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6年9月我们和阳大队文艺工作队（简称“和阳文工队”）解散时拍的照片。回忆当时的情景，拍这张照片确实有几分悲壮。照片上的人表情都很严肃，但我却至今想不起来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那一刹那间，为什么我（中排左起第一人）会笑那么一下……
　　我的故乡和阳村是合阳县东乡的一个大村子，20世纪60年代就有2000多口人。村子的出名除了大之外，还因为村里有一项传统的民间工艺——编织柳条簸箕，产品样式美观，结实耐用，远近驰名，所以被人称为“簸箕村”。那时候我们村属伏六公社，叫和阳大队。1963年冬天，村上办起了民校，组织男女青年在晚上学文化，教师自然是我们这些被称为“回乡知识青年”的人。民校里不光学文化，还学唱歌。青年人爱热闹，每逢开社员大会时，各生产队之间便相互拉歌子，气氛非常活跃。快过春节时，民校准备向社员们汇报一下学习成绩，负责人杨荷生（中排右起第二人）提议说能不能排上几折戏，让形式多样一些？那时候农村里文化生活比较枯燥，看大戏是最能令人兴奋的事，现在自己也要粉墨登场，青年人自然都一致同意。好在拉的敲的人都有，便排演了《血泪仇》里的“龙王庙”等几折戏。一开始只有13个人参与，因而戏称为“十三人班子”。没料到演出后大获成功，社员好评如潮，我们这些人信心更足，还有许多年龄大的热好家（群众对那些热心爱好民间艺术的人的俗称）也自愿前来参加，队伍一下子扩大了。大伙儿捐钱缝了幕帐，又买了几件乐器，大队里也支持，批准报销点汽灯的煤油、化妆用的清油和纸。班子扩大了，正式起名叫“和阳大队业余剧团”。除了《血泪仇》一场接一场几乎排完全本外，后来还陆续排演了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箭杆河边》以及《三月三》、《三丑会》、《送肥记》等剧目。不光排戏，还有小演唱、快板、对口词等形式，有人就提出“剧团”这个名字不确切，建议改名为“和阳大队文艺工作队”，简称“和阳文工队”。和阳文工队的节目红遍了东半县，经常给公社里召开的各种代表大会演出，还应邀到邻近大队去为社员献艺。每次演出，我们都是用架子车拉着幕布、服装、道具和乐器，担着汽灯，步行前往。到达目的地后，乐队上的人挂幕帐，演员开始化妆，演完后收拾舞台，再步行回村。排戏、演出，一熬就是大半夜，但大家的劲头很足，谁也没有怨言，都是一心想把戏排得更好。文工队给村里争得了荣誉，大队干部也觉得脸上有光彩，同意如果任务紧张白天排练误了工，由大队记工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干的是心情愉快的事，大队还记工分，许多社员都很羡慕我们。
　　1966年8月，我们寻来了根据话剧改编的剧本《瘦马记》，就是曾拍成电影《龙马精神》的那部戏。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个本子很适合农村，从我们文工队的演员条件看，拿下这个本子不成問题，大家信心十足，决心要在伏六公社再轰动一次。很快地刻印了剧本，分配了演员，乐队的同志按剧情配好了曲。那天中午，我们又在大队部里进行排练。大队部占用的是“秦家祠堂”，宽敞的献殿和上殿是开社员大会的地方，我们文工队也常常用来排练和演出。乐队的同志对他们那个开幕曲很感兴趣，大家兴致勃勃地正练得入迷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只见大队党支部书记雷中学大步跨进献殿，大声喝道：“停住！在大队里吵吵闹闹干什么哩？把你那剧团停了！”这一下真如晴天霹雳，大家都惊呆了，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排练现场顿时鸦雀无声。我们不是今天才在大队部排练的呀，即便是今才开始占用大队部的地方，已经排了大半晌了，难道你没听见？谁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雷支书转过身怒冲冲地走了，我们个个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一样，蔫不拉叽地再也打不起精神，只好各回各家。后晌，团支部书记传来党支部的决定：文工队解散。
　　论起来，党支部书记雷中学是一个好人，支书也当得挺不错。他是1955年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后第一批去服役的，因为家里人口多，底子薄，只上了几年小学便跟上父亲务农，农闲了便下窨子做簸箕。后来在部队入了党，复员回家后不久便当了大队支部书记。我当时是团支部副书记，见了面我从来不叫他“雷支书”，而是叫他“中学哥”。但那天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我怎么也想不通。是在工作中受了上级的批评，还是家务事让他心情烦躁？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你不应该迁怒于我们，最要命的是解散了我们付出心血的文工队！几十年过去了，我和中学哥始终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
　　文工队平白无故地被解散，我们这几个骨干的确窝了一肚子火。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辛辛苦苦地不知熬了多少夜，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刚有了一点名堂，可凭支书的一句话就解散了！但按照中学哥以往的脾气，他是不会马上转过弯子来的，而且他代表的是党支部，在村里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说话必须算数，我们除了服从还能再说什么！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拍一张离别照片，而且还不能声张，只能悄悄地进行，免得又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分头通知了文工队全体成员，还叮咛来时都带上印有“和阳文工队’’字样的短袖衫，那是我们的标志服，我们每次演出前的大合唱都要穿上它（冬天当然除外），又派人去5里之外的坊镇联系了照像的谢师，拍摄地点是在拉板胡的秦树华（后排左起第三人）家的院子里。在一起几年，大家都有些难分难舍，照完像又在一起说了半天话才离去。
　　谢师临走时問：“照片上写啥字呀？”这倒是个难题，总不能写上“和阳文工队解散纪念”，那样就显得太扎眼了！最后大家决定就只写个“和阳文工队”和拍摄时间，只要我们心里明白就行了。
　　几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便烧到了农村，中学哥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自然是村里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中，头一条就是“无故解散文工队，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够厉害的，他没游巷，也没挨批斗，但思想压力仍很大，尽管支部改选时党员仍然选他当支部书记，他却坚决不干了，由副支书代理工作。
　　从那以后，中学哥就一直当他的普通共产党员，但在群众中的威信仍很高，还少不了充当“顾問”的角色。他和我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改革开放后我儿子订婚，他还是介绍人哩！大约在l966年年底时，我们的文工队又重新恢复活动，而且按“文革”中的风气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直坚持活动十余年。
　　如今，我们这些当年的骨干都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大家聚在一起时，总喜欢回忆昔日曾有过的轰轰烈烈和令人捧腹的軼闻趣事，但不知为什么，却从来没有人愿意提起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摘自《老照片》第三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