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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儿读经”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升温与不断推广，已使逾千万儿童卷入这一轮“国学热”潮。由于读经的内容和价值导向既涉及到千千万万读经少儿的心灵与行为的健康成长问题，也涉及到读经倡导者们一再强调的民族精神振兴、重建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有必要对少儿“读经热”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依据少儿读经的倡导者和反对者都承认的历史文献和少儿身心发育的自然规律对少儿读经的内容、形式和功效作历史与现实的还原，从中探究其与民族精神确立和文化传承的相关性；从理论上澄清蒙学、国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避免把少儿读经热引导到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儒家独尊的文化复古上去。
[关键词]蒙学；国学；民族精神；少儿读经
[中图分类号]B2；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08-07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少儿读经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少儿读经人数由初起时的屈指可数到如今的数百乃至数千万人，已经成为一股热潮，这股热潮是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国学热”相伴随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学热”的普及与下移。如果说起始时的“国学热”主要在学者和学界展开，侧重的是与西学相对的我国固有文化、固有文明以及民族精神的反思与研究，多在理论层面展开的话，“少儿读经热”①则是将“国学”在实践层面上展开，是试图把“国学”与当代人的生活和道德修养连在一起，用“少儿读经”倡导者的话说是给孩童培植“中国心”，在少儿心中植入民族文化之根，是重振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读经的内容和价值导向既涉及到千千万万读经少儿的心灵与行为的健康成长问题，也涉及到读经倡导者们一再强调的民族精神的振兴、重建等非常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所以，有必要对少儿“读经热”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依据少儿读经的倡导者和反对者都承认的历史文献和少儿身心发育的自然规律对少儿读经的内容、形式和功效作历史与现实的还原，从中探究其与民族精神确立和文化传承的相关性，从理论上澄清蒙学、国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避免把少儿读经热引导到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儒家独尊的文化复古上去，才是既符合现代发展趋势，又符合先贤思想（孔子“勿必勿固勿我”“圣之时者也”）的作为，才有可能使少儿读经热真正让当代少儿感受到传统民族文化的可亲、可爱、可敬、可行，才能唤起当代少儿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以致热爱，才可能在少儿的心里植下民族文化的根，为少儿也为我们民族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国际舞台上展现鲜明的中国元素。
一、少儿“读经热”的现状
如果从1994年台中师范学院王财贵教授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工程”开始算起，这一波的少儿读经活动已持续十五六年，期间热浪连连，199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启功、曹禹等几位文化界的耆宿发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倡议“建立幼年古典学校，使一部分少年在接受一般学校教育之外，重点进行经、史、子、集古典学科的专门训练”。1998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2000年，“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万名少年儿童参加”。青基会与北京音乐厅合作演出了30场唐宋名篇音乐会，并到上海、广州、太原等地巡回演出，引起很大社会反响。2000年3月，“古诗文诵读—百县计划”正式启动，标志着古诗文诵读的参与者由城市向乡镇农村推进。2002年，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了国学启蒙馆，召开了国学启蒙研讨会，由于学者、教育专家的呼吁和各级政府的重视，“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1]而按照计划，“到2010年，全国至少将有500万少年儿童直接参与，影响3000万成年人，通过宣传等能使1亿以上的中国人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事实上，这一计划已提早实现，据2008年的一项统计数字，到2008年全国已有800万儿童读经，而且开始读经的年龄越来越低，一些家长在孩子牙牙学语始即以《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本作为影音听说材料，不在少数的家长给四五岁的孩子放《弟子规》《易经》《道德经》等的光盘和CD，一些幼儿园把《三字经》《千字文》作为识字课本，把《弟子规》作为行为规范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各种规模和水平的国学馆、私塾、读经班有几千所。由于主持推广者、教经者对“经”的理解不同，教的内容不同，读经的少儿及家长所接受的“经”的内容、读法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其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仅就笔者对沈阳市皇姑区幼儿读经的不完全调研，从名牌大规模幼儿园如实验幼儿园、省政府幼儿园，中等规模的金星、蒲公英双语幼儿园，到新近建立的私人小园如三才、小仓颉等国学双语幼儿园，都程度不同地开设了《三字经》《弟子规》等读经课，皇姑区教育局有相关文件指导幼儿园和小学的读经。一些不开幼儿读经课的幼儿园的家长纷纷到社会上找各种各样的读经班领着孩子读经。笔者与上述读经的孩子、家长和教经者做过多次面对面的交谈，总的说来，孩子基本上不懂所读经的意思，即使那些把《弟子规》倒背如流的孩子；家长绝大多数也不懂，但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出于想把孩子培养成文明礼貌、知识渊博的人的目的，而让孩子读经；至于教经者，可以说是整个少儿读经中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教少儿读经的人本身对所教经的意思理解有限，如只教背诵尚可，一旦把比较刻板生硬的理解灌输给少儿极有可能造成对少儿与经典的双重伤害。如一些读经班和所谓的国学幼儿园让4、5岁的孩子给父母老师跪拜磕头，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规定早晚二次背诵，如果孩子实话实说早上没背，教经者就严厉批评或打手板，说背了、背得好的给予小奖励，诸如此类的做法，不仅使孩子出于自我保护而说谎、做表面文章，更易造成孩子对经典乃至读书本身的厌烦心理。影响孩子的学习心态，甚至造成少儿对父母的反抗心理，一位熟读《弟子规》的5岁男孩的母亲告诉我，这位5岁男孩要把《弟子规》中所有父母命、父母教的字都划去，称这样就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了。可见读经不当（对经典内容的选择、理解不当）的后果。所以，教经者在教经的过程中要慎之又慎，对经的内容要尽量客观地看，避免“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热爱而导致的泥古与偏颇，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经典作出适当的诠释，依据儿童心智发育程度适当引导其学习的兴趣，养育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的情感心理，这才能达到养育良好道德观念和价值的功效。 二、传统蒙学的价值及当前“读经热”中对蒙学与“经”的误解
童蒙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指对8-12岁（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说法）或8-15岁（《周礼》、《汉书·艺文志》、朱熹《大学章句序》中的说法）少儿进行的启蒙教育，朱熹称为“小学”教育，以与穷理正心尽性的大学相区分。据有关史籍记载，早在周宣王时代，其太史就编写过一部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史籀篇》，其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专为启蒙教育编写的蒙学教材，西汉有《急救篇》、梁代有《千字文》宋初有《百家姓》宋末有《三字经》清初有《弟子规》等。这些蒙学教材虽大多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均依儿童身心发育规律，结合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的发展编写适合各自时代的蒙学教材。这些启蒙教材中既包括古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伦理、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当时的人们对天文、地理、生物、医药、气候等方面的认识。像是一本本小百科全书，对少儿进行比较全面的启蒙。在内容的安排上，力求融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通俗性和道德性于一炉，如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注意采用鼓舞儿童学习兴趣的方法，使其乐学，日有长进。注意所学内容与少儿的生活实践相结合，蒙学教材就像少儿行为手册。在少儿的衣服冠履、言语饮食、洒扫应对、人伦日用中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规范，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孝悌仁爱温良恭让的道德观念。“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稍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存，而致涵养践履之功”[2]朱熹告诫说“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3]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启蒙教育和蒙学教材既达到了对少儿文字、知识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目的，也起到了普及、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功效。
当前少儿读经热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不顾传统文化自身的结构和少儿身心发育规律，把儒家经典作为少儿读经唯一选择。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关于诵读中华文化经典与素质教育实验研究”的实验用书——《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10家权威教育科研机构作为学术支持单位，中华孔子学会组编，国内知名学者选编，并经专家组审订通过的，号称“具有传统上的正统性”、“具有内容上的完整性”、“具有教材上的权威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具有内容上的精选性”、“具有道统上的传承性”，不仅全面排除儒家之外的一切百家之学和“西学”，也排除古代的文学作品，是一套纯而又纯、正而有正、经而又经的唯一权威读本。
为了实现“‘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蒋庆）的理念，编者把这套《诵本》分成了三种诵读类型，“胎教诵读类型、学龄前儿童诵读类型、小学生诵读类型”[4]，主张从母亲怀孕始，让胎儿反复诵读听读《诵本》，“让胎儿在生命的最初形成阶段就受到圣贤经典的熏陶，就感到圣贤声音的抚爱，从而对圣贤及经典产生亲和力与仰慕心”，出生后，由“父母、长辈或保姆每天定时将本《诵本》读给婴儿听，或定时放本《诵本》CD朗读光盘给婴儿听，使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得到经典的熏习与护持。”这样从“幼儿年龄段的儿童至入小学，有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时间非常宝贵，是记忆的最佳阶段，只要每天在父母、长辈、幼儿园教师和读经班教师的督促下坚持背一课，不到三年就可以将本《诵本》背完，然后反复复习，五年就可以将本《诵本》背得滚瓜烂熟。这样，从背诵的意义上来说，幼儿掌握中华文化经典的水平，会远远超过学文史的博士或教文史的大学教授”，如此一来“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5]
持此论点的编者如果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想牟利谋名，更不是想愚人误人误国，就是想当然的空想者。不知出书时标明的10家权威教育科研机构、国内知名学者、审定此书的专家组是实有其人其事，还是商业广告宣传，都对非文史哲专业、又对传统文化比较喜爱但又了解不多的、想读经不知读什么的人，产生诱导和误导，误以为找到了“正统”、“权威”的经典。而有传统文化常识和对婴幼儿成长稍有常识者都知道，即使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少儿的启蒙教育也是依据少儿成长的自然规律施教的。
以《诵本》认为正统、有圣智的圣贤们对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特别是对少儿蒙养教育的方式来看，《诵本》编者显然是有违圣心圣意和圣教的。
首先，我们依据《论语》看孔子的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孔子弟子中基本上是成年人，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术，这些在当时比较全面的科目，采取的教学方式是因材施教。《论语·先进》记载了一典型事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依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注意发掘弟子的潜能，采取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6]反对“死记硬背”，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7]熟读《诗经》，不能应用于实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次，我们看编者选取的宋代大儒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不是直接以他的《四书集注》和《周易本义》去教授少儿，而是依据少儿身心特点亲编《小学》《童蒙须知》开蒙养正。因为朱熹知道“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8]在《童蒙须知》中朱熹申明：“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9]朱熹从日常的衣服冠履入手，加强儿童的敬身肃仪教育，其用意是要使儿童从小养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日用人生的习惯，为达到对社会道德准则的“真知笃行”奠定基础。用少儿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与方式对少儿进行启蒙教育，使儿童在“诵诗读书，咏歌舞蹈”[10]等生动活泼的活动中，接受“立不敢中门，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奥。……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11]等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2]的熏渍陶染。 第三，我们看编者选取的明代大儒王阳明。作为心学代表人物的王阳明非常重视“正心诚意”，强调“破心中贼”的重要性，在他的政治、军事实践中，在他自己思想的形成、发展中，在他的教学、教化的过程中，也不是以他的《大学问》去教育儿童，他的《传习录》是对成年弟子的，而不是对少儿的。因为王阳明知道，孩子的性情喜欢游戏，害怕拘束，好像草木刚萌芽一样，如果让它舒展通畅就能茁壮成长，反之就会枯萎下去。所以在进行儿童教育时，要使他们“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所以“今教童子，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带于音节”。[13]通过诗歌乐舞等形式宣泄其情，诱导其意，以达到涵养本心良知之效。《诵本》的编者却认为“文学不宜作为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目前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选入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内容，即选入了不少古诗文，古诗文对熏陶儿童的性情固然有用，但不是‘经’，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这样说岂不违与编者自己所说的“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相矛盾？[14]
综上可见，《诵本》的编者无论是选材上还是方法上都是有悖于其所推崇膜拜的圣贤的思想与实践的。如若真的像编者以权威导师身份所指导的那样，教育者（父母、祖父母、保姆、读经班老师等）“必须对儿童进行某种读经上的强制”，[15]强制尚在母腹中、尚在襁褓中、尚在混沌未开的少儿阶段去听去背那些“学文史的博士或教文史的大学教授”所研究的内容，那些远离他们感知、接受、理解能力之外的经典义理，可能会让这些幼儿记住经典中只言片语，如编者所希望的那样埋下了民族文化的“根”，但以强制的方式埋下的“根”，究竟是善根还是恶根，真的很难预测。因为编者明确说明：“没有这种强制，少儿读经根本不可能。”“强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强制，无疑都会伤害少儿稚嫩的心灵、感知甚至是身体。轻者可能引起对《诵本》的厌烦心理，由此导致对相近相似的其他传统典籍及传统文化的排斥、厌恶；重者可能会引起对学习本身的厌恶和恐惧，造成少儿接受正常知识和教育的障碍。带着受到《诵本》伤害的身心，还能善待被强制植入的那个“根”吗？还能自觉主动地担负起重建、振兴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吗？答案很清楚。
当然不排除对传统经典包括《诵本》有感悟的少儿，真的能通过诵读《诵本》开启心智，坚固慧根，像编者所预计的那样“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即实现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理想——塑造内圣外王合一的经世之才。”[16]果能如此至少从表面看是此少儿之幸，此少儿家庭之幸，乃至我们民族之幸。但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按持此论者的观点这无疑是在儿童心灵中形成了“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是指在下意识中确信世间存在着体现‘常理’‘常道’的经典，此经典具有指导我们生活的绝对权威性。‘经典意识’区别于不相信任何圣贤权威只相信自已理性判断的‘启蒙意识’。‘启蒙意识’疑经废经，‘经典意识’尊经信经。”换句话说，按照持此论者读经而具有了“经典意识”的儿童，只要“下意识”按照经典中的“常理”“常道”去生活，不用有个人自主的判断、独立的思想，无论时代、社会怎么变化，都以经典中的“常理”“常道”去应对。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君子之国”，这样的“君子文化”，在现实的世界格局中能够存活的几率有多大。如果只能墨守经典中的“常理”“常道”，而对当代社会发展态势缺乏深刻的观察和敏锐的认识，对当代精神文化风格缺乏公正准确的评价与定位，一味缅怀千古圣贤之伟大，膜拜墨守往圣先贤的义理标准和价值规范，让读经少儿接受圣人有“天赋圣权”，“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17]凡人对“圣人”不能有判断，有怀疑等等一些观念，进而养成“经典意识”，让读经少儿自觉自愿地在古人古书面前自卑自惭，“进而在推行读经的‘圣人’面前做了奴隶”[18]，从而阻碍了读经少儿自主判断、选择、批判精神的健康发展，妨碍少年儿童运用科学方法获取知识的能力与习惯的养成，束缚、禁锢了读经少儿的思想与思维，束缚、窒息读经少儿的创新精神。由这样具有“经典意识”的读经少儿长大成人后担负起重建、振兴我们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可能吗？幻想这些读经少儿长大成人后成为经书中所描述的理想中的贤人君子，作为道德楷模，去挽救现世的道德危机可能吗？这自然导出了下一个问题，少儿读经与道德培育和民族精神振兴的关系。
三、少儿读经与道德培育和民族精神振兴
近3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经济上有了大发展，但随着此前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模式的解体和解体之初单一抓经济而忽视相应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出现了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疲软现象，而此前的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已经被“砸烂”、“破除”，传统文化一时间难以坚强地站立起来，文化和道德虚空状态的出现必不可免。恰在此时，西方文化思潮和道德观念大量涌进而这次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不是以船坚炮利而是以诱人的美元和英镑，这对刚刚告别饥饿，正急切解决温饱，准备奔小康的中国而言，是迫切而急需的。尽管我们一再申明坚持理想信仰不动摇，也曾在不同层面反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入侵，提示人民不要受西方不良文化的腐蚀，但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封闭落后的、现代电子媒介触及不到的山村外，在物质、文化、观念、宗教等方面都相当大程度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西化”了，而且是好的不化，坏的化，表征西方近现代文化先进的科学、民主、法治等观念文化的实质没有化过来，表征近现代西方人平等、独立、自由、自尊、自信与自律的公民文化的精髓亦未化过来，而只是接受了由西方娱乐性传媒所传导的一些比较表层的、娱乐的、极端的文化。
正是看到、感受到当代的文化状态，近30多年来，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有良知的普通民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探索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出路，探索着如何改善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近十几年来“国学热”和“少儿读经热”的发起者、参与者以及反对者正是出于深深的爱国情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在探索民族文化的建设。如郭齐家先生所言：“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旁观者，更不甘心成为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凭借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以文化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双重身份出场。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盲目热情，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因此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儿读经，这种经典教育和经典训练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民族精神的过程。”[19]这是郭先生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决心和努力，也是其他少儿读经倡导者、推动者和参与者的决心和努力。持这种心力的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少儿读经中的少儿不断增加，说明这种努力有时代的需求基础。 但对这种需求必须客观地对待，不能过分夸大“国学”及少儿读经的功效。“国学”也好，“经典”也罢，都是过去时代的文化记载，即使其中蕴含着人类社会的“常理”“常道”，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根，也不可能全盘直接照搬照用。
稍有传统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开放的、多元的体系，“诸子之学”是在“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后“百家争鸣”的结果、两汉经学是综合百家之学的结果，魏晋玄学是超越两汉名教又融合儒道的结果，隋唐佛教是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交融的结果，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互补整合的结果，近代实学是反思理学的空疏与部分地接受西学后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各具风采的文化、各具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可以说都是不同时代的人对他们所处时代与以往传统的关系的解决。虽然是在同质社会（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其实近代实学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背景下，但说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有每个时代的解决方式，表现为每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风貌各不相同，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共生、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狭隘化为某家某派某时某段的思想，而应客观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文化必须和当下时代相契合，融入新的文化创造中才是有生命力的活的传统文化，不适合新时代的传统文化只能作为以往时代的文化符号、文化资料存在于以往的时代里。所以，建构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必须立足当代现实，正视当代社会中已经存在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观念及价值体系，吸纳传统文化和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中与当代社会相协调的元素。这样，才能创造出属于当代的文化，才能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中显示出自己的文化特色，进而从中提炼出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民族精神。在此意义上才可以说，在文化意义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学，需要经典，也需要少儿读经，以增加民族文化的底蕴，但不能强迫幼小的少儿去死记硬背那些不适合他们身心发育阶段的四书五经，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过高地寄希望于能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儿将来就能承担起重振民族精神的大业，并用“王道”之治取代世界上的“霸道”之治，实现世界大同。以这样的出发点和心态让少儿读经，不仅会造成对经典和少儿的双重伤害，也会对民族精神确立和社会发展造成双重的障碍。
至于“读经”和“少儿读经”与个人道德修养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社会风气的好坏关系，不能简单化和理想化。许多传媒在谈到少儿读经的效果时总会引用一些读经少儿家长的话：孩子比读经前懂事了，有礼貌了等，以证明少儿读经对少儿良好道德成长的作用，并由此推论对形成社会良善道德风气的作用。在道德水准不断下滑，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的今天，传统经典及其所蕴含的传统伦理被赋予了某种神性的光泽。
其实，即使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是饱读经书的所谓学人仕子，也并非个个是君子，即使熟读《弟子规》《三字经》的少儿，也并非个个是香九龄和孔融。古代传统的社会也并非我们如今想象的那样就是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的道德王国，而是如老子所言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有大伪、有不合、有昏乱的现实的社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问题，只能用各自时代的方法来解决。解决当代的道德问题可以借鉴以往的经典、借鉴以往的道德经验，但不能用以往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匡正当代的道德问题。
何况当前少儿读经形式大于实质，即在文字上读，在外在形式上模仿，而对所读经的内在义理不甚了了，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活学活用，实学实用。当代中国社会已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中国的家庭结构已从传统的同宗共祖多子多孙的大家庭转变为“421”为主体的独生子女小家庭，儒家经典中提到的一些家庭伦理关系在今天的家庭中已经找不到了，想付诸实践都没有对象了。更现实的是，在“421”家庭结构中，传统的家庭重心已由祖父辈为中心转变为以孩子为中心。在家庭生活中，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情感层面，孩子都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不是子女向父母晨省昏定，而是父母为子女的早备衣食晚备寝安。即使那些主张、力行少儿读经的家庭，也很少按经书中的要求做。如一位已经连续读经3年的9岁女孩，不仅从未帮父母做过力所能及的家务，从未自己洗过自己的袜子之类小东西，甚至从未上完卫生间后自己冲过便池；另三位小学读过《弟子规》和《三字经》，现在已读初中和高中的孩子的父母也讲，孩子学的时候背的挺熟的，但现在基本都忘了，思想、行为方面到目前为止看不出受到多少影响。这一年龄段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读了一些《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经典，是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少儿读经热的少儿，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少儿在读经时基本上停留在背诵层面，而没有落实到实践层面，没有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磨炼心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道德习惯和道德意识。其实《弟子规》中的许多行为规范对当代少儿同样适用，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衣贵洁，不贵华……对饮食，勿拣择”。朱熹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不能只讲空洞的大道理，空洞的道理孩子不容易理解和掌握，关键的是要求孩子知道怎么做。所以，他的《童蒙须知》重在规范儿童的行为。《童蒙须知》对一个人自童年就应注意的日常礼仪作了清晰的规定。如关于衣服冠履“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箧中，勿散乱堆放。”“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服，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条目中所列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常行的，是依孩子成长进程和接受能力安排的，有一个先后秩序和轻重缓急的考虑，意在使少儿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受到伦理道德观念的濡化，在人伦日用中自觉不自觉地完善自身，成就道德人格。这是我们今天少儿读经所应借鉴吸取的。 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韩国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但在日常生活层面，儒家（韩国称为儒教）文化占有主导地位。至今韩国仍有具有880年历史、保存、运行良好的乡校231所，作为韩国传承儒教、祭祀孔子与诸圣贤的地方教育机构，《四字小学》《礼节书》是基本教材，由儒教大学成均馆编辑出版发行，书的正面是孔子教书时的头像，背面是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课的情景，并写有“忠、孝、礼”三个汉字。书中的文字是汉字，每句下面都有韩语的译文，并配有插图。韩国各地政府将乡校教育视为中小学教育的补充，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儒者主持乡校的活动。每逢假期，乡校为7岁到14岁的少年开设忠孝礼仪体验课，也为成年人举行传统成年礼和传统婚礼，还举办耆老宴并表彰孝行和善行者。这使得一般的韩国少儿和成年人能够体会到儒教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并作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
与我们现在把《三字经》《弟子规》《孝经》等传统典籍直接教给少儿的做法不同，韩国乡校教材《四字小学》，虽然内容也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日常生活的基本礼仪规范告诫少儿正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不像《三字经》《弟子规》《孝经》，开篇就是对少儿如何听命父母的训诫，而是依据少儿心性及理解能力来编写的，首先对父母养育子女的辛苦渲染出来，激起少儿对父母的感恩之情，“父生我身，母鞠我身，腹以怀我，乳以哺我，以衣温我，以食饱我，恩高如天，德厚似地，为人子者，何不为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责之，反省勿怒，勿登高树，父母忧之，勿泳深渊，父母念之，勿与人斗，父母不安。”全篇充满亲情和爱意，把易于引起少儿反感的规诫变为亲切温和的嘱托，可谓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
韩国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正在争议的对经典要不要做“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并删减其中“糟粕”以启示。经典是一个整体，带有它形成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印记是正常的，后人在学习它的时候可以依据时代做出自己的判断、取舍，但这种判断取舍不是对原有经典的形式进行删减，而是在精神、义理上汲取适合时代的“精华”，对其中不适合时代的“糟粕”弃而不用。同时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创作属于自己时代和民族的经典，创造具有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
说到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必须既是民族的，也是时代的；既是抽象的、高高在上的精神旨向，又是实实在在落实在民众的生活中，是民众认同并奉行的文化理念。在传统中国社会，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正是传统的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少儿读经确实可以看作是重振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作。只是在进行这一基础性工作时，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扩大基础面，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我们文化振兴的经典及精神均吸纳进来。这就要求我们“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0]这是学贯中西，深刻了解中国民间社会，也深刻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亚（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也应该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的自觉，以这种“文化自觉”的心态引导、看待“少儿读经”才可能在少儿心中播下民族文化的种子，并能保证这颗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在欧风美雨中健康茁壮成长，傲然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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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蒙学；国学；民族精神；少儿读经
[中图分类号]B2；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08-07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少儿读经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少儿读经人数由初起时的屈指可数到如今的数百乃至数千万人，已经成为一股热潮，这股热潮是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国学热”相伴随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学热”的普及与下移。如果说起始时的“国学热”主要在学者和学界展开，侧重的是与西学相对的我国固有文化、固有文明以及民族精神的反思与研究，多在理论层面展开的话，“少儿读经热”①则是将“国学”在实践层面上展开，是试图把“国学”与当代人的生活和道德修养连在一起，用“少儿读经”倡导者的话说是给孩童培植“中国心”，在少儿心中植入民族文化之根，是重振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读经的内容和价值导向既涉及到千千万万读经少儿的心灵与行为的健康成长问题，也涉及到读经倡导者们一再强调的民族精神的振兴、重建等非常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所以，有必要对少儿“读经热”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依据少儿读经的倡导者和反对者都承认的历史文献和少儿身心发育的自然规律对少儿读经的内容、形式和功效作历史与现实的还原，从中探究其与民族精神确立和文化传承的相关性，从理论上澄清蒙学、国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避免把少儿读经热引导到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儒家独尊的文化复古上去，才是既符合现代发展趋势，又符合先贤思想（孔子“勿必勿固勿我”“圣之时者也”）的作为，才有可能使少儿读经热真正让当代少儿感受到传统民族文化的可亲、可爱、可敬、可行，才能唤起当代少儿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以致热爱，才可能在少儿的心里植下民族文化的根，为少儿也为我们民族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国际舞台上展现鲜明的中国元素。
一、少儿“读经热”的现状
如果从1994年台中师范学院王财贵教授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工程”开始算起，这一波的少儿读经活动已持续十五六年，期间热浪连连，199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启功、曹禹等几位文化界的耆宿发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倡议“建立幼年古典学校，使一部分少年在接受一般学校教育之外，重点进行经、史、子、集古典学科的专门训练”。1998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2000年，“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万名少年儿童参加”。青基会与北京音乐厅合作演出了30场唐宋名篇音乐会，并到上海、广州、太原等地巡回演出，引起很大社会反响。2000年3月，“古诗文诵读—百县计划”正式启动，标志着古诗文诵读的参与者由城市向乡镇农村推进。2002年，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了国学启蒙馆，召开了国学启蒙研讨会，由于学者、教育专家的呼吁和各级政府的重视，“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1]而按照计划，“到2010年，全国至少将有500万少年儿童直接参与，影响3000万成年人，通过宣传等能使1亿以上的中国人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事实上，这一计划已提早实现，据2008年的一项统计数字，到2008年全国已有800万儿童读经，而且开始读经的年龄越来越低，一些家长在孩子牙牙学语始即以《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本作为影音听说材料，不在少数的家长给四五岁的孩子放《弟子规》《易经》《道德经》等的光盘和CD，一些幼儿园把《三字经》《千字文》作为识字课本，把《弟子规》作为行为规范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各种规模和水平的国学馆、私塾、读经班有几千所。由于主持推广者、教经者对“经”的理解不同，教的内容不同，读经的少儿及家长所接受的“经”的内容、读法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其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仅就笔者对沈阳市皇姑区幼儿读经的不完全调研，从名牌大规模幼儿园如实验幼儿园、省政府幼儿园，中等规模的金星、蒲公英双语幼儿园，到新近建立的私人小园如三才、小仓颉等国学双语幼儿园，都程度不同地开设了《三字经》《弟子规》等读经课，皇姑区教育局有相关文件指导幼儿园和小学的读经。一些不开幼儿读经课的幼儿园的家长纷纷到社会上找各种各样的读经班领着孩子读经。笔者与上述读经的孩子、家长和教经者做过多次面对面的交谈，总的说来，孩子基本上不懂所读经的意思，即使那些把《弟子规》倒背如流的孩子；家长绝大多数也不懂，但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出于想把孩子培养成文明礼貌、知识渊博的人的目的，而让孩子读经；至于教经者，可以说是整个少儿读经中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教少儿读经的人本身对所教经的意思理解有限，如只教背诵尚可，一旦把比较刻板生硬的理解灌输给少儿极有可能造成对少儿与经典的双重伤害。如一些读经班和所谓的国学幼儿园让4、5岁的孩子给父母老师跪拜磕头，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规定早晚二次背诵，如果孩子实话实说早上没背，教经者就严厉批评或打手板，说背了、背得好的给予小奖励，诸如此类的做法，不仅使孩子出于自我保护而说谎、做表面文章，更易造成孩子对经典乃至读书本身的厌烦心理。影响孩子的学习心态，甚至造成少儿对父母的反抗心理，一位熟读《弟子规》的5岁男孩的母亲告诉我，这位5岁男孩要把《弟子规》中所有父母命、父母教的字都划去，称这样就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了。可见读经不当（对经典内容的选择、理解不当）的后果。所以，教经者在教经的过程中要慎之又慎，对经的内容要尽量客观地看，避免“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热爱而导致的泥古与偏颇，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经典作出适当的诠释，依据儿童心智发育程度适当引导其学习的兴趣，养育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的情感心理，这才能达到养育良好道德观念和价值的功效。 二、传统蒙学的价值及当前“读经热”中对蒙学与“经”的误解
童蒙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指对8-12岁（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说法）或8-15岁（《周礼》、《汉书·艺文志》、朱熹《大学章句序》中的说法）少儿进行的启蒙教育，朱熹称为“小学”教育，以与穷理正心尽性的大学相区分。据有关史籍记载，早在周宣王时代，其太史就编写过一部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史籀篇》，其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专为启蒙教育编写的蒙学教材，西汉有《急救篇》、梁代有《千字文》宋初有《百家姓》宋末有《三字经》清初有《弟子规》等。这些蒙学教材虽大多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均依儿童身心发育规律，结合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的发展编写适合各自时代的蒙学教材。这些启蒙教材中既包括古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伦理、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当时的人们对天文、地理、生物、医药、气候等方面的认识。像是一本本小百科全书，对少儿进行比较全面的启蒙。在内容的安排上，力求融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通俗性和道德性于一炉，如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注意采用鼓舞儿童学习兴趣的方法，使其乐学，日有长进。注意所学内容与少儿的生活实践相结合，蒙学教材就像少儿行为手册。在少儿的衣服冠履、言语饮食、洒扫应对、人伦日用中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规范，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孝悌仁爱温良恭让的道德观念。“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稍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存，而致涵养践履之功”[2]朱熹告诫说“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3]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启蒙教育和蒙学教材既达到了对少儿文字、知识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目的，也起到了普及、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功效。
当前少儿读经热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不顾传统文化自身的结构和少儿身心发育规律，把儒家经典作为少儿读经唯一选择。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关于诵读中华文化经典与素质教育实验研究”的实验用书——《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10家权威教育科研机构作为学术支持单位，中华孔子学会组编，国内知名学者选编，并经专家组审订通过的，号称“具有传统上的正统性”、“具有内容上的完整性”、“具有教材上的权威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具有内容上的精选性”、“具有道统上的传承性”，不仅全面排除儒家之外的一切百家之学和“西学”，也排除古代的文学作品，是一套纯而又纯、正而有正、经而又经的唯一权威读本。
为了实现“‘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蒋庆）的理念，编者把这套《诵本》分成了三种诵读类型，“胎教诵读类型、学龄前儿童诵读类型、小学生诵读类型”[4]，主张从母亲怀孕始，让胎儿反复诵读听读《诵本》，“让胎儿在生命的最初形成阶段就受到圣贤经典的熏陶，就感到圣贤声音的抚爱，从而对圣贤及经典产生亲和力与仰慕心”，出生后，由“父母、长辈或保姆每天定时将本《诵本》读给婴儿听，或定时放本《诵本》CD朗读光盘给婴儿听，使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得到经典的熏习与护持。”这样从“幼儿年龄段的儿童至入小学，有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时间非常宝贵，是记忆的最佳阶段，只要每天在父母、长辈、幼儿园教师和读经班教师的督促下坚持背一课，不到三年就可以将本《诵本》背完，然后反复复习，五年就可以将本《诵本》背得滚瓜烂熟。这样，从背诵的意义上来说，幼儿掌握中华文化经典的水平，会远远超过学文史的博士或教文史的大学教授”，如此一来“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5]
持此论点的编者如果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想牟利谋名，更不是想愚人误人误国，就是想当然的空想者。不知出书时标明的10家权威教育科研机构、国内知名学者、审定此书的专家组是实有其人其事，还是商业广告宣传，都对非文史哲专业、又对传统文化比较喜爱但又了解不多的、想读经不知读什么的人，产生诱导和误导，误以为找到了“正统”、“权威”的经典。而有传统文化常识和对婴幼儿成长稍有常识者都知道，即使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少儿的启蒙教育也是依据少儿成长的自然规律施教的。
以《诵本》认为正统、有圣智的圣贤们对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特别是对少儿蒙养教育的方式来看，《诵本》编者显然是有违圣心圣意和圣教的。
首先，我们依据《论语》看孔子的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孔子弟子中基本上是成年人，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术，这些在当时比较全面的科目，采取的教学方式是因材施教。《论语·先进》记载了一典型事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依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注意发掘弟子的潜能，采取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6]反对“死记硬背”，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7]熟读《诗经》，不能应用于实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次，我们看编者选取的宋代大儒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不是直接以他的《四书集注》和《周易本义》去教授少儿，而是依据少儿身心特点亲编《小学》《童蒙须知》开蒙养正。因为朱熹知道“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8]在《童蒙须知》中朱熹申明：“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9]朱熹从日常的衣服冠履入手，加强儿童的敬身肃仪教育，其用意是要使儿童从小养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日用人生的习惯，为达到对社会道德准则的“真知笃行”奠定基础。用少儿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与方式对少儿进行启蒙教育，使儿童在“诵诗读书，咏歌舞蹈”[10]等生动活泼的活动中，接受“立不敢中门，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奥。……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11]等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2]的熏渍陶染。 第三，我们看编者选取的明代大儒王阳明。作为心学代表人物的王阳明非常重视“正心诚意”，强调“破心中贼”的重要性，在他的政治、军事实践中，在他自己思想的形成、发展中，在他的教学、教化的过程中，也不是以他的《大学问》去教育儿童，他的《传习录》是对成年弟子的，而不是对少儿的。因为王阳明知道，孩子的性情喜欢游戏，害怕拘束，好像草木刚萌芽一样，如果让它舒展通畅就能茁壮成长，反之就会枯萎下去。所以在进行儿童教育时，要使他们“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所以“今教童子，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带于音节”。[13]通过诗歌乐舞等形式宣泄其情，诱导其意，以达到涵养本心良知之效。《诵本》的编者却认为“文学不宜作为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目前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选入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内容，即选入了不少古诗文，古诗文对熏陶儿童的性情固然有用，但不是‘经’，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这样说岂不违与编者自己所说的“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相矛盾？[14]
综上可见，《诵本》的编者无论是选材上还是方法上都是有悖于其所推崇膜拜的圣贤的思想与实践的。如若真的像编者以权威导师身份所指导的那样，教育者（父母、祖父母、保姆、读经班老师等）“必须对儿童进行某种读经上的强制”，[15]强制尚在母腹中、尚在襁褓中、尚在混沌未开的少儿阶段去听去背那些“学文史的博士或教文史的大学教授”所研究的内容，那些远离他们感知、接受、理解能力之外的经典义理，可能会让这些幼儿记住经典中只言片语，如编者所希望的那样埋下了民族文化的“根”，但以强制的方式埋下的“根”，究竟是善根还是恶根，真的很难预测。因为编者明确说明：“没有这种强制，少儿读经根本不可能。”“强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强制，无疑都会伤害少儿稚嫩的心灵、感知甚至是身体。轻者可能引起对《诵本》的厌烦心理，由此导致对相近相似的其他传统典籍及传统文化的排斥、厌恶；重者可能会引起对学习本身的厌恶和恐惧，造成少儿接受正常知识和教育的障碍。带着受到《诵本》伤害的身心，还能善待被强制植入的那个“根”吗？还能自觉主动地担负起重建、振兴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吗？答案很清楚。
当然不排除对传统经典包括《诵本》有感悟的少儿，真的能通过诵读《诵本》开启心智，坚固慧根，像编者所预计的那样“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即实现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理想——塑造内圣外王合一的经世之才。”[16]果能如此至少从表面看是此少儿之幸，此少儿家庭之幸，乃至我们民族之幸。但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按持此论者的观点这无疑是在儿童心灵中形成了“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是指在下意识中确信世间存在着体现‘常理’‘常道’的经典，此经典具有指导我们生活的绝对权威性。‘经典意识’区别于不相信任何圣贤权威只相信自已理性判断的‘启蒙意识’。‘启蒙意识’疑经废经，‘经典意识’尊经信经。”换句话说，按照持此论者读经而具有了“经典意识”的儿童，只要“下意识”按照经典中的“常理”“常道”去生活，不用有个人自主的判断、独立的思想，无论时代、社会怎么变化，都以经典中的“常理”“常道”去应对。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君子之国”，这样的“君子文化”，在现实的世界格局中能够存活的几率有多大。如果只能墨守经典中的“常理”“常道”，而对当代社会发展态势缺乏深刻的观察和敏锐的认识，对当代精神文化风格缺乏公正准确的评价与定位，一味缅怀千古圣贤之伟大，膜拜墨守往圣先贤的义理标准和价值规范，让读经少儿接受圣人有“天赋圣权”，“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17]凡人对“圣人”不能有判断，有怀疑等等一些观念，进而养成“经典意识”，让读经少儿自觉自愿地在古人古书面前自卑自惭，“进而在推行读经的‘圣人’面前做了奴隶”[18]，从而阻碍了读经少儿自主判断、选择、批判精神的健康发展，妨碍少年儿童运用科学方法获取知识的能力与习惯的养成，束缚、禁锢了读经少儿的思想与思维，束缚、窒息读经少儿的创新精神。由这样具有“经典意识”的读经少儿长大成人后担负起重建、振兴我们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可能吗？幻想这些读经少儿长大成人后成为经书中所描述的理想中的贤人君子，作为道德楷模，去挽救现世的道德危机可能吗？这自然导出了下一个问题，少儿读经与道德培育和民族精神振兴的关系。
三、少儿读经与道德培育和民族精神振兴
近3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经济上有了大发展，但随着此前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模式的解体和解体之初单一抓经济而忽视相应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出现了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疲软现象，而此前的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已经被“砸烂”、“破除”，传统文化一时间难以坚强地站立起来，文化和道德虚空状态的出现必不可免。恰在此时，西方文化思潮和道德观念大量涌进而这次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不是以船坚炮利而是以诱人的美元和英镑，这对刚刚告别饥饿，正急切解决温饱，准备奔小康的中国而言，是迫切而急需的。尽管我们一再申明坚持理想信仰不动摇，也曾在不同层面反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入侵，提示人民不要受西方不良文化的腐蚀，但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封闭落后的、现代电子媒介触及不到的山村外，在物质、文化、观念、宗教等方面都相当大程度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西化”了，而且是好的不化，坏的化，表征西方近现代文化先进的科学、民主、法治等观念文化的实质没有化过来，表征近现代西方人平等、独立、自由、自尊、自信与自律的公民文化的精髓亦未化过来，而只是接受了由西方娱乐性传媒所传导的一些比较表层的、娱乐的、极端的文化。
正是看到、感受到当代的文化状态，近30多年来，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有良知的普通民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探索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出路，探索着如何改善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近十几年来“国学热”和“少儿读经热”的发起者、参与者以及反对者正是出于深深的爱国情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在探索民族文化的建设。如郭齐家先生所言：“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旁观者，更不甘心成为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凭借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以文化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双重身份出场。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盲目热情，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因此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儿读经，这种经典教育和经典训练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民族精神的过程。”[19]这是郭先生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决心和努力，也是其他少儿读经倡导者、推动者和参与者的决心和努力。持这种心力的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少儿读经中的少儿不断增加，说明这种努力有时代的需求基础。 但对这种需求必须客观地对待，不能过分夸大“国学”及少儿读经的功效。“国学”也好，“经典”也罢，都是过去时代的文化记载，即使其中蕴含着人类社会的“常理”“常道”，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根，也不可能全盘直接照搬照用。
稍有传统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开放的、多元的体系，“诸子之学”是在“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后“百家争鸣”的结果、两汉经学是综合百家之学的结果，魏晋玄学是超越两汉名教又融合儒道的结果，隋唐佛教是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交融的结果，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互补整合的结果，近代实学是反思理学的空疏与部分地接受西学后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各具风采的文化、各具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可以说都是不同时代的人对他们所处时代与以往传统的关系的解决。虽然是在同质社会（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其实近代实学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背景下，但说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有每个时代的解决方式，表现为每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风貌各不相同，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共生、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狭隘化为某家某派某时某段的思想，而应客观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文化必须和当下时代相契合，融入新的文化创造中才是有生命力的活的传统文化，不适合新时代的传统文化只能作为以往时代的文化符号、文化资料存在于以往的时代里。所以，建构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必须立足当代现实，正视当代社会中已经存在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观念及价值体系，吸纳传统文化和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中与当代社会相协调的元素。这样，才能创造出属于当代的文化，才能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中显示出自己的文化特色，进而从中提炼出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民族精神。在此意义上才可以说，在文化意义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学，需要经典，也需要少儿读经，以增加民族文化的底蕴，但不能强迫幼小的少儿去死记硬背那些不适合他们身心发育阶段的四书五经，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过高地寄希望于能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儿将来就能承担起重振民族精神的大业，并用“王道”之治取代世界上的“霸道”之治，实现世界大同。以这样的出发点和心态让少儿读经，不仅会造成对经典和少儿的双重伤害，也会对民族精神确立和社会发展造成双重的障碍。
至于“读经”和“少儿读经”与个人道德修养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社会风气的好坏关系，不能简单化和理想化。许多传媒在谈到少儿读经的效果时总会引用一些读经少儿家长的话：孩子比读经前懂事了，有礼貌了等，以证明少儿读经对少儿良好道德成长的作用，并由此推论对形成社会良善道德风气的作用。在道德水准不断下滑，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的今天，传统经典及其所蕴含的传统伦理被赋予了某种神性的光泽。
其实，即使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是饱读经书的所谓学人仕子，也并非个个是君子，即使熟读《弟子规》《三字经》的少儿，也并非个个是香九龄和孔融。古代传统的社会也并非我们如今想象的那样就是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的道德王国，而是如老子所言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有大伪、有不合、有昏乱的现实的社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问题，只能用各自时代的方法来解决。解决当代的道德问题可以借鉴以往的经典、借鉴以往的道德经验，但不能用以往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匡正当代的道德问题。
何况当前少儿读经形式大于实质，即在文字上读，在外在形式上模仿，而对所读经的内在义理不甚了了，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活学活用，实学实用。当代中国社会已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中国的家庭结构已从传统的同宗共祖多子多孙的大家庭转变为“421”为主体的独生子女小家庭，儒家经典中提到的一些家庭伦理关系在今天的家庭中已经找不到了，想付诸实践都没有对象了。更现实的是，在“421”家庭结构中，传统的家庭重心已由祖父辈为中心转变为以孩子为中心。在家庭生活中，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情感层面，孩子都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不是子女向父母晨省昏定，而是父母为子女的早备衣食晚备寝安。即使那些主张、力行少儿读经的家庭，也很少按经书中的要求做。如一位已经连续读经3年的9岁女孩，不仅从未帮父母做过力所能及的家务，从未自己洗过自己的袜子之类小东西，甚至从未上完卫生间后自己冲过便池；另三位小学读过《弟子规》和《三字经》，现在已读初中和高中的孩子的父母也讲，孩子学的时候背的挺熟的，但现在基本都忘了，思想、行为方面到目前为止看不出受到多少影响。这一年龄段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读了一些《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经典，是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少儿读经热的少儿，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少儿在读经时基本上停留在背诵层面，而没有落实到实践层面，没有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磨炼心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道德习惯和道德意识。其实《弟子规》中的许多行为规范对当代少儿同样适用，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衣贵洁，不贵华……对饮食，勿拣择”。朱熹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不能只讲空洞的大道理，空洞的道理孩子不容易理解和掌握，关键的是要求孩子知道怎么做。所以，他的《童蒙须知》重在规范儿童的行为。《童蒙须知》对一个人自童年就应注意的日常礼仪作了清晰的规定。如关于衣服冠履“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箧中，勿散乱堆放。”“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服，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条目中所列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常行的，是依孩子成长进程和接受能力安排的，有一个先后秩序和轻重缓急的考虑，意在使少儿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受到伦理道德观念的濡化，在人伦日用中自觉不自觉地完善自身，成就道德人格。这是我们今天少儿读经所应借鉴吸取的。 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韩国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但在日常生活层面，儒家（韩国称为儒教）文化占有主导地位。至今韩国仍有具有880年历史、保存、运行良好的乡校231所，作为韩国传承儒教、祭祀孔子与诸圣贤的地方教育机构，《四字小学》《礼节书》是基本教材，由儒教大学成均馆编辑出版发行，书的正面是孔子教书时的头像，背面是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课的情景，并写有“忠、孝、礼”三个汉字。书中的文字是汉字，每句下面都有韩语的译文，并配有插图。韩国各地政府将乡校教育视为中小学教育的补充，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儒者主持乡校的活动。每逢假期，乡校为7岁到14岁的少年开设忠孝礼仪体验课，也为成年人举行传统成年礼和传统婚礼，还举办耆老宴并表彰孝行和善行者。这使得一般的韩国少儿和成年人能够体会到儒教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并作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
与我们现在把《三字经》《弟子规》《孝经》等传统典籍直接教给少儿的做法不同，韩国乡校教材《四字小学》，虽然内容也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日常生活的基本礼仪规范告诫少儿正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不像《三字经》《弟子规》《孝经》，开篇就是对少儿如何听命父母的训诫，而是依据少儿心性及理解能力来编写的，首先对父母养育子女的辛苦渲染出来，激起少儿对父母的感恩之情，“父生我身，母鞠我身，腹以怀我，乳以哺我，以衣温我，以食饱我，恩高如天，德厚似地，为人子者，何不为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责之，反省勿怒，勿登高树，父母忧之，勿泳深渊，父母念之，勿与人斗，父母不安。”全篇充满亲情和爱意，把易于引起少儿反感的规诫变为亲切温和的嘱托，可谓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
韩国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正在争议的对经典要不要做“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并删减其中“糟粕”以启示。经典是一个整体，带有它形成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印记是正常的，后人在学习它的时候可以依据时代做出自己的判断、取舍，但这种判断取舍不是对原有经典的形式进行删减，而是在精神、义理上汲取适合时代的“精华”，对其中不适合时代的“糟粕”弃而不用。同时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创作属于自己时代和民族的经典，创造具有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
说到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必须既是民族的，也是时代的；既是抽象的、高高在上的精神旨向，又是实实在在落实在民众的生活中，是民众认同并奉行的文化理念。在传统中国社会，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正是传统的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少儿读经确实可以看作是重振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作。只是在进行这一基础性工作时，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扩大基础面，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我们文化振兴的经典及精神均吸纳进来。这就要求我们“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0]这是学贯中西，深刻了解中国民间社会，也深刻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亚（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也应该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的自觉，以这种“文化自觉”的心态引导、看待“少儿读经”才可能在少儿心中播下民族文化的种子，并能保证这颗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在欧风美雨中健康茁壮成长，傲然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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