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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种族和“家”是莫里森作品首要关注的问题。她在多部小说中都探讨了美国“黑人之家”的内涵，也创造了丰富的“家园”意象。早期作品中的黑人因受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将追寻的“家” 物化为人情冷漠的物理空间。中期小说揭示出黑人因历史记忆的缠绕，他们的“家”被转化为创伤的心理空间。在近期作品中莫里森将美国黑人的“家园”描绘成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人人受到尊重，是一个安全、舒适、和谐的社会空间。
关键词：家园；意象；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6-0035-07
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虽年事已高，可她仍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十部小说，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领域发出璀璨的光芒，照亮美国黑人前进的航程，点燃他们未来的希望。无论是语言还是创作技巧，莫里森的小说均受评论界和读者的褒奖。黑人女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赋予小说深刻的内涵，她一贯关注的种族、黑人文化传统和黑人对“家”的追寻等主题也为读者所熟知。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洞悉几个世纪以来美国黑人始终不渝寻“家”的热望及对“家园”含义理解的深化。“家”是“神圣的地方”，“是人类向往的乐园”。（Prince， 2005： 7）对于被迫远离故土的美国黑人来说，被“移置”的境遇使他们始终感到漂泊无根，无法放弃回家的梦想，“寻家的热望就像他们体内流淌的血液一样滚涌向前”（Prince， 2005： 2）。 无论何时，无论身在何处，“家”始终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家”是美国黑人身份的标志和地位的象征。正因如此，“家”成为许多黑人作家作品中常议的主题和常现的意象。莫里森也曾说“种族和‘家’是她作品首要关注的问题”（Morrison， 1997： 4）。从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起她就开始探讨美国黑人渴望的“家”的意象，直到近期作品《家》（Home， 2012），似乎为一直寻梦的黑人找到了“家”的归宿。期间有的黑人因受主流社会白人价值观的影响，否定自我，否认黑人文化，疏远家人，漠视亲情；有的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迷失方向，失去自我。究其原因，都是美国黑人不堪回首的历史遗留的创伤致使他们身份缺失，地位全无。在近作《家》里，莫里森为美国黑人描绘出一幅“家”的蓝图，它不再是冷漠的孤岛，而是一个快乐的家园。莫里森再次施展语言的魔力向世人展示美国黑人寻“家”的决心和对幸福“家园”的渴求。从最初黑人狭隘的对物质财富过分的追求，到对精神释放热切的期盼，对和谐社会深情的期待，一路看来，她对“黑人之家”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其家园意识产生了质的飞跃。
到底何以为“家”？辞海曾给出过许多解释，这里主要指房子、家人、社区、国家等。其基本功能是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家”对人们非常重要，其重要性是其他任何空间都无法比拟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rchelard）认为，“家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巴什拉，2013： 3）。建筑学家安德鲁·巴兰坦（Andrew Ballantyne）也指出，“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我们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家目睹了我们所受的羞辱和面临的困境，也看到了我们想展现给外人的形象。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家是我们的庇护所，我们在家里感到很安全”（转引自龙迪勇，2014： 266）。正因为“家”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存空间，巴什拉进一步说“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 （巴什拉，2013： 6）。 然而，“家”也不是中立的场所，它还涉及到身份、地位之间的基本关系和流动、变化之间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它具有政治性，是通过权力等媒介建构的主体想象物（费小平，2010： 1）。由此可见，“家园”除了简单的居住功能之外，还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根据列斐伏尔（Lefebvre）空间理论的划分，可以把莫里森小说中描绘的“家园”分为三种不同的空间，冷漠的物理空间、伤心的心理空间和和谐的社会空间， 从而更清晰地再现生存在不同空间里的非裔美国人的生存境况和残酷的社会现实。
1. 冷漠的物理空间
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说，“家”首先是个静态的实体空间，是一种物理存在。但“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所，物质意义上的“家”并非真正的家，“家”必须有爱和良好的家庭关系（王守仁，2013）。一个相互关爱幸福的家能带给人温暖、舒适、宁静和随意，使其缓解身心的疲惫和苦痛，找到情感停靠的港湾。而生活在一个冷漠、怨恨与暴力的家庭里的人只能感到疏离、孤独、憎恨和恐惧。 美国黑人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被“移位”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失去身份，失去自我，被“流放”失根的痛楚成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对“家”无比渴求，希望找到自我，得到认可，可“家”始终是个虚无飘渺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寻“家”途中有的黑人因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内化误入歧途，不惜伤害同胞和亲人，将原本贫穷的“家”物化为没有人性的“房子”，让受歧视被边缘化的家人雪上加霜，再度经历被抛弃的痛苦。《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佩科拉（Pecola）就生活在父母为她建造的充满暴力与冷漠的“房子”里，让被人视作又黑又丑的佩科拉生活在一个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空间里，丝毫感受不到家人给予的温暖。
佩科拉的父母早年都被父母遗弃，深感被抛弃的痛苦。蓄奴制的创伤记忆持续不断的侵入，使他们变得精神分裂人格扭曲。身为父母他们不是设法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相反却无知的将这种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孩子身上，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佩科拉的母亲波莉（Pauline）因身体残疾被人歧视，为此她厌恶自己的黑人身份，嫌弃自己的丈夫，甚至自己的孩子。作为妻子母亲，她不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反而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自己干活的白人家里。可回到家里，与丈夫喋喋不休的争斗、对孩子们的恶语训斥逼得儿子离家出走，女儿整日生活在惊慌和恐惧之中。不知父亲是谁又被母亲抛弃的父亲乔利（Cholly），根本不知道如何爱孩子，竟混淆亲情与爱欲，在醉酒之后强暴了自己年幼的女儿。父亲的暴行、母亲的伤害、邻居的冷眼旁观把年幼无知的佩科拉推向绝境，最后使她疯癫而死。佩科拉的悲剧人生与她父母的生活态度、生存处境和身份不无干系，主要根源归咎于摧残人性的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 佩科拉父母扭曲的人格、缺乏人性的做法并非天性使然。身为奴隶的后代，他们从小就失去父母蒙受心灵创伤，不被人疼爱，也不知如何保护家人和孩子。蓄奴制“作为一种盘旋的和萦绕不去的影响”（怀特海德，2011： 5）殃及黑人奴隶的后代，剥夺了他们本该拥有和享受的“爱”的权力。黑人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失去了女性爱的权利和能力。作为女性，她们是家庭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可是生存在种族主义、父权制下的黑人女性，她们的自我认识、自爱和个人的完整性受到限制和阻碍（沃尔弗雷斯，2009： 83）。像波莉那样的女性，白人文化内核的渗透内化了她们的灵魂，模糊了自我认识，挫败了她们身为母亲具备的基本能力。面对家庭和孩子，她们是那么的无知和无能。胡克斯（Hooks）在《一切为了爱》（All About Love， 2000）中指出，“爱的生存能力要建立在理解和觉醒之上，即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与精神的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转引自沃尔弗雷斯，2009： 88） 黑人女性由于受歧视、被剥夺人性的种种遭遇，她们缺乏对自我个体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失去上天赋予的权利和能力，女性的完整性得不到体现。寻找黑人女性的完整性，寻找爱和伴随爱而来的精神觉醒是拯救黑人民族和集体宝贵的机会， 是实现个体主体性、建构和谐“家园”必备的前提（沃尔弗雷斯，2009： 88）。同为黑人克劳迪安的父母则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面对黑人饱受屈辱的现实，他们既没有盲目接受白人文化，也没有失去自己的信仰，而是设法用无私的“爱”为在外受欺的孩子撑起一片天，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只有生活在“爱”和“被爱”的环境中才能有“家”的感觉，否则，“家”则不“家”，仅是人情淡漠的物理空间“房子”而已。
还有一些美国黑人因受白人至上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观念的熏陶，一味追求金钱来提升自己，希望通过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来“漂白”黑人身份。然而，这种错误的观念不仅得不到白人的认可，反而疏远了与家人的关系，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中奶娃（Milkman）的父亲麦肯（Macon）曾亲眼目睹房屋被烧失去家园的惨景，发誓要改变命运摆脱不幸。他不择手段攫取钱财，不惜伤害亲人和亲情。虽然最终他住进了宽敞的大房子，但因漠视兄妹亲情、疏离妻儿而众叛亲离，孤独寂寞地生活在死气沉沉的“大房子”，丝毫感受不到“家”的温馨和幸福。物质的富裕未能将其带入白人圈子，依然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缺乏自我认同隔断维系他生命的民族之根反而致他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倍感孤独、寂寞和痛苦。与之相反，他的妹妹派拉特（Pilate）虽然住房简陋，可她的房子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她用母亲般的慈爱温暖、鼓励、启迪不谙世事的奶娃，奶娃在姑姑狭小的房屋里体会到“家”的快乐，姑姑无私的爱使奶娃不断觉醒，最终他找到了自己的根，并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黑人父母必须认识到：他们是黑人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他们有保护孩子避免受到心灵伤害的义务，要用浓浓的爱为孩子搭建一个温暖的“家”， 用真诚的爱帮助孩子在逆境中健康成长。一个洋溢着爱的“家园”是孩子们牢固的根据地、心灵的归属地，是他们疲惫、委屈之时调正自我、重拾自信力量的源泉。“家”给他们勇气和力量，让他们勇敢面对现实，减缓社会不公产生的负面情绪，家人的阳光雨露滋养他们淳朴、幼稚、美丽的心田，让“家”真正成为孩子们的避风港湾。
2. 创伤的心理空间
“家”既是物理的场所，也是精神的食粮。“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是人类最早的世界”（巴什拉，2013： 6），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空间。占有房屋并不意味着真正拥有“家”，当生活在这一空间的人能真切感到心情愉悦、随心所欲、无忧无虑带来的舒适、随意和安详，内心感到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时，这说明他已和这个“家”融为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对家的依恋程度、幸福指数、自由度等主观因素都是界定是否拥有称之为“家”这一空间的重要指标，生活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追求。由此可知，“家园”空间既是具体的物质形式，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许克琪，2015）。 也就是说，“家园”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如何认识和看待它与生活在其内的人的文化、身份、地位不无关系。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的人对“家”的心理认知大不相同，有人可能把它看作是天堂，也有人会看作是地狱，这完全取决于个人体验。莫里森在中期小说中浓笔刻画人物的内心感受，突显他们对“家”较之以前不同的认识。 这些黑人不再局限于对物质意义“房子”的追求，更加注重对精神自由的渴望，他们希望“家”不仅是栖身之处，还是精神依托的场所。奴隶制废除后身体获得解放的黑人对精神自由格外向往，希望得到身份，得到白人的认可，得到均等的机会，得到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们不想再做地位低劣的“外来人”，而真正想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然而，奴隶制度、种族主义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解构了他们的“家”，将“家”变成了充斥着创伤记忆的心理空间。
《宠儿》（Beloved， 1987）是莫里森的鼎盛之作，它优美的语言、精妙的构思、深邃的见解为作家带来诸多荣誉，也擦亮了人们的双眼，从新的视角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小说表现了黑人对身份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家园的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特性”（Jesser，1999）。在一个“脱胎于暴力和创伤带着历史和记忆被转换为家的房子”（Dobbs，2011）里，黑人的“家”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遥不可及的梦想。逃脱了奴隶主的魔爪的塞丝（Sethe）来到北方婆婆居住的地方与孩子们会合，家人的团聚、婆婆的悉心照料、与邻居的友好相处让身心饱受折磨的塞丝找到“家”的感觉，情感暂时得以释放。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主追来时她竟亲手杀死年幼的女儿，宁愿把她送到天堂也不能再经历自己悲惨的命运。这是黑人母亲的无奈之举，切肤之痛，她们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后来被塞丝杀死的女儿的鬼魂回来向母亲索取被拒绝的母爱，宠儿的到来加重了她对往事的回忆，终日陷入无尽的悔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按照创伤理论的说法：蒙受精神创伤的塞丝被过去“杀婴”事情所控制，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失调症”（怀特海德，2011： 5）。邻居们不理解塞丝异常的举动，设法避让她居住的闹鬼的房子，塞丝悲愤的情绪无处发泄，精神抑郁。“杀婴”的阴霾折磨得塞丝对一切失去兴趣，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不仅如此，塞丝还将自己经历的创伤事件转嫁给下一代，妨碍阻止了小女儿愉快的童年。多年来母女俩封闭自我不与外界接触，单纯幼稚的丹夫（Denver）只能靠和鬼魂姐姐玩耍换得些许的快乐。奴隶制度的创伤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往返占有主体，控制住塞丝的精神自由，使其欲罢不能，生不如死。它还跨越代际影响其子女，夺走他们享受母爱的权利。尽管塞丝已经摆脱了身体的束缚，但过去历史的“记忆重现”构成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深埋在心里的痛苦事件无意识间的重演扰乱她的大脑，扰乱她的生活，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照顾家庭，爱护孩子。这说明黑人即便拥有身体，占有住处，但他们也未必就有“家”。种族主义的阴影只要不消除，创伤会经常复发困扰着他们，他们就不可能轻松、自在的生活，依然没有身份，没有自由，找不到“家”的归属与安全。 《爵士乐》（Jazz， 1998）的主人公乔（Goe）和维奥莱特（Violet）夫妇，怀揣炽热的“美国梦”随着北迁的大军从美国南方小镇来到北方经济发达的大都会纽约，梦想在那里落地生根建起理想的“家”，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事业小有成就，经济上几乎步入中产阶级行列，“美国梦”的实现似乎近在咫尺。待到放缓脚步准备享受奋斗的成果之时，却发现昔日恩爱的夫妻美满的婚姻不复存在了，苦心经营的“家”已名存实亡。多年来夫妻二人整日忙于工作忙着赚钱而忽视了对方的感情，彼此缺乏关爱还出现了交流障碍，精神失落、内心孤独的乔移情别恋爱上了十八岁的黑人女孩多卡丝（Dorcas）来弥补缺失的母爱。得知被抛弃后他竟然开枪打死多卡丝，精神错乱的维奥莱特还大闹葬礼。乔和维奥莱特的遭遇是爵士乐时代美国黑人生活的缩影，是美国黑人迷失在“寻家”途中精神受挫的又一例证。美国黑人为美国南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黑白对立的思想观念注定他们无立足之地。相对自由开放的北方城市似乎向黑人展开双臂，以包容的心态拥抱四处漂泊的外来人。但事实证明，种族歧视在北方同样存在，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盛行不容许黑人享受与白人同等的机会。黑人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与白人平等的程度，仍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无容身之地。黑人如果不能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混淆自己的身份，就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心理的平衡点，很容易迷失在纷繁嘈杂的大都市里，主体身份被解构，“家园”被解散。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彻底摧跨了黑人的精神家园，夺走了他们的父母，毁掉了他们的家。黑人只有振作起来，承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才能消解历史记忆的伤痛，找到心里的平静、精神的慰藉，找回“家”的感觉。莫里森安排维奥莱特和多卡丝姨妈的谈话来疗伤并修复和乔的关系，也就是想告诉黑人他们的精神家园维系在本民族的文化之上，建立友好的族群关系和家庭关系是构建健康家园空间的基础。
由此可见，莫里森中期小说中的“黑人之家”的意象已经超越了“房子”作为财产的物质属性，从他们身体占据的物理空间演化为开创出来的精神空间，“家”不只是个栖身之所，而是心灵的归属感、认同感。黑人不仅要享受身体自由，还要精神自由。然而，对于美国黑人来说，这终究是无法企及的梦想。即使他们占据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房子，但文化的移位、身份的错位始终让他们有种无法言说的“外来人”的感觉，流放的经历带来的还是无家可归。正如巴巴所言：“房子不能保证有安全感，因为家庭每个空间都易受历史的侵扰”（Dobbs， 2011）。历史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和地位上的悬殊使他们很容易精神上受刺激和伤害，“家”也带不来安全感。美国黑人必须面对现实，认清自我，正确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找到安心的“家”。
3. 和谐的社会空间
“家”不只是人类栖居的物理空间，还是“让人无论身体上精神上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Morrison， 1997： 10）。它为“无家可归”的移居者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安慰、舒适、归属感以及伙伴和社群关系（胡俊，2010）。特别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多民族融合的全球空间已成为必然，“家园”也有望跨越种族间的界限，指向范围更广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区或国家。按照列斐伏尔社会空间是生产出来的观点，“家园”这一由社区成员或者国民组成的社会空间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并置的关系，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方法决定着这一空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的人的经历和利益虽不相同，但他们可能为了集体利益、共同目标携手相助，齐心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彼此分享朝夕与共“家”的温情与愉悦。如莫里森所希望的那样，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无种族主义、温暖舒适开放的空间，人人都被尊重”（Dobbs， 2011）。
莫里森在《乐园》（Paradise， 1999）中首次探讨了一个由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组成的“家园”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近期小说《恩惠》（A Mercy， 2008）则更清晰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多元空间的景象。在白人雅各布（Jacob ）的农场里，居住着来自不同国籍、种族、阶层的黑人、白人、土著人、混血人，他们不分主仆，彼此尊重。农场主仁慈、和善，仆人们勤劳、忠诚。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各尽其责，各守其职。一开始对白人充满敌意的土著人莉娜（Lina）和女主人丽贝卡（Rebekka）成了不可分离的姐妹，她们共同劳动，协商解决一个个难题。莉娜给予被母亲“出卖”的黑人小女孩佛罗伦斯（Florens）母亲般的温暖和呵护，抚慰她那受伤的心灵，让她感受到母爱的博大与宽广，混血儿索柔（Sorrow）也得到了照顾。这是一个多民族互相包容、和谐相处的温馨的“大家庭”。莫里森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十七世纪奴隶制雏形期的美国农庄，追溯奴隶制的源头以帮助人们探视当时的历史场景。奴隶制初期的白人奴隶主还心存善意，能以宽厚仁慈的态度对待庄园里的劳动力，无论白人黑人都受到尊重，他们都是家庭的一份子。另一方面，小说意味深长。莫里森以宏大的国家叙事讲述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实乃希望它能恢复开国时期宽阔的胸襟消除种族间的隔阂，以海纳百川包容的姿态接纳非洲裔及其他族裔的人，让他们在这块曾付出心血甚至生命的土地上扎根，众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关系融洽和谐的“大家庭”里，让“家”不再只是他们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特别在奥巴马即将就任美国总统之际，她的用意不言自明。然而，缺乏根基建起的空中楼阁必然是昙花一现，白人不切实际的举动令它顷刻间倒塌，雅各布的贪欲很快就摧毁了这个看似繁荣的“家”，从此四分五裂，命运未卜。这说明生活在美国这个痼疾深重、由白人主宰的国度里的黑人，他们的命运掌控在白人手里，只要种族主义存在，他们就不可能有安稳的“家”。这是莫里森不能释怀的忧虑，也是黑人摆脱不掉的困境。但无论如何，她为美国社会未来勾画的蓝图是如此美好，它将鼓舞着黑人继续前行。 莫里森在第十部书名为《家》的小说中似乎为不懈寻“家”的非洲裔美国人找到了期盼已久的归属地。从朝鲜战场回国的黑人弗兰克（Frank）因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大脑中整天都是战场上各种血腥残暴的场景，归国后受到的不公待遇、可怕的记忆纠葛在一起让他神情恍惚，精神颓废，像行尸走肉般生活。当他得知妹妹快死的消息，顿时醒悟，立马踏上拯救妹妹也是自己灵魂的旅程。他又找回自我，重新唤起自我意识，再次承担起保护妹妹的责任。在前往妹妹工作的白人住处，他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有黑人，也有白人，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也看透了社会的黑暗。他和妹妹回到家乡莲花镇，社区的黑人给予他们兄妹热情的帮助。在社区妇女的悉心照料和鼓励下，茜（Cee）得到痊愈，重拾自信，获得了生活的勇气，也学会了谋生的本领。弗兰克也获得了重生，改变了对家乡的看法，这个曾让他憎恨的莲花镇变得“新鲜又古老，安全又苛刻”（Morrison， 2012： 132）。社区里荡漾着人们的欢声笑语，老老少少亲如一家。这就是他四处寻找的“家”。他决定把父母租住的房子重新修缮，在莲花镇定居下来。小说以如此幸福的场面结束，把黑人社区描绘成人间理想的“天堂”，和谐的“乐园”。像《宠儿》一样，莫里森颂扬了黑人社区无比强大的疗伤功能，它给黑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是支撑他们坚强活着的精神家园。莫里森借此告诉人们：黑人民族只有团结起来，重建民族的“家园”，这才是美国黑人实现自我，重构民族文化身份的自强之路。美国黑人只有过上有“爱”的生活，爱自己，爱亲人，他们终将建构起自己的“家”（王守仁，2013）。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人而言，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生活美满，“美国梦”的实现让许多人感到心满意足。然而，还有像小说中人物那样的人，他们仍被种族主义所笼罩，为梦想的实现而求索。小说预示着美国美好的未来，也再次促使人们对美国黑人的生存处境进行思考与关注，希望这些社会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4. 结语
纵观莫里森的多部小说可以看出她对“黑人之家”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对其内涵逐步深入的思考，从《最蓝的眼睛》黑人对“家”在物质层面上的追求从而造成伤害到《家》对精神家园回归带来的愉悦，她的“家园”意象从具体到抽象，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层层深化，探讨的广度和深度超越同时代其他以“家”为主题的小说。莫里森不愧是黑人作家的楷模，指引着黑人乃至世界人民前进的方向。她希望美国黑人世代追寻的“家”不再是某一种族拥有的生存空间，它超越种族的界限，成为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空间，所有人都能快乐生活健康成长，让“家”真正成为“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是你不会受到伤害的地方，是你能够获得帮助的地方，是充满爱的地方”（郝素玲，2013）。自由和谐是莫里森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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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Home Images in Morrison’s Novels
HE Xinm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Abstract： Home and race are the primary concerns of Morrison’s works. In many of her novels， she probes into the meanings of the black’s home and creates abundant images. In her early novels， she materializes the black’s home as a physical space where family members are indifferent to each other. In her middle period of literary career， she visualizes their home as a painful psychological space resulting from haunted historical trauma. In her recent works， she paints the blueprint of the black’s home， as a safe and cozy social space where all the people are respected and living a harmonious and happy life.
Key Words： home； image； physical space； psychological space； social space
作者简介：何新敏，女，硕士，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708号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邮编430074
E-mail： [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刘芳）
关键词：家园；意象；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6-0035-07
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虽年事已高，可她仍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十部小说，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领域发出璀璨的光芒，照亮美国黑人前进的航程，点燃他们未来的希望。无论是语言还是创作技巧，莫里森的小说均受评论界和读者的褒奖。黑人女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赋予小说深刻的内涵，她一贯关注的种族、黑人文化传统和黑人对“家”的追寻等主题也为读者所熟知。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洞悉几个世纪以来美国黑人始终不渝寻“家”的热望及对“家园”含义理解的深化。“家”是“神圣的地方”，“是人类向往的乐园”。（Prince， 2005： 7）对于被迫远离故土的美国黑人来说，被“移置”的境遇使他们始终感到漂泊无根，无法放弃回家的梦想，“寻家的热望就像他们体内流淌的血液一样滚涌向前”（Prince， 2005： 2）。 无论何时，无论身在何处，“家”始终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家”是美国黑人身份的标志和地位的象征。正因如此，“家”成为许多黑人作家作品中常议的主题和常现的意象。莫里森也曾说“种族和‘家’是她作品首要关注的问题”（Morrison， 1997： 4）。从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起她就开始探讨美国黑人渴望的“家”的意象，直到近期作品《家》（Home， 2012），似乎为一直寻梦的黑人找到了“家”的归宿。期间有的黑人因受主流社会白人价值观的影响，否定自我，否认黑人文化，疏远家人，漠视亲情；有的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迷失方向，失去自我。究其原因，都是美国黑人不堪回首的历史遗留的创伤致使他们身份缺失，地位全无。在近作《家》里，莫里森为美国黑人描绘出一幅“家”的蓝图，它不再是冷漠的孤岛，而是一个快乐的家园。莫里森再次施展语言的魔力向世人展示美国黑人寻“家”的决心和对幸福“家园”的渴求。从最初黑人狭隘的对物质财富过分的追求，到对精神释放热切的期盼，对和谐社会深情的期待，一路看来，她对“黑人之家”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其家园意识产生了质的飞跃。
到底何以为“家”？辞海曾给出过许多解释，这里主要指房子、家人、社区、国家等。其基本功能是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家”对人们非常重要，其重要性是其他任何空间都无法比拟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rchelard）认为，“家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巴什拉，2013： 3）。建筑学家安德鲁·巴兰坦（Andrew Ballantyne）也指出，“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我们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家目睹了我们所受的羞辱和面临的困境，也看到了我们想展现给外人的形象。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家是我们的庇护所，我们在家里感到很安全”（转引自龙迪勇，2014： 266）。正因为“家”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存空间，巴什拉进一步说“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 （巴什拉，2013： 6）。 然而，“家”也不是中立的场所，它还涉及到身份、地位之间的基本关系和流动、变化之间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它具有政治性，是通过权力等媒介建构的主体想象物（费小平，2010： 1）。由此可见，“家园”除了简单的居住功能之外，还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根据列斐伏尔（Lefebvre）空间理论的划分，可以把莫里森小说中描绘的“家园”分为三种不同的空间，冷漠的物理空间、伤心的心理空间和和谐的社会空间， 从而更清晰地再现生存在不同空间里的非裔美国人的生存境况和残酷的社会现实。
1. 冷漠的物理空间
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说，“家”首先是个静态的实体空间，是一种物理存在。但“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所，物质意义上的“家”并非真正的家，“家”必须有爱和良好的家庭关系（王守仁，2013）。一个相互关爱幸福的家能带给人温暖、舒适、宁静和随意，使其缓解身心的疲惫和苦痛，找到情感停靠的港湾。而生活在一个冷漠、怨恨与暴力的家庭里的人只能感到疏离、孤独、憎恨和恐惧。 美国黑人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被“移位”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失去身份，失去自我，被“流放”失根的痛楚成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对“家”无比渴求，希望找到自我，得到认可，可“家”始终是个虚无飘渺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寻“家”途中有的黑人因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内化误入歧途，不惜伤害同胞和亲人，将原本贫穷的“家”物化为没有人性的“房子”，让受歧视被边缘化的家人雪上加霜，再度经历被抛弃的痛苦。《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佩科拉（Pecola）就生活在父母为她建造的充满暴力与冷漠的“房子”里，让被人视作又黑又丑的佩科拉生活在一个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空间里，丝毫感受不到家人给予的温暖。
佩科拉的父母早年都被父母遗弃，深感被抛弃的痛苦。蓄奴制的创伤记忆持续不断的侵入，使他们变得精神分裂人格扭曲。身为父母他们不是设法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相反却无知的将这种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孩子身上，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佩科拉的母亲波莉（Pauline）因身体残疾被人歧视，为此她厌恶自己的黑人身份，嫌弃自己的丈夫，甚至自己的孩子。作为妻子母亲，她不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反而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自己干活的白人家里。可回到家里，与丈夫喋喋不休的争斗、对孩子们的恶语训斥逼得儿子离家出走，女儿整日生活在惊慌和恐惧之中。不知父亲是谁又被母亲抛弃的父亲乔利（Cholly），根本不知道如何爱孩子，竟混淆亲情与爱欲，在醉酒之后强暴了自己年幼的女儿。父亲的暴行、母亲的伤害、邻居的冷眼旁观把年幼无知的佩科拉推向绝境，最后使她疯癫而死。佩科拉的悲剧人生与她父母的生活态度、生存处境和身份不无干系，主要根源归咎于摧残人性的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 佩科拉父母扭曲的人格、缺乏人性的做法并非天性使然。身为奴隶的后代，他们从小就失去父母蒙受心灵创伤，不被人疼爱，也不知如何保护家人和孩子。蓄奴制“作为一种盘旋的和萦绕不去的影响”（怀特海德，2011： 5）殃及黑人奴隶的后代，剥夺了他们本该拥有和享受的“爱”的权力。黑人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失去了女性爱的权利和能力。作为女性，她们是家庭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可是生存在种族主义、父权制下的黑人女性，她们的自我认识、自爱和个人的完整性受到限制和阻碍（沃尔弗雷斯，2009： 83）。像波莉那样的女性，白人文化内核的渗透内化了她们的灵魂，模糊了自我认识，挫败了她们身为母亲具备的基本能力。面对家庭和孩子，她们是那么的无知和无能。胡克斯（Hooks）在《一切为了爱》（All About Love， 2000）中指出，“爱的生存能力要建立在理解和觉醒之上，即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与精神的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转引自沃尔弗雷斯，2009： 88） 黑人女性由于受歧视、被剥夺人性的种种遭遇，她们缺乏对自我个体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失去上天赋予的权利和能力，女性的完整性得不到体现。寻找黑人女性的完整性，寻找爱和伴随爱而来的精神觉醒是拯救黑人民族和集体宝贵的机会， 是实现个体主体性、建构和谐“家园”必备的前提（沃尔弗雷斯，2009： 88）。同为黑人克劳迪安的父母则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面对黑人饱受屈辱的现实，他们既没有盲目接受白人文化，也没有失去自己的信仰，而是设法用无私的“爱”为在外受欺的孩子撑起一片天，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只有生活在“爱”和“被爱”的环境中才能有“家”的感觉，否则，“家”则不“家”，仅是人情淡漠的物理空间“房子”而已。
还有一些美国黑人因受白人至上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观念的熏陶，一味追求金钱来提升自己，希望通过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来“漂白”黑人身份。然而，这种错误的观念不仅得不到白人的认可，反而疏远了与家人的关系，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中奶娃（Milkman）的父亲麦肯（Macon）曾亲眼目睹房屋被烧失去家园的惨景，发誓要改变命运摆脱不幸。他不择手段攫取钱财，不惜伤害亲人和亲情。虽然最终他住进了宽敞的大房子，但因漠视兄妹亲情、疏离妻儿而众叛亲离，孤独寂寞地生活在死气沉沉的“大房子”，丝毫感受不到“家”的温馨和幸福。物质的富裕未能将其带入白人圈子，依然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缺乏自我认同隔断维系他生命的民族之根反而致他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倍感孤独、寂寞和痛苦。与之相反，他的妹妹派拉特（Pilate）虽然住房简陋，可她的房子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她用母亲般的慈爱温暖、鼓励、启迪不谙世事的奶娃，奶娃在姑姑狭小的房屋里体会到“家”的快乐，姑姑无私的爱使奶娃不断觉醒，最终他找到了自己的根，并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黑人父母必须认识到：他们是黑人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他们有保护孩子避免受到心灵伤害的义务，要用浓浓的爱为孩子搭建一个温暖的“家”， 用真诚的爱帮助孩子在逆境中健康成长。一个洋溢着爱的“家园”是孩子们牢固的根据地、心灵的归属地，是他们疲惫、委屈之时调正自我、重拾自信力量的源泉。“家”给他们勇气和力量，让他们勇敢面对现实，减缓社会不公产生的负面情绪，家人的阳光雨露滋养他们淳朴、幼稚、美丽的心田，让“家”真正成为孩子们的避风港湾。
2. 创伤的心理空间
“家”既是物理的场所，也是精神的食粮。“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是人类最早的世界”（巴什拉，2013： 6），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空间。占有房屋并不意味着真正拥有“家”，当生活在这一空间的人能真切感到心情愉悦、随心所欲、无忧无虑带来的舒适、随意和安详，内心感到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时，这说明他已和这个“家”融为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对家的依恋程度、幸福指数、自由度等主观因素都是界定是否拥有称之为“家”这一空间的重要指标，生活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追求。由此可知，“家园”空间既是具体的物质形式，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许克琪，2015）。 也就是说，“家园”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如何认识和看待它与生活在其内的人的文化、身份、地位不无关系。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的人对“家”的心理认知大不相同，有人可能把它看作是天堂，也有人会看作是地狱，这完全取决于个人体验。莫里森在中期小说中浓笔刻画人物的内心感受，突显他们对“家”较之以前不同的认识。 这些黑人不再局限于对物质意义“房子”的追求，更加注重对精神自由的渴望，他们希望“家”不仅是栖身之处，还是精神依托的场所。奴隶制废除后身体获得解放的黑人对精神自由格外向往，希望得到身份，得到白人的认可，得到均等的机会，得到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们不想再做地位低劣的“外来人”，而真正想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然而，奴隶制度、种族主义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解构了他们的“家”，将“家”变成了充斥着创伤记忆的心理空间。
《宠儿》（Beloved， 1987）是莫里森的鼎盛之作，它优美的语言、精妙的构思、深邃的见解为作家带来诸多荣誉，也擦亮了人们的双眼，从新的视角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小说表现了黑人对身份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家园的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特性”（Jesser，1999）。在一个“脱胎于暴力和创伤带着历史和记忆被转换为家的房子”（Dobbs，2011）里，黑人的“家”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遥不可及的梦想。逃脱了奴隶主的魔爪的塞丝（Sethe）来到北方婆婆居住的地方与孩子们会合，家人的团聚、婆婆的悉心照料、与邻居的友好相处让身心饱受折磨的塞丝找到“家”的感觉，情感暂时得以释放。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主追来时她竟亲手杀死年幼的女儿，宁愿把她送到天堂也不能再经历自己悲惨的命运。这是黑人母亲的无奈之举，切肤之痛，她们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后来被塞丝杀死的女儿的鬼魂回来向母亲索取被拒绝的母爱，宠儿的到来加重了她对往事的回忆，终日陷入无尽的悔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按照创伤理论的说法：蒙受精神创伤的塞丝被过去“杀婴”事情所控制，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失调症”（怀特海德，2011： 5）。邻居们不理解塞丝异常的举动，设法避让她居住的闹鬼的房子，塞丝悲愤的情绪无处发泄，精神抑郁。“杀婴”的阴霾折磨得塞丝对一切失去兴趣，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不仅如此，塞丝还将自己经历的创伤事件转嫁给下一代，妨碍阻止了小女儿愉快的童年。多年来母女俩封闭自我不与外界接触，单纯幼稚的丹夫（Denver）只能靠和鬼魂姐姐玩耍换得些许的快乐。奴隶制度的创伤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往返占有主体，控制住塞丝的精神自由，使其欲罢不能，生不如死。它还跨越代际影响其子女，夺走他们享受母爱的权利。尽管塞丝已经摆脱了身体的束缚，但过去历史的“记忆重现”构成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深埋在心里的痛苦事件无意识间的重演扰乱她的大脑，扰乱她的生活，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照顾家庭，爱护孩子。这说明黑人即便拥有身体，占有住处，但他们也未必就有“家”。种族主义的阴影只要不消除，创伤会经常复发困扰着他们，他们就不可能轻松、自在的生活，依然没有身份，没有自由，找不到“家”的归属与安全。 《爵士乐》（Jazz， 1998）的主人公乔（Goe）和维奥莱特（Violet）夫妇，怀揣炽热的“美国梦”随着北迁的大军从美国南方小镇来到北方经济发达的大都会纽约，梦想在那里落地生根建起理想的“家”，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事业小有成就，经济上几乎步入中产阶级行列，“美国梦”的实现似乎近在咫尺。待到放缓脚步准备享受奋斗的成果之时，却发现昔日恩爱的夫妻美满的婚姻不复存在了，苦心经营的“家”已名存实亡。多年来夫妻二人整日忙于工作忙着赚钱而忽视了对方的感情，彼此缺乏关爱还出现了交流障碍，精神失落、内心孤独的乔移情别恋爱上了十八岁的黑人女孩多卡丝（Dorcas）来弥补缺失的母爱。得知被抛弃后他竟然开枪打死多卡丝，精神错乱的维奥莱特还大闹葬礼。乔和维奥莱特的遭遇是爵士乐时代美国黑人生活的缩影，是美国黑人迷失在“寻家”途中精神受挫的又一例证。美国黑人为美国南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黑白对立的思想观念注定他们无立足之地。相对自由开放的北方城市似乎向黑人展开双臂，以包容的心态拥抱四处漂泊的外来人。但事实证明，种族歧视在北方同样存在，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盛行不容许黑人享受与白人同等的机会。黑人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与白人平等的程度，仍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无容身之地。黑人如果不能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混淆自己的身份，就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心理的平衡点，很容易迷失在纷繁嘈杂的大都市里，主体身份被解构，“家园”被解散。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彻底摧跨了黑人的精神家园，夺走了他们的父母，毁掉了他们的家。黑人只有振作起来，承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才能消解历史记忆的伤痛，找到心里的平静、精神的慰藉，找回“家”的感觉。莫里森安排维奥莱特和多卡丝姨妈的谈话来疗伤并修复和乔的关系，也就是想告诉黑人他们的精神家园维系在本民族的文化之上，建立友好的族群关系和家庭关系是构建健康家园空间的基础。
由此可见，莫里森中期小说中的“黑人之家”的意象已经超越了“房子”作为财产的物质属性，从他们身体占据的物理空间演化为开创出来的精神空间，“家”不只是个栖身之所，而是心灵的归属感、认同感。黑人不仅要享受身体自由，还要精神自由。然而，对于美国黑人来说，这终究是无法企及的梦想。即使他们占据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房子，但文化的移位、身份的错位始终让他们有种无法言说的“外来人”的感觉，流放的经历带来的还是无家可归。正如巴巴所言：“房子不能保证有安全感，因为家庭每个空间都易受历史的侵扰”（Dobbs， 2011）。历史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和地位上的悬殊使他们很容易精神上受刺激和伤害，“家”也带不来安全感。美国黑人必须面对现实，认清自我，正确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找到安心的“家”。
3. 和谐的社会空间
“家”不只是人类栖居的物理空间，还是“让人无论身体上精神上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Morrison， 1997： 10）。它为“无家可归”的移居者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安慰、舒适、归属感以及伙伴和社群关系（胡俊，2010）。特别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多民族融合的全球空间已成为必然，“家园”也有望跨越种族间的界限，指向范围更广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区或国家。按照列斐伏尔社会空间是生产出来的观点，“家园”这一由社区成员或者国民组成的社会空间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并置的关系，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方法决定着这一空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的人的经历和利益虽不相同，但他们可能为了集体利益、共同目标携手相助，齐心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彼此分享朝夕与共“家”的温情与愉悦。如莫里森所希望的那样，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无种族主义、温暖舒适开放的空间，人人都被尊重”（Dobbs， 2011）。
莫里森在《乐园》（Paradise， 1999）中首次探讨了一个由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组成的“家园”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近期小说《恩惠》（A Mercy， 2008）则更清晰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多元空间的景象。在白人雅各布（Jacob ）的农场里，居住着来自不同国籍、种族、阶层的黑人、白人、土著人、混血人，他们不分主仆，彼此尊重。农场主仁慈、和善，仆人们勤劳、忠诚。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各尽其责，各守其职。一开始对白人充满敌意的土著人莉娜（Lina）和女主人丽贝卡（Rebekka）成了不可分离的姐妹，她们共同劳动，协商解决一个个难题。莉娜给予被母亲“出卖”的黑人小女孩佛罗伦斯（Florens）母亲般的温暖和呵护，抚慰她那受伤的心灵，让她感受到母爱的博大与宽广，混血儿索柔（Sorrow）也得到了照顾。这是一个多民族互相包容、和谐相处的温馨的“大家庭”。莫里森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十七世纪奴隶制雏形期的美国农庄，追溯奴隶制的源头以帮助人们探视当时的历史场景。奴隶制初期的白人奴隶主还心存善意，能以宽厚仁慈的态度对待庄园里的劳动力，无论白人黑人都受到尊重，他们都是家庭的一份子。另一方面，小说意味深长。莫里森以宏大的国家叙事讲述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实乃希望它能恢复开国时期宽阔的胸襟消除种族间的隔阂，以海纳百川包容的姿态接纳非洲裔及其他族裔的人，让他们在这块曾付出心血甚至生命的土地上扎根，众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关系融洽和谐的“大家庭”里，让“家”不再只是他们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特别在奥巴马即将就任美国总统之际，她的用意不言自明。然而，缺乏根基建起的空中楼阁必然是昙花一现，白人不切实际的举动令它顷刻间倒塌，雅各布的贪欲很快就摧毁了这个看似繁荣的“家”，从此四分五裂，命运未卜。这说明生活在美国这个痼疾深重、由白人主宰的国度里的黑人，他们的命运掌控在白人手里，只要种族主义存在，他们就不可能有安稳的“家”。这是莫里森不能释怀的忧虑，也是黑人摆脱不掉的困境。但无论如何，她为美国社会未来勾画的蓝图是如此美好，它将鼓舞着黑人继续前行。 莫里森在第十部书名为《家》的小说中似乎为不懈寻“家”的非洲裔美国人找到了期盼已久的归属地。从朝鲜战场回国的黑人弗兰克（Frank）因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大脑中整天都是战场上各种血腥残暴的场景，归国后受到的不公待遇、可怕的记忆纠葛在一起让他神情恍惚，精神颓废，像行尸走肉般生活。当他得知妹妹快死的消息，顿时醒悟，立马踏上拯救妹妹也是自己灵魂的旅程。他又找回自我，重新唤起自我意识，再次承担起保护妹妹的责任。在前往妹妹工作的白人住处，他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有黑人，也有白人，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也看透了社会的黑暗。他和妹妹回到家乡莲花镇，社区的黑人给予他们兄妹热情的帮助。在社区妇女的悉心照料和鼓励下，茜（Cee）得到痊愈，重拾自信，获得了生活的勇气，也学会了谋生的本领。弗兰克也获得了重生，改变了对家乡的看法，这个曾让他憎恨的莲花镇变得“新鲜又古老，安全又苛刻”（Morrison， 2012： 132）。社区里荡漾着人们的欢声笑语，老老少少亲如一家。这就是他四处寻找的“家”。他决定把父母租住的房子重新修缮，在莲花镇定居下来。小说以如此幸福的场面结束，把黑人社区描绘成人间理想的“天堂”，和谐的“乐园”。像《宠儿》一样，莫里森颂扬了黑人社区无比强大的疗伤功能，它给黑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是支撑他们坚强活着的精神家园。莫里森借此告诉人们：黑人民族只有团结起来，重建民族的“家园”，这才是美国黑人实现自我，重构民族文化身份的自强之路。美国黑人只有过上有“爱”的生活，爱自己，爱亲人，他们终将建构起自己的“家”（王守仁，2013）。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人而言，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生活美满，“美国梦”的实现让许多人感到心满意足。然而，还有像小说中人物那样的人，他们仍被种族主义所笼罩，为梦想的实现而求索。小说预示着美国美好的未来，也再次促使人们对美国黑人的生存处境进行思考与关注，希望这些社会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4. 结语
纵观莫里森的多部小说可以看出她对“黑人之家”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对其内涵逐步深入的思考，从《最蓝的眼睛》黑人对“家”在物质层面上的追求从而造成伤害到《家》对精神家园回归带来的愉悦，她的“家园”意象从具体到抽象，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层层深化，探讨的广度和深度超越同时代其他以“家”为主题的小说。莫里森不愧是黑人作家的楷模，指引着黑人乃至世界人民前进的方向。她希望美国黑人世代追寻的“家”不再是某一种族拥有的生存空间，它超越种族的界限，成为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空间，所有人都能快乐生活健康成长，让“家”真正成为“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是你不会受到伤害的地方，是你能够获得帮助的地方，是充满爱的地方”（郝素玲，2013）。自由和谐是莫里森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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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Home Images in Morrison’s Novels
HE Xinm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Abstract： Home and race are the primary concerns of Morrison’s works. In many of her novels， she probes into the meanings of the black’s home and creates abundant images. In her early novels， she materializes the black’s home as a physical space where family members are indifferent to each other. In her middle period of literary career， she visualizes their home as a painful psychological space resulting from haunted historical trauma. In her recent works， she paints the blueprint of the black’s home， as a safe and cozy social space where all the people are respected and living a harmonious and happy life.
Key Words： home； image； physical space； psychological space； social space
作者简介：何新敏，女，硕士，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708号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邮编430074
E-mail： [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