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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简要论述韩国财阀组织形式与当时韩国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相契合促进韩国经济赶超后，分析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财阀由盛转衰的过程，探究了它们衰落的原因，指出外在市场结构的变化与韩国财阀组织未变是造成财阀崩溃，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
【关键词】财阀组织；金融危机；财阀组织
一、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与韩国经济赶超
韩国财阀是被一个人或者他的家人所控制拥有的商业组织。由在许多商业领域中占优势的垄断公司组成[ 关于财阀，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定义，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参见kang（1996）。在本文，财阀被定义为“被一个人或者他的家人所控制拥有的商业组织。由在许多商业领域中占优势的垄断公司组成。”。需要指出的是，财阀本身并不是一个法人，真正行使法人权利和义务的是组成财阀集团的一个个独立的成员公司。]。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财阀对资本和生产的集中程度逐年提高，它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操纵了许多部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此，那时的韩国市场结构处于一种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这种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几乎是韩国当时所特有的，它具有市场结构的非常态发展、买方垄断竞争卖方寡头垄断、政府导向、市场半封闭和减少勾结等特性。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个特有的组织形式，于是财阀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是财阀也只有财阀才能肩负起韩国进行经济赶超的任务，无论从资金、劳动力方面，还是从技术和企业家才能方面都与之相契合。当时的市场一是存在缺陷，二是市场要素匮乏。而财阀的这种组织形式则起到了弥补市场缺陷、整合国内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作用。并且凭借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和科研费用呈刚性的规律，使财阀所进入的行业几乎都能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多元化的经营使韩国出现了整体赶超的态势。
但从1980年代到1996年韩国加入OECD，是韩国从经济赶超到实现赶超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韩国政府对财阀连续实施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全球化精神得到迅速传播，外部要素市场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使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逐渐瓦解，财阀的各项租金也渐渐消失。下面就来探讨当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时，财阀不变的扩张战略是如何对自身以及韩国经济产生影响并导致经济危机产生的。
二、逐步成熟的市场
当经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产品特征相对简单和统一，政府介入相对容易。但是，当韩国走向成熟的工业经济及其产品更加复杂时，这种人为的寡头垄断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改变。进入1980年代，韩国经济依旧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但逐步成熟的市场使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开始瓦解。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人为寡头垄断市场的瓦解，而不是寡头垄断市场的瓦解，因为在韩国市场上寡头依旧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下面就来介绍市场结构所出现的新变化。
（一） 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后，韩国政府日益认识到重点扶持财阀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因此着力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从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向均衡的发展模式改变。在市场结构上，就是淡化财阀在市场上的地位，减弱财阀的经济影响力，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1980年，全斗焕上台伊始就以“非法敛财罪”起诉财阀，致使一些财阀重组或解散。之后又在“五五计划（1982—1986）”中提到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内需工业，以此来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的回升。规定设置专门的区域来发展中小企业，并于1986年颁布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的《振兴中小企业长期计划》。到1980年代中期，产业目标从选择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部门转变到选择最需要政府支持和保护的部门，津贴的数量和范围也被削减。废除了许多过去合法的优惠措施，包括政策性贷款和一些优惠税收政策，致使买方还原成传统的完全竞争市场，而财阀过去由买方垄断竞争市场所获得的收益也逐渐消失。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和对财阀的限制，使财阀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人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瓦解的一个标志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当然这也是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早在80年代以后，政府就宣布要对其在产业重构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和相应调整，简单说就是要缩小管辖范围；政府职能从发展型向管制型转变，从“随意的、部门导向性干预”向“间接的、非随意性支持”如对研究和人员培训等的激励转变（Lew，1999）。1980年，《垄断管制与公平贸易法》（MRFTA）的颁布在韩国的市场和政府相互关系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韩国的竞争法，MRFTA试图通过引入游戏规则而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其地位位于其他经济法规和管制之前，在各种经济法中具有“宪法”的性质。
MRFTA颁布之初，其主要条款主要涉及对滥用市场控制力、过度的合作行为、不公平贸易、通过贸易合作限制竞争等一些行为的处理,它为在韩国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缓解经济的过度集中，促进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以及法治治理的引进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当然，公平竞争对外资同样有效。随着全球化和WTO精神的迅速传播，政府取消了一些妨碍自由化的政策。1988年，韩国成为了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放弃了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控制，并且加入了当时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进一步加快贸易自由化的步伐。1993年，进口自由化的比率达到了98.1%。进口关税由1980年代中期的20%下降到了90年代的5%左右，1994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韩国政府尽量调整其经济政策使其满足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取消了直接贸易补贴制度和其他一些传统管理贸易的体制。市场的半封闭性从而被打破，财阀由半封闭性带来的收益也就消失了。
（三）金融深化
韩国的金融部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首先是放松对银行的一些限制和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降低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门槛，并取消了一些金融服务的限制。1982年，优惠的政策性贷款也被取消了，并实行弹性的贷款利率制度。财阀的政策性贷款逐渐减少，而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得到了增加。而且股票市场的兴起也是对金融市场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1976年12月，政府全面地修订《证券交易法》，改革股市管理体制。其主要措施是为确保证券市场公平的交易，加强投资者的保护，建立证券监督院。并于1983年7月，提出了“擴大资本市场职能方案”，从而克服了现有资本市场在职能上主要是为上市大企业服务的局限性。
市场的成熟是以大量中介机构的出现，并由此大规模降低交易成本为特征的。因此，韩国金融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就完善市场方面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市场监管的缺失，这些措施反而加强了一些财阀的独立性，这些财阀总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30％以上的股权，进而控制整个公司（ Lee，et al.，2000）。政府已无法继续有效地控制财阀的投资行为，于是，原先人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政府导向性已很难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同时，一种被称作“关系经济”的体制开始浮出水面，从而为财阀的无效率扩张和无效率贷款埋下了伏笔。
（四）外部劳动力市场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部劳动市场的作用日益突出。1980年代一系列大公司的重组，大量有才干的人才涌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也开始为私人公司服务，这些人包括学成回国的科技人才，从国有研究机构辞职的工作者、优秀毕业生等等。而另一方面，财阀内部培养的人才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因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财阀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生产技术，并且要求能在短时间内获取核心技术，这些都是内部员工很难处理的，这就需要一些具有海外背景或者国家科研背景技术人员的加盟。如果某些财阀还存在着“近亲繁殖”的想法，那么在职工素质上，他们就很可能落于下风。
劳动市场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工资管制的解除。这导致工资大幅度上涨。韩国实际平均工资1980年只有500万韩元，而到了1993年已经达到850万韩元。
以上所谈市场的逐渐成熟，其实是对前期市场结构非常态发展的一种校正。也正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使财阀所依赖的内部市场已经很难再产生优于外部市场的效率，很难再出现填补市场缺陷的租金，通过运用内部市场来创造价值就变得愈发困难，所以要求财阀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
三、不变的财阀与金融危机
Joh（2001）的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年份里，韩国财阀的投资盈利率已经低于其借贷资本的机会成本，或者说，财阀随时都存在破产的可能。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财阀仍然敢于不计后果地大肆扩张呢？对整个集团来说，无效率的扩张如果对控股少数股东是边际收益增加的，那么这种扩张仍会得到选择。并且会出现一种现象，当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时候，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就会提高。也就是说，资产负债率越高，控股股东就容易采取冒险的方案。而且在这种不合理的扩张中，失败的损失由投资者承担，而成功的收益却由这些经理人垄断。再加上弱的公司治理以及对小股东法律权利的保护不足，进一步强化了控股股东利用企业扩张最大化个人利益而非企业利润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能说当时财阀的扩张都是这种无效率的扩张，只是说明当时存在这种扩张的可能性。但当市场结构改变时，这种可能性也就逐渐变成了现实。创始人引退的时候，在选拔继承人方面会产生许多问题。首先是如果存在多个继承人，那么很容易出现继承者寻租的现象。第二是领导人的偏见，有能力的人才不被欣赏。第三是为了公平起见，将资产在子嗣中平分，不论能力只按数量。这些都导致许多新的财阀领导人失去了那种先辈创业时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私欲的膨胀会加快这种扩张出现的频率。并且财阀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人们心中“大马不死”的神话，促使财阀要求进行更多更大的扩张。当然，如果财阀能够获得足够的盈利来偿付很高的利息率，那么上述的扩张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今时已不同往日，运行内部市场的租金消失了，产品的成本优势没有了，政府的援助也日益减少了，可扩张依旧在继续，这些建立在沙地的大厦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随着1996年国际市场上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半导体等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潜藏已久已深的问题终于爆发。1997年初起亚、韩宝等8大财阀的破产，使人们开始怀疑“大马不死”的真实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权威资信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公司）对韩国资信等级的下调，则最终彻底摧毁了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民众对韩国经济体制的信心，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也随之同时爆发。
【参考文献】
［1］．张文佳：《财阀组织与韩国经济赶超》，《当代韩国》，2007年2期。
［2］．劉洪钟：“从大宇到SK：韩国财阀制度转型的第二个里程碑”，《东北亚经济》，2004年第1期。
［3］．刘洪钟：“从关系治理到法制治理—韩国经济体制演进的制度分析”，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3。
［4］．陈龙山、张玉山、贲贵春：《韩国经济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
谭姝，（1968．10－－），女，汉，辽宁沈阳人,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张文佳，（1978．12－－），男，回，辽宁沈阳人，经济学硕士，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
【关键词】财阀组织；金融危机；财阀组织
一、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与韩国经济赶超
韩国财阀是被一个人或者他的家人所控制拥有的商业组织。由在许多商业领域中占优势的垄断公司组成[ 关于财阀，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定义，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参见kang（1996）。在本文，财阀被定义为“被一个人或者他的家人所控制拥有的商业组织。由在许多商业领域中占优势的垄断公司组成。”。需要指出的是，财阀本身并不是一个法人，真正行使法人权利和义务的是组成财阀集团的一个个独立的成员公司。]。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财阀对资本和生产的集中程度逐年提高，它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操纵了许多部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此，那时的韩国市场结构处于一种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这种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几乎是韩国当时所特有的，它具有市场结构的非常态发展、买方垄断竞争卖方寡头垄断、政府导向、市场半封闭和减少勾结等特性。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个特有的组织形式，于是财阀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是财阀也只有财阀才能肩负起韩国进行经济赶超的任务，无论从资金、劳动力方面，还是从技术和企业家才能方面都与之相契合。当时的市场一是存在缺陷，二是市场要素匮乏。而财阀的这种组织形式则起到了弥补市场缺陷、整合国内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作用。并且凭借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和科研费用呈刚性的规律，使财阀所进入的行业几乎都能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多元化的经营使韩国出现了整体赶超的态势。
但从1980年代到1996年韩国加入OECD，是韩国从经济赶超到实现赶超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韩国政府对财阀连续实施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全球化精神得到迅速传播，外部要素市场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使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逐渐瓦解，财阀的各项租金也渐渐消失。下面就来探讨当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时，财阀不变的扩张战略是如何对自身以及韩国经济产生影响并导致经济危机产生的。
二、逐步成熟的市场
当经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产品特征相对简单和统一，政府介入相对容易。但是，当韩国走向成熟的工业经济及其产品更加复杂时，这种人为的寡头垄断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改变。进入1980年代，韩国经济依旧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但逐步成熟的市场使人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开始瓦解。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人为寡头垄断市场的瓦解，而不是寡头垄断市场的瓦解，因为在韩国市场上寡头依旧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下面就来介绍市场结构所出现的新变化。
（一） 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后，韩国政府日益认识到重点扶持财阀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因此着力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从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向均衡的发展模式改变。在市场结构上，就是淡化财阀在市场上的地位，减弱财阀的经济影响力，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1980年，全斗焕上台伊始就以“非法敛财罪”起诉财阀，致使一些财阀重组或解散。之后又在“五五计划（1982—1986）”中提到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内需工业，以此来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的回升。规定设置专门的区域来发展中小企业，并于1986年颁布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的《振兴中小企业长期计划》。到1980年代中期，产业目标从选择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部门转变到选择最需要政府支持和保护的部门，津贴的数量和范围也被削减。废除了许多过去合法的优惠措施，包括政策性贷款和一些优惠税收政策，致使买方还原成传统的完全竞争市场，而财阀过去由买方垄断竞争市场所获得的收益也逐渐消失。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和对财阀的限制，使财阀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人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瓦解的一个标志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当然这也是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早在80年代以后，政府就宣布要对其在产业重构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和相应调整，简单说就是要缩小管辖范围；政府职能从发展型向管制型转变，从“随意的、部门导向性干预”向“间接的、非随意性支持”如对研究和人员培训等的激励转变（Lew，1999）。1980年，《垄断管制与公平贸易法》（MRFTA）的颁布在韩国的市场和政府相互关系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韩国的竞争法，MRFTA试图通过引入游戏规则而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其地位位于其他经济法规和管制之前，在各种经济法中具有“宪法”的性质。
MRFTA颁布之初，其主要条款主要涉及对滥用市场控制力、过度的合作行为、不公平贸易、通过贸易合作限制竞争等一些行为的处理,它为在韩国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缓解经济的过度集中，促进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以及法治治理的引进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当然，公平竞争对外资同样有效。随着全球化和WTO精神的迅速传播，政府取消了一些妨碍自由化的政策。1988年，韩国成为了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放弃了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控制，并且加入了当时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进一步加快贸易自由化的步伐。1993年，进口自由化的比率达到了98.1%。进口关税由1980年代中期的20%下降到了90年代的5%左右，1994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韩国政府尽量调整其经济政策使其满足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取消了直接贸易补贴制度和其他一些传统管理贸易的体制。市场的半封闭性从而被打破，财阀由半封闭性带来的收益也就消失了。
（三）金融深化
韩国的金融部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首先是放松对银行的一些限制和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降低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门槛，并取消了一些金融服务的限制。1982年，优惠的政策性贷款也被取消了，并实行弹性的贷款利率制度。财阀的政策性贷款逐渐减少，而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得到了增加。而且股票市场的兴起也是对金融市场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1976年12月，政府全面地修订《证券交易法》，改革股市管理体制。其主要措施是为确保证券市场公平的交易，加强投资者的保护，建立证券监督院。并于1983年7月，提出了“擴大资本市场职能方案”，从而克服了现有资本市场在职能上主要是为上市大企业服务的局限性。
市场的成熟是以大量中介机构的出现，并由此大规模降低交易成本为特征的。因此，韩国金融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就完善市场方面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市场监管的缺失，这些措施反而加强了一些财阀的独立性，这些财阀总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30％以上的股权，进而控制整个公司（ Lee，et al.，2000）。政府已无法继续有效地控制财阀的投资行为，于是，原先人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政府导向性已很难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同时，一种被称作“关系经济”的体制开始浮出水面，从而为财阀的无效率扩张和无效率贷款埋下了伏笔。
（四）外部劳动力市场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部劳动市场的作用日益突出。1980年代一系列大公司的重组，大量有才干的人才涌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也开始为私人公司服务，这些人包括学成回国的科技人才，从国有研究机构辞职的工作者、优秀毕业生等等。而另一方面，财阀内部培养的人才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因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财阀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生产技术，并且要求能在短时间内获取核心技术，这些都是内部员工很难处理的，这就需要一些具有海外背景或者国家科研背景技术人员的加盟。如果某些财阀还存在着“近亲繁殖”的想法，那么在职工素质上，他们就很可能落于下风。
劳动市场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工资管制的解除。这导致工资大幅度上涨。韩国实际平均工资1980年只有500万韩元，而到了1993年已经达到850万韩元。
以上所谈市场的逐渐成熟，其实是对前期市场结构非常态发展的一种校正。也正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使财阀所依赖的内部市场已经很难再产生优于外部市场的效率，很难再出现填补市场缺陷的租金，通过运用内部市场来创造价值就变得愈发困难，所以要求财阀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
三、不变的财阀与金融危机
Joh（2001）的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年份里，韩国财阀的投资盈利率已经低于其借贷资本的机会成本，或者说，财阀随时都存在破产的可能。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财阀仍然敢于不计后果地大肆扩张呢？对整个集团来说，无效率的扩张如果对控股少数股东是边际收益增加的，那么这种扩张仍会得到选择。并且会出现一种现象，当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时候，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就会提高。也就是说，资产负债率越高，控股股东就容易采取冒险的方案。而且在这种不合理的扩张中，失败的损失由投资者承担，而成功的收益却由这些经理人垄断。再加上弱的公司治理以及对小股东法律权利的保护不足，进一步强化了控股股东利用企业扩张最大化个人利益而非企业利润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能说当时财阀的扩张都是这种无效率的扩张，只是说明当时存在这种扩张的可能性。但当市场结构改变时，这种可能性也就逐渐变成了现实。创始人引退的时候，在选拔继承人方面会产生许多问题。首先是如果存在多个继承人，那么很容易出现继承者寻租的现象。第二是领导人的偏见，有能力的人才不被欣赏。第三是为了公平起见，将资产在子嗣中平分，不论能力只按数量。这些都导致许多新的财阀领导人失去了那种先辈创业时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私欲的膨胀会加快这种扩张出现的频率。并且财阀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人们心中“大马不死”的神话，促使财阀要求进行更多更大的扩张。当然，如果财阀能够获得足够的盈利来偿付很高的利息率，那么上述的扩张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今时已不同往日，运行内部市场的租金消失了，产品的成本优势没有了，政府的援助也日益减少了，可扩张依旧在继续，这些建立在沙地的大厦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随着1996年国际市场上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半导体等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潜藏已久已深的问题终于爆发。1997年初起亚、韩宝等8大财阀的破产，使人们开始怀疑“大马不死”的真实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权威资信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公司）对韩国资信等级的下调，则最终彻底摧毁了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民众对韩国经济体制的信心，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也随之同时爆发。
【参考文献】
［1］．张文佳：《财阀组织与韩国经济赶超》，《当代韩国》，2007年2期。
［2］．劉洪钟：“从大宇到SK：韩国财阀制度转型的第二个里程碑”，《东北亚经济》，2004年第1期。
［3］．刘洪钟：“从关系治理到法制治理—韩国经济体制演进的制度分析”，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3。
［4］．陈龙山、张玉山、贲贵春：《韩国经济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
谭姝，（1968．10－－），女，汉，辽宁沈阳人,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张文佳，（1978．12－－），男，回，辽宁沈阳人，经济学硕士，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