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民间文学》，汪曾祺提倡作家读点民间文学，好处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吸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深以为然。
　　来自民间的。包括神话、传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曲艺、乡村俚语等，是有真营养的，养眼，养耳，养心。
　　只说说民歌。
　　在新疆伊犁尼勒克诗会上，甘肃诗人郭晓琦兴头上唱起了民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黄河的水啊干掉了，流浪的人啊回来了……”
　　当时有点懵了。
　　“黄河的水啊干掉了”，这还了得！出大事了！黄河这一汪大水的意义，在华语语境是“叠床架屋”的。现在，黄河的水干了，这就不仅仅是环保、生态的事了。
　　都到这个份上了，流浪的人回来了。
　　我宁愿相信这是闻知消息后自觉回来的。之前在外流浪，再苦再累再委屈，心里还是有根有魂的，家乡的黄河水是内心深处最稳妥最坚实的倚靠。这回，水干了，魂不守舍，没有了北，于是回来了，留下一堆白，等着补空。
　　回来干什么呢？
　　消极着想，是哭诉，是凭吊，是祭奠。
　　积极着想，是赤膊上阵，是绝地反击，是向死而生。
　　简单的两句，平常的字，并置在一起，蓄满了张力，真正的张力。民歌，朗朗上口的旋律之间，藏着的是浓浓的情与思。
　　日头哥哥快下山，
　　我打长工好艰难：
　　一日三餐糙米饭，
　　一粒豆儿下三餐。
　　这是我老家流传的民歌。“一粒豆儿下三餐”，这语言太厉害了。
　　民间自古有高人，民歌亦是“才子歌”。
　　单身汉，好伤心。
　　出门一把锁，進门一盏灯;
　　灯也望着我，我亦望着灯，
　　冷水洗冷脚，冷被盖冷身。
　　单身汉，太苦了，“我看灯盏多寂寥，料灯盏看我应如是”。
　　曾经的民间疾苦都是通过民歌唱出来的。
　　甘肃陇南市康县。流传着一部长篇叙事体民歌《木笼歌》。讲的是清道光年间，康县对山上的花儿姐长得俏，被恶人看上了，不从，再被诬陷坐上木笼囚车，到县衙受审，途中斗智斗勇，历尽千辛万苦，与恋人林秀终成眷属的故事。
　　受审时，花儿姐唱：
　　见官说话凭理讲，
　　公鸡夺食靠嘴争，
　　要学松柏站着死，
　　不学豆芽跪着生。
　　被押解途中，花儿姐的唱，像摄影机镜头，定格百姓的生活状态：
　　木笼抬到平洛街，
　　半年无雨遭旱灾，
　　皇粮一颗也不减，
　　十家九困把牙歇，
　　穷到什么程度？牙齿都歇息了，“免开尊口”。可想而知。
　　木笼抬过热死湾，
　　路边热死一老汉，
　　临死没喝一口水。
　　舌头干成瓦片片。
　　热到什么份上？舌头成了“瓦片片”。此刻舌头不由得一凉。
　　坏人登场了：
　　邱五德来性子急，
　　碰着蜂子就想蜜，
　　寅时买麻织成网，
　　不到卯时就想鱼。
　　邱五德就是那个恶人，成县把总邱文炳之子，遇见花儿姐就傻眼了，寅时和卯时只相差一个时辰。就猴急着要把花儿姐娶回家。这人实在是太坏了，不过倒也映衬出花儿姐的风姿与神采。
　　花儿姐不仅貌美，而且有能耐。“关公的刀李广的箭，花儿姐的牙齿咬断线。”面对贪官污吏，花儿姐能言善辩，大快人心。
　　“南有刘三姐，北有花儿姐。”在民歌界，刘三姐是个标杆。相传湖南郴州嘉禾县有个罗四姐，也跟刘三姐比试过。
　　一个唱：
　　倒唱顺唱都是歌。
　　两岸青山都是药。
　　岭上黄牛都是马，
　　百鸟下堂都是鹅。
　　信手拈来，张口就是，嘴巴跑得比脑袋还要快几步。
　　一个不示弱：
　　鸡婆崽，矮婆梭，
　　三岁女儿会唱歌。
　　不是娘爷教会的，
　　自己肚里意思多。
　　脑袋里的歌儿已经满了，要溢出来了。
　　罗四姐的老家嘉禾我是去过的，这里盛产伴嫁歌。
　　我姐生得白如银，
　　瓜子脸来爱死人。
　　走在路上有人爱，
　　坐在家里有人来。
　　这是夸新娘子的，毫不手软。
　　还有一首名字就叫《八看姐的美》，包括头、脸、眉、眼、牙、手、衣、身，扛得住“显微镜”，也不怕“探照灯”，对姐就是这么有信心，让你看个够。
　　夸起来，不含糊。骂起来，不落俗：
　　死媒婆，瘟媒婆，
　　吃了好多老鸡婆。
　　你初一吃初三死，
　　初三埋在大路坡。
　　牛一脚，马一脚，
　　啃出肠子狗来拖。
　　这也太狠了。没法再狠了。“你初一吃初三死，初三埋在大路坡。”这句最厉害了。想想初二这天媒婆过的是啥日子？
　　还是多一点欢乐的为好：
　　女呀，喊你早晨回来呀。
　　娘呀，早晨回来露水大呀。
　　女呀，露水大上午回来呀。
　　娘呀，上午回来太阳大呀。
　　女呀，太阳大就借把伞回来呀。
　　娘呀，借把伞借不出来呀。
　　女呀，借不出来就下午回来呀。
　　娘呀，下午回看牛娃子多呀。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更无法唤回一个心跟着姑爷远走高飞的出嫁闺女。还是湖南，桑植有首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有这么几句：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哟，
　　钥匙不到锁不开。
　　曲调好听，特别是“钥匙不到锁不开”这句，耐人寻味。
　　《我和民间文字》里边，汪曾祺收录了一首桑植的土家族民歌：
　　姐的帕子白又白，
　　你给小郎分一截。
　　小郎拿到走夜路，
　　如同天上蛾眉月。
　　“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一本民歌集的压卷之作”，汪曾祺说。

二

　　《浅处见才——谈写唱词》，汪曾祺说他在张家口遇见过一个说话押韵的人。这个人冬天把每天三顿饭改成了一天吃两顿。汪曾祺问：“改了？”得到的答复是：
　　三顿饭一顿吃两碗，
　　两顿饭一顿吃三碗，
　　算来算去一般儿多，
　　就是少抓一遍儿锅。
　　汪曾祺发现，这个人的语言除了押韵。还富于节奏感，“‘算来算去一般儿多’，如果改成‘算起来一般多’，就失去了节奏，同时也就失去了情趣——失去了幽默感”。
　　打油詩自有风致。
　　翻读《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中国卷》，收录莫言的《与校友漫谈》。莫言自我评估，如果说他有什么长项的话，就是喜欢写打油诗。他给一个笔名为“彦火”的朋友的会馆写字。计划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落笔却写成了“星星之花”。于是就将错就错：
　　星星之花原上开
　　引得凤蝶联袂来
　　莫道会馆地面小
　　高朋满座皆贤才
　　当时莫言展望，将来可以以写打油诗为主，没准儿过两年出本打油诗集。
　　他追溯，自己之所以拥有这项才华，要感谢父老乡亲，“在农村，很多农民都有这个才能。我们村子里面有很多一字不识的人，却能出口成章，字字押韵。从小就跟他们在一起。受了影响”。
　　我在老家也遇见过这么一位。80多岁，无儿无女，吃低保，算是“拾荒老人”，喜欢编顺口溜，用他的话说是“表上一表”。他的姓名中有个“爱”字，大家按照当地习惯喊他“爱爹”。
　　1998年，江西九江是洪水重灾区。“爱爹”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表上一表”：
　　九八洪水超百年，
　　鄱湖受灾半边天。
　　住的房屋都倒塌，
　　没有饭吃没衣穿。
　　水无情来人有情，
　　遭的损失数不清。
　　各项物资般般有，
　　送到灾民的手中。
　　国家政府言在先，
　　移民建镇来搬迁。
　　各行各业节省钱，
　　每户一万五千元。
　　老人家始终在状态，村里修路了，乡里的小学盖新楼了，乡里的企业效益好了，他都要说上几句。有时还要自谦一下，说自己不过是“粗言粗语说一篇”。
　　如此这般，我不跟着凑个热闹就不好玩了——
　　是花不香色也欢，
　　是人自有八两才。
　　高手就在村头住，
　　脑袋快些低下来。
　　这不是虚话，常言道：“成熟稻穗多低头。”
　　不过，这些打油诗在韩复榘面前都要低下头来。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边细来下边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边细来上边粗。
　　“这是咏泰山诗的压卷之作！”汪曾祺说。

三

　　《滇游新记·大等喊》，汪曾祺写了在云南瑞丽一个傣家村寨住了几天的所见所闻。“等喊”是傣语，意思是堆金子的地方。恰好当地有两个寨子，都叫“等喊”，这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就各在前面加上一个字，以示区分：大等喊、小等喊。
　　此类思维方式，典型的“简单粗暴”，有点欺负人！
　　我也算个“受害者”。
　　上小学时，跟同班同学重名了。我年龄小一些。老师先是让我写名字时在后边缀上一个括号，标注一个“小”，字体也要跟着小一号，也就是这个样子，“王国平（小）”。后来觉得麻烦，直接让我更名为“王小国”。直至上初中，那位同名的辍学了，我才重新捡回我的名字。不过，留下个“后遗症”：至今同学相见时，还是称呼“小国”。让我一顿恍惚，缓不过神来。
　　也有处理得不错的。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就是每年正月有胡集书会的地方。这里有两个村子，一个是“徐”村。一个是“许”村。一个阳平，一个上声，读起来特别是用方言读分不清。
　　按照惯常的路子，可以从方位人手，东南西北，这个好办。如果要分大与小，则要定个标准。至于怎么定标准，各有千秋。比如，哪个村子的面积大，或者人口多，再不济打一场群架，以拳头定输赢。——那天在北京东花市大街上走着，眼瞅两辆车有了点剐蹭，两位司机竞相大吼，拼着嗓门，肚子都贴在一起了。一骑车的路过，拉车闸，右脚点地。亮起纤细的嗓子：嘿！别介！哥们！这算什么事！打呀！×！右脚收回，用力一踩，走了。
　　民间处理或大或小的纠纷，办法总是有的，有时还很激烈，放大招。
　　岳南的《那时的先生》，写了抗战期间一批知识分子流亡到四川宜宾李庄的来龙去脉。说历史上李庄有张氏、罗氏、洪氏三大家族，张家和罗家总是磕磕绊绊，结下梁子，经常口角相向，继而互殴，恩怨难解，无休无止。洪家想着张家顶子多，罗家银子多，就出了个馊主意，“即以武林惯用的华山论剑之法予以办理”。具体方案，就是在李庄对岸桂轮山一个高处平台，张家备好朝廷命官，罗家备好银子。双方向江中扔活人与白银。张家扔下一个官员，罗家扔下一筐白银，直至一方宣布败北才鸣锣收兵。
　　这就野蛮了。哪知盛气之下，张、罗两家同意了。还真玩起了这个“游戏”。结果张家耍了滑头，令罗家举手投降，从此趾高气扬。
　　整个看下来有点像民间传说。
　　汪曾祺写有一篇《水母宫和张郎像》，也讲了一个“不可信”的民间故事。说山西太原有一股很粗的泉水，名为“难老泉”。东边和西边的村子都要饮用这个泉水，怎么分，是个问题。两个村子连年打官司、打架，刀光剑影的。后来一个地方官脑袋发热，熬了一锅滚开的热油，扔进十个铜钱，让两边各出一个人。伸手到锅里捞，哪边捞出几个钱。就分几股水。
　　——这要是路遥笔下的金富在场，就不在话下了。《平凡的世界》详细写了金富向王满银传授偷盗的功夫：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练好了基本功，再加码，上更难的，那就是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薄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速度自然就要加快，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能夹出来，就说明功夫到家了。
　　扯远了。回到泉水的事。东边村走出一个后生，伸手到油锅里捞出七个铜钱。一锤定音，东边用七股水，西边用三股水，认了，不再有争端。
　　再回到徐村与许村的事。当地有高人支招：一个叫双人徐村，一个叫言午许村。
　　天下太平。
　　关键是还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