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幼受家父影响，喜欢京剧已有40余年。家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北京前门外西打磨厂大蒋家胡同恩记糕点厂当学徒。他的老板是东北军张学良手下的一个团长。当时看到蒋介石投敌卖国，致使东北军一枪不发逃离了沈阳，继而把东北四省拱手交给了日本人。他心灰意冷，来到北平脱掉军装做起了生意人。老板酷爱京剧，他除在北平有个糕点总厂，还在河南省、山东省有两个分厂。那时的父亲是个13岁的少年，每天除和师傅学习制作各种槽子糕、绿豆糕、大八件、小八件、萨其马之类的糕点以外，就是用老板的三枪牌自行车去大宅门送糕点，早晚还要为老板和老板娘烧茶、倒水、哄孩子、端尿盆之类的。老板高兴的时候也带父亲去那时候常演京剧的广德楼和吉祥戏院去听戏。耳濡目染，父亲也渐渐喜欢上京剧，这一喜欢便上了一辈子的瘾。哪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也要唱几句西皮流水，来排遣压抑的心情。
父亲能去北京当学徒还是他姐夫、也就是我姑夫给介绍去的，我姑夫那时是前门外瑞蚨祥绸缎庄三掌柜的，家住密云县最有名的黄各庄朱家，在密云也是望族。姑夫有文化，和父亲学徒的那个老板是把兄弟，姑夫在那个老板的买卖中占有股份。临解放前回到了密云县。他回密云之后并没有回黄各庄，而是带着一部分钱回到我们家石匣城买了一片地盖了房，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文革”时，有人说我父亲和我姑父在北京不是做买卖，而是都参加了国民党，两人都是国民党特务，就把他们俩人都关了起来。每天早晨母亲和姑姑都要为他们到大队部去送饭，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严寒。我那时年岁小，也就七八岁，看着母亲冬天冒着暴风雪踏着没脚深的大雪为父亲送饭，心里滋味虽然不好受，但也无济于事，在幼小的心灵里落下了忧郁的种子。
父亲一生急公好义，又有文化，心胸开朗，面对困难，从不叫苦，抚育我们兄妹6人，用他的勤劳和智慧战胜多种困难。和他同时关进大队部的人一去就是3年，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被造反派打死了。而他用乐观的精神终于挺过来了。他最终寿活85岁，无疾而终。在他弥留之际，也许是回光返照吧，一夜之间唱了几十段老京剧，当时大哥大嫂在现场。我由于在猪场养猪，不在父亲身边，父亲最后是我大哥大嫂送走的。父亲唱了一夜京戏，大哥对父亲说：“爸爸，唱了一夜了，差不多有一百多段了吧，等吃完饭再唱吧？”父亲点点头，面带微笑对大哥说：“还有一段‘红羊洞’没唱呢，等唱完了再吃饭吧。”大哥说：“好，我这就给您端饭去。”大哥看父亲开口唱完第一句：“自那日朝罢归自染重病三更时想起了，那年迈的爹尊。”然后转身去到外屋端饭。回来看父亲并没往下唱第二句，慌忙来到父亲面前，却见父亲已安详地合上了双眼。这都是我回来后大哥和我讲的。
由于我也酷爱京剧，常常在父亲面前唱上两段，可是没有一段是父亲认可的，大多是摇头。当时，我也不大服气。他去世一年后的2008年我被国家奥组委选拔为北京二十九届奥运会火炬手时，在北京大兴影视基地培训。每人都要拿出点才艺来，我凭着自己多年对京剧艺术的热爱，自告奋勇地编了四句流水板唱腔：“08奥运北京开，全国人民喜心怀，我代表农民兄弟来参赛，火炬高高举起来。”这四句唱腔从参赛选手到组委会都说好，我足足练了10天，和键盘手一遍一遍地去练。最后键盘手说，刘师傅，您爱怎么唱就怎么唱，我用音乐去找您，一定要把这段唱好。可是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转播时，还是把我的这段京剧唱段给掐掉了，不过最终我还是成为了二十九届奥运会火炬手，也可以告慰先父的在天之灵了。有的时候，经常闪过我在父亲面前唱京剧时，父亲说的，“我教你你不听，你这种唱只能到澡堂子去唱——没人听。”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教不出自己儿子的，一般成名的大艺术家都把自己的子女交给别人当学生，就是这个道理。
我自年轻时就是北京胡同串子，1975年我17岁初中毕业，父亲看我身体单薄瘦弱，不能和我的同学一起去马家岭修沙通铁路（我后来才知道修铁路是世界上四大累活之一），便托当时的公社书记周学林把我送到高岭千斤顶厂当了一名机械工人，这一干就是20多年。那时在车间开车床很累，两个哥哥都在北京工作，他們便叫我每年夏季，请一个星期假到北京去玩。30年前北京的汽车很少，每天早上哥哥给我一元钱，我便骑自行车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什么叫东四西单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北海景山三大殿，还没看够就去西山，这些典故都能成竹于胸。最终玩累了就去前门外广和楼看一场王金璐、赵荣琛、张君秋、李世济、李宗义、孙岳、李和曾、马长礼、洪雪飞唱的京剧，票价也才几毛钱，或看一场电影的票价也就一毛五分钱。公园除去故宫和雍和宫五毛钱外，其他公园都是五分到一毛五分钱。一顿饭五毛钱，可以吃得很好。那个时期的炒饼一毛五分钱吃一大盘子，非常好吃。我40岁后在北京开出租汽车，吃了十几年炒饼，也没找着30年前那个北京炒饼的味道。那个时候，在大街上看见名演员是经常的，80年代像人艺的韩善续经常穿一大裤衩，上身穿一旧汗衫，手拿大芭蕉扇脚穿大拖鞋在王府井附近溜街，见面和人打招呼。雷恪生骑着旧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于是之、郑榕也经常去商店买东西，也有人指指点点，但没人围观。
那时虽然家境很苦，但在父亲高兴的时候也要唱上段《借东风》《三家店》之类的。父亲高兴的时候我爱问他一些京剧的唱词。80年代老戏刚刚复演，像《野猪林》李少春先生唱的那句“俺林冲堂堂王法犯的是哪条……”我听不太懂，便问父亲林冲唱的“堂堂王八”是什么意思，问得父亲哭笑不得。他便把原词唱一遍，并说不是“王八”而是“王法”。父亲有时也讲一些“梨园界”的趣事。讲为什么马连良先生在天津不唱《王佐断臂》。据说是因为他在天津唱《王佐断臂》时正赶上三伏天，那天天津最高气温40摄氏度，演员在唱这出戏时要把胳膊用绳子捆在腰上才能显示王佐的手臂是没有的。天太热了马先生到后台便把绳子解了，自己用扇子扇风，等锣鼓点一响，他忘了捆绳子了，挲着两条胳膊就上了台，观众一通“倒”好，所以马连良到天津唱戏再也不唱这出《王佐断臂》了。 他还说谭富英到上海不唱《四郎探母》，因为谭在上海唱《四郎探母》时演杨四郎，当唱到站立宫门叫小番时，小番两字高音没挑上去，吃了观众的倒好，所以从此谭富英在上海再也不唱《四郎探母》了。至于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里梅兰芳和十三燕打擂的事他也讲过。他说当时是马连良和谭富英二人在两家剧场演同一出戏，才叫打擂台。在电影中变成了两出戏打擂台。两个人演的不是一场戏怎么能叫打擂台呢？旧相声里有一个讲京剧界一个名演员演《失空斩》中的诸葛亮，由于主演和演探子的演员不睦，当诸葛亮对探子说：“你去到列柳城调赵老将军回援西城”时，探子应该说：“得令。”可是由于主演和探子不和，探子想治一治演诸葛亮的演员便说：“丞相，赵老将军若是不在呢？”主演一听探子改词了，忙说：“俯耳上来。”当探子把耳朵凑在诸葛亮嘴边时，诸葛亮说：“散戏我请你吃饭。”探子一高兴转身说：“得令。”父亲说这个故事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只不过被相声演员美化了。其实诸葛亮叫探子俯耳上来，是骂了一句粗口为“我×你祖宗”！探子再也没说什么，只好喊了一声：“得令。”这也许是事实，因为那时的龙套挣不着什么钱，一晚上还要赶好几场戏，有情绪也可能，但相声演员不能照搬生活，所以说艺术要来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父亲还说电视剧里演言菊朋之女言慧珠从小坐科学京戏是不对的。言菊朋一生特别反对言慧珠学戏，因为他知道当演员是人下之人，是下九流，尤其是女演员，是永远被人玩弄的对象，便不许女儿去科班和剧场看戏，可是言慧珠却天资聪慧，通过耳闻目染学会了很多戏。她在上学期间，学校开联欢会，她便上台演京剧《苏三起解》中的苏三，当她唱道“可恨爹娘心太狠，不该将女儿卖与那娼门”时，扮演崇公道的演员见此来了机会，便插科打诨地说：“嗨，都是你家老爷子死脑筋，要是让你学唱戏，准能红遍北京城。”崇公道说完，引起台下一片哄堂大笑和如雷的掌声，因为崇公道的话，真正说到了言慧珠的心里，也说到了观众的心里，怎能没有掌声呢。
相声名家侯宝林先生酷爱京剧，他在戏剧界有好多知心朋友，他的相声用京剧题材改编的很多。他演的《关公战秦琼》就是京剧名家王金璐先生提供的素材。
花脸名家金少山素有金霸王之称，他演的项羽能把人物演活了。可是他喜欢养猴、养虎、养狮子。每次演完戏拿到戏份钱先给动物买好吃的，不够再把行头放当铺抵押，哪怕自己饿着，也要让动物吃好，下次演戏再到当铺去赎行头。京剧名伶真是各种嗜好都有，后来我也查过一些历史资料，父亲讲的趣事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我自1975年在密云县高岭镇千斤顶厂当机械工人，至1984年我村建汽车配件厂后，回厂当质检员和业务员。后来当厂长，因为总厂在北京，便经常去厂里谈业务，就又成了北京的常客，闲暇之时也去剧院和文化馆观看京剧。那时候也有一些名家去街道和文化馆辅导群众业余演出，去俱乐部看还不要门票。那时叶少兰经常去东城文化馆和北新桥俱樂部辅导。因为那时我的总厂在和平里第五俱乐部附近，去城里非常方便，经常看到刘秀荣、张春孝、耿其昌、李维康、刘长瑜、冯志孝、孙岳、李新、李光、张学津、赵葆秀、孙毓敏等名家为文化馆辅导京剧演出。总厂有一位副厂长叫段中秋也喜欢京剧，我们没事就谈京剧艺术和奇闻异事，同时他在工作中也给予我很多帮助。
2003年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我响应国家开发大西部的号召，来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领导80多人为当地人民搞人畜饮用水工作，他们那儿有个局长也很喜欢京剧艺术，提起名家能背下一大串来。有时候去KTV唱歌，他也要唱几段京剧，他唱的《唱脸谱》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我还真没想到在这雪域高原也能碰到知音知己。在他的多方面努力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很快顺利完成了任务。一年后，回到北京，正应了那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间处处有知音”的说法。
现在我已过了天命之年，仍然热衷于京剧艺术，所以打开电视，首先肯定是看京剧，但是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唱时跟不上弦乐，所以只能自唱自乐。一心也想找朋友交流一下，可是在农村这个环境里，要想找一个喜欢京剧艺术的人，可以说是千里不挑一、万里不挑十的那么难找，就像彗星撞地球一样。但是对京剧艺术的热爱我肯定是要坚持下去的。
（编辑·宋冰华）
[email protected]
父亲能去北京当学徒还是他姐夫、也就是我姑夫给介绍去的，我姑夫那时是前门外瑞蚨祥绸缎庄三掌柜的，家住密云县最有名的黄各庄朱家，在密云也是望族。姑夫有文化，和父亲学徒的那个老板是把兄弟，姑夫在那个老板的买卖中占有股份。临解放前回到了密云县。他回密云之后并没有回黄各庄，而是带着一部分钱回到我们家石匣城买了一片地盖了房，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文革”时，有人说我父亲和我姑父在北京不是做买卖，而是都参加了国民党，两人都是国民党特务，就把他们俩人都关了起来。每天早晨母亲和姑姑都要为他们到大队部去送饭，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严寒。我那时年岁小，也就七八岁，看着母亲冬天冒着暴风雪踏着没脚深的大雪为父亲送饭，心里滋味虽然不好受，但也无济于事，在幼小的心灵里落下了忧郁的种子。
父亲一生急公好义，又有文化，心胸开朗，面对困难，从不叫苦，抚育我们兄妹6人，用他的勤劳和智慧战胜多种困难。和他同时关进大队部的人一去就是3年，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被造反派打死了。而他用乐观的精神终于挺过来了。他最终寿活85岁，无疾而终。在他弥留之际，也许是回光返照吧，一夜之间唱了几十段老京剧，当时大哥大嫂在现场。我由于在猪场养猪，不在父亲身边，父亲最后是我大哥大嫂送走的。父亲唱了一夜京戏，大哥对父亲说：“爸爸，唱了一夜了，差不多有一百多段了吧，等吃完饭再唱吧？”父亲点点头，面带微笑对大哥说：“还有一段‘红羊洞’没唱呢，等唱完了再吃饭吧。”大哥说：“好，我这就给您端饭去。”大哥看父亲开口唱完第一句：“自那日朝罢归自染重病三更时想起了，那年迈的爹尊。”然后转身去到外屋端饭。回来看父亲并没往下唱第二句，慌忙来到父亲面前，却见父亲已安详地合上了双眼。这都是我回来后大哥和我讲的。
由于我也酷爱京剧，常常在父亲面前唱上两段，可是没有一段是父亲认可的，大多是摇头。当时，我也不大服气。他去世一年后的2008年我被国家奥组委选拔为北京二十九届奥运会火炬手时，在北京大兴影视基地培训。每人都要拿出点才艺来，我凭着自己多年对京剧艺术的热爱，自告奋勇地编了四句流水板唱腔：“08奥运北京开，全国人民喜心怀，我代表农民兄弟来参赛，火炬高高举起来。”这四句唱腔从参赛选手到组委会都说好，我足足练了10天，和键盘手一遍一遍地去练。最后键盘手说，刘师傅，您爱怎么唱就怎么唱，我用音乐去找您，一定要把这段唱好。可是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转播时，还是把我的这段京剧唱段给掐掉了，不过最终我还是成为了二十九届奥运会火炬手，也可以告慰先父的在天之灵了。有的时候，经常闪过我在父亲面前唱京剧时，父亲说的，“我教你你不听，你这种唱只能到澡堂子去唱——没人听。”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教不出自己儿子的，一般成名的大艺术家都把自己的子女交给别人当学生，就是这个道理。
我自年轻时就是北京胡同串子，1975年我17岁初中毕业，父亲看我身体单薄瘦弱，不能和我的同学一起去马家岭修沙通铁路（我后来才知道修铁路是世界上四大累活之一），便托当时的公社书记周学林把我送到高岭千斤顶厂当了一名机械工人，这一干就是20多年。那时在车间开车床很累，两个哥哥都在北京工作，他們便叫我每年夏季，请一个星期假到北京去玩。30年前北京的汽车很少，每天早上哥哥给我一元钱，我便骑自行车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什么叫东四西单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北海景山三大殿，还没看够就去西山，这些典故都能成竹于胸。最终玩累了就去前门外广和楼看一场王金璐、赵荣琛、张君秋、李世济、李宗义、孙岳、李和曾、马长礼、洪雪飞唱的京剧，票价也才几毛钱，或看一场电影的票价也就一毛五分钱。公园除去故宫和雍和宫五毛钱外，其他公园都是五分到一毛五分钱。一顿饭五毛钱，可以吃得很好。那个时期的炒饼一毛五分钱吃一大盘子，非常好吃。我40岁后在北京开出租汽车，吃了十几年炒饼，也没找着30年前那个北京炒饼的味道。那个时候，在大街上看见名演员是经常的，80年代像人艺的韩善续经常穿一大裤衩，上身穿一旧汗衫，手拿大芭蕉扇脚穿大拖鞋在王府井附近溜街，见面和人打招呼。雷恪生骑着旧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于是之、郑榕也经常去商店买东西，也有人指指点点，但没人围观。
那时虽然家境很苦，但在父亲高兴的时候也要唱上段《借东风》《三家店》之类的。父亲高兴的时候我爱问他一些京剧的唱词。80年代老戏刚刚复演，像《野猪林》李少春先生唱的那句“俺林冲堂堂王法犯的是哪条……”我听不太懂，便问父亲林冲唱的“堂堂王八”是什么意思，问得父亲哭笑不得。他便把原词唱一遍，并说不是“王八”而是“王法”。父亲有时也讲一些“梨园界”的趣事。讲为什么马连良先生在天津不唱《王佐断臂》。据说是因为他在天津唱《王佐断臂》时正赶上三伏天，那天天津最高气温40摄氏度，演员在唱这出戏时要把胳膊用绳子捆在腰上才能显示王佐的手臂是没有的。天太热了马先生到后台便把绳子解了，自己用扇子扇风，等锣鼓点一响，他忘了捆绳子了，挲着两条胳膊就上了台，观众一通“倒”好，所以马连良到天津唱戏再也不唱这出《王佐断臂》了。 他还说谭富英到上海不唱《四郎探母》，因为谭在上海唱《四郎探母》时演杨四郎，当唱到站立宫门叫小番时，小番两字高音没挑上去，吃了观众的倒好，所以从此谭富英在上海再也不唱《四郎探母》了。至于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里梅兰芳和十三燕打擂的事他也讲过。他说当时是马连良和谭富英二人在两家剧场演同一出戏，才叫打擂台。在电影中变成了两出戏打擂台。两个人演的不是一场戏怎么能叫打擂台呢？旧相声里有一个讲京剧界一个名演员演《失空斩》中的诸葛亮，由于主演和演探子的演员不睦，当诸葛亮对探子说：“你去到列柳城调赵老将军回援西城”时，探子应该说：“得令。”可是由于主演和探子不和，探子想治一治演诸葛亮的演员便说：“丞相，赵老将军若是不在呢？”主演一听探子改词了，忙说：“俯耳上来。”当探子把耳朵凑在诸葛亮嘴边时，诸葛亮说：“散戏我请你吃饭。”探子一高兴转身说：“得令。”父亲说这个故事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只不过被相声演员美化了。其实诸葛亮叫探子俯耳上来，是骂了一句粗口为“我×你祖宗”！探子再也没说什么，只好喊了一声：“得令。”这也许是事实，因为那时的龙套挣不着什么钱，一晚上还要赶好几场戏，有情绪也可能，但相声演员不能照搬生活，所以说艺术要来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父亲还说电视剧里演言菊朋之女言慧珠从小坐科学京戏是不对的。言菊朋一生特别反对言慧珠学戏，因为他知道当演员是人下之人，是下九流，尤其是女演员，是永远被人玩弄的对象，便不许女儿去科班和剧场看戏，可是言慧珠却天资聪慧，通过耳闻目染学会了很多戏。她在上学期间，学校开联欢会，她便上台演京剧《苏三起解》中的苏三，当她唱道“可恨爹娘心太狠，不该将女儿卖与那娼门”时，扮演崇公道的演员见此来了机会，便插科打诨地说：“嗨，都是你家老爷子死脑筋，要是让你学唱戏，准能红遍北京城。”崇公道说完，引起台下一片哄堂大笑和如雷的掌声，因为崇公道的话，真正说到了言慧珠的心里，也说到了观众的心里，怎能没有掌声呢。
相声名家侯宝林先生酷爱京剧，他在戏剧界有好多知心朋友，他的相声用京剧题材改编的很多。他演的《关公战秦琼》就是京剧名家王金璐先生提供的素材。
花脸名家金少山素有金霸王之称，他演的项羽能把人物演活了。可是他喜欢养猴、养虎、养狮子。每次演完戏拿到戏份钱先给动物买好吃的，不够再把行头放当铺抵押，哪怕自己饿着，也要让动物吃好，下次演戏再到当铺去赎行头。京剧名伶真是各种嗜好都有，后来我也查过一些历史资料，父亲讲的趣事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我自1975年在密云县高岭镇千斤顶厂当机械工人，至1984年我村建汽车配件厂后，回厂当质检员和业务员。后来当厂长，因为总厂在北京，便经常去厂里谈业务，就又成了北京的常客，闲暇之时也去剧院和文化馆观看京剧。那时候也有一些名家去街道和文化馆辅导群众业余演出，去俱乐部看还不要门票。那时叶少兰经常去东城文化馆和北新桥俱樂部辅导。因为那时我的总厂在和平里第五俱乐部附近，去城里非常方便，经常看到刘秀荣、张春孝、耿其昌、李维康、刘长瑜、冯志孝、孙岳、李新、李光、张学津、赵葆秀、孙毓敏等名家为文化馆辅导京剧演出。总厂有一位副厂长叫段中秋也喜欢京剧，我们没事就谈京剧艺术和奇闻异事，同时他在工作中也给予我很多帮助。
2003年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我响应国家开发大西部的号召，来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领导80多人为当地人民搞人畜饮用水工作，他们那儿有个局长也很喜欢京剧艺术，提起名家能背下一大串来。有时候去KTV唱歌，他也要唱几段京剧，他唱的《唱脸谱》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我还真没想到在这雪域高原也能碰到知音知己。在他的多方面努力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很快顺利完成了任务。一年后，回到北京，正应了那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间处处有知音”的说法。
现在我已过了天命之年，仍然热衷于京剧艺术，所以打开电视，首先肯定是看京剧，但是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唱时跟不上弦乐，所以只能自唱自乐。一心也想找朋友交流一下，可是在农村这个环境里，要想找一个喜欢京剧艺术的人，可以说是千里不挑一、万里不挑十的那么难找，就像彗星撞地球一样。但是对京剧艺术的热爱我肯定是要坚持下去的。
（编辑·宋冰华）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