恩情吧！”不顾领事的推辞，老人执拗地强把这一千元纸币留下来，力气大得惊人。
这个日本老人为何要这样动感情？他和中国有怎样的渊源呢？
“日本籍中国人”的缘起
原来，他是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开拓团”的后代，却在中国长大。如他们这样的日本人，在日本被称作“中国残留邦人”，加上其二代、三代家庭成员，总数可达10万人。他们普遍中文水平比日文要高，常常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中国的支持，并以“日本籍中国人”自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己不会忘记，也教导子女不要忘记中国的恩情。
那一天，来吊唁的“日本籍中国人”及其后代络绎不绝。其中，大阪贺英医院院长古贺英子女士的发言是这样的 ：“中国四川大地震残酷地夺去了很多同胞的生命，我们今天来的人大多数在中国长大，中国是我们永远的故乡，我们离祖国越久，对祖国的爱恋越深。这些天我们每天都是边流眼泪边为祖国募集捐款，现在我们在东瀛为在地震中不幸失去生命的同胞祈福。”
其实，在中国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日本的舆论中注意到这些“日本籍中国人”关切的声音。他们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关心着长江的洪水，痛斥着台独，期待着中国和日本和平友好地相处。大阪中日友好促进会的西天德芳先生就是一名“日本籍中国人”的后代。
是怎样的恩情，使如此多的日本人从心底以中国人的“同胞”自居，把中国视为另一个“祖国”，并几十年如一日倾注下深深的感情呢？
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件很令人疑惑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日本籍中国人”出自日本殖民者于上个世纪30至40年代在我国东北建立的所谓“开拓团”。如果上溯历史，很容易发现，“开拓团”是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不光彩的殖民组织。
日本侵略者于“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国东北过程中，遭到我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为了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日本陆军省、拓殖事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组织日本国民到中国东北地区组建“开拓团”，开展殖民活动，并试图借此改变东北的人口比例。
1937年7月，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33万多人，通过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土地，建立殖民据点860多个。他们不但参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掠夺，也直接作为半军事据点对东北抗日联军等抵抗武装进行作战，一些开拓团成员的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
那么，作为侵略者工具的“开拓团”成员和他们的后代，却怎么成为感激中国恩情的人群呢？
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段死里逃生的苦难，也有一段精神上从幻灭到重生的经历。
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悲剧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遣到我国东北的“开拓团”成员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最初以退伍军人和“少年义勇队”为主，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目的也从建立半军事据点转向吸收日本本土人口，减轻配给压力。于是，在军国主义政府的欺骗宣传之下，大批日本贫民阶层纷纷奔向我国东北地区，成为开拓团的主体。
但是，他们的幻想没有持续多久，1945年8月9日，随着苏联红军向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猛攻，“开拓团”的噩梦降临了。
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日军溃不成军，不得不向南全线撤退。在混乱中，优先被撤退的是日军官兵和军属、官员，而几十万“开拓团”则被作为弃子抛掉，任其自生自灭。在苏军进攻之际，大部分开拓团的男性青壮年被紧急征召参战。因此，此时的“开拓团”大多是老幼妇孺。这么多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等非战斗人员被遗弃，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实际上，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前，一些日本移民已经感到末日将临。方正县永建乡曾经沦为日本开拓团成员佃户的王绍德老人回忆，1945年德国投降以后，经常和他一起劳动的日本移民的女儿花子经常主动接近他，告诉他“5个国家（指中美英法苏）打一个，日本打不赢啦”，并希望王娶她，“大的小的都行”。
当证实遭到抛弃的时候，各开拓团据点陷入一片混乱。即便到了9月初，由于日军封锁投降消息，开拓团与苏军仍处于战争状态。一部分开拓团成员选择逃难，但因为妇孺过多、主要道路已经不通而多半丧生途中。另一部分开拓团成员把希望寄托在了据点中代表日本政府的少数男性成员身上——他们多半是退伍军人担任的村长和干部。但，很多这些日本政府的代表，却为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集体自决。
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反对日本政府对教科书进行审核的官司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起诉讼涉及的历史事件中，第一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本国百姓实施的“集团自决”。家永以冲绳为例，描述了这种集体自杀中，大量不愿意自杀的普通百姓怎样遭到日军杀害或被活活饿死的过程，并拒绝日本政府文部省要其对这段描述进行修删。
东北日本“开拓团”的“集体自决”同样惨烈。王绍德老人回忆，他在1945年8月中旬目睹了当地赵炮屯日本开拓团成员集体自杀的经过。那天早晨，他听到日本人聚居的“鬼子屯”发出阵阵如同敲击汽油桶的声音，似乎是枪声。他想起花子的话，于是赶去看个究竟。结果，他发现几户人家的女眷和孩子都在床上被日本人自己所杀。
匆忙出来时，他遇到正在逐屋杀人的几名开拓团干部。起初，对方认为他是来抢东西的，也要将他杀死，其中有人认出王绍德来，才算得免。从他们口中，他得知花子也死了。此时，反正的伪满军（被称为“大排队”）前来进攻，他才乘乱走脱。事后发现，此地日本开拓团“集体自决”造成了八十余人的死亡。
也有人亲眼看见日本人“集体自决”中，有母亲不忍孩子随之死去，试图将孩子推出让其逃走，却被执行者拖回用枪打死的情景。
仅仅方正一县，日本“开拓团”成员“集体自决”和随后冻饿而死的，就有五千多人。
中国政府和民间的以德报怨
然而，还是有大量的开拓团的妇孺活了下来。尽管从“九一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盘踞的14年中，夺地杀人，无恶不作，但中国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在这些妇孺身上发泄自己的仇恨。相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胁迫本国百姓去死的时候，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展示了自己心底的善良。他们收养了大量在死亡边缘的“开拓团”妇女和儿童。
那名来到领事馆吊唁的日本老人，就是其中之一。战败时被家人遗弃，只有十来岁的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在病饿之中被当地的中国老百姓发现了，他们收养了这个半死的日本孩子，给他治病，给他吃的，让他和中国人的孩子一起生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他得以作为“残留邦人”回到了日本。
然而，这些“开拓团”残存成员及其后代的归国过程也是十分曲折的。1958年，日本政府通过法令，将在中国东北失踪的“开拓团”成员户籍全部按“死亡”处理。此后14年间，日本政府对其不闻不问，甚至将设法回到日本的“开拓团”成员全部作为偷渡处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民间却普遍表达了对于日本法西斯和普通国民不同的态度。
1963年5月4日，经周恩来批示方正县建立“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和中日友好园林。1975年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将公墓迁到现在的炮台山北麓。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日本人公墓。
在这片公墓里，有一块醒目的中国养父母碑，是那些回国的“日本籍中国人”表达对养父母深情感激的地方。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到此参观，一边是残暴的法西斯政权无情逼自己的百姓去死，另一边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普通人民却抚养被抛弃的日本孩子成人。这种鲜明对比，使他们对于侵略战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曾经将一批“开拓团”遗孤送到天津、大连等地，接受较为正规的教育，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1972年，在双方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正式同意接收“开拓团”残留人员归国。中国政府也为这样的努力打开绿灯，使其顺畅运作。截至1999年底，共有八千多户“开拓团”及其后代被送回日本，形成了“日本籍中国人”的主干。
中国养父母的抚养之德，中国政府的大力关心，都是“日本籍中国人”对自己的第二祖国十分尊崇并没齿不忘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籍中国人”仍在努力向日本政府努力索赔，要求其为自己的悲惨命运负责。2008年4月，此事才告一段落，当年日本政府正式为“战争遗孤道歉”，并做出了改善其待遇的决定。不久，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宫本雄二一行来方正县祭拜“战争弃民遗冢”，以此象征性地向日本国民谢罪。
能够把“开拓团”的后裔教育成“日本籍中国人”，不能不说，一方面源于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善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当时踏实稳健的作风，也为他们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己不会忘记，也教导子女不要忘记中国的恩情
“开拓团”的后裔转变成“日本籍中国人”，源于中国百姓和政府的以德报怨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在大阪中国总领事馆设置的灵堂前，一个普通日本老人让吊唁者感到了深深的震动。
这个谢了顶的老人在路边徘徊，似要进来又不进来的样子，竟然达到两个小时之久。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灵堂，脸色却越来越红，步子越来越慢，直直地望着吊唁的祭台，一言不发。
突然，老人丢掉拐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豆大的泪珠就开始顺着他的眼角流淌下来。旁边的人都有些吃惊，领事赶紧上来拉老人，却拉不起来，只是磕了一个头，又一个头……大家终于将老人拉开。 他飞快地叨念起来，日语混杂着中文的词句。他说的是： “中国遭了灾难，我该来报恩，可是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就让我磕个头吧！”
拉着领事的手，老人似乎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张开手心，把一张汗水浸透的一千元日元纸币递了过去。原来，这位老人是领日本政府救济金的“生活保护者”。按照日本法律， “生活保护者”不允许有存款，定期要接受福祉部门的检查，不可以任意出门旅游，如果有收入则从其救济金扣除同样金额，是日本社会最为底层的阶级。
老人哽咽道： “就收下我这一点钱吧，我是没有钱没有能力的人，‘生活保护’的钱只是让我吃饭的，这是我一天的饭钱，这个钱不犯法。让我今天一天不吃饭来报一点恩情吧！”不顾领事的推辞，老人执拗地强把这一千元纸币留下来，力气大得惊人。
这个日本老人为何要这样动感情？他和中国有怎样的渊源呢？
“日本籍中国人”的缘起
原来，他是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开拓团”的后代，却在中国长大。如他们这样的日本人，在日本被称作“中国残留邦人”，加上其二代、三代家庭成员，总数可达10万人。他们普遍中文水平比日文要高，常常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中国的支持，并以“日本籍中国人”自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己不会忘记，也教导子女不要忘记中国的恩情。
那一天，来吊唁的“日本籍中国人”及其后代络绎不绝。其中，大阪贺英医院院长古贺英子女士的发言是这样的 ：“中国四川大地震残酷地夺去了很多同胞的生命，我们今天来的人大多数在中国长大，中国是我们永远的故乡，我们离祖国越久，对祖国的爱恋越深。这些天我们每天都是边流眼泪边为祖国募集捐款，现在我们在东瀛为在地震中不幸失去生命的同胞祈福。”
其实，在中国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日本的舆论中注意到这些“日本籍中国人”关切的声音。他们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关心着长江的洪水，痛斥着台独，期待着中国和日本和平友好地相处。大阪中日友好促进会的西天德芳先生就是一名“日本籍中国人”的后代。
是怎样的恩情，使如此多的日本人从心底以中国人的“同胞”自居，把中国视为另一个“祖国”，并几十年如一日倾注下深深的感情呢？
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件很令人疑惑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日本籍中国人”出自日本殖民者于上个世纪30至40年代在我国东北建立的所谓“开拓团”。如果上溯历史，很容易发现，“开拓团”是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不光彩的殖民组织。
日本侵略者于“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国东北过程中，遭到我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为了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日本陆军省、拓殖事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组织日本国民到中国东北地区组建“开拓团”，开展殖民活动，并试图借此改变东北的人口比例。
1937年7月，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33万多人，通过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土地，建立殖民据点860多个。他们不但参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掠夺，也直接作为半军事据点对东北抗日联军等抵抗武装进行作战，一些开拓团成员的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
那么，作为侵略者工具的“开拓团”成员和他们的后代，却怎么成为感激中国恩情的人群呢？
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段死里逃生的苦难，也有一段精神上从幻灭到重生的经历。
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悲剧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遣到我国东北的“开拓团”成员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最初以退伍军人和“少年义勇队”为主，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目的也从建立半军事据点转向吸收日本本土人口，减轻配给压力。于是，在军国主义政府的欺骗宣传之下，大批日本贫民阶层纷纷奔向我国东北地区，成为开拓团的主体。
但是，他们的幻想没有持续多久，1945年8月9日，随着苏联红军向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猛攻，“开拓团”的噩梦降临了。
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日军溃不成军，不得不向南全线撤退。在混乱中，优先被撤退的是日军官兵和军属、官员，而几十万“开拓团”则被作为弃子抛掉，任其自生自灭。在苏军进攻之际，大部分开拓团的男性青壮年被紧急征召参战。因此，此时的“开拓团”大多是老幼妇孺。这么多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等非战斗人员被遗弃，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实际上，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前，一些日本移民已经感到末日将临。方正县永建乡曾经沦为日本开拓团成员佃户的王绍德老人回忆，1945年德国投降以后，经常和他一起劳动的日本移民的女儿花子经常主动接近他，告诉他“5个国家（指中美英法苏）打一个，日本打不赢啦”，并希望王娶她，“大的小的都行”。
当证实遭到抛弃的时候，各开拓团据点陷入一片混乱。即便到了9月初，由于日军封锁投降消息，开拓团与苏军仍处于战争状态。一部分开拓团成员选择逃难，但因为妇孺过多、主要道路已经不通而多半丧生途中。另一部分开拓团成员把希望寄托在了据点中代表日本政府的少数男性成员身上——他们多半是退伍军人担任的村长和干部。但，很多这些日本政府的代表，却为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集体自决。
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反对日本政府对教科书进行审核的官司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起诉讼涉及的历史事件中，第一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本国百姓实施的“集团自决”。家永以冲绳为例，描述了这种集体自杀中，大量不愿意自杀的普通百姓怎样遭到日军杀害或被活活饿死的过程，并拒绝日本政府文部省要其对这段描述进行修删。
东北日本“开拓团”的“集体自决”同样惨烈。王绍德老人回忆，他在1945年8月中旬目睹了当地赵炮屯日本开拓团成员集体自杀的经过。那天早晨，他听到日本人聚居的“鬼子屯”发出阵阵如同敲击汽油桶的声音，似乎是枪声。他想起花子的话，于是赶去看个究竟。结果，他发现几户人家的女眷和孩子都在床上被日本人自己所杀。
匆忙出来时，他遇到正在逐屋杀人的几名开拓团干部。起初，对方认为他是来抢东西的，也要将他杀死，其中有人认出王绍德来，才算得免。从他们口中，他得知花子也死了。此时，反正的伪满军（被称为“大排队”）前来进攻，他才乘乱走脱。事后发现，此地日本开拓团“集体自决”造成了八十余人的死亡。
也有人亲眼看见日本人“集体自决”中，有母亲不忍孩子随之死去，试图将孩子推出让其逃走，却被执行者拖回用枪打死的情景。
仅仅方正一县，日本“开拓团”成员“集体自决”和随后冻饿而死的，就有五千多人。
中国政府和民间的以德报怨
然而，还是有大量的开拓团的妇孺活了下来。尽管从“九一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盘踞的14年中，夺地杀人，无恶不作，但中国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在这些妇孺身上发泄自己的仇恨。相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胁迫本国百姓去死的时候，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展示了自己心底的善良。他们收养了大量在死亡边缘的“开拓团”妇女和儿童。
那名来到领事馆吊唁的日本老人，就是其中之一。战败时被家人遗弃，只有十来岁的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在病饿之中被当地的中国老百姓发现了，他们收养了这个半死的日本孩子，给他治病，给他吃的，让他和中国人的孩子一起生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他得以作为“残留邦人”回到了日本。
然而，这些“开拓团”残存成员及其后代的归国过程也是十分曲折的。1958年，日本政府通过法令，将在中国东北失踪的“开拓团”成员户籍全部按“死亡”处理。此后14年间，日本政府对其不闻不问，甚至将设法回到日本的“开拓团”成员全部作为偷渡处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民间却普遍表达了对于日本法西斯和普通国民不同的态度。
1963年5月4日，经周恩来批示方正县建立“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和中日友好园林。1975年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将公墓迁到现在的炮台山北麓。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日本人公墓。
在这片公墓里，有一块醒目的中国养父母碑，是那些回国的“日本籍中国人”表达对养父母深情感激的地方。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到此参观，一边是残暴的法西斯政权无情逼自己的百姓去死，另一边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普通人民却抚养被抛弃的日本孩子成人。这种鲜明对比，使他们对于侵略战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曾经将一批“开拓团”遗孤送到天津、大连等地，接受较为正规的教育，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1972年，在双方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正式同意接收“开拓团”残留人员归国。中国政府也为这样的努力打开绿灯，使其顺畅运作。截至1999年底，共有八千多户“开拓团”及其后代被送回日本，形成了“日本籍中国人”的主干。
中国养父母的抚养之德，中国政府的大力关心，都是“日本籍中国人”对自己的第二祖国十分尊崇并没齿不忘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籍中国人”仍在努力向日本政府努力索赔，要求其为自己的悲惨命运负责。2008年4月，此事才告一段落，当年日本政府正式为“战争遗孤道歉”，并做出了改善其待遇的决定。不久，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宫本雄二一行来方正县祭拜“战争弃民遗冢”，以此象征性地向日本国民谢罪。
能够把“开拓团”的后裔教育成“日本籍中国人”，不能不说，一方面源于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善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当时踏实稳健的作风，也为他们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