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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茨瓦纳地处非洲南部内陆，国土面积为58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220万，人均GDP为9688美元。该国以钻石业、养牛业和新兴制造业为支柱产业，是非洲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之一。但是，该国同时也被疾病严重困扰，是艾滋病高发的国家之一。博茨瓦纳大学是该国目前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其创建于1982年。目前，学校有2个校区，7个学院，全职在校学生15966人，教职工2794人，其中专任教师890人。在2012年的一项非洲大学排名中，博茨瓦纳大学位列第17名。为了更好地了解博茨瓦纳大学的治理改革、高等教育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大学排名以及与中国大学的合作等情况，本刊对该校教育学院院长塔布拉瓦（Tabulawa）教授进行了专访。塔布拉瓦早年留学英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课程、比较教育、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分析。在访谈中，塔布拉瓦教授指出，改革后，博茨瓦纳大学教授的权力被削弱，行政人员的权力得到了增加；管理问题是博茨瓦纳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绊脚石；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前景一片光明，但需要克服语言障碍。
关键词：博茨瓦纳大学；高等教育改革；国际化；大学排名；中非大学合作
一、博茨瓦纳大学的改革与治理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塔布拉瓦教授，您好。近些年来，博茨瓦纳大学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您能谈谈变革的背景及其带来的影响吗？
塔布拉瓦：博茨瓦纳大学的初次改革始于1998年。这次改革涉及到学校行政治理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引入了18个新的领导岗位（如财务主管、学生处处长、国际事务处处长、体育主管等）。行政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大学入学人数的增长。可以说，我们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来调整治理结构，增加新的职位的。
但问题随之而来，这次改革不仅增加了18个领导岗位，还包括这些领导岗位下面的行政人员，因此非学术机构部分变得十分庞大、强势，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的冲突开始增加。因为行政人员越多，意味着就会有越多的资源流入到他们的手中。而且，权力也随之转移到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中，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一种全球趋势，像美国等国家，管理人员的权力不断加强。因而，可以认为，博茨瓦纳大学对于治理结构的变革，一方面是应对学生人数的增长，另一方面是顺应全球趋势。
此外，博茨瓦纳大学正在进行治理结构的重组，意在换一种方式看待事情，而不是沿用以往的做法，目的是增强决策的执行力。大学的决策通常是非常缓慢的，需要从一个委员会到另一个委员会。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大学需要一个快速决策的系统，如此才能比其他竞争对手作出更快的反应。我认为这也是改革的一个背景。
以上所说的是行政管理结构方面的改革。2003年，以博茨瓦纳大学学术副校长（相当于中国的校长）弗兰克·杨（Frank Young）为主席的委员会曾起草一份报告，要求学校重新调整治理结构，尤其是在学术方面，如增加新的学院、新的教师等。他原本打算2011年或2012年执行这份报告，但随着新的副校长的到来，这项计划被中断至今。新任副校长声称，他无法理解这份报告，所以不准备执行，而且想回到旧有的行政结构。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探讨此问题。但是，新任副校长最终又拒绝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因为委员会提出来的建议是他所不喜欢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缺乏发言权，副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执行官，几乎主导了一切。他只向大学理事会报告，而大学理事会是由校内和校外的人组成的。
《世界教育信息》：您能谈谈博茨瓦纳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吗？
塔布拉瓦：目前，博茨瓦纳大学是自治的。我们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大学理事会与政府打交道，因为大学理事会主席向教育部部长报告，副校长无需向教育部部长报告。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政府并不会干预。当然，政府会审计我们的经费支出情况，因为这些钱由政府支出。
大学副校长的任命是唯一涉及到政府的事务。根据法律，大学理事会推荐人选，由教育部最终任命。通常情况下，教育部部长会任命大学理事会所推荐的人选。但是，目前这一情形正发生改变。例如，我们现任的副校长甚至没有进入最终候选人名单。他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是执政党的一员。总之，政治正在逐步侵入大学的内部治理。博茨瓦纳即将颁布一项新的法律《教育与培训法（草案）》（Draf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ill），这意味着教育部在公立大学的改革中中将会扮演更加积极、强势的角色。可以预见，大学的自治权将被削弱。根据这一草案，教育部长将有权力增加或取消大学的某一项目。另外，政府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博茨瓦纳资格鉴定处（Bostwana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的机构，用以批准和认证所有的学术项目。这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增设或删减项目了。
《世界教育信息》：博茨瓦纳大学是否存在着行政权力泛化的问题？
塔布拉瓦：在过去，教授通过评议会享有许多权力，但现成一去不复返了。我在上面谈到，博茨瓦纳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使得教授们的权力越来越少，相反，副校长的权力在不断增加。现在尽管教授仍然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你可以在博茨瓦纳大学发现，副校长和他的团队在主导着行政决策和学术决策。例如，以教师聘任为例，通常情况下，应聘者个人向系里提出申请，然后递向由院长主持的教师委员会；如果教师委员会觉得此人合适，则会递向由副校长担任主席的任命委员会。现在的情况是，副校长可以随意任命他们想要的人，可以不任命教师委员会推荐的人选。新任副校长会告诉你：“教师委员会不是任命机构，只是建议机构，向我主持的委员会提建议。如果我想任命，我就可以任命；如果我不想，我就不任命。”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过去不这样做，但现在发生了。这是我为什么说行政人员现在变得更加强势的原因了。
当然，教师还是会通过各种委员会参与学术决策的。当教师启动一项新的学术项目时，需要呈送最高学术权力机构——教师评议会。换言之，学术项目需要经过教师评议会的批准。所有这些委员会都由教师主导，即使一些委员会的权力正在逐步落入行政人员的手中。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您是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及其影响的？博茨瓦纳大学是如何回应这一趋势的？
塔布拉瓦：国际化显然是一件好事。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全球村，需要向外拓展，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并学习他人的经验。我认为，国际化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作为商业的教育国际化。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教育贸易中获得数以亿计的收入。他们从全世界吸引了许多学生，并在海外设立分校。因此，他们是真正的国际化。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这些资源，也没有品牌。第二，课程的国际化。这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想参与全球竞争，你的毕业生要参与全球竞争，那么，你必须知道其他地区的人正在做什么。你需要推敲自己大学所设的课程是否包含其他地区的经验。第三，学生的国际化。确保学生到其他大学访学很重要。不仅如此，现在每一所大学都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毕业生，不仅在中国、美国能找到工作，而且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国际经验，怎么可能会变得具有竞争力？
就最后一点，博茨瓦纳大学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国际化。我们成立了国际事务办公室，处理教育国际化事务。我们与许多国家的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当中包括中国的一些大学。此外，我们也接收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并把本国的一些学生派往其他国家学习。
《世界教育信息》：您如何评价阿特巴赫的“中心-边缘”说？
塔布拉瓦：我认同这种学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大学的学术项目，就会发现美国许多大学有国际教育的要素。换言之，学生被期望去另外一个国家学习并拿到学分。学生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就无法毕业。因此，美国大学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包括非洲、亚洲等地区。由于他们有钱，可以把学生派送到我们这里。但因为我们没钱，我们的学生无法大量地派送出去。显然，实际获益的是像美国这样的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没有太多的获益。这正是我们与其他大学合作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过去，博茨瓦纳政府会派送学生出国学习，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德国等。但现在政府说，他们没钱了，学生必须在国内学习。这使得国内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断膨胀，因为政府不再把大量的学生送到国外学习了。
《世界教育信息》：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大学排名的？博茨瓦纳大学是否制定了长期发展规划以提升大学排名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塔布拉瓦：我不太喜欢或相信大学排名，但它的确产生了一些作用。如果你看一些大学排名的得分指标，会发现这将置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于不利的位置。例如，有些排名甚至包含大学网站设计给人留下的印象分数有较大差异。显然，我们大学的网站，无法跟中国、美国的高校相媲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大学排名所看重的东西与我们的追求并不相关。我们无法跟上海师范大学竞争，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处于不利地位。
但是，不论我喜欢与否，大学排名的确对大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副校长相信与否，大学排名最终会影响到大学发展，并促使你按照排名里的指标进行改进以提升大学的排名。因为如果学校的排名比较靠后，公众会问：“我们花了这么多钱，现在为什么排名这么落后？”你不能告诉他们：“不，我从不相信排名。”因此，这促使你研究大学排名，并思考如何提升排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唤醒了我们的大学，促使我们向其他地区的大学学习。我们会看上海和浙江是如何做的，他们的排名为什么很高？然后，我们会记下他们的经验，并尝试在本国实施。可以说，大学排名促使博茨瓦纳大学反思自己的行为，因此并不全是坏事。在新任副校长到来之前，我们制定了一项战略规划，用以提升大学排名。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得到执行，我们确信教育质量能够提升，学术项目能够增加，排名也能提升。
但现在的问题是，现任副校长根本不关心诸如战略规划的议题。他做事情全凭一时的兴起，根本没有计划，早上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为什么许多教师不开心的原因。无疑，如果你没有计划，你的教师将缺乏动力，排名也无法提升。因此，就目前来说，博茨瓦纳大学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用以提升大学排名，也没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哪些因素可能会阻碍博茨瓦纳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塔布拉瓦：到目前为止，资金对博茨瓦纳大学不是问题。因为如果合理使用资金，我们的办学经费是充足的。另外，教师的质量也不是问题。目前，博茨瓦纳大学60%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而且许多是在美国、英国获得的博士学位的。这个数字可能在整个非洲都是最高的。现在，南非的一些大学好像赶上来了。最后，我们有南部非洲最好的图书馆。但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好的管理。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办学经费。非洲其他地区的大学是否存在管理问题，我不太确定。如果办学经费的问题解决了，我相信相关的管理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非洲一些国家其实是比较富有的，但存在相当程度的腐败问题，导致经费无法落实到大学。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非洲大学的未来发展将会止步不前。我认为另外一件比较糟糕的事情是，许多非洲大学没有长远规划。如果你不制定规划，何以向前推进？总体上来看，在许多非洲国家，大学的未来发展看起来并不是很好，或者是未来发展并不是很明朗。
三、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及其未来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一谈博茨瓦纳大学是如何促进与中国大学的合作的？
塔布拉瓦：我们与7所的中国大学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博茨瓦纳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属于20 20高校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总之，我们正在积极与中国的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因为我们更加认同中国。中国正在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我认为，这是非洲第一次目睹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进入第一世界的国家。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是如何发展的。但我们正目睹中国如何从一阶段跳入到另一个阶段。显然，我们很有兴趣了解中国是如何做的。了解中国比了解其他国家更有意义。
《世界教育信息》：我知道许多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您能讲一讲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异吗？
塔布拉瓦：我们的确与美国的大学有一些合作。但就像我所说，最大的差异是，与西方大学更多的是单向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大学的获益更多。这与基于双赢的中国合作模式是不同的。我感觉，相比西方国家，我们从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中获益更多。我想，中国应该了解非洲与西方大学是如何合作的，然后发现其中的不足，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建立双赢模式，以解决现有西方与非洲大学合作中的不足。
当然，目前这种双赢模式在非洲也存在许多争议。它是真正的双赢还是其他？对于新兴的事物来说，我想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中国是否会走向西方国家的合作模式，或者发展成其他不同的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未来前景如何？
塔布拉瓦：我认为，主要的障碍是语言。如果能更好地了解彼此，我们将更多地获益。另外一个问题是金钱。例如，即便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受益的也只是小众，许多学生还是没有钱享受这种双赢模式。
中非大学的合作前景非常美好，潜力无限。同时，我们也将拭目以待来自西方国家的行动，因为他们同样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出现。他们说：“看，中国在非洲做的与我们正在做的有所差异。”当然，这种差异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或许，中国的模式更有利于双方。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更有可能主导与非洲的合作。
责任编辑 郭伟 责任校对 秦悦
关键词：博茨瓦纳大学；高等教育改革；国际化；大学排名；中非大学合作
一、博茨瓦纳大学的改革与治理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塔布拉瓦教授，您好。近些年来，博茨瓦纳大学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您能谈谈变革的背景及其带来的影响吗？
塔布拉瓦：博茨瓦纳大学的初次改革始于1998年。这次改革涉及到学校行政治理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引入了18个新的领导岗位（如财务主管、学生处处长、国际事务处处长、体育主管等）。行政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大学入学人数的增长。可以说，我们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来调整治理结构，增加新的职位的。
但问题随之而来，这次改革不仅增加了18个领导岗位，还包括这些领导岗位下面的行政人员，因此非学术机构部分变得十分庞大、强势，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的冲突开始增加。因为行政人员越多，意味着就会有越多的资源流入到他们的手中。而且，权力也随之转移到行政管理人员的手中，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一种全球趋势，像美国等国家，管理人员的权力不断加强。因而，可以认为，博茨瓦纳大学对于治理结构的变革，一方面是应对学生人数的增长，另一方面是顺应全球趋势。
此外，博茨瓦纳大学正在进行治理结构的重组，意在换一种方式看待事情，而不是沿用以往的做法，目的是增强决策的执行力。大学的决策通常是非常缓慢的，需要从一个委员会到另一个委员会。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大学需要一个快速决策的系统，如此才能比其他竞争对手作出更快的反应。我认为这也是改革的一个背景。
以上所说的是行政管理结构方面的改革。2003年，以博茨瓦纳大学学术副校长（相当于中国的校长）弗兰克·杨（Frank Young）为主席的委员会曾起草一份报告，要求学校重新调整治理结构，尤其是在学术方面，如增加新的学院、新的教师等。他原本打算2011年或2012年执行这份报告，但随着新的副校长的到来，这项计划被中断至今。新任副校长声称，他无法理解这份报告，所以不准备执行，而且想回到旧有的行政结构。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探讨此问题。但是，新任副校长最终又拒绝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因为委员会提出来的建议是他所不喜欢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缺乏发言权，副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执行官，几乎主导了一切。他只向大学理事会报告，而大学理事会是由校内和校外的人组成的。
《世界教育信息》：您能谈谈博茨瓦纳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吗？
塔布拉瓦：目前，博茨瓦纳大学是自治的。我们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大学理事会与政府打交道，因为大学理事会主席向教育部部长报告，副校长无需向教育部部长报告。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政府并不会干预。当然，政府会审计我们的经费支出情况，因为这些钱由政府支出。
大学副校长的任命是唯一涉及到政府的事务。根据法律，大学理事会推荐人选，由教育部最终任命。通常情况下，教育部部长会任命大学理事会所推荐的人选。但是，目前这一情形正发生改变。例如，我们现任的副校长甚至没有进入最终候选人名单。他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是执政党的一员。总之，政治正在逐步侵入大学的内部治理。博茨瓦纳即将颁布一项新的法律《教育与培训法（草案）》（Draf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ill），这意味着教育部在公立大学的改革中中将会扮演更加积极、强势的角色。可以预见，大学的自治权将被削弱。根据这一草案，教育部长将有权力增加或取消大学的某一项目。另外，政府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博茨瓦纳资格鉴定处（Bostwana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的机构，用以批准和认证所有的学术项目。这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增设或删减项目了。
《世界教育信息》：博茨瓦纳大学是否存在着行政权力泛化的问题？
塔布拉瓦：在过去，教授通过评议会享有许多权力，但现成一去不复返了。我在上面谈到，博茨瓦纳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使得教授们的权力越来越少，相反，副校长的权力在不断增加。现在尽管教授仍然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你可以在博茨瓦纳大学发现，副校长和他的团队在主导着行政决策和学术决策。例如，以教师聘任为例，通常情况下，应聘者个人向系里提出申请，然后递向由院长主持的教师委员会；如果教师委员会觉得此人合适，则会递向由副校长担任主席的任命委员会。现在的情况是，副校长可以随意任命他们想要的人，可以不任命教师委员会推荐的人选。新任副校长会告诉你：“教师委员会不是任命机构，只是建议机构，向我主持的委员会提建议。如果我想任命，我就可以任命；如果我不想，我就不任命。”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过去不这样做，但现在发生了。这是我为什么说行政人员现在变得更加强势的原因了。
当然，教师还是会通过各种委员会参与学术决策的。当教师启动一项新的学术项目时，需要呈送最高学术权力机构——教师评议会。换言之，学术项目需要经过教师评议会的批准。所有这些委员会都由教师主导，即使一些委员会的权力正在逐步落入行政人员的手中。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您是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及其影响的？博茨瓦纳大学是如何回应这一趋势的？
塔布拉瓦：国际化显然是一件好事。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全球村，需要向外拓展，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并学习他人的经验。我认为，国际化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作为商业的教育国际化。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教育贸易中获得数以亿计的收入。他们从全世界吸引了许多学生，并在海外设立分校。因此，他们是真正的国际化。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这些资源，也没有品牌。第二，课程的国际化。这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想参与全球竞争，你的毕业生要参与全球竞争，那么，你必须知道其他地区的人正在做什么。你需要推敲自己大学所设的课程是否包含其他地区的经验。第三，学生的国际化。确保学生到其他大学访学很重要。不仅如此，现在每一所大学都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毕业生，不仅在中国、美国能找到工作，而且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国际经验，怎么可能会变得具有竞争力？
就最后一点，博茨瓦纳大学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国际化。我们成立了国际事务办公室，处理教育国际化事务。我们与许多国家的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当中包括中国的一些大学。此外，我们也接收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并把本国的一些学生派往其他国家学习。
《世界教育信息》：您如何评价阿特巴赫的“中心-边缘”说？
塔布拉瓦：我认同这种学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大学的学术项目，就会发现美国许多大学有国际教育的要素。换言之，学生被期望去另外一个国家学习并拿到学分。学生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就无法毕业。因此，美国大学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包括非洲、亚洲等地区。由于他们有钱，可以把学生派送到我们这里。但因为我们没钱，我们的学生无法大量地派送出去。显然，实际获益的是像美国这样的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没有太多的获益。这正是我们与其他大学合作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过去，博茨瓦纳政府会派送学生出国学习，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德国等。但现在政府说，他们没钱了，学生必须在国内学习。这使得国内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断膨胀，因为政府不再把大量的学生送到国外学习了。
《世界教育信息》：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大学排名的？博茨瓦纳大学是否制定了长期发展规划以提升大学排名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塔布拉瓦：我不太喜欢或相信大学排名，但它的确产生了一些作用。如果你看一些大学排名的得分指标，会发现这将置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于不利的位置。例如，有些排名甚至包含大学网站设计给人留下的印象分数有较大差异。显然，我们大学的网站，无法跟中国、美国的高校相媲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大学排名所看重的东西与我们的追求并不相关。我们无法跟上海师范大学竞争，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处于不利地位。
但是，不论我喜欢与否，大学排名的确对大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副校长相信与否，大学排名最终会影响到大学发展，并促使你按照排名里的指标进行改进以提升大学的排名。因为如果学校的排名比较靠后，公众会问：“我们花了这么多钱，现在为什么排名这么落后？”你不能告诉他们：“不，我从不相信排名。”因此，这促使你研究大学排名，并思考如何提升排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唤醒了我们的大学，促使我们向其他地区的大学学习。我们会看上海和浙江是如何做的，他们的排名为什么很高？然后，我们会记下他们的经验，并尝试在本国实施。可以说，大学排名促使博茨瓦纳大学反思自己的行为，因此并不全是坏事。在新任副校长到来之前，我们制定了一项战略规划，用以提升大学排名。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得到执行，我们确信教育质量能够提升，学术项目能够增加，排名也能提升。
但现在的问题是，现任副校长根本不关心诸如战略规划的议题。他做事情全凭一时的兴起，根本没有计划，早上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为什么许多教师不开心的原因。无疑，如果你没有计划，你的教师将缺乏动力，排名也无法提升。因此，就目前来说，博茨瓦纳大学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用以提升大学排名，也没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哪些因素可能会阻碍博茨瓦纳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塔布拉瓦：到目前为止，资金对博茨瓦纳大学不是问题。因为如果合理使用资金，我们的办学经费是充足的。另外，教师的质量也不是问题。目前，博茨瓦纳大学60%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而且许多是在美国、英国获得的博士学位的。这个数字可能在整个非洲都是最高的。现在，南非的一些大学好像赶上来了。最后，我们有南部非洲最好的图书馆。但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好的管理。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办学经费。非洲其他地区的大学是否存在管理问题，我不太确定。如果办学经费的问题解决了，我相信相关的管理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非洲一些国家其实是比较富有的，但存在相当程度的腐败问题，导致经费无法落实到大学。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非洲大学的未来发展将会止步不前。我认为另外一件比较糟糕的事情是，许多非洲大学没有长远规划。如果你不制定规划，何以向前推进？总体上来看，在许多非洲国家，大学的未来发展看起来并不是很好，或者是未来发展并不是很明朗。
三、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及其未来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一谈博茨瓦纳大学是如何促进与中国大学的合作的？
塔布拉瓦：我们与7所的中国大学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博茨瓦纳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属于20 20高校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总之，我们正在积极与中国的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因为我们更加认同中国。中国正在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我认为，这是非洲第一次目睹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进入第一世界的国家。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是如何发展的。但我们正目睹中国如何从一阶段跳入到另一个阶段。显然，我们很有兴趣了解中国是如何做的。了解中国比了解其他国家更有意义。
《世界教育信息》：我知道许多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您能讲一讲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异吗？
塔布拉瓦：我们的确与美国的大学有一些合作。但就像我所说，最大的差异是，与西方大学更多的是单向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大学的获益更多。这与基于双赢的中国合作模式是不同的。我感觉，相比西方国家，我们从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中获益更多。我想，中国应该了解非洲与西方大学是如何合作的，然后发现其中的不足，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建立双赢模式，以解决现有西方与非洲大学合作中的不足。
当然，目前这种双赢模式在非洲也存在许多争议。它是真正的双赢还是其他？对于新兴的事物来说，我想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中国是否会走向西方国家的合作模式，或者发展成其他不同的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未来前景如何？
塔布拉瓦：我认为，主要的障碍是语言。如果能更好地了解彼此，我们将更多地获益。另外一个问题是金钱。例如，即便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受益的也只是小众，许多学生还是没有钱享受这种双赢模式。
中非大学的合作前景非常美好，潜力无限。同时，我们也将拭目以待来自西方国家的行动，因为他们同样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出现。他们说：“看，中国在非洲做的与我们正在做的有所差异。”当然，这种差异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或许，中国的模式更有利于双方。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更有可能主导与非洲的合作。
责任编辑 郭伟 责任校对 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