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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产生、成长、延续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
世界因多元的文化而精彩，重庆的乡土也因延续上千年的故事、风俗、技艺，而饱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蕴藏着传统文化最深的根源。
让我们唤醒那些深嵌在非遗里的文化基因，听它们讲一讲重庆的根、重庆的魂。
一把折扇，开合摇摆之间，展开多少人和事，纳入多少韵和情。荣昌折扇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子福，痴迷制扇数十年，有着道不尽的困境与奇遇、荣光和梦想。
声名显赫的折扇世家
荣昌折扇（史称川扇），是与苏、杭折扇齐名的中国三大折扇之一。哪家折扇作坊在荣昌声名显赫？“松竹轩扇庄”恐怕无人有异议。
其经营者陈子福今年72岁，戴着眼镜、满头华发，看起来和普通老人并无二致。殊不知，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制扇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我这一生与折扇的缘分，可以说是命里注定。”陈子福出生于荣昌的折扇世家，父母都是制扇匠人。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已经习惯充斥着扇渣与竹屑的家庭环境;到了少年时期，便水到渠成走上了学习制扇之路。
1962年，陈子福小学毕业，成为荣昌折扇合作工厂的一名学徒工。严师出高徒，在他身上得到印证。
“我师傅是当时荣昌最好的白页扇大师胡吉山，平常不苟言笑，一看到徒弟做得不对就会马上骂人。”陈子福回忆说。
最初三个月，瘦小的陈子福每天都要手握5斤重的鹅卵石练习磨扇面。一天8个小时的练习，让他手腕酸痛红肿，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
与苏州绢绸扇、杭州书画扇相比，荣昌折扇以工艺制作精良取胜。繁琐的制扇工艺分为青山、同骨、棕风、削批子、捆扎等16个流程，总计145个操作工序。
但是，面对这项复杂辛苦的技艺，陈子福从未想过打退堂鼓。因为父母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为人必须学艺，无艺压身就会饿饭。”
这番话，陈子福一直铭记于心。原本要做满三年学徒工，他学了两年便提前出师，还评上了二级技工。
在陈子福经营的这家“松竹轩扇庄”里，人们可以看到其作品文化深蕴、艺术性高。山水渺远、草木灵动，笔锋游走之处尽是深邃意境，一把折扇便是一幅水墨丹青。
透过陈子福的记忆，我们发现，他出色的审美素养离不开两位画家的启蒙和熏陶。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画大师吴昌硕的弟子肖拭尘定居荣昌，就住在陈家隔壁。这位画坛名宿膝下有一子和陈子福年纪相当，因此陈子福经常进出肖家。
“虽未正式拜师，但我经常受肖老师教诲，七八岁时就在他的指点下学画画。”陈子福说，肖拭尘晚年基本靠画扇面为生，对自己产生的影响特别大。
进入折扇合作工厂学艺的陈子福，与画家屈义林也有一段缘分。“这位来头也不小，是徐悲鸿大师的弟子。当时，屈老师受聘到厂里教画扇子，耳濡目染的我受益匪浅。”
后来，苏州一位制扇大师说：“在国内，能自己做扇子又画扇子的人不多，陈子福算一个。”这其实恰与陈子福的这两段经历息息相关。
在折扇世家出生，又有良师“加持”，陈子福此时的折扇之路走得顺顺当当。谁也想不到，他即将迎来人生中与折扇的别离。
1966年，陈子福被送往手工业干部学校学习财务，5个月后被分配到荣昌星火农业机械厂，从库管员一直干到工会主席。这一干，竟是三十年。
记忆犹新的京城奇遇
1996年，陈子福重拾阔别已久的折扇技艺。
“儿子要上大学，仅学费就需3000多元，而我和妻子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六七百元。”陈子福深感微薄薪水难以支持孩子走完求学之路，惟有辞职下海。但他心里没有底，日夜忧心能否在彼时的折扇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最初，陈子福瞄准了当时荣昌的折扇作坊都不接的活儿——壁挂工艺大折扇。但因为这种大折扇卖价高，在最艰难的一个月里，他没有卖出一把扇子。
一天，陳子福鬼使神差打开家里的14寸电视机，正在播放的是山东电视台《文化传真》栏目，画面中有个人在说话，背景是很多扇子。
短短的三十秒后，节目结束了。但陈子福心中一动，萌生了结识此人的想法。
如何才能联系上那个人？苦苦思索一周后，陈子福突然想到写信向栏目组打听。不久，栏目组回信告知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原来那人叫王庆泉，是山东华瀚集团公司董事长。陈子福马上去信，并附上几张自制大挂扇的照片。对方也回复了，寄来一张中国首届扇子艺术大展的邀请函。
去还是不去？陈子福看着邀请函踌躇不定，“主要是怕出门花钱。那时我家的积蓄刚好够儿子的学费。”
但他渴望看看外面的天地有多大，再决定自己要不要把制扇坚持下去。他的爱人起初非常反对，但陈子福还是下定了出去看看的决心。
那年的7月26日，陈子福揣上全部家当、拖着一箱扇子，前往中国首届扇子艺术大展举办地——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主办方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承办方正是山东华瀚集团公司。
在博物馆门口，陈子福见到了王庆泉。对方说：“不巧，一楼展厅已满，你只能去二楼了。”
到二楼一看，陈子福顿时为难，“这一层楼是展销厅，展位都要收费，而费用恰好是3000元。”
想到余钱还有他用，陈子福拉下脸皮找到二楼的负责人，说明原委，希望通融。就这样磨了几个小时的嘴皮子，才艰难地以800元换得展厅最末端的展位。
这天，他回到旅馆一夜无眠，心灰意冷地认为此行终将无功而返。谁知，次日上午开幕式因故推迟，又为陈子福带来了转机。
提前到场的嘉宾们开始参观，一路走走停停来到二楼陈子福的展位。其中一人说：“咦，这个扇子不错，比下面的扇子好。”陈子福趁机介绍荣昌折扇历史，引起了观赏者的浓厚兴趣。
他不知道，这群人大多是当时京城的文化名流，其中就有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副会长、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长、齐白石的门生马越。 马越说话慢条斯理，待其他人都离开后才细细询问：“你这扇子不错，怎么会到二楼来？”
这句话似一股暖流进入陈子福的心田，他不禁诉说起此前的遭遇。马越宽慰道：“你耐着性子等在这里，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
这句话让陈子福重燃希望。
开幕式剪彩结束后，在马越的推荐下，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秘书长李长林特意将领导们引至陈子福的展位。大家表现出对荣昌折扇的兴趣，让陈子福对自己的作品有了信心。果然，在展厅正式开放后，陈子福的折扇引来不少人询价。
“我当时因购买展位一事心头憋着气，干脆耍横说我的扇子只展不卖。”陈子福说，谁知越是不卖，越受人瞩目。
因为人们太过热情，到展览的第五天，陈子福终于决定卖扇子，并很快卖掉三分之二。剩下的，部分送给中国扇子艺术学会收藏，部分作为谢礼送给了关心帮助他的人。
第六日，幸运再次眷顾陈子福。在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郝盛琦的推荐下，中央电视台二套《夕阳红》栏目慕名前来采访陈子福。
其实，郝盛琦对陈子福寄予厚望。他说：“目前国内没有多少人愿意做扇子了，扇子的销路也不好，扇文化传承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他勉励陈子福：“希望你在西南地区树立起扇文化的标杆，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像你这样能做、能说、能创新的制扇人。”
对于郝盛琦勾画的中国扇文化蓝图，当时的陈子福并不是十分理解。但热情的火苗已在胸中升腾，他回答：“我会尽我自己的努力坚持下去。”
这一段奇遇，陈子福至今记忆犹新，对细节描述极为详细。他没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无名小卒来到北京，竟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更没想到能遇上这么多贵人，打开了眼界、坚定了信心。
此后，在制作折扇、传承技艺的道路上，陈子福拨开迷雾，勇敢向前。
不遗余力的创新之路
从北京回来后，陈子福不再只想着撑完几年挣够儿子的学费，而是真正爱上折扇，将其视作余生的事业。他开始认真研究折扇历史、钻研制扇技艺。
“荣昌折扇的历史，至今没有定论。”陈子福说。
有学者推论“查蜀产折扇，首推荣昌，别无二地”，因此把荣昌折扇的历史推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陈子福对此持有异议。川扇是否等同于荣昌折扇，在他看来仍存疑问。为此，他一直把寻找荣昌折扇的历史，视为自己的责任。
但是，清末以后至抗战前期，无疑是荣昌折扇发展最好的时期。“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荣昌折扇的从业人员高达400户，年手工产量在300多万至400万把之间。”陈子福说。
从鼎盛到衰落，荣昌折扇经历几轮浮沉。
抗战以后，荣昌折扇开始步入衰落。到了1957年、1958年，又因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年产量降至300多万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量人员下放，折扇廠受到影响，平均年产量徘徊在200万把左右。直至改革开放后，年产量才有所回升，但均未超过300万把。
后来，受湖南折扇的冲击，荣昌折扇销售困难，一度年产量仅有100多万把。险些倒闭的折扇厂，从此一蹶不振。
“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10年期间，社会上文艺演出增多，需要大量跳扇舞，这让荣昌折扇又多活了20年。”陈子福说，2008年，荣昌折扇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他被授予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2010年开始，折扇又现颓势。最近两三年，荣昌折扇年产量很难超过100万把，其中仍以舞蹈扇为主。工艺扇和手工纳凉用的扇子少到可怜，每年不超过10万把。
有资料显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把荣昌折扇的批发价在一元左右，利润最多只有一角钱。此时正是陈子福重操旧业之时。
尽管处境艰难，陈子福却坚持走了下来，并不断激发创作源泉。
首先，他利用自己多年练就的书画功底，将一把把普通的荣昌折扇“变”为具有文化价值的书画扇，又恢复了濒临失传的全棕折扇工艺。这种以棕竹为扇骨，黑绸为扇面的折扇，因材质稀少、工艺精湛，成为荣昌折扇中的精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陈子福历时数月研制出夏布折扇。夏布和折扇均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开创了荣昌折扇的新名品，填补了中国折扇制造历史上的一个空白。
2013年10月，中国扇艺术博物馆（现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以高出市场价1倍多的价格，征购了陈子福的4把夏布折扇。
此外，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型纪念套扇是陈子福的代表作品，堪称西部第一、国内罕见。这套纪念扇共51把，面宽从49厘米起至99厘米止，每扇增长一厘米象征着新中国成长的年轮。陈子福采用51个不同造型，并以烙画、彩绘、阴刻、阳刻、嵌刻等多种手法进行装饰，让古老的技艺再次走入了现代人的视野。
在原有折扇形态不变的情况下，陈子福还从折扇匣入手进行艺术更新。他将南竹筒对破，制作为折扇匣，并在匣上雕刻诗文图案，让折扇和折扇匣从过去的实用上升为艺术。
2002年，陈子福创作的竹匣夏布折扇获首届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银奖。
在个人创作上，陈子福坚持推陈出新;在授徒传承上，他同样不遗余力。
如今，他收下的正式徒弟有4个，包括李开军、金洪流等人。当年，为了让首徒李开军开阔眼界，陈子福自费带他前往苏杭等地，拜访当地的制扇大师。如今，李开军已成为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荣昌折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真正的传承不为名利。我是想在他们身上创造希望，希望后浪能够超过我，把荣昌折扇一代代传承下去。”现在，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制扇人，只想带好徒弟，继续追寻荣昌折扇的历史，争取早日实现成立微型扇博物馆的梦想。
世界因多元的文化而精彩，重庆的乡土也因延续上千年的故事、风俗、技艺，而饱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蕴藏着传统文化最深的根源。
让我们唤醒那些深嵌在非遗里的文化基因，听它们讲一讲重庆的根、重庆的魂。
一把折扇，开合摇摆之间，展开多少人和事，纳入多少韵和情。荣昌折扇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子福，痴迷制扇数十年，有着道不尽的困境与奇遇、荣光和梦想。
声名显赫的折扇世家
荣昌折扇（史称川扇），是与苏、杭折扇齐名的中国三大折扇之一。哪家折扇作坊在荣昌声名显赫？“松竹轩扇庄”恐怕无人有异议。
其经营者陈子福今年72岁，戴着眼镜、满头华发，看起来和普通老人并无二致。殊不知，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制扇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我这一生与折扇的缘分，可以说是命里注定。”陈子福出生于荣昌的折扇世家，父母都是制扇匠人。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已经习惯充斥着扇渣与竹屑的家庭环境;到了少年时期，便水到渠成走上了学习制扇之路。
1962年，陈子福小学毕业，成为荣昌折扇合作工厂的一名学徒工。严师出高徒，在他身上得到印证。
“我师傅是当时荣昌最好的白页扇大师胡吉山，平常不苟言笑，一看到徒弟做得不对就会马上骂人。”陈子福回忆说。
最初三个月，瘦小的陈子福每天都要手握5斤重的鹅卵石练习磨扇面。一天8个小时的练习，让他手腕酸痛红肿，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
与苏州绢绸扇、杭州书画扇相比，荣昌折扇以工艺制作精良取胜。繁琐的制扇工艺分为青山、同骨、棕风、削批子、捆扎等16个流程，总计145个操作工序。
但是，面对这项复杂辛苦的技艺，陈子福从未想过打退堂鼓。因为父母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为人必须学艺，无艺压身就会饿饭。”
这番话，陈子福一直铭记于心。原本要做满三年学徒工，他学了两年便提前出师，还评上了二级技工。
在陈子福经营的这家“松竹轩扇庄”里，人们可以看到其作品文化深蕴、艺术性高。山水渺远、草木灵动，笔锋游走之处尽是深邃意境，一把折扇便是一幅水墨丹青。
透过陈子福的记忆，我们发现，他出色的审美素养离不开两位画家的启蒙和熏陶。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画大师吴昌硕的弟子肖拭尘定居荣昌，就住在陈家隔壁。这位画坛名宿膝下有一子和陈子福年纪相当，因此陈子福经常进出肖家。
“虽未正式拜师，但我经常受肖老师教诲，七八岁时就在他的指点下学画画。”陈子福说，肖拭尘晚年基本靠画扇面为生，对自己产生的影响特别大。
进入折扇合作工厂学艺的陈子福，与画家屈义林也有一段缘分。“这位来头也不小，是徐悲鸿大师的弟子。当时，屈老师受聘到厂里教画扇子，耳濡目染的我受益匪浅。”
后来，苏州一位制扇大师说：“在国内，能自己做扇子又画扇子的人不多，陈子福算一个。”这其实恰与陈子福的这两段经历息息相关。
在折扇世家出生，又有良师“加持”，陈子福此时的折扇之路走得顺顺当当。谁也想不到，他即将迎来人生中与折扇的别离。
1966年，陈子福被送往手工业干部学校学习财务，5个月后被分配到荣昌星火农业机械厂，从库管员一直干到工会主席。这一干，竟是三十年。
记忆犹新的京城奇遇
1996年，陈子福重拾阔别已久的折扇技艺。
“儿子要上大学，仅学费就需3000多元，而我和妻子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六七百元。”陈子福深感微薄薪水难以支持孩子走完求学之路，惟有辞职下海。但他心里没有底，日夜忧心能否在彼时的折扇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最初，陈子福瞄准了当时荣昌的折扇作坊都不接的活儿——壁挂工艺大折扇。但因为这种大折扇卖价高，在最艰难的一个月里，他没有卖出一把扇子。
一天，陳子福鬼使神差打开家里的14寸电视机，正在播放的是山东电视台《文化传真》栏目，画面中有个人在说话，背景是很多扇子。
短短的三十秒后，节目结束了。但陈子福心中一动，萌生了结识此人的想法。
如何才能联系上那个人？苦苦思索一周后，陈子福突然想到写信向栏目组打听。不久，栏目组回信告知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原来那人叫王庆泉，是山东华瀚集团公司董事长。陈子福马上去信，并附上几张自制大挂扇的照片。对方也回复了，寄来一张中国首届扇子艺术大展的邀请函。
去还是不去？陈子福看着邀请函踌躇不定，“主要是怕出门花钱。那时我家的积蓄刚好够儿子的学费。”
但他渴望看看外面的天地有多大，再决定自己要不要把制扇坚持下去。他的爱人起初非常反对，但陈子福还是下定了出去看看的决心。
那年的7月26日，陈子福揣上全部家当、拖着一箱扇子，前往中国首届扇子艺术大展举办地——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主办方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承办方正是山东华瀚集团公司。
在博物馆门口，陈子福见到了王庆泉。对方说：“不巧，一楼展厅已满，你只能去二楼了。”
到二楼一看，陈子福顿时为难，“这一层楼是展销厅，展位都要收费，而费用恰好是3000元。”
想到余钱还有他用，陈子福拉下脸皮找到二楼的负责人，说明原委，希望通融。就这样磨了几个小时的嘴皮子，才艰难地以800元换得展厅最末端的展位。
这天，他回到旅馆一夜无眠，心灰意冷地认为此行终将无功而返。谁知，次日上午开幕式因故推迟，又为陈子福带来了转机。
提前到场的嘉宾们开始参观，一路走走停停来到二楼陈子福的展位。其中一人说：“咦，这个扇子不错，比下面的扇子好。”陈子福趁机介绍荣昌折扇历史，引起了观赏者的浓厚兴趣。
他不知道，这群人大多是当时京城的文化名流，其中就有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副会长、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长、齐白石的门生马越。 马越说话慢条斯理，待其他人都离开后才细细询问：“你这扇子不错，怎么会到二楼来？”
这句话似一股暖流进入陈子福的心田，他不禁诉说起此前的遭遇。马越宽慰道：“你耐着性子等在这里，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
这句话让陈子福重燃希望。
开幕式剪彩结束后，在马越的推荐下，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秘书长李长林特意将领导们引至陈子福的展位。大家表现出对荣昌折扇的兴趣，让陈子福对自己的作品有了信心。果然，在展厅正式开放后，陈子福的折扇引来不少人询价。
“我当时因购买展位一事心头憋着气，干脆耍横说我的扇子只展不卖。”陈子福说，谁知越是不卖，越受人瞩目。
因为人们太过热情，到展览的第五天，陈子福终于决定卖扇子，并很快卖掉三分之二。剩下的，部分送给中国扇子艺术学会收藏，部分作为谢礼送给了关心帮助他的人。
第六日，幸运再次眷顾陈子福。在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郝盛琦的推荐下，中央电视台二套《夕阳红》栏目慕名前来采访陈子福。
其实，郝盛琦对陈子福寄予厚望。他说：“目前国内没有多少人愿意做扇子了，扇子的销路也不好，扇文化传承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他勉励陈子福：“希望你在西南地区树立起扇文化的标杆，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像你这样能做、能说、能创新的制扇人。”
对于郝盛琦勾画的中国扇文化蓝图，当时的陈子福并不是十分理解。但热情的火苗已在胸中升腾，他回答：“我会尽我自己的努力坚持下去。”
这一段奇遇，陈子福至今记忆犹新，对细节描述极为详细。他没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无名小卒来到北京，竟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更没想到能遇上这么多贵人，打开了眼界、坚定了信心。
此后，在制作折扇、传承技艺的道路上，陈子福拨开迷雾，勇敢向前。
不遗余力的创新之路
从北京回来后，陈子福不再只想着撑完几年挣够儿子的学费，而是真正爱上折扇，将其视作余生的事业。他开始认真研究折扇历史、钻研制扇技艺。
“荣昌折扇的历史，至今没有定论。”陈子福说。
有学者推论“查蜀产折扇，首推荣昌，别无二地”，因此把荣昌折扇的历史推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陈子福对此持有异议。川扇是否等同于荣昌折扇，在他看来仍存疑问。为此，他一直把寻找荣昌折扇的历史，视为自己的责任。
但是，清末以后至抗战前期，无疑是荣昌折扇发展最好的时期。“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荣昌折扇的从业人员高达400户，年手工产量在300多万至400万把之间。”陈子福说。
从鼎盛到衰落，荣昌折扇经历几轮浮沉。
抗战以后，荣昌折扇开始步入衰落。到了1957年、1958年，又因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年产量降至300多万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量人员下放，折扇廠受到影响，平均年产量徘徊在200万把左右。直至改革开放后，年产量才有所回升，但均未超过300万把。
后来，受湖南折扇的冲击，荣昌折扇销售困难，一度年产量仅有100多万把。险些倒闭的折扇厂，从此一蹶不振。
“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10年期间，社会上文艺演出增多，需要大量跳扇舞，这让荣昌折扇又多活了20年。”陈子福说，2008年，荣昌折扇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他被授予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2010年开始，折扇又现颓势。最近两三年，荣昌折扇年产量很难超过100万把，其中仍以舞蹈扇为主。工艺扇和手工纳凉用的扇子少到可怜，每年不超过10万把。
有资料显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把荣昌折扇的批发价在一元左右，利润最多只有一角钱。此时正是陈子福重操旧业之时。
尽管处境艰难，陈子福却坚持走了下来，并不断激发创作源泉。
首先，他利用自己多年练就的书画功底，将一把把普通的荣昌折扇“变”为具有文化价值的书画扇，又恢复了濒临失传的全棕折扇工艺。这种以棕竹为扇骨，黑绸为扇面的折扇，因材质稀少、工艺精湛，成为荣昌折扇中的精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陈子福历时数月研制出夏布折扇。夏布和折扇均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开创了荣昌折扇的新名品，填补了中国折扇制造历史上的一个空白。
2013年10月，中国扇艺术博物馆（现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以高出市场价1倍多的价格，征购了陈子福的4把夏布折扇。
此外，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型纪念套扇是陈子福的代表作品，堪称西部第一、国内罕见。这套纪念扇共51把，面宽从49厘米起至99厘米止，每扇增长一厘米象征着新中国成长的年轮。陈子福采用51个不同造型，并以烙画、彩绘、阴刻、阳刻、嵌刻等多种手法进行装饰，让古老的技艺再次走入了现代人的视野。
在原有折扇形态不变的情况下，陈子福还从折扇匣入手进行艺术更新。他将南竹筒对破，制作为折扇匣，并在匣上雕刻诗文图案，让折扇和折扇匣从过去的实用上升为艺术。
2002年，陈子福创作的竹匣夏布折扇获首届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银奖。
在个人创作上，陈子福坚持推陈出新;在授徒传承上，他同样不遗余力。
如今，他收下的正式徒弟有4个，包括李开军、金洪流等人。当年，为了让首徒李开军开阔眼界，陈子福自费带他前往苏杭等地，拜访当地的制扇大师。如今，李开军已成为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荣昌折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真正的传承不为名利。我是想在他们身上创造希望，希望后浪能够超过我，把荣昌折扇一代代传承下去。”现在，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制扇人，只想带好徒弟，继续追寻荣昌折扇的历史，争取早日实现成立微型扇博物馆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