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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0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这一刻，离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起—1964年10月16日15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总装备部高级顾问程开甲。
“世界上有一种安全最可靠，那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
核武器，大国地位的标志，国防实力的象征。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赠给程开甲的诗句。
这样的褒奖当之无愧！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作为“两弹元勋”，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鲜有人知的是，程开甲近40年隐姓埋名，在神秘领域默默地坚守。一直到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程开甲等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当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程开甲胸前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那掌声不仅表达了对他由衷的敬意，也饱含着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每个人对他深深的感激。程开甲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研的道路上努力奋进。
钱三强“点将”元勋“消失”40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程开甲知之甚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从此他在科学界销声匿迹几十年。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希望的曙光。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此后，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程开甲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
程开甲是中国地下核试验的重要倡导人和重要的试验主持人。即使氢弹试验需要程开甲将很大精力投入进去，但他依然没有放松对地下核试验的领导。结果，当地下核试验再次提上日程的时候，程开甲的技术准备几乎同时到位。
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程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许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都获得预定的试验目标。
20世纪80年代，程开甲又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一直没有停下在此领域开拓创新的脚步，他主持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所，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爆心去见“魔鬼”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遥想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进行考察。
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已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自然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程开甲对待工作有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有120%的把握获成，那他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的态度一直保持到现在。
多年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后提出：向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砂子。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则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他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是可靠的数据。有一次，程开甲设计了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遭到了包括当时的白斌司令员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有人劝他说：“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再和他争了，出了问题由他负责。”而程开甲则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结果，白司令员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就这样，在以后的测试中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下去。程开甲提出的“全屏蔽”的方法，就是给所有的仪器和设备都穿上“盔甲”，保证了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情况下测到准确数据。
作为核试验的创始人之一和科研与测试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以自己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白手起家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一系列学科，创建了专业配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圆满地完成了每一次核武器试验任务。他还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获”要求，明确了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召开了几百次的协调会议，与各军兵种及地方上百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
在程开甲眼中，“我国核试验，是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
创新不止做纯粹的科学家
程开甲的一生都在求索、创新。张蕴钰将军曾评价：“程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此他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束星北（“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两弹一星元勋）、陈建功、苏步青（数学家）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的熏陶。
1946年，经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了一名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彭桓武和程开甲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还和黄昆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48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玻恩合写了一篇论文递交给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出席，于是由程开甲宣读论文。不料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程开甲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与这位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展开舌战。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最后也只得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这个裁判我当不了了，还是让玻恩来裁定吧。”
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程开甲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才能超越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程开甲决定立刻回国。许多同学劝阻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他能留下来，还是导师玻恩理解程开甲思念祖国的赤诚之心并亲自为程开甲送行，依依惜别之心溢于言表。
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间，程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他的学术研究仍然硕果累累。
20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五六十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80年代，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出版了两部专著；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下将该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20世纪70年代，程开甲在大西北搞试验。一个宁静的夜晚，他突然发现天际中出现一个明亮的光点，随即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他由此推断：这可能是邻国在搞新武器试验。他当时就预言：自卫星上天后，太空就成了人类竞争的一个新空间。未来，航天武器将可能成为又一个竞争热点。而今40年过去，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科学预见。
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到爱丁堡大学，程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在名师、名校的教育熏陶下，夯实了他日后成为科学大家的深厚底蕴。
作风严谨、身先士卒的好领导
对于程开甲来说，最让他引以为荣的就是白手起家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招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集智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每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
作为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和科研测试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理清思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调集了几百名科技人员，筹建了具备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和测试数据“一百分”的构想，明确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带领科技人员制定每一次试验测试总体方案。为此，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各军兵种外协单位，召开了几百次的协作会议；与各军兵种及地方30多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和仪器。在一次次的核试验中创造着奇迹。
在程开甲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深知，他不但是一位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身先士卒的好领导。他在科研工作中注重实践，尊重事实，经常深入第一线，想方设法获取感性认识，在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他更是一位奋不顾身的勇士。
几十年来，程开甲一直把带科技队伍、育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试验筹备起就开始培养。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之初设在北京通县马蹄楼，他经常住在那里，理论实验需要用化爆原理测试获取数据，他和研究所的同志经常到北京官厅水库搞化爆实验，从化爆力学参数计算出核爆力学参数。
程开甲深深懂得，核试验是一项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通过干事业，带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是程开甲又一大贡献。
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邱爱慈。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10位院士中惟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时光如流，岁月如歌。如今，程开甲已是96岁的耄耋老人。虽然已离开戈壁滩30多年，但他仍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了他一辈子，到现在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了新居，装修时，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想思考问题、搞演算时，他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当有客人来访、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其把想法写在黑板上……
虽然极富威望，但程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曾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
面对荣誉，程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
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
“世界上有一种安全最可靠，那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
核武器，大国地位的标志，国防实力的象征。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赠给程开甲的诗句。
这样的褒奖当之无愧！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作为“两弹元勋”，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鲜有人知的是，程开甲近40年隐姓埋名，在神秘领域默默地坚守。一直到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程开甲等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当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程开甲胸前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那掌声不仅表达了对他由衷的敬意，也饱含着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每个人对他深深的感激。程开甲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研的道路上努力奋进。
钱三强“点将”元勋“消失”40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程开甲知之甚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从此他在科学界销声匿迹几十年。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希望的曙光。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此后，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程开甲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
程开甲是中国地下核试验的重要倡导人和重要的试验主持人。即使氢弹试验需要程开甲将很大精力投入进去，但他依然没有放松对地下核试验的领导。结果，当地下核试验再次提上日程的时候，程开甲的技术准备几乎同时到位。
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程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许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都获得预定的试验目标。
20世纪80年代，程开甲又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一直没有停下在此领域开拓创新的脚步，他主持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所，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爆心去见“魔鬼”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遥想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进行考察。
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已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自然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程开甲对待工作有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有120%的把握获成，那他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的态度一直保持到现在。
多年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后提出：向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砂子。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则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他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是可靠的数据。有一次，程开甲设计了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遭到了包括当时的白斌司令员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有人劝他说：“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再和他争了，出了问题由他负责。”而程开甲则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结果，白司令员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就这样，在以后的测试中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下去。程开甲提出的“全屏蔽”的方法，就是给所有的仪器和设备都穿上“盔甲”，保证了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情况下测到准确数据。
作为核试验的创始人之一和科研与测试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以自己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白手起家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一系列学科，创建了专业配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圆满地完成了每一次核武器试验任务。他还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获”要求，明确了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召开了几百次的协调会议，与各军兵种及地方上百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
在程开甲眼中，“我国核试验，是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
创新不止做纯粹的科学家
程开甲的一生都在求索、创新。张蕴钰将军曾评价：“程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此他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束星北（“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两弹一星元勋）、陈建功、苏步青（数学家）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的熏陶。
1946年，经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了一名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彭桓武和程开甲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还和黄昆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48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玻恩合写了一篇论文递交给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出席，于是由程开甲宣读论文。不料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程开甲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与这位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展开舌战。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最后也只得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这个裁判我当不了了，还是让玻恩来裁定吧。”
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程开甲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才能超越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程开甲决定立刻回国。许多同学劝阻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他能留下来，还是导师玻恩理解程开甲思念祖国的赤诚之心并亲自为程开甲送行，依依惜别之心溢于言表。
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间，程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他的学术研究仍然硕果累累。
20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五六十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80年代，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出版了两部专著；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下将该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20世纪70年代，程开甲在大西北搞试验。一个宁静的夜晚，他突然发现天际中出现一个明亮的光点，随即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他由此推断：这可能是邻国在搞新武器试验。他当时就预言：自卫星上天后，太空就成了人类竞争的一个新空间。未来，航天武器将可能成为又一个竞争热点。而今40年过去，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科学预见。
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到爱丁堡大学，程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在名师、名校的教育熏陶下，夯实了他日后成为科学大家的深厚底蕴。
作风严谨、身先士卒的好领导
对于程开甲来说，最让他引以为荣的就是白手起家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招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集智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每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
作为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和科研测试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理清思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调集了几百名科技人员，筹建了具备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和测试数据“一百分”的构想，明确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带领科技人员制定每一次试验测试总体方案。为此，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各军兵种外协单位，召开了几百次的协作会议；与各军兵种及地方30多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和仪器。在一次次的核试验中创造着奇迹。
在程开甲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深知，他不但是一位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身先士卒的好领导。他在科研工作中注重实践，尊重事实，经常深入第一线，想方设法获取感性认识，在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他更是一位奋不顾身的勇士。
几十年来，程开甲一直把带科技队伍、育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试验筹备起就开始培养。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之初设在北京通县马蹄楼，他经常住在那里，理论实验需要用化爆原理测试获取数据，他和研究所的同志经常到北京官厅水库搞化爆实验，从化爆力学参数计算出核爆力学参数。
程开甲深深懂得，核试验是一项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通过干事业，带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是程开甲又一大贡献。
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邱爱慈。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10位院士中惟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时光如流，岁月如歌。如今，程开甲已是96岁的耄耋老人。虽然已离开戈壁滩30多年，但他仍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了他一辈子，到现在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了新居，装修时，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想思考问题、搞演算时，他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当有客人来访、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其把想法写在黑板上……
虽然极富威望，但程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曾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
面对荣誉，程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
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