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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战胜今后所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环境和发展阶段的约束所带来的各项挑战所不可或缺的法宝，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走向共同富裕的核心所在。围绕这个问题和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我想谈几点看法。
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提升社会凝聚力繁荣经济的关键要素
这个问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消除市场对“国进民退”的担忧，二是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地位。这次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际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是反映了我们决策层今天开始越来越重视大国的发展战略。因为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很多支柱性产业同样得到了政府巨大的财力支持和特殊产业政策的扶持。今后在这些国家命脉行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确实在全球化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会让我们处于发展层级不同而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非公有经济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资源都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也会削弱他们奋发向上的动力，更严重的问题是“国进民退”，会颠覆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就业市场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是给中国企业，尤其是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行业的民营企业减税。其次，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第三，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市场的消化来得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就会动摇市场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二、全球视野谋划推动和创新发展的蓝图
虽然，中国经济全面步入“创新型”社会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程要走，操之过急，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松懈完善这种高质量的“稳态增长”所需付出的前期努力。建议今后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应该坚定不移地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大大增加教育投入的比例，与此同时强化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各项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还要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需要我们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否则，自主创新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无论对企业家还是投资家都要通过完善各类制度来强化对它们权益的保护和尊重。
三、经济结构调整是确保中国经济活力不衰的长效机制
从供给面上看，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中更加明显的暴露出一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首先，推动30年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民工荒”现象和老龄化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变，它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已经具备了欧美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其次，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今后依然坚持对外出口的增长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三，回顾中国经济这30多年来走过的发展历程， “制度红利”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市场经济改革，1992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南巡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都培育和激发出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最后，由于像“金砖五国”这样的巨大新兴市场的崛起，打破了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需求格局，从而导致了资源稀缺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环境恶化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于是，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不计较“资源红利”的约束谋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把“生态文明”放进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里。从需求面上看，我们发现消费不足的现象有着很多内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其次，是“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第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
为此，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让农村财富能够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越积越多，为当地让农民尽快致富的城市化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二是加快公平有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改革，来提高大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此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消费市场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打破垄断和扼制投机，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回到能够面向国内消费群体而创造财富和提供高水平服务价值的实体经济舞台上。
四、适应经济全球化、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国战略
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在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
另外，我们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尋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政治壁垒，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运用外交和民间的渠道来谋求和谐互助的机制，那么，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理解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的意义。
第三，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反对任何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和立地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我们自己产业链的上游。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提升社会凝聚力繁荣经济的关键要素
这个问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消除市场对“国进民退”的担忧，二是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地位。这次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际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是反映了我们决策层今天开始越来越重视大国的发展战略。因为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很多支柱性产业同样得到了政府巨大的财力支持和特殊产业政策的扶持。今后在这些国家命脉行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确实在全球化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会让我们处于发展层级不同而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非公有经济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资源都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也会削弱他们奋发向上的动力，更严重的问题是“国进民退”，会颠覆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就业市场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是给中国企业，尤其是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行业的民营企业减税。其次，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第三，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市场的消化来得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就会动摇市场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二、全球视野谋划推动和创新发展的蓝图
虽然，中国经济全面步入“创新型”社会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程要走，操之过急，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松懈完善这种高质量的“稳态增长”所需付出的前期努力。建议今后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应该坚定不移地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大大增加教育投入的比例，与此同时强化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各项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还要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需要我们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否则，自主创新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无论对企业家还是投资家都要通过完善各类制度来强化对它们权益的保护和尊重。
三、经济结构调整是确保中国经济活力不衰的长效机制
从供给面上看，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中更加明显的暴露出一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首先，推动30年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民工荒”现象和老龄化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变，它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已经具备了欧美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其次，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今后依然坚持对外出口的增长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三，回顾中国经济这30多年来走过的发展历程， “制度红利”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市场经济改革，1992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南巡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都培育和激发出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最后，由于像“金砖五国”这样的巨大新兴市场的崛起，打破了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需求格局，从而导致了资源稀缺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环境恶化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于是，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不计较“资源红利”的约束谋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把“生态文明”放进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里。从需求面上看，我们发现消费不足的现象有着很多内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其次，是“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第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
为此，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让农村财富能够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越积越多，为当地让农民尽快致富的城市化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二是加快公平有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改革，来提高大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此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消费市场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打破垄断和扼制投机，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回到能够面向国内消费群体而创造财富和提供高水平服务价值的实体经济舞台上。
四、适应经济全球化、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国战略
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在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
另外，我们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尋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政治壁垒，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运用外交和民间的渠道来谋求和谐互助的机制，那么，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理解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的意义。
第三，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反对任何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和立地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我们自己产业链的上游。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