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规律分析与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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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网络逐渐成为人们交流信息、传播舆情的重要渠道,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平台和空间。而社会中所潜在的各种矛盾、利益诉求等。也逐渐在网络空间上不断反应出来。网络群体性事件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突发事件,给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的界定
  从文献看,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始于2006年,2009年形成热点,受到学者、政策制定者的重视。根据本人查阅,较早给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定义的是北京大学夏学銮教授。夏学銮教授把网络群体性事件称为“网络集体行为”,他认为“网络集体行为是指在某一时间内,网民自发或有组织聚集在某个网络公共领域,多个网民发贴子,进行网络表达的行为。”之后,又有许多研究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作了不同的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郑大兵、甘海东、封飞虎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的信息。以发泄不满、制造舆论。”王扩建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公共领域,针对‘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大规模的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的信息。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的行为”。
  纵观以上学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作的界定可以看出,有的学者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解释了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的学者是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阐述。但大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着共同的认识,即众多网民在网络空间表达共同诉求。但是,部分学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偏颇。比如,有的学者把网民的这种诉求看作是“发泄不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等,这就过度强调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忽略了这种网络表达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进步意义。考虑到众多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的时期,众多网民就某一话题自发或有组织地在网络空间上集中表达诉求,并产生一定负面或正面社会影响的群体行为。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成因与发展规律分析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从本质上来看,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成因与群体性事件有着相同之处。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存在的凸显问题和矛盾密不可分。根据近年来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况来看,构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公民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行为,公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间接地参政议政,但是由于目前现实制度条件的限制。公民与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间的沟通渠道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致使公众的意见不能很好地体现在政治过程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民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越来越渴望在政治过程中拥有话语权,直接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目前网络媒体、网络论坛、网络社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开放、互动的网络公共空间。为“网络民主”提供了话语平台和条件支持。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公民实现了政治参与的意愿。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兴起与兴盛,带来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有利于人们自由平等地发表各种意见,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正如在“天价香烟事件”中,公民民主监督意识让周久耕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同时,网络群体性事件暴发后,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结果,也促进了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
  2 传统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网络为利益诉求提供了话语平台。在经济社会中,人们更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重视个人需求的满足。获取经济利益、满足个人需求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不断上升的,而满足需求的社会资源却是相对有限的,一旦人们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出现需求增长与满足相对滞后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激化的时候往往会通过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我国的人均GDP在2003年已经突破1000美元,根據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我国当前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即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很多隐藏在传统体制内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陆续暴露出来,利益分配不公、传统社会价值丧失等,而公众却找不到合适的利益表达机制。网络的崛起,正好为公众提供了各种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当公众的权益受到侵害,而传统的投票、选举、信访等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时,网络表达成为公众的最佳选择。网络又有着巨大的动员力量,能将各种不同利益诉求个体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利益群体。一旦这个利益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形成,聚集在其周围的网民就会逐渐增多,舆论就会出现一个集群效应。
  3 政府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及时。早在2008年我国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落实上并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出台、社会危机事件等信息仍采取“遮遮掩掩”的做法,这直接导致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各级政府尽管都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但透明度并不是很高,公众很难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我国43个省会城市和较大市的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集中调查。调查显示,一些政府门户网站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情况不好,不少政府网站存在信息不集中、网站信息获取不方便,个别政府网站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等问题,按照设计的测评指标,43个城市中半数以上不及格。
  从近年发生的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来看,许多都是最先现身于网络。特别是一些事件发生后,政府对事实真相公开不及时,网民就有可能在网上发出质疑的声音,进而可能听信、传播不准确的信息。例如,在湖北“石首事件”中,面对一名青年厨师非正常死亡,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政府的新闻发布都语焉不详,从而导致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探录事实的真相。在这个事件中,政府在信息发布就明显不充分。没有主动及时与公众沟通。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规律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网络集群行为慢慢形成了自身发展的规律。纵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网民最初自发性参与居多,发展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后,开始向现实中群体性事件转化。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往往缘于某个网民的话题。话题形成后,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网民开始注意这个话题上并展开讨论。网民的这种集群行为最初一般是一种自发行为,没有组织性。当参与者达到一定的规模后,舆论领袖就会慢慢形成,更多的网民会集中在其周围,形成一个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网民的集群行为开始转向有组织的行为。尽管这个时候的组织性是很松散的,但其影响力仍有很大的穿透性,在网上会形成强大的舆论效应,从而带动更多的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网友加入进来,进一步扩大了集群的力量。在舆论的影响下,网民开始从网上走到网下。
  2 官员或一些权力部门等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聚焦的重点。在社会转型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隐藏在体制内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如官员腐败、权力滥用等,对待这些问题,广大公众深恶痛绝,却又无能为力。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这种久居心中的怨气终于得到发泄。同时,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科学决策的理念,造成政府出台的部分政策严重脱离实际,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激发了公众的维权意识。在互联网逐渐普及的条件下,广大网民有了利益诉求表达的新渠道。他们面对眼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不再选择沉默,开始在网络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有着同样利益诉求的个体,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共同的利益群体。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官员腐败、权力部门滥用职权等现象也自然成为网民极为关注的内容。
  3 网络群体性事件波及范围广,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之间的交往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基于互联网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正是借助互联网的这个特性,突破了地域的界线,形成了与现实中群体性事件不同之处。事件参与者不再仅局限于事发地的公众,甚至遍及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可能参与其中。在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时,即使当地政府等有关部门运用手中的权力删除有负面影响的贴子,甚至关闭论坛,但仍不能阻止事件的发展。网民仍可以在当地把信息传播到千里之外,照样引发网民网上热传热议。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从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况来看,政府在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上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及时公开政府信息,搭建网络对话平台,提高政府公信力
  隨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对于关乎切身利益的信息更为关注。随着各级政府门户网站的建立,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目前这个平台并没有完全利用好,对于群众迫切需要的一些信息发布不及时。信息不畅通,就容易在群众中造成疑惑,就有可能通过各种网络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政府应及时公布公众关注的各类信息,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要及时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及早缓解舆论压力。
  首先,政府应该转变信息公开方式。不仅通过传统媒体和政府网站公开信息,而且应通过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在线访谈等形式直接与网民进行沟通,及时把握民意,与网民建立完善的沟通渠道,改变过去“我说你听”的单向沟通方式,构建一种“你说我说”、“你问我答”的互动对话模式,有效地防止“官方网络舆论场”与“民间网络舆论场”的脱节。
  其次,政府应建立常态化和动态化的网络民意汇集机制。政府可以在政府网站、重点新闻网站开设热点论坛、在线栏目等民意收集频道,还可以通过不定期的网络听证会、网络投票等多种动态化形式征集民意,从而有效地帮助网民归纳诉求。政府应以此作为重要的决策参考,从网上了解转为网下解决,确保网民情绪的疏导和化解彰显网络民意的参与价值。
  (二)建立舆情预警系统,主动设置公众议程,把握舆论制高点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般会有触动社会敏感点的诱致事件。因此,政府网络管理部门要建立网络舆情预警系统,委派专业人员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实时掌握网络热点议题,确定网络敏感领域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全天候的监控。一旦发现舆论集聚的焦点,应及时反映给当事方和相关管理部门,随时掌握议题发展方向,在预判预警的过程中及时做出调整,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迅速收集信息,引入预警系统,建立应急处置机制,降低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的过程中,网民对诱致事件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是事件发生转折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使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根源。广大网民在基于自己的立场、经历和价值观,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来关注、评判和发布相关信息的过程中。非常有可能将事件的境遇与自己的经历和处境联系起来,慢慢由对事件的理性讨论演变成借题发挥,以宣泄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形成的不满情绪。因此,在诱致事件所引起的舆论中,政府要把握网民和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防止心理危机的扩散和转化。政府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广泛吸纳网民意见,主动参与到网络议程设置中去,快速设置公众议程,公开事件真相,利用网络公众共识机制和渠道与网民进行交流和沟通,疏导网民情绪。将网民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向有利于化解事件危机的方向发展,减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
  政府不仅应该发布信息,揭示真相,还要利用权威评论引导网络舆论,争夺网络话语权,抢占舆论制高点。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政府要表明自己对该事件的立场、主张和态度,从而压缩网民猜想和谣言的传播空间,为网民的理性思考提供思路。其次,政府还应主动加强与主流新闻网站及知名论坛的沟通和联系,引导他们采访一些专家学者。依靠他们的专业知识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正确的解读。同时,要组织网络评论员及时回应和澄清各种网络传言,鼓励他们以网民的身份参与事件的讨论,发表有说服力的帖子和新闻评论,让他们成为网络舆论的“意见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形成网上的权威话语和主流声音,从而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
  (三)建立健全相关网络法律法规,营造和谐的网络文明氛围
  目前,我国网络法制建设落后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现实,在互联网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应加快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的进程,规范网民的上网行为,从而避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
  加强网络法律法规的建设,要把防范不法分子网络犯罪同保障公众正常话语权结合起来。对于发布谣言和不良信息、煽动对社会不满情绪的,要坚持予以打击。在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进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要保障公民的话话权不受侵犯,保障网民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使有批评政府的声音,也不要一味将其列入网上不法言行,要尊重网络民意,尊重事实。对于善意的批评声音,要敢于虚心接受,并及时改正;对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的误会,要做好沟通工作,以防积怨。
  (四)发挥网络文化的影响力,提高公民政治意识
  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文化正逐步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在纪念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讲话时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通过培育优秀的网络文化去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不断提高网民自身的素质和参政意识刻不容缓。
  培育优秀的网络文化,首先培育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公共精神可以通过网络伦理道德,规范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促使每个网民能够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网络行为。培养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就是提倡并制定网络政治参与的道德、行为规范与准则,以这些规范和准则约束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使之逐渐为公民所接受。并内化为其自身的道德信念。
  其次提高网络政治参与者的素质。政治参与者的素质,直接影响政治参与方式、目的、性质和效果,影响政治生活的发展状况。一是面对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必须积极引导公民对政治含义的正确理解,增强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塑造他们的政治义务感。二是要引导公民增强主体意识。三是提高公民网络信息分辨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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