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一，并进一步提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动力”。“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首要支撑点与安全依托，这是习总书记饱含中国胸襟、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突破国家安全、并超越国家安全，把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亚洲安全、国际安全及整个人类命运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外交新思维。
　　作为占全球陆地总面积29.4%、占世界总人口67%、占世界经济总量33.3%的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领先全球。世界上工业增长率最高的10个经济实体中，有8个在亚太；世界10大黄金外汇储备中，亚洲占有6席。然而，亚洲同时也是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严峻、安全问题最严峻的地区：地缘关系错综复杂、领土争端重新激化、冷战遗留问题持续发酵、非传统安全因素肆虐、三股势力猖獗。身处亚洲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人民福祉”、“人类命运”为宗旨，适时倡导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明确把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平等地位。这体现出中国对亚洲文明的贡献，其蕴含的亚洲价值积极彰显出中国的东方智慧。
　　“周边外交方针”的亚洲时代观
　　中国地缘政治地位特殊，且面临着新兴国家“成长的烦恼”。中国四面共有21个周边国家，包括9个海上邻国、14个陆地邻国，其中朝鲜、越南既是海上邻国又是陆上领国。从广义上考察，中国邻国涉及亚洲国家甚至是亚太区域国家。习近平在躬行推动中国周边外交过程中，对中国周边外交有许多深入思考。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机制正式开始运转，体现出极强的经世意识和紧迫的现实关怀。在战略层面，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有利于在更高层级上凝聚共识、加大周边外交的执行力。习近平从中国发展大局、亚洲主流趋势出发准确把握住周边形势，从十八大开始就非常清晰地提出实现“中国梦”的施政目标，并细化为中国周边外交和整体外交新思路，以推动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地发展。他指出，我国周边环境总体是好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习近平从全球化中的亚洲宏观发展趋势和中国周边关系的主流来把握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并敏锐洞察到，世界的“时代潮流”、“时代主题”和民心所向直接决定亚洲地区和中国周边的“主流”，维护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与亚洲环境是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共同愿望与追求”，也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坚实基础。“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习近平的时代观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思想中的时代观，将“和而不同”的思想运用于中国整体外交战略和周边外交布局，体现出“和谐”、“共生”的本质特征。
　　“一带一路”的亚洲文明观
　　立足于周边历史存在与悠久传统文化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周边外交理念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一带一路”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概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顺应时代大趋势，其全球战略围绕欧亚大陆率先展开部署。“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
　　亚洲对古代世界文明贡献巨大。从公元前后至19世纪中叶的近两千年间，中国、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绝大部分，在经济、科技上始终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产生过奠基性影响。深厚的历史资源并非只是尘封过往，历史遗产同样可以服务于美好未来。“一带一路”构想源于古代丝绸之路，是以亚洲历史文明主体作为新时期连接各国家、各地区，覆盖包括经济、文化、人才教育等领域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受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亚、非、欧洲国家的普遍赞同与积极支持。他多次发出关于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中方倡议，呼吁加强对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运用，其目的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沿线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多级秩序，为缔造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努力，让“一带一路”更好地运用于改进亚洲和全球治理。古代丝绸之路固然是以中国为起点，罗马为终点，但实际上并不是中西方的直接贸易，而是中国与西域各民族、波斯-阿拉伯等中亚、西亚这些亚洲民族的直接贸易交流。“一带一路”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对接、延伸与复兴，更是亚洲文明的复兴与再创造，开辟了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中国与周边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国际交流合作模式。“一带一路”通过“以物载文”促进了中国文明、亞洲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习近平非常重视外交中文化与文明的作用，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从周边外交到整体外交、从与东方交往到与西方交往的诸多论述构成了以“和”、“合”为根本特征的文明观。他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和而不同”的道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怀有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
　　“亚洲安全观”守卫国家安全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外交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是科学的依据客观现实对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作出的适度调整。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实事求是地对马克思的“世界新秩序”思想与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他倡导“和平、发展、公正、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目标是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周边外交”方针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外交观明确向世界人民宣示，在推进区域合作过程中，亚洲国家的交流互鉴、坚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利益的亚洲方式是符合本地区处理相互关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应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平等对话是亚洲多样文明交流对话的唯一方式，多样性文明之间的理解认同是亚洲稳定繁荣的依托与保障。习近平强调，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互不干涉内政，照顾彼此重大关切，这是亚洲各国友好相处的重要基础。
　　“周边外交”方针与“一带一路”倡议以亚洲国家合作为首要内容，更加凸显亚洲特点，更加强调合作与共同发展对亚洲安全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更加强调命运共同体概念下的亚洲各民族的共同特征。“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习近平的亚洲时代观与亚洲文明观既是其亚洲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亚洲安全观的重要理论根源。以亚洲时代观、亚洲文明观、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更加有助于解决亚洲安全问题。亚洲安全之路是习近平针对我国国家安全、他国安全、亚洲安全所作出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阐释，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坚持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坚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在维护亚洲安全中发挥应有价值，这是对本国安全的最大守护、对亚洲安全与人类命运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