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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伍蠡甫先生大名是在大学本科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伍蠡甫先生主編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册，是当时高校文科学生人手必备的读本，我就是从这本重印的60年代高等学校的教材中，最早读到了波德莱尔、柏格森和尼采的文章，也从中知晓了“伍蠡甫”的大名。
初次拜访伍蠡甫先生，请教其父伍光建先生译著文字为何高达1亿字之巨
大学三年级时，我将晚清西书中译作为自己的课程论文和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于是伍蠡甫的父亲伍光建（1867—1943）也成了我关注的对象。我在图书馆借阅了伍蠡甫所编《伍光建翻译遗稿》（许磊然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一书。伍先生在该书的前记中写到：伍光建从事翻译“先后约50多年，所译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130余种，近一万万字”。当时读后颇感吃惊，按照1亿字这一数字，伍光建几乎从出生至去世，即使终身任何事情都不干，专业从事翻译，每天也需要接连不断地译出3600多字，我对这一惊人的数字一直表示怀疑。为了解决内心的疑问，80年代中期留校任教后，我曾斗胆拿着自己收集的伍光建译著的卡片，来到复旦大学第一宿舍拜访伍蠡甫先生。
在独幢的日本式平房一层相对简陋的客厅里，身穿中式棉袄、头戴鸭舌帽的伍先生接待了我。他对我的冒昧到来和“1亿字”的质疑并不介意，说“一万万”并非一个精确的估算，伍光建译稿除了已出的译著外，还有大量尚未面世的手稿，若两者相加，与这一估计应该相差不远。他告诉我伍光建大量的遗稿由其妹妹伍季真收藏。以后通过伍光建的老友张元济哲嗣树年先生的介绍，我先后在伍氏小女伍季真女士住处见到过一大摞已刊和未刊的伍光建翻译手稿，伍季真称这批手稿还仅仅是伍光建留存下来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都在“文革”和几次搬家的过程中失落了，留存的这一部分手稿和部分译著所据的原本，后来都捐献给了浙江海盐县张元济图书馆。
伍先生还谈起其父常常给他们兄弟姐妹讲授辜鸿铭自费刊行的《蒙养弦歌》，其中都是五言和七言古诗，辜鸿铭译出的《痴汉骑马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父亲也拿来作为教他们学习外国诗歌的启蒙读本，说这首诗译得实在好，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主角布贩子的那股“痴”劲“呆”味儿，译得淋漓尽致，读来十分亲切。父亲还告诉他，要把散文写得无斧凿痕而富有韵致，就需要在声调和节奏上下功夫，多读多背中国古诗，会使文章写得流畅和朗朗上口。
伍蠡甫先生饶有兴趣地翻阅了我带去的卡片，客气地称我对伍光建译著目录的搜集“非常全面”，并仔细地询问了其中伍译英国摩特蓝（R. H. Mottram）《债券投机史》和1914年版伍光建所著《耶稣事略》两书的出版情况。我告诉他那本论述18世纪以后欧美诸国债券、股票投机事业的《债券投机史》，上海图书馆有收藏，他显示出很浓厚的兴趣，称他自己还不知道其父有这样的译著。
一个译家一生能译出近亿字的作品，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奇迹。从这一点上说，伍光建是为中国翻译史创造了一个数量上空前的“金字塔”，他被文学史家誉为“译界圣手”是当之无愧的。我对伍蠡甫先生说自己有编纂伍光建年谱和撰写伍光建评传的打算，他摘下眼镜似乎有点怀疑地看着我，然后连连鼓励说“很好，很好啊！”临别时，伍先生还赐赠了《伍光建翻译遗稿》一书。
因寻找与张元济伍光建合影的无名氏，再次登门
80年代中期，我曾被委托作为人民出版社“祖国丛书”《张元济传》一题的撰稿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该选题被取消。但因此我与菊老的哲嗣树年先生成了忘年交，其间我经常去张府寻觅资料。树年先生收藏有一帧摄于清末的相片，上面是菊老、伍光建和另一位无名氏的合影，树年先生很想知道这位无名氏究竟是谁。于是，我自告奋勇携带该相片去请教伍蠡甫先生，想请他帮助识别这位无名氏。树年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希望我向伍先生征询是否还藏有张元济与伍光建的其他合影和书札等。于是，我再次来到了伍蠡甫家。伍先生细细端详了这张相片，最后还是摇摇头。
因为知道我有撰写伍光建传记的打算，为了不使我一无所获，他告知其父伍光建的大部分留存的遗物都在其妹妹伍季真女士处，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相片。进而他还跟我聊了伍光建以及自己译著的一些情况，说他很小就对绘画有兴趣，幼年时代曾随父亲辗转于北京和上海，在北京的汇文附小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附中受教育。他说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房里读过很多英文版的小说、绘画方面的书，也读过父亲早期的一些译作。称其父亲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特别对西洋美术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译过一些美术方面的论著，希望我将来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能多加留心。
接着他话题一转，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译过许多作品，如20世纪30年代译出过美国赛珍珠的《福地》及其续编《儿子们》，“影响不小”；40年代自己思想日趋激进，通过英文转译了一些关于苏联的书，其中不少是由复旦大学同人办的黎明书局出版的。他特别提到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里的“伍光建”条和“伍蠡甫”条，都有不少“错漏”，使用时务必小心。按照伍蠡甫先生的提示，后来我到图书馆查到了不少伍蠡甫的译著。
伍蠡甫还介绍了其姐伍孟纯和长兄伍周甫、仲兄伍况甫以及妹妹伍季真，称他们都有译作问世。当时我曾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可以写一篇《伍光建与伍氏译家》。临别时，他说希望早日看到我写的关于其父的文章。
开拓伍氏父子两代译家研究新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我帮助伍季真女士整理了《回忆前辈翻译家、先父伍光建》一文，刊登在1992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上，原打算选一个日子将该辑刊呈送伍蠡甫先生，并把我打算撰写的有关伍光建的论文设想告诉他。但是，同年10月份，却在学校的布告栏看到了伍蠡甫先生逝世的讣告。之后若干年，我先后多次在海内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有关伍氏父子研究的报告，写了不少关于伍光建的研究论文，如《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严复与伍光建》（《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三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又载福建省严复研究会编《19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伍光建译校的〈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辞典〉与〈汉英新辞典〉》（《东方翻译》2013年第4期）、《提供英文之钥：伍光建及其编纂的英语读本》（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六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6月，又载郑炜明执行主编《饶学与国学——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6月）、《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上的伍光建》（载《史林》2018年第4期）、《伍光建译〈侠隐记〉与茅盾的校注本——兼谈西学译本校注之副文本的作用》（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同时还撰写了关于伍蠡甫翻译的研究论文，如《赛珍珠作品最早的翻译者伍蠡甫》（《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以及反映伍氏两代杰出成就的《伍光建、伍蠡甫：两代文化名流》（《世纪》2003年第2期），相信伍蠡甫先生九泉之下得知这些文章，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伍蠡甫先生出生于1900年，1992年去世，一生著述等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和撰写的《欧洲文论简史》开创了国内西方文论研究的先河，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他主编的《山水和美学》《中国美术辞典》和《中国名画欣赏辞典》在美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艺论名著《谈艺录》《中国画论研究》《名画家论》等，在美术批评界至今为人称道。记得他曾说过：“家父是从旧传统中走出来的一个新文化的建设者。”其实，我想伍光建和伍蠡甫都是在各自建树的文化领域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他们以其译作的精湛与神韵、文论与绘画的超逸和独创，为中国近现代的译界艺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今年是伍蠡甫先生的冥诞一百二十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杰出的翻译家。
（2020年3月2日因疫情闭门于上海香格丽苑寓所）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初次拜访伍蠡甫先生，请教其父伍光建先生译著文字为何高达1亿字之巨
大学三年级时，我将晚清西书中译作为自己的课程论文和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于是伍蠡甫的父亲伍光建（1867—1943）也成了我关注的对象。我在图书馆借阅了伍蠡甫所编《伍光建翻译遗稿》（许磊然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一书。伍先生在该书的前记中写到：伍光建从事翻译“先后约50多年，所译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130余种，近一万万字”。当时读后颇感吃惊，按照1亿字这一数字，伍光建几乎从出生至去世，即使终身任何事情都不干，专业从事翻译，每天也需要接连不断地译出3600多字，我对这一惊人的数字一直表示怀疑。为了解决内心的疑问，80年代中期留校任教后，我曾斗胆拿着自己收集的伍光建译著的卡片，来到复旦大学第一宿舍拜访伍蠡甫先生。
在独幢的日本式平房一层相对简陋的客厅里，身穿中式棉袄、头戴鸭舌帽的伍先生接待了我。他对我的冒昧到来和“1亿字”的质疑并不介意，说“一万万”并非一个精确的估算，伍光建译稿除了已出的译著外，还有大量尚未面世的手稿，若两者相加，与这一估计应该相差不远。他告诉我伍光建大量的遗稿由其妹妹伍季真收藏。以后通过伍光建的老友张元济哲嗣树年先生的介绍，我先后在伍氏小女伍季真女士住处见到过一大摞已刊和未刊的伍光建翻译手稿，伍季真称这批手稿还仅仅是伍光建留存下来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都在“文革”和几次搬家的过程中失落了，留存的这一部分手稿和部分译著所据的原本，后来都捐献给了浙江海盐县张元济图书馆。
伍先生还谈起其父常常给他们兄弟姐妹讲授辜鸿铭自费刊行的《蒙养弦歌》，其中都是五言和七言古诗，辜鸿铭译出的《痴汉骑马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父亲也拿来作为教他们学习外国诗歌的启蒙读本，说这首诗译得实在好，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主角布贩子的那股“痴”劲“呆”味儿，译得淋漓尽致，读来十分亲切。父亲还告诉他，要把散文写得无斧凿痕而富有韵致，就需要在声调和节奏上下功夫，多读多背中国古诗，会使文章写得流畅和朗朗上口。
伍蠡甫先生饶有兴趣地翻阅了我带去的卡片，客气地称我对伍光建译著目录的搜集“非常全面”，并仔细地询问了其中伍译英国摩特蓝（R. H. Mottram）《债券投机史》和1914年版伍光建所著《耶稣事略》两书的出版情况。我告诉他那本论述18世纪以后欧美诸国债券、股票投机事业的《债券投机史》，上海图书馆有收藏，他显示出很浓厚的兴趣，称他自己还不知道其父有这样的译著。
一个译家一生能译出近亿字的作品，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奇迹。从这一点上说，伍光建是为中国翻译史创造了一个数量上空前的“金字塔”，他被文学史家誉为“译界圣手”是当之无愧的。我对伍蠡甫先生说自己有编纂伍光建年谱和撰写伍光建评传的打算，他摘下眼镜似乎有点怀疑地看着我，然后连连鼓励说“很好，很好啊！”临别时，伍先生还赐赠了《伍光建翻译遗稿》一书。
因寻找与张元济伍光建合影的无名氏，再次登门
80年代中期，我曾被委托作为人民出版社“祖国丛书”《张元济传》一题的撰稿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该选题被取消。但因此我与菊老的哲嗣树年先生成了忘年交，其间我经常去张府寻觅资料。树年先生收藏有一帧摄于清末的相片，上面是菊老、伍光建和另一位无名氏的合影，树年先生很想知道这位无名氏究竟是谁。于是，我自告奋勇携带该相片去请教伍蠡甫先生，想请他帮助识别这位无名氏。树年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希望我向伍先生征询是否还藏有张元济与伍光建的其他合影和书札等。于是，我再次来到了伍蠡甫家。伍先生细细端详了这张相片，最后还是摇摇头。
因为知道我有撰写伍光建传记的打算，为了不使我一无所获，他告知其父伍光建的大部分留存的遗物都在其妹妹伍季真女士处，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相片。进而他还跟我聊了伍光建以及自己译著的一些情况，说他很小就对绘画有兴趣，幼年时代曾随父亲辗转于北京和上海，在北京的汇文附小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附中受教育。他说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房里读过很多英文版的小说、绘画方面的书，也读过父亲早期的一些译作。称其父亲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特别对西洋美术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译过一些美术方面的论著，希望我将来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能多加留心。
接着他话题一转，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译过许多作品，如20世纪30年代译出过美国赛珍珠的《福地》及其续编《儿子们》，“影响不小”；40年代自己思想日趋激进，通过英文转译了一些关于苏联的书，其中不少是由复旦大学同人办的黎明书局出版的。他特别提到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里的“伍光建”条和“伍蠡甫”条，都有不少“错漏”，使用时务必小心。按照伍蠡甫先生的提示，后来我到图书馆查到了不少伍蠡甫的译著。
伍蠡甫还介绍了其姐伍孟纯和长兄伍周甫、仲兄伍况甫以及妹妹伍季真，称他们都有译作问世。当时我曾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可以写一篇《伍光建与伍氏译家》。临别时，他说希望早日看到我写的关于其父的文章。
开拓伍氏父子两代译家研究新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我帮助伍季真女士整理了《回忆前辈翻译家、先父伍光建》一文，刊登在1992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上，原打算选一个日子将该辑刊呈送伍蠡甫先生，并把我打算撰写的有关伍光建的论文设想告诉他。但是，同年10月份，却在学校的布告栏看到了伍蠡甫先生逝世的讣告。之后若干年，我先后多次在海内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有关伍氏父子研究的报告，写了不少关于伍光建的研究论文，如《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严复与伍光建》（《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三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又载福建省严复研究会编《19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伍光建译校的〈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辞典〉与〈汉英新辞典〉》（《东方翻译》2013年第4期）、《提供英文之钥：伍光建及其编纂的英语读本》（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十六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6月，又载郑炜明执行主编《饶学与国学——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6月）、《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上的伍光建》（载《史林》2018年第4期）、《伍光建译〈侠隐记〉与茅盾的校注本——兼谈西学译本校注之副文本的作用》（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同时还撰写了关于伍蠡甫翻译的研究论文，如《赛珍珠作品最早的翻译者伍蠡甫》（《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以及反映伍氏两代杰出成就的《伍光建、伍蠡甫：两代文化名流》（《世纪》2003年第2期），相信伍蠡甫先生九泉之下得知这些文章，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伍蠡甫先生出生于1900年，1992年去世，一生著述等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和撰写的《欧洲文论简史》开创了国内西方文论研究的先河，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他主编的《山水和美学》《中国美术辞典》和《中国名画欣赏辞典》在美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艺论名著《谈艺录》《中国画论研究》《名画家论》等，在美术批评界至今为人称道。记得他曾说过：“家父是从旧传统中走出来的一个新文化的建设者。”其实，我想伍光建和伍蠡甫都是在各自建树的文化领域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他们以其译作的精湛与神韵、文论与绘画的超逸和独创，为中国近现代的译界艺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今年是伍蠡甫先生的冥诞一百二十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杰出的翻译家。
（2020年3月2日因疫情闭门于上海香格丽苑寓所）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