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庆年间，“给事官”李乐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其实此人正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的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可以想见，如果当时他不顾情势，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怕也难脱连累。
　　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李乐不懂得人际之间“润滑当先”的道理，跟自己的学生比还差了一大截。要知道我国传统文化，是很讲究绕圈子的。
　　著名幽默大师林语堂就曾总结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求人办事，就像写八股文一样：“中国人办事很少像洋鬼子那样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不风雅。如果是生客就更显得冒昧了。中国人的相会讲究话里做文章，有着八股般起承转合的优美。”
　　在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的前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告诉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明天，总理来视察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得到朱总理的题词。敬一丹听了既感到欣喜，又感到多少有些为难：我怎么向总理提出这个请求呢?
　　第二天，朱总理在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陪同下，来到中央电视台。他走进《焦点访谈》节目组演播室，在场的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朱总理跟大家相互问好之后，坐到主持人常坐的位置上，大家簇拥在他的周围，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与总理交谈。二位编导说：“在有魅力的人身上，总有一个场，以前我听别人这样说过。我看您身上就有这样一个场。”朱总理不置可否地笑了。演播室里的气氛更加活跃、和谐，敬一丹感觉这是一个好时机，一个稍纵即逝的好时机。于是，她走到朱总理面前说：“总理，今天演播室里聚集在您身边的这二十几个人只是节目组的十分之一。”总理听了这话，说：“你们这么多人啊!”敬一丹接着说：“是的，他们大多数都在外地为采访而奔波，非常辛苦。他们也非常想到这里来，想跟您有一个直接的交流。但他们以工作为重，今天没能到这里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敬一丹说得非常诚恳，而且非常婉转，然后她把纸和笔恭恭敬敬地递到朱总理面前。总理看了一下敬一丹，笑了，接过纸和笔，欣然命笔，写下“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16个字。总理写完，全场响起一片掌声，热烈的气氛进入了高潮。
　　敬一丹这个圈子绕得可圈可点：请求题词，先把“在外四处奔波”、“非常辛苦”的记者抬出来，在感情、道义上绕好了一个让人不宜也不忍拒绝的“套子”，另外她语气曲折委婉，表述又贴切诚恳，终于如愿以偿。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以其对采访对象挑战性的提问和尖锐、泼辣的言辞而著称于新闻界，有人将她这种风格独特、富有进攻性的采访方式称为“海盗式”的采访。很少有人知道，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也是奥里亚娜取胜的法宝之一。
　　在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法拉奇想获取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若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矢口否认。于是，奥里亚娜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当然对此予以了否认，而且为了洗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地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是如人所言那般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昭然若揭，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他时，不是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这个问题看上去无足轻重，但从实质上讲，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而且，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
　　奥里亚娜采访我国领导人邓小平，是从祝贺邓小平的生日开始的。她从邓小平传记中知道他的生日是8月22日，而邓小平自己却忘记了。
　　邓：“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
　　法：“不错，邓小平先生，我从你传记中知道的。”
　　邓：“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祝贺啊!我已经76岁了。乃岁是衰退的年龄啦!”
　　法：“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了。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老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
　　邓：“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
　　访问气氛就这样十分融洽而轻松地形成了。然后，法拉奇又提了一个问题：“天安门上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这个看上去平常、微不足道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含义，她的目的在于知道邓小平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识及其今后在中国的地位。
　　当记者的人，大概是最擅于迂回、委婉的。所以，在此也给诸位提个醒：如果我们遇到“记者”型人物，我们得对他们兜圈子、做“套子”有一定的警惕，考虑一下自己是否乐意被套住，再去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