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上酝酿出台的两项政策没有被教授委员会通过，这多少让南京某大学领导有些头疼，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否决”了。这样的“否决”，在该校时常发生——这所学校里，成立了11年的教授委員会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据《现代快报》报道）
　　教授是大学教师群体的核心。完善大学行政制度，就是要破除长期形成的学术对行政的依附。但是，建立教授委员会也未必是上上之选，这样的选项还需要有制度的约束。即便一些高校建立了教授委员会，但如果缺乏必要的顶层设计，没有赋予教授委员会必要的学术权力，或者缺少可操作性强的科学规范，那么教授委员会在行使权力时，或许依然障碍重重，学术权力依然无法彰显。甚至，教授委员会本身也会产生异化，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这一点并非没有可能。
　　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高校中，自觉抵制行政化的人比较少，一些教授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这种说法无疑代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骑墙”的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教授治校也存在这种“骑墙”危机。譬如，曾经出现过数名教授争当处长的事件，虽是无奈，但也从侧面击中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软肋。
　　当然应该肯定教授治校是一种进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进步的实现，需要相应的保障机制。另外，教授治校还需要一个权力的边界，不能简单地完全替代当下的高校管理构架。毕竟，对于我国高校而言，运行几十年的管理模式有着根深蒂固的体质机制束缚。高校管理千头万绪，显然也不是教授们的“专长”，教授们的优势在于治学，因此，教授治校本质上是教授治学，教授委员会的权威在于学术上的威信。
　　而要实现这一点，显然不是成立教授委员会这般简单，而必须要有一整套机构、程序和相应的规章。从程序上看，首先就需要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明确分开。从现实看，需要给予学术权力更大的空间，并摆脱行政权力的束缚。最后，行政权力有着自我扩张的天然倾向，教授委员会也可能被这种行政化倾向所侵蚀。笔者以为，要消除高校的行政化，必须在高校强化学术职位本位，即高校的一切人员地位决定于学术职位，而行政职位只是临时性职位，所有人都将最终回归学术职位。具体一点说，就是高校的所有行政化职位对应学术职位，行政化职位有任期的严格限定。
　　当然也不必妖魔化高校行政工作。大学拥有庞大的行政事务人员，这种辅助性的事务人员处理一般事务，确保大学内部的运行通畅。教授所代表的学术权力最本质的任务是治学，掌控学术权力。高校学术权力之外的事务，理应交给行政人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