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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月1日，德国正式成为亚投行（AIIB）第3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德国政府的此次对华决策中，德国知名智库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自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后，德国各大智库就对此展开了全天候、多视角的对策研究。从各智库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中，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德国加入亚投行的战略诉求；这些诉求将在中德目前和今后共同建设亚投行的合作中产生深远影响。
德国有三大战略诉求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经济政策与金融体系项目首席研究员何珊卓（Sandra Heep）认为，德国加入亚投行的目的有三：一是增加德国企业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机会；二是利用成员国身份对亚投行发放贷款的标准施加必要影响；三是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充当更具影响力的角色。
首先，加入亚投行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从经济角度而言，德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欧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保持出口稳定增长是德国家利益的核心诉求。加入亚投行将有助于德国参与欧亚大陆实体经济投资建设项目；对德国企业而言，参与发展中欧国际贸易走廊沿途经济带亦将大有作为。
从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角度而言，德国30%?40%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严重威胁了其能源安全。鉴于未来欧洲的能源需求有可能转向依赖美国；中俄签署东线天然气订单使欧洲开始担心中俄会携手制衡西方。因此，德国加入亚投行将有助于德国参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变能源竞争为能源合作，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
其次，德国希望在亚投行建设中，通过自身努力确保贷款发放的环保、社会和管理标准不低于世界通行水平，并促进发展银行的区域化趋势。德国科学基金会（DFG）项目承担者安德尔（Felix Anderl）撰文称，亚投行在运行时应借鉴世界银行在环境与社会安全保障方面的经验，应和社会团体紧密合作，通过报告义务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作为参与者，德国能更好地帮助亚投行提高运作水平，贯彻高标准。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融资部主任沃尔夫（Peter Wolff）认为，理想的区域性发展银行应具备三个特点：一是领导权掌握在区域内成员国手中，它们占有银行的多数份额；二是向区域外国家开放，这些成员掌握银行的少数份额；三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贷款的再融资。在欧洲，德国一直致力于在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中贯彻这一原则，而亚投行的初步设想符合德国人关于区域性发展银行的构建理念。
第三，德国认为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的转变符合其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因此德国支持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经贸倡议，愿意同中国分享其在欧洲发挥“地区稳定之锚”的作用，谋求欧洲大集体中隐秘领导权的经验。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建议德国坚持奉行多边主义结构下的“夹缝外交”以处理中欧关系；尤其在东亚，要在中美两国势力的“夹缝”中寻找维护欧洲利益的平衡点；为此，德国希望亚太地区尽可能开放，成为多边努力的场所。正如德国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在北大演讲时所言：“德国加入亚投行，并非想要发展一种平行的世界秩序，而是希望中国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特别是除了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大的金融组织外，也能有自己的地位。”
德国眼中的机遇和风险
中德在建设、发展亚投行方面有着诸多利益契合点，德国加入亚投行的战略诉求基本不会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冲突。可以预测，在今后的亚投行建设中，中德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中德携手有助于亚投行成功实现多边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
基于多边主义共识，中德可在亚投行治理机制和融资政策方面合作，与其他成员国共同打造一个公平、高效的新型区域性发展银行，推动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改革，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在亚投行的投资框架内，中德需重点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进行合作。在沟通渠道上，也可以汲取此次外交的成功经验，通过中德智库间的互动促进双方互信与理解。
当然，亚投行建设本身以及中德携手的可能都还存在风险，德国知名智库对此也毫不讳言。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中国与环球经济资深政策研究员朗罗夫（Rolf J. Langhammer）认为，中国的角色问题（亚投行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期望的收入、就业和资源效应？是否能使该地区的交通枢纽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何？）和所谓的“鸡和鸡蛋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去吸引私人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如何使公共财政不被私有部门的需求所“绑架”？）是亚投行建设中的主要风险。
安德尔则认为，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银行中，项目投资往往和所谓的“社会进步”要求绑定；而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很显然将推行增长导向型发展融资政策，即项目投资单纯服务于经济增长；二者的差别将成为中国和西方成员国在亚投行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需充分考虑在亚投行建设中同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合作的难度，时刻警惕亚投行发展融资政策的“政治化”和“西方化”。
德国有三大战略诉求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经济政策与金融体系项目首席研究员何珊卓（Sandra Heep）认为，德国加入亚投行的目的有三：一是增加德国企业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机会；二是利用成员国身份对亚投行发放贷款的标准施加必要影响；三是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充当更具影响力的角色。
首先，加入亚投行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从经济角度而言，德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欧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保持出口稳定增长是德国家利益的核心诉求。加入亚投行将有助于德国参与欧亚大陆实体经济投资建设项目；对德国企业而言，参与发展中欧国际贸易走廊沿途经济带亦将大有作为。
从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角度而言，德国30%?40%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严重威胁了其能源安全。鉴于未来欧洲的能源需求有可能转向依赖美国；中俄签署东线天然气订单使欧洲开始担心中俄会携手制衡西方。因此，德国加入亚投行将有助于德国参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变能源竞争为能源合作，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
其次，德国希望在亚投行建设中，通过自身努力确保贷款发放的环保、社会和管理标准不低于世界通行水平，并促进发展银行的区域化趋势。德国科学基金会（DFG）项目承担者安德尔（Felix Anderl）撰文称，亚投行在运行时应借鉴世界银行在环境与社会安全保障方面的经验，应和社会团体紧密合作，通过报告义务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作为参与者，德国能更好地帮助亚投行提高运作水平，贯彻高标准。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融资部主任沃尔夫（Peter Wolff）认为，理想的区域性发展银行应具备三个特点：一是领导权掌握在区域内成员国手中，它们占有银行的多数份额；二是向区域外国家开放，这些成员掌握银行的少数份额；三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贷款的再融资。在欧洲，德国一直致力于在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中贯彻这一原则，而亚投行的初步设想符合德国人关于区域性发展银行的构建理念。
第三，德国认为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的转变符合其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因此德国支持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经贸倡议，愿意同中国分享其在欧洲发挥“地区稳定之锚”的作用，谋求欧洲大集体中隐秘领导权的经验。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建议德国坚持奉行多边主义结构下的“夹缝外交”以处理中欧关系；尤其在东亚，要在中美两国势力的“夹缝”中寻找维护欧洲利益的平衡点；为此，德国希望亚太地区尽可能开放，成为多边努力的场所。正如德国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在北大演讲时所言：“德国加入亚投行，并非想要发展一种平行的世界秩序，而是希望中国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特别是除了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大的金融组织外，也能有自己的地位。”
德国眼中的机遇和风险
中德在建设、发展亚投行方面有着诸多利益契合点，德国加入亚投行的战略诉求基本不会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形成冲突。可以预测，在今后的亚投行建设中，中德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中德携手有助于亚投行成功实现多边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
基于多边主义共识，中德可在亚投行治理机制和融资政策方面合作，与其他成员国共同打造一个公平、高效的新型区域性发展银行，推动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改革，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在亚投行的投资框架内，中德需重点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进行合作。在沟通渠道上，也可以汲取此次外交的成功经验，通过中德智库间的互动促进双方互信与理解。
当然，亚投行建设本身以及中德携手的可能都还存在风险，德国知名智库对此也毫不讳言。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中国与环球经济资深政策研究员朗罗夫（Rolf J. Langhammer）认为，中国的角色问题（亚投行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期望的收入、就业和资源效应？是否能使该地区的交通枢纽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何？）和所谓的“鸡和鸡蛋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去吸引私人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如何使公共财政不被私有部门的需求所“绑架”？）是亚投行建设中的主要风险。
安德尔则认为，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银行中，项目投资往往和所谓的“社会进步”要求绑定；而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很显然将推行增长导向型发展融资政策，即项目投资单纯服务于经济增长；二者的差别将成为中国和西方成员国在亚投行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需充分考虑在亚投行建设中同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合作的难度，时刻警惕亚投行发展融资政策的“政治化”和“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