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跟我说，84岁是道坎儿。她今年84了，我知道她希望我回去看看她。5月初，我回到了童年生活的地方——位于黑龙江嫩江的七星泡（音抛）农场。父亲是下乡知青，我8岁时随父母回到哈尔滨，之后只回去过两次，上次已经是11年前了。
　　农场发生了很多变化，楼房取代了平房，场部正变得像小城镇。姥姥跟着老舅一家也搬进了楼房，舅妈把房间收拾得整齐干净，甚至每只凳子脚都套上她织的脚垫。但我仍然惦念着以前村里的小院儿，那时“家庭成员”众多，院里养着鸡、鸭、鹅、奶牛、马，还有猪，母猪最多一次下过17个猪羔子。院子后面种着姥爷抽的旱烟，前边种着蔬菜。现在他们则和城里人一样需要到菜市场买菜了。
　　姥姥是个瘦小的老太太，眼睛很亮，在布满皱纹的脸上就像镶上去的两颗钻。她每天爬三四趟楼，一趟趟给我们拎回各种吃的。舅妈跟我们说不用担心，姥姥平时遛弯儿的距离也有几公里。我注意到姥姥那双指节变形的手，她还记得每根手指的历史，这根是背孙子背出来的，这根是冬天储白菜，接老舅扔过来的白菜时挫的。“一直疼，直到疼出个包来就不疼了，”姥姥说。她一生都是在用时间解决问题。姥爷是个脾气暴烈、随时可能掀饭桌的老头儿，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姥爷总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当他蹲在里屋的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骂骂咧咧时，在厨房的姥姥总是一声不吭，偶尔只会对着灶坑里噼里啪啦的火苗小声嘟囔两句。姥爷去世时，听说姥姥没有太伤心，也許是因为年纪大了，也许是因为摆脱了一个暴躁的丈夫可以松口气。
　　老舅比我大九岁，身体略微发福，但依然壮实，他有不到20晌耕地,干起农活来还像以前一样卖命。老舅喜欢在喝点小酒后，得意地讲述他驯牛驯马的经历，他可以凭借一身力气摔倒一头牛。他也喜欢讲他的打猎故事。他能从狐狸在雪地留下的的脚印辨别公母，被他药倒的野鸡不论飞得多远，他死活都要找到它。
　　姥爷年轻时数次闯关东，最终带着家人落脚在七星泡，老舅娶了在当地兄弟众多的舅妈，也扎根于此。但我的外甥豆豆并不打算像他的爷爷和父亲一样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他希望考到上海，他把他的未来设定在充满诱惑的大城市。
　　回去的几天，我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背着相机在野甸子里走，四周是一望无垠的黑土地，一种久违的味道在晨光中弥漫，我熟悉这种味道，这是露水渗进泥土的味道。我想起了小说《飘》结尾的话：“郝思嘉站在浓雾迷漫的院中，想起了父亲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人们或许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不管走到哪里，只有土地才是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