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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对于乡村治理涉及到教育、产业、村风村貌等各个方面，但是在所有要素中，产业兴亡是根本，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持久性和成果。该文选取了绍兴市漓渚镇的几个典型乡村案例，分析了村级治理的主要做法，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结构；绍兴市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8）18-0001-03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指出，乡村有效治理是将自治、法治、德治嵌入治理实践中，实现“三治合一”的良性互动，最终达成乡村善治的目的。在绍兴市漓渚镇在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传承农耕文明中的优秀传统、在政府、社会和公众等协同参与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让漓渚镇乡村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家园。本文以绍兴市漓渚镇乡村治理的案例为例，总结了乡村治理的一些成功经验，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1 利用自然资源，打造田园综合体项目
从一些示范村的乡村发展经验不看出，乡村治理的基础是产业兴旺，其在推进乡村发展中起到其他要素形式不能代替的作用，为村级治理提供了保障。绍兴漓渚有兰花基地近133.33hm2，有6个花卉专业村，250多家花卉企业，花木基地2666.67hm2，拥有品种2900个，有中国“花木之乡”美誉。多年来，以壮大花卉市场为重点，积极发展花木产业，开发花木精品基地，实施农旅融合，促进了农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大力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乡村进一步加强产业支撑，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以促进发展。绍兴市“花木小镇”3年预计总投资30亿元，让农民充分参与受益，生活富裕为健全城乡融合机制提供了保障。
1.1 打造田园综合体，为实现农民富裕形成了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生计问题”和“治理问题”2个方面。“生计”包含能力、资产及其可获得性需要的活动。漓渚镇瞄准花木为农村支撑产业，注重对目标群体的能力建设。通过对6个花卉专业村2666.67hm2基地打造（外拓基地1333.33hm2），基本形成了城乡绿化苗木、盆景、造型苗木、名优兰花等8大系列，总计达到2900个品种。联合250多家花卉企业，10多家国家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企业，形成了镇内苗木种植与外出苗木销售、绿化工程承包的产业联动。形成了自我发展能力良性循环，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发展，带动了周边村容村貌发展，形成了区块辐射效应。
1.2 扶持绿化工程企业，开办园林技术培训，带动苗木销售 花木是漓渚镇农民致富的主打产業，近几年由于市场竞争变化，花卉苗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销售难的问题。为保持该镇在花木销售上的传统优势，镇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鼓励政策，例如：对获得资质的顺达环境绿化公司等公司进行奖励，开设园林大专培训班，鼓励花农参评园林绿化工程师，引导他们走工程销售为主的道路，帮助其突破苗木销售的瓶颈。目前全镇已拥有园林绿化工程师1500多名，助理工程师220余名，四级以上绿化工程施工企业12家，形成了绿化工程市场上的“漓渚”板块，，为扩大花木销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7年漓渚全镇承接绿化工程1.1亿元，同比增长39%，花木销售收入同比也大幅度增长10%。
1.3 抱团发展，增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聚集能力 田园综合体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资金融入。利用10多个信息服务社和花卉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民闯市场，2017年漓渚镇花木销售额达10.8亿元，吸引游客6万人次，农民收入50%以上来自花木产业。漓渚集体经济的壮大，物质资本变化明显，增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聚集能力。未来“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的3年试点，实施千亩花市项目，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引导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种植大户，丰富农业业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采取“村社一体”充满活力的经营模式，抱团发展集体经济，促进花卉产业繁荣，积极搭建“青农创客空间”，吸引漓渚花商回归。
2 利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村民自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乡村制度、村民素质及其发生的机制等。在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是根本，村民是民主管理的参与者，他们行使权利除了直接行使投票权和监督权，更关键的是为村级公共事务发展献计献策的权利，以有效实现自我发展、自我服务，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绍兴市村民自治在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创造了“八郑规程”、“夏履程序”和“乡村典章”等新型村治模式（表1）。这些典型，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在民主选举之后，如何推进村民自治。
注：资料来源根据本次调查资料所得。
3种成功模式的共同点如下：
2.1 以农民为主体，村干部为主导，体现了自我约束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已进入了多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主题不明确，主导不明显，村中矛盾突出等问题。绍兴市在村级自我治理中，主要做法是：制定村规等制度在公开公正和在“阳光”下征求村民意见，充分体现了以村民为主体的原则，同时发挥村庄精英、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因为既是乡镇的代理人，又是村民的当家人。实现了村干部按流程来运作，老百姓靠流程来监督，村庄治理中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权力的良好互动。
2.2 实现了能人治理向法治治理自我教育的转变 由于村民自治制度中选举基本上由村民选举产生，在经济或社会活动方面才干强，权高威，机会大，往往凭借个人能力和意志处理村务，这就是能人型治理模式，绍兴市不少村庄为能人型村治。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从政府治理理论上，能人治理中也存在道德权威治理等一些问题。新昌“乡村典章”模式，是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机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主权利，成为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在新昌400多个村中得到推广，成为一套对村级组织和全体村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村务运作机制，增加了村民自我教育功能。 2.3 以建设村民议平台为载体，实现乡村治理向自我管理有序化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绍兴市不少村庄针对村级决策不民主、不规范的现象，利用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建立村务议事平台、通过填写议事清单、了解民主议事程序等，让村里的事由村民做主。“八郑规程”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变成让民做主。提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推进基层社会“协同管理”模式，提高了村民自我管理能力。
3 德治为基，激活乡村价值
乡村是一个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村规村约成为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支配着村社社会关系的，是所有成员认可并接受的村社伦理，最低要求是保证村社共同体传统的延续。乡村振兴德治为基，道德是以礼义廉耻忠孝节悌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非强制性约束法则，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是善治的基石。
3.1 建立村规民约，形成新的社会道德标准 村规民约是村民一套公共准则和制度性安排，以及建立在此准则之上的话语空间。通过设置村民组委员会，设立管理制度，建立村党组织沟通的桥梁，形成村民与基层组织互相监督、互相支持的局面，在遵守法规条件下，以德治办法解决邻里纠纷，能让其当事人感受到亲情与温情。并通过创新农村社会养老、社会接济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以服务促进乡村发展、保障民生，实施善治，提高乡村德治能力。
3.2 挖掘乡村文化，了解乡村文化价值 绍兴是名士之乡，历史上有50余位绍兴名人，成为现代人学习的楷模。通过征集家教格言、评选文明家训家规、优秀家风故事的方式，挖掘蔡元培、王羲之、范文澜等家训家规的教育价值。绍兴也是乡贤文化发源地，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为载体，推出讲座、展览、培训等多项文化服务项目，开展农民才艺展示、节日文艺演出、农家书屋和农村出版物等，让村民了解乡村文化的价值。
3.3 树文明典型，尊重乡村文化的价值 在绍兴通过建设文化礼堂、农耕博物馆、乡村祠堂等载体，营造教育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氛围。搭建起对乡贤文人的尊重，通过“最美绍兴人”的选送，挖掘培育、学习宣传工作机制，吸收乡土文化的教育要素，对贤惠媳妇、当代孝女等一批先进人物事迹，设立“新风榜”“功德榜”等文明墙等，大力弘扬和谐文明的乡风民风，结合美化人居环境，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3.4 產业融合创新发展，激活乡村文化的价值 乡风是一个村域的灵魂，是德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乡土村落的特色文化，为乡村特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带动乡村发展与凝聚居民共识的重要纽带。绍兴注重保护历史文化，在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风貌保护，实施一、二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例如，浙江绍兴利用乡贤文化成立的新乡贤协会宣讲团，孝文化的上虞开发博物馆，利用曹娥江旅游产品，茶叶种植区的平水茶马古道等原生地的特色文化旅游项目等，激活历史的文化价值，让资源变成了资产，地域居民所追求的真正“发展”之路。
4 结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治理是以村为基础社会单元，涉及到物和意识形态2个方面，乡村治理体系建构过程是动态的，需要结合外部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变化进行不断调整。充分挖掘内部资源，整合利用农村资源，并加强村民的自我教育和积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农村成为美丽的家园。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任大鹏.新农村：管理民主[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
[3]金生鈜.人性的教育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J].教育学报，2011，03.
[4]朱启臻.留住美丽乡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编：张宏民）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结构；绍兴市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8）18-0001-03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指出，乡村有效治理是将自治、法治、德治嵌入治理实践中，实现“三治合一”的良性互动，最终达成乡村善治的目的。在绍兴市漓渚镇在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传承农耕文明中的优秀传统、在政府、社会和公众等协同参与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让漓渚镇乡村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家园。本文以绍兴市漓渚镇乡村治理的案例为例，总结了乡村治理的一些成功经验，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1 利用自然资源，打造田园综合体项目
从一些示范村的乡村发展经验不看出，乡村治理的基础是产业兴旺，其在推进乡村发展中起到其他要素形式不能代替的作用，为村级治理提供了保障。绍兴漓渚有兰花基地近133.33hm2，有6个花卉专业村，250多家花卉企业，花木基地2666.67hm2，拥有品种2900个，有中国“花木之乡”美誉。多年来，以壮大花卉市场为重点，积极发展花木产业，开发花木精品基地，实施农旅融合，促进了农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大力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乡村进一步加强产业支撑，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以促进发展。绍兴市“花木小镇”3年预计总投资30亿元，让农民充分参与受益，生活富裕为健全城乡融合机制提供了保障。
1.1 打造田园综合体，为实现农民富裕形成了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生计问题”和“治理问题”2个方面。“生计”包含能力、资产及其可获得性需要的活动。漓渚镇瞄准花木为农村支撑产业，注重对目标群体的能力建设。通过对6个花卉专业村2666.67hm2基地打造（外拓基地1333.33hm2），基本形成了城乡绿化苗木、盆景、造型苗木、名优兰花等8大系列，总计达到2900个品种。联合250多家花卉企业，10多家国家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企业，形成了镇内苗木种植与外出苗木销售、绿化工程承包的产业联动。形成了自我发展能力良性循环，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发展，带动了周边村容村貌发展，形成了区块辐射效应。
1.2 扶持绿化工程企业，开办园林技术培训，带动苗木销售 花木是漓渚镇农民致富的主打产業，近几年由于市场竞争变化，花卉苗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销售难的问题。为保持该镇在花木销售上的传统优势，镇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鼓励政策，例如：对获得资质的顺达环境绿化公司等公司进行奖励，开设园林大专培训班，鼓励花农参评园林绿化工程师，引导他们走工程销售为主的道路，帮助其突破苗木销售的瓶颈。目前全镇已拥有园林绿化工程师1500多名，助理工程师220余名，四级以上绿化工程施工企业12家，形成了绿化工程市场上的“漓渚”板块，，为扩大花木销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7年漓渚全镇承接绿化工程1.1亿元，同比增长39%，花木销售收入同比也大幅度增长10%。
1.3 抱团发展，增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聚集能力 田园综合体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资金融入。利用10多个信息服务社和花卉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民闯市场，2017年漓渚镇花木销售额达10.8亿元，吸引游客6万人次，农民收入50%以上来自花木产业。漓渚集体经济的壮大，物质资本变化明显，增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聚集能力。未来“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的3年试点，实施千亩花市项目，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引导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种植大户，丰富农业业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采取“村社一体”充满活力的经营模式，抱团发展集体经济，促进花卉产业繁荣，积极搭建“青农创客空间”，吸引漓渚花商回归。
2 利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村民自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乡村制度、村民素质及其发生的机制等。在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是根本，村民是民主管理的参与者，他们行使权利除了直接行使投票权和监督权，更关键的是为村级公共事务发展献计献策的权利，以有效实现自我发展、自我服务，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绍兴市村民自治在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创造了“八郑规程”、“夏履程序”和“乡村典章”等新型村治模式（表1）。这些典型，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在民主选举之后，如何推进村民自治。
注：资料来源根据本次调查资料所得。
3种成功模式的共同点如下：
2.1 以农民为主体，村干部为主导，体现了自我约束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已进入了多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主题不明确，主导不明显，村中矛盾突出等问题。绍兴市在村级自我治理中，主要做法是：制定村规等制度在公开公正和在“阳光”下征求村民意见，充分体现了以村民为主体的原则，同时发挥村庄精英、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因为既是乡镇的代理人，又是村民的当家人。实现了村干部按流程来运作，老百姓靠流程来监督，村庄治理中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权力的良好互动。
2.2 实现了能人治理向法治治理自我教育的转变 由于村民自治制度中选举基本上由村民选举产生，在经济或社会活动方面才干强，权高威，机会大，往往凭借个人能力和意志处理村务，这就是能人型治理模式，绍兴市不少村庄为能人型村治。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从政府治理理论上，能人治理中也存在道德权威治理等一些问题。新昌“乡村典章”模式，是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机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主权利，成为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在新昌400多个村中得到推广，成为一套对村级组织和全体村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村务运作机制，增加了村民自我教育功能。 2.3 以建设村民议平台为载体，实现乡村治理向自我管理有序化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绍兴市不少村庄针对村级决策不民主、不规范的现象，利用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建立村务议事平台、通过填写议事清单、了解民主议事程序等，让村里的事由村民做主。“八郑规程”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变成让民做主。提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推进基层社会“协同管理”模式，提高了村民自我管理能力。
3 德治为基，激活乡村价值
乡村是一个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村规村约成为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支配着村社社会关系的，是所有成员认可并接受的村社伦理，最低要求是保证村社共同体传统的延续。乡村振兴德治为基，道德是以礼义廉耻忠孝节悌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非强制性约束法则，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是善治的基石。
3.1 建立村规民约，形成新的社会道德标准 村规民约是村民一套公共准则和制度性安排，以及建立在此准则之上的话语空间。通过设置村民组委员会，设立管理制度，建立村党组织沟通的桥梁，形成村民与基层组织互相监督、互相支持的局面，在遵守法规条件下，以德治办法解决邻里纠纷，能让其当事人感受到亲情与温情。并通过创新农村社会养老、社会接济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以服务促进乡村发展、保障民生，实施善治，提高乡村德治能力。
3.2 挖掘乡村文化，了解乡村文化价值 绍兴是名士之乡，历史上有50余位绍兴名人，成为现代人学习的楷模。通过征集家教格言、评选文明家训家规、优秀家风故事的方式，挖掘蔡元培、王羲之、范文澜等家训家规的教育价值。绍兴也是乡贤文化发源地，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为载体，推出讲座、展览、培训等多项文化服务项目，开展农民才艺展示、节日文艺演出、农家书屋和农村出版物等，让村民了解乡村文化的价值。
3.3 树文明典型，尊重乡村文化的价值 在绍兴通过建设文化礼堂、农耕博物馆、乡村祠堂等载体，营造教育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氛围。搭建起对乡贤文人的尊重，通过“最美绍兴人”的选送，挖掘培育、学习宣传工作机制，吸收乡土文化的教育要素，对贤惠媳妇、当代孝女等一批先进人物事迹，设立“新风榜”“功德榜”等文明墙等，大力弘扬和谐文明的乡风民风，结合美化人居环境，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3.4 產业融合创新发展，激活乡村文化的价值 乡风是一个村域的灵魂，是德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乡土村落的特色文化，为乡村特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带动乡村发展与凝聚居民共识的重要纽带。绍兴注重保护历史文化，在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风貌保护，实施一、二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例如，浙江绍兴利用乡贤文化成立的新乡贤协会宣讲团，孝文化的上虞开发博物馆，利用曹娥江旅游产品，茶叶种植区的平水茶马古道等原生地的特色文化旅游项目等，激活历史的文化价值，让资源变成了资产，地域居民所追求的真正“发展”之路。
4 结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治理是以村为基础社会单元，涉及到物和意识形态2个方面，乡村治理体系建构过程是动态的，需要结合外部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变化进行不断调整。充分挖掘内部资源，整合利用农村资源，并加强村民的自我教育和积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农村成为美丽的家园。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任大鹏.新农村：管理民主[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
[3]金生鈜.人性的教育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J].教育学报，2011，03.
[4]朱启臻.留住美丽乡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编：张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