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包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史家河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霎时也开始暖和起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逐步拉开序幕。1980年10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80）75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要求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包产到户。
　　1982年夏季以后，陕西省普遍实行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川原灌区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在川原灌区，大多数群众要求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应当支持”，“要搞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下的包干到户” 。从此，全省农村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冲破了前几年曾划定只能在山区和贫困落后队实行的界限，得到迅猛发展。
　　到1983年底，全省农村16.3万个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占核算单位总数的99.9%，其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占99.4%。这种责任制，保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承包给农户，以家庭为主进行经营。承包土地的农户依法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按承包合同向集体上交提留或承包费。群众称这种责任制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一历史性的改革，彻底地纠正了长期以来生产管理过于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弊端，克服了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农民有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母亲说，单包后，咱们分到了几亩地，分到了三棵大杨树、一棵大楸树，还和宏道家合伙分了一匹瘦马。瘦马是两户人共同所有，就商量轮流喂养，一户一个月。养了半年多，牲口的年龄也大了，在生产队里出尽了力气，后来就拉到集市上卖了。卖了瘦马后，大家又给各自家里买牲畜。你父亲就去集市上买了一头老黄牛，老得连牙都掉了。买的时候，你父亲不懂看牛的牙口，人家卖牛的说，他家一家子人都懒，尤其是牛在儿子和儿媳妇的窑里，他晚上没办法给牛添夜草，才把牛喂得一阵风能刮倒。牛拉回来后，连槽都不上，已经老得吃不进去草，我就让你父亲拉着去卖。他就拉着牛从对面小章乡路村的山上去，走在阎子川的于家沟，牛走累了，遇见沟里一池泉水，就喝了个饱，当场胀死了。母亲正在说这事儿时，在一旁的父亲双眼直瞪母亲，说那时候我也是年轻娃娃，谁懂牲口么？母亲笑了，说你看你父亲急了，嫌我揭他年轻时的短了。
　　1980年除夕，我出生。母亲说，我出生前，家里的那头老牛死了，还死了两头猪。牛是老死的，可是猪死的原因不明。牛死后，父亲着了急，这可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啊！就找了村里在县上工作的熟人，做了保证，牛不是被毒死的，最后才贱卖给了县里的屠宰场。
　　那时候，我和你父亲的日子过得不好，没吃没喝的，两个人还经常打架。你奶奶是个讲公理的人，一切都看在眼里，就给你玉英姨传话，说你给我家大儿媳妇说，让两个人再不要打架了，老太太心里有数，让他们好好过日子。
　　母亲说，那时候二三月，苜蓿是主要的口粮之一，我把苜蓿背回来，放在锅里煮熟了，然后和着高粱面做菜馍馍吃。你大姐端着碗去隔壁你俊明爷家，说我妈做的馍馍好吃得很。你俊明爷听见这话，差点都哭了出来。他那时候是县里中学的校长，知识分子，当校长时每次脱稿讲话出口成章，在彬县南北二塬都是能行人。你俊明爷把你父亲名字一叫，给你碎奶说，把给我吃的那些给娃吃。你碎奶就给你大姐舀了一碗，人家吃的是擀白细面。我看着你姐那么小，太可怜，没有啥菜吃。我每天上工前，就给上衣兜里装个小刀刃，从崖头山上去，顺着硷畔割长出来的野韭菜，挖半尺高的野小蒜，把一道道硷畔都跑遍，直跑到四亩岭，大半月的菜也就有了。
　　有次我和你父亲又吵了架，没啥吃，带着你大姐在门前的崖边上坐着，你俊明爷过来说，娃你带着孩子赶快回家，坐在这里风大地凉。我不起来，后来他就把我拉起来，看着我回家去，才放了心。现在想想，估计是你俊明爷担心我一时想不开，抱着你大姐从崖边跳下去了，那时候你大姐才1岁多。因为那时候经常有人离不了婚，家里人稍不注意就寻了短见。
　　单包后，家里分的那几亩地，我们就黑明昼夜地照看着，也赶上了风调雨顺，庄稼就长得好，才终于顿顿吃上了白面馍。看着你两个姐姐大口大口地吃着热腾腾的白面馍时，我的心里又难受起来。就是从那几年开始，家里的光景才一点点好起来，至少人都能吃饱肚子了。每年在场院里收拾粮食时，掉下的麦粒儿都要捡回来，还把碾过的麦草一遍一遍地翻干净，就怕落下了粮食，那就是罪过了。
　　90年代，已经在县城当上党校副校长的俊明爷，不幸因病去世。我记得是初冬，寒风吹，雪花飘，县里派来的吉普车来来回回地接送吊唁的人，车子的雨刷器已经不见了踪影，司机不一会儿就下车擦拭车玻璃上的雪花。父亲作为主要劳力，从祭奠到安葬结束，始终忙前忙后，这可能也是对叔辈的感恩吧！

巧云娘

　　母亲说，我记不清是哪年，你巧云娘去世了，且死在了娘家，家族里的人心里都为之一颤，我和你父亲就下定决心好好过日子。你巧云娘死得慘。就在你巧云娘去世的那天中午11点多，我还和你父亲为过日子吵架。你录录叔在门外喊，我和你父亲都没应声。你叔进来时，你父亲正在炕头上斜躺着。你叔说老哥你咋了？我给你说个事，害怕得很。你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咋了？你叔说巧云嫂子死了。你父亲说，啊？你咋知道的？你叔说我刚从旮旯下来，人家说后玉的娘家派人来报丧了。自从那事以后，我和你父亲基本再也没吵过架。
　　那时候，村里人有人给母亲说，看着我家的日子那么可怜，让我母亲离婚。我母亲说她娘家成分不好（那时候分地主、富农、贫农，我外爷家属于富农），受罪享福就是这样了。巧云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就跑回了娘家，娘家的人也不关心，最后就上吊自杀了，死得那么惨。我看着我娃眼睛黑汪汪的，咋能舍得呢？ 　　母亲说，那时候咱家族里在外干公家事的人很多，我离不了，再那样也是白白地丢人。咱们村里那时候只有巧花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一个人跑了，走的时候也没要户口，也没有领结婚证，就丢了几个娃，她男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几个娃拉扯长大。娃虽然长大了，但是受的苦全村人都能看见。那几个娃冬天里穿不上棉衣棉鞋，冻得鼻涕流得半尺长。那么小的孩子，冬天脚上连个棉鞋都没有，两只脚冻得像红萝卜。
　　后来听说，巧花走到了乾县一带，找了个人嫁了，生下个男娃后来还考上了大学，这是前些年的事情。后来巧花和咱村她这几个娃也来往着，还给原来的男人做衣服，做鞋子，就是不见原来的男人。巧花为啥走？就是自己的男人疯了，听不进去一句话，回去就拿自己的老婆撒气，巧花也是迫不得已，就走了。这男人就多半辈子都打光棍，现在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见人还是口口声声地忆起自己老婆的好。
　　母亲在和我聊这些事情时，说她在电视上看到一档家长里短的节目，节目里说的是男主人公整天在外酗酒，喝多了就回家打媳妇，两个人上了电视，在电视上还吵架。小儿子搀着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哭得像刘备一样，说大儿子儿媳妇都已工作，这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不识字的母亲，是因为一部《三国演义》，知道了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中国自从秦始皇开始，出现的近五百名皇帝，她就知道这一个。刘备作为落魄皇帝，就是一个字——哭，这后来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就是在这部小说里，刘备的哭，被白纸黑字的记录了几十次，中国农村这句俗话往往就是形容谁愛哭。别人在嘲笑时，往往就提起“刘备”这个名字;甚至爱哭的人，也被冠上“刘备”的绰号。
　　巧云是家族里四伯的老婆。四伯一辈子比较木讷，不善言辞。结婚后几年里，生下了我文彬哥。我听老人说，巧云娘是塬上人，嫁给了四伯后一直不愿意过日子，一直闹着要离婚。那时候我们家族大，生产队不同意，巧云娘没办法，就跑回了娘家。回娘家后，娘家人旧思想，认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结婚后是婆家的人，死了也是婆家的魂。巧云娘在娘家没地没粮，也和父母说不到一起。
　　有一天，家里的人都去了田地里劳动，她在家里的炕沿上，绑上了几块石头，自杀身亡。巧云娘死后，娘家村边的沟边上，有一处废弃了的窑洞。家里的人就做了个简易棺材，用胡基垒了个土台子，把棺材放在窑洞里，用土块把窑口扎住了。巧云娘的魂灵就在娘家孤独地躺了20多年。四伯患病，一分钱都没舍得花，他想着留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也没有去医院，就那么死了。他死前，告诉我文彬哥，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老婆的棺材迁移回来，和他埋葬在一起。四伯死后，父亲这些弟兄就去了后玉，找见了当年埋葬巧云娘的那孔窑洞，扒掉窑门前扎的胡基，用铁丝将还没腐化的棺材进行了扎束，雇了辆拖拉机拉回了村。四伯和巧云娘年轻时没有好好生活在一起，去世后两个人终于一起长眠在小洼山阳坡旮旯的宽硷里。这里也是他们那时一起务庄稼的地方，一起吵架的地方，一起抱着自己的儿子路过的地方。
　　而如今他俩冷冷清清地长眠在这里，自己的儿子这么多年却已经和家族里的人失去了联系。他在哪里？干什么工作？有人去镇上的派出所查询了一下，他竟然连二代身份证都没有办理过。他离开村子这么多年，怎么生活？至今杳无音信，甚至多年前有在西安开出租车的村里人说，在西安的繁华地带——钟楼附近见过文彬哥，但把车停了去喊他，他神情茫然，已顺着人群一溜烟不见了踪影。父母已不在，他选择了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混迹。

邻里

　　《孟子·滕文公（上）》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描绘了一幅邻里相亲的美好图景。中国，是个礼仪之邦，祖祖辈辈流传着许多有关邻里关系的俗语歌谣，如今听来仍然极有教育意义。譬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有缘成邻居，附近伴如亲”“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等等。邻里之间，房前房后相通，户左户右相连，常常不是东邻家的鸡跑到了西邻家的窝里下蛋，就是南邻家的葫芦藤爬到北邻家结下硕果。各种纠葛也时有发生，有积怨已久的可能会发生争吵掐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却当面说开，征得对方理解，然后哈哈大笑，拉手言和;有的双方则“远亲不如近邻”。所以说，邻里的关系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是人际相互依存度高的产物。和睦如亲的邻里关系，一直都是传统文化价值中最温暖、最具人性化味道的一抹亮色。
　　宏道和我家做了30多年的邻居，也是家族里出了五服的远房伯叔。多年来，因为我家新窑洞建成，双方的矛盾一直都是无法道尽。在农村，常因鸡毛蒜皮的事情，会导致邻里关系的僵化，永远不说话，甚至恶言相向。
　　母亲说，宏道家，这几年我都没给你说，前几年我把他们老两口都打到了。那年你父亲外出打工了，宏道家老婆偷咱家的油菜叶子，我在党家沟口的山上放羊，把羊交给和我一起放羊的人，就跑了回去。我跑到地里，一把把她拉倒。我是鼓了劲的，一拳头上去就把她的眼圈给戳青了，人家躺在地里喊着说“打人了，打人了”。那时候你岁串娘在门口的石墩上坐着，人家老婆喊着说，岁串岁串，你赶快拉架来，别把我打散架了。打了后，我就又去放羊了。那几年家里已经有了电话，我晚上回去就给你父亲打电话说，你父亲让我别惹事。
　　还有一次，我从地里回来，看见宏道在咱家门口两家隔墙的树底下喂咱家的鸡，咱家的一群鸡已经快吃完了人家撒的麦粒儿。我站在门边不远处一直看着，大一点的鸡还正在吃着，小鸡已经躺在地上快没气儿了。人家给鸡吃的是拌了老鼠药的麦粒儿。我跑到他跟前，人家正要跑，被我拉住，把外面穿的褂子扯下来，从门前的荒洼里扔下去了。鸡一会儿就死完了，我生气地将死鸡从人家门里扔进去了。后来想想又不对，死鸡扔人家里连证据都没了。我又拾了出来，然后跑到他家的鸡窝里抓了他几只鸡，提着回去了。
　　还记得有一年，宏道家丢电视机的事情。那时是摘苹果的季节，我去你大姨家帮了半月忙，回来村里人说，宏道去派出所，说你父亲把他家电视机偷走了，派出所还来了人，在咱家里还找了下。我回来后，宏道家婆娘站在咱们门口骂，让归还他家电视机。我在家里拿了一条棍，追了出去，人家就跑了，跑着跑着，不知被啥滑倒，从路上滚下去了。连滚带爬地起来冲回家，把她家大门关了，几天没出来。我就每天去她家门口吵，让她出来说清楚。后来她说要去老爷庙里发誓，我就跟着她去了。刚走到滩边的路上，人家趁我不注意跑了，顺着河渠上面西头门下的胡同冲上去了。崖头咀上散心的人都拍手大笑。他家电视机其实没丢，有人去他家，见他家看的还是那台老电视。 　　我就问母亲，我家和宏道家作为邻居，还是远房的叔伯关系，为啥这么多年来有如此仇恨？母亲说，就是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两家做了邻居，人家在先，我们在后。他们嫌弃我们修庄基地时，挡住了他家的风水。从那时候起，人家正值壮年，两个儿子也都二十多岁的人了，基本上每周都要打我们一次。尤其是我家原来的厨窑，和人家窑洞近乎连在了一起，后来两家的老鼠洞，都连在了一起。还有，就是做邻居，分地的时候地界也挨着，他总是在犁地时，要越过地界犁咱们的地，就喜欢占便宜。土地是农民的命，把咱家的地慢慢就占过去了。两家就为这些整天吵架，根源上再也没有其他啥事。你刚出生时，我在月子里，咱家都没水吃，原因是人家不让咱从他家门口过。当时我就说要打官司，跑到镇政府找领导评理，镇上的领导和包村的干部贺会民说，要主持公道。
　　母亲说，那年，宏道又把你父亲打伤了，正在住院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电闪雷鸣，下着瓢泼大雨，第二天你奶奶去世了。就在我们住医院的前几天，天气就不咋好，我记得为了去找镇政府，晚上下着雨，伸手不見五指，我拄着个棍子，去二队梁上的村上支部书记家开证明手续，从山上爬上去，又溜下来，都不知道跌了多少跤，那时候咱家穷得连个手电筒都没有。把证明手续开回来，我套的牛车，把你父亲拉到北极镇的派出所，给派出所把伤口看了，也去了镇政府，让政府的领导也看了，他们都让先去医院里看病。为啥给他们都看呢？我当时想的是，不给看，不通过组织来管，到后来连住院费都没人承认的，何况最后还要打官司呢！当时咱家的麦子还没全部收回来，我每天白天在医院里照看你父亲，晚上还要回来割麦，天亮了就又到医院里去，场院里的麦子是你四哥和你三姑夫给咱照看着呢！
　　《周礼》记载：“五家为邻，四邻为里。”邻里关系作为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是社会结构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农耕时代，邻里间“守望相助，葱酱相借”。甚至到今天，在农村去邻居家借食盐借农具的事情还大量存在。邻家没食盐吃了，正好还没到镇上逢集时，就端个盐盆子，让小孩来借上一些，就端着回家了。小孩回去时，还会叮嘱，走慢点，别撒了。至于最后是否还，已经不是什么记到心上的事情了。母亲说，村里有谁向你借，说明你家人缘好，大家才会来张口。还有，就是妇女之间借发酵的面疙瘩，这最正常不过了。村里的妇女在蒸馒头时，有时忘了取一些下次蒸馒头用的发酵面出来，等到用的时候，翻遍了瓦瓮也找不见，就向邻里借些回来，这才能解决要蒸活面馒头的燃眉之急。
　　几十年间，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逐渐变成了空虚的村庄。村里的人都逐渐进城务工，一年半载也见不上几面，逐渐造成农民在传统意义上的感情的淡漠和隔阂。我在现在居住的西安的楼宇里，已经住了五年，但是同一楼层的四户人家，我至今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偶尔同时上下楼，打声招呼，以示问好。有天晚上给还在哺乳的爱人做鲫鱼汤，翻遍厨房也没找见一块姜，可是门口的蔬菜店已经关门，就去向邻居借了。邻居也是一对年轻夫妇，说平时也不太做饭，把自己家厨房唯一一块姜送给了我，让我感动万分。在城市里，人与人更缺少的是敞开心扉的交流。在城市，与其说是商品房造成了邻里关系的淡漠，还不如说社会结构由于技术选择的缺失而出现真空，更使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层隔阂和戒备，少了一份热情和交际。
　　2016年深秋，我的远房叔伯宏道给弟弟打电话，说自己的孙女出嫁，说他请了家族里的所有人，让我弟弟也参加。父母不在县城，弟弟作为我家的代表，长年乡里乡亲有了红白喜事，他都得去随礼，这是农村人情社会，礼尚往来的主要活动。接到宏道叔的电话后，弟弟作了难：去随礼也无可厚非，虽说是已经出了五服，但还是一个族脉;可是随了礼，父母不知，或是知道了心里不舒服，都是不合适的事儿。弟弟问我，我就回家问了母亲。父母亲当年确实因为遇到了这个邻居，吃了不少亏，但这些都是已经远去的旧事。我没有直接问母亲，担心她一时心里想不开。我给母亲说，宏道家小孙女出嫁，听说给家族的人都说了，咱们家是否要去随礼？母亲随口就说，要去。宏道的小孙女，是他大儿子的二女儿，大儿子年轻时娶不到媳妇，就外出来西安打工，后来与长安县的女人结婚，并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生下了二女儿，在襁褓之中就送回了老家，由老人抚养成人，如今已到了出嫁的年龄。母亲说要去随礼，是因为别人邀请了咱，咱再不去，就是不懂礼节。虽然过去两家之间发生过许多不愉快，但是如今都已经成为老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也就随风飘散。而如今随着村庄的拆迁，大家的住处已不在一起，毕竟还是同一家族的人，毕竟也做了多半辈子邻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