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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理论失范的状态，这种先天不足导致的散文边界的模糊性决定了其在现当代文学诸种文体中的边缘地位。但90年代以降，“散文”这一文体却似乎突然迎来了它的春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作者队伍愈见壮大，作品数量空前增多，内容手法日趋丰富，“非虚构”“跨文体”“大散文”“新经验”，以及“民间语文”“纪实文学”等层出不穷的新概念充斥着散文的创作领域，与此同时，“散文的边界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第六届鲁迅“散文杂文奖”的五部作品，事实上代表了当今官方文坛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众评委对“何为散文”的宽容姿态：五部散文作品中，除了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散文范畴外，刘亮程的《在新疆》、侯健飞的《回鹿山》、周晓枫的《巨鲸歌唱》、穆涛的《先前的风气》，都在散文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越界”尝试。另一方面，五部作品的共通之处事实上也为“何为散文”以及“散文何为”树立了标杆与样本。金人王若虚《文辩》中曾有如下对话：“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五部散文作品即是对这句话的最好阐释。
一、英雄：从圣坛到田间
作为中国仅有的几个女将军之一的贺捷生，其贺龙元帅女儿的身份以及在襁褓中走过长征的独特经历，给了其为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创作资源，从而被誉为“红色故事的最佳讲述者”。[1]《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以“苍茫”“血亲”“怀想”“童眸”四部分构成，前两部分讲述了父亲贺龙与母亲蹇先任的戎马生涯与跌宕的悲壮命运，第三卷“怀想”中则将“父亲”延展为“父辈”，怀想了与父亲贺龙一起出生入死过的父辈英烈的生平轶事。看似逸出书题，却诚如作者所言：“虽然我和他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可我精神血脉中的血，每一滴，都是从他们身上汩汩流过来的。”在第四卷“童眸”部分，作者追溯了在自己生命的最初阶段那些给予过她父母般关爱的无名或有名的生命“过客”。“小女儿”叙述视角的设定，使这部很容易沦为“红色历史”的歌功颂德者或枯燥无味的军事史料集的作品，脱离了宏大的历史叙事的预设轨道，成为一段饱含着鲜活的声音、影像与细节的真实可触的历史。伴随着作者深情优美而略带忧伤的笔触，我们既看到了一个个热血青年如何义无反顾地毁家纾难，投身革命，以及如何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历经千难万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残酷战争背后的脉脉温情：毛泽东说的“大蹇小蹇”，是怎样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嫁给当时的二军团长和六军团长而传为军中美谈？养父瞿玉屏是如何为了恪守对老首长贺龙的一句承诺，10多年对“我”小心翼翼，精心照料？“瞎子大哥”贺学祥如何在动乱年代忠心耿耿地守护着贺龙一家？还有在战争中与父亲情同手足的革命先辈贺炳炎、习仲勋、徐向前……她不仅深情追念革命先烈们光荣的胜利之战，更将关注的目光投于为历史所刻意掩盖的失败英雄，于是，那些以庄严而高不可攀的神秘姿态端居于圣坛的一员员开国大将、不朽伟人走下圣坛，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父亲”“母亲”，而那段远去的峥嵘岁月也在作者身为军史专家的严谨与身为女儿的柔情中变得真切而诗意。事实上，当历尽生活劫难的作者重新提笔去追溯那段早已逝去的岁月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元帅的女儿对革命先辈那段真实而严峻的苦难辉煌经历的追忆史，更是一个历经人生沧桑的耄耋老人在生命的晚年溯流而上，企图从生命的源头出发，在对父母先辈们的缅怀中追寻生命的精神之源的心灵史。最后，她终于重新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确证，那就是对于崇高信仰的执着追求。这不仅仅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也是她从一个襁褓中的柔弱女婴成长为一名共和国将军的精神支柱。在价值多元、信仰缺失的当下，这本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于血亲追思之后的更大“野心”：她试图 “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信仰的行列”。[2]从而以“先人”道德化的人格理想，唤回今人迷失的心魄。或许，这也正是这本书之所以如此撼动人心的真正原因。
同样是军旅作家，同样是为先人立传，相比于《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中那一个个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帅，被誉为此次鲁奖“黑马”的侯健飞，却在《回鹿山》中选择了为一群以父亲为代表的解甲归田、无功而返的战士们树碑立传。这部作者自称为“非虚构作品”的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文本，追述了一位父亲迷惘、失意、贫病交加又不失坚忍明亮的一生。父亲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退伍之前和退伍之后。那段十年的戎马生涯没给父亲带来任何荣耀和光彩，留下的仅仅只是“左额角上，有一个核桃大小的凹坑”以及终身挥之不去的疼痛。事实上，战争胜利之前父亲突然的无功而返成为阶级至上时代的“秘密”与“污点”，也成为其后半生不幸的导火索：因“历史不清”，他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而折断了一只胳膊。伤臂造成的劳动能力下降和枪伤带来的头痛痼疾，使得他在成长中的“儿子”眼里成为无能的废物和靠吃止痛药、打麻醉剂度日的“彻头彻尾的瘾君子”。儿子蔑视，爱女自杀，后妻病故，养女白眼，养子背弃，渐渐把父亲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也正是这个在儿子眼中懒惰、窝囊的父亲，在面对偷了羊的二林弟兄们的恐吓时，敏捷地把哨子刀横在了对方的喉结上，“用一个男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讨回了公道;在家里穷到无米下锅的时候，依然不剥夺儿子读书的权利;为了使别人找不出影响儿子报名参军的借口，靠镇痛药艰难度日的他毅然戒掉“毒瘾”……多年之后，当参军后的儿子终于在病重的父亲口中得知了家族以及父亲当年突然退伍的真相后，他才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那个用沉默和退让抵挡全部生活苦难的父亲，也是一个曾在战场上和兄弟子侄一起拼杀的勇武之士！虽然无功而返，却依然用不屈的军人精神肩起了破碎的家庭！他忍让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博大的宽容之心，他宽容了不孝的养子养女，宽容了一而再、再而三刺痛他的儿子，宽容了已经服软的盗窃者，甚至宽容了诬告过自己的造反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给世界的遗言也是“不要仇恨”！如果说这部作品仅仅停留在追忆老父亲坎坷多难的一生，那它就与众多怀念亲人的作品并无二致。作品的深刻之处，也是最撼人心魄之处在于，伴随着对父亲的重温和回首过程的，也是作者重新审视心灵、实现灵魂自剖的忏悔过程，甚至到多年后动笔的这一刻，他仍郑重而毫不掩饰地写下“我不曾真正爱过父亲，不知道这是父亲的悲哀，还是我自己的悲哀”。可以说，年少的“我”是在对父亲的不断误解和逃离过程中长大的，深受世俗价值观影响的“我”，任凭极端的自私、任性与无情加给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父亲更多的折磨与压迫。那些成长过程中的龃龉与自私，那些羞愤与无奈，那些对于未来的迷茫与不安，都在作者沉静而有节制的笔调中娓娓道来，这般将自己的生命中最为疼痛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的直视灵魂的书写需要多大的勇气！由此，作者在直抵人性深处的灵魂自白中完成了对父亲的忏悔与自己的精神重塑。然而此时，先人已逝，对父亲的疏远，是一个儿子一生都无法麻醉的疼痛。感情的澎湃与语言的节制构成了全文巨大的张力，于这张力之中渐渐浮现的，是为千千万万低到尘埃的英雄树起的丰碑。它们似乎是在沉默地昭示：无名之辈依然可以伟大。 二、观照：从内心到世界
周晓枫的散文一直以来就是90年代贯穿至今的“新散文”的先驱者与代表。“新散文”的概念肇始于1998年《大家》杂志创办的“新散文”栏目，它的出现，意味着散文写作开启了一个从单一浅显走向复杂纵深的全新向度。在周晓枫看来：“所谓新散文，我理解是在题材、结构、语言方式等方面都比较强烈地追求个人风格：求新、求变、求异。”事实上，周晓枫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她的散文，无论是在题材的广博、结构的繁复，还是语言的华丽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周晓枫式”的风格。此次获奖的《巨鲸歌唱》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她独特的散文风貌：以“无可救药的修辞爱好者”自我标榜的她试图“把戏剧元素、诗歌语言、小说情境和随笔理性都汇入散文作品之中”，[3]她的写作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嗜好丰瞻华美的语言，曲折幽深的结构，具有强烈的巴洛克风格。但其散文的深刻之处在于从来都不会止于这种浮于表面的华丽，事实上，语言的雕琢与结构的精密背后透露的是对事物更为细密、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方式。她擅长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将感觉的触角深入到世间万物甚至个人身体经验的每一细微处，将对世界的细腻观察与体悟推进到了一种纤毫毕现的极致状态。但区别于传统女性作者在此基础之上对更浓、更细、更柔的女性情绪的大肆渲染，她将形而下的微观感觉和形而上的理性洞察相结合，在华美的词句之后往往闪现出智性的光辉。她渴望穿越事物外表触摸其内核。她喜欢面向自己内心，返回到内心深处，与自我争辩。一方面，她对一切完美的人和事都保持着谨慎的怀疑态度。经常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真善美”进行毫不留情的解构，将那些尖锐的、疼痛的、我们不愿直视的东西直接展示给我们看：她提醒我们正是白雪公主自身的诸多弱点，才是她坠入灾难的决定性因素，诘问原本悠然生活在伊甸园的蛇“失去一切，换来亚当和夏娃生殖器上两片颤抖的树叶——这是否是一桩值得的交易”，另外一方面，她不仅仅在质疑世界上所有完美的假象，也常常将自己视为目标，对自我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审慎。她勇于反省自我身上的恶和黑，反省自我情感世界的隐秘，并坦然宣称“我希望自己，有胆量以耻为荣”。[4]谈“嫉妒”，她问自己“有没有由嫉妒带来的快感，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写到中年牙齿正畸的痛苦，她没有将责任全部推给不负责的牙医，而是认为更多的是“自身丛生的弱点所致”。这种将自我人性深处的晦暗之处解剖给人看的坦然与勇气，与《回鹿山》中的“我”如出一辙。但相比于后者的情感波澜，周晓枫表现得似乎更为优雅而从容。《巨鲸歌唱》共收录了14篇作品，分为五个单元。相比于后四个单元对自身生命体验的着重，第一个单元的三篇文章在内容方面显示出强烈的生态意识。曾有过多年儿童文学编辑经历的周晓枫，对于大自然有着更为执着的倾心与关注。前三篇文章，她为海洋里的众生立传，替幽暗中的蛇正名，给少有机会被正视的榴莲、蟾蜍、海参们画像，同时将沉静深微的个体生命体验融于广博浩瀚的自然万物之中，在自然、人性和精神的融会贯通之中，发现富于生态智慧的意义联系。这也正显示了周晓枫的散文于文学价值之外的，更具知识分子担当性的社会价值。
相比于周晓枫散文的极致华美，穆涛的散文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极致朴素。穆涛担任《美文》杂志编辑二十多年，一直以来就是主编贾平凹“大散文”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大散文”之“大”即孟子所言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指的是要把活生生的原生态世界纳入散文叙事，鼓吹散文在内容上要有现实感、时代性;形式上不拘一格，信件、日记、序跋、碑文、诊断书等皆可纳入大散文的范围;风格上则强调“朴素是文学的根本”。相比于“新散文”在艺术层面的求新，“大散文”更为注重的是内容方面的拓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也的确有一扫散文旧坛的浮艳之风，弃除甜腻造作的陈言旧套之效。作为“大散文”的代表作家，穆涛此次获奖的《先前的风气》自然也具备着上述特点。但是，穆涛的散文又绝不是对“大散文”理念亦步亦趋的僵化图解，相反，他的散文往往自成一格，有着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甚至直接名之以“穆涛体”。首先，穆涛的语言有着极好的修辞功夫，他的笔法，深得历代笔记丛谈用思运笔之妙。他追求幽默诙谐、朴实雅致的“闲谈”风，看似信口漫谈的闲言碎语背后却有着含蓄蕴藉的深层指向。或由故事传说入笔，或由乡谚俚语入笔，或由佛僧之道入笔，但却总能嗅觉敏锐地捕捉到事物的本质，或把毫不相干的两件或多件事物叠合起来，极具思想穿透力。同时，他的表达方式也是极具“机心”的，常常引经据典，解字说文，或勾连文史经哲、数理化科，在迂回的“曲笔”之后闪现机锋妙语。内容方面，经史春秋、历法农事、帝王将相、文情书画……无所不包。《先前的风气》内收九个小辑，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读书札记，二是关于当下时代文人（其中一辑专门是贾平凹）、文学以及文化的杂记。大多仅为寥寥数百字或千余字，却能于短小之后见雍容，这不仅得益于其广博的知识储备，更取决于其深沉的现实关怀。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大散文”之核心追求。在谈到《先前的风气》的创作初衷时，穆涛坦言：“先前的风气是什么样子？……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但是我们把老祖宗的这些东西丢掉了。我这本书就是概括地讲我们老祖宗的规矩是什么。”[5]因此，穆涛的散文表面上看写的全是旧人旧事，实际上却是以古代典籍故事观照今日世风，探讨当今社会的某些问题。《先前的风气》中，前半部分重社会问题，大抵文人读《汉书》，用心多在《艺文志》，他却从《食货志》说起。他还讲信史的变迁，讲刘邦的新农村建设，讲树和碑、道与德、敬与耻，且均与当代诸事互为参照，背后的褒贬之意与良苦用心，不难辨明。后半部分则主要着重于文化问题，作者站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会点上，重新去反思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问题。他强调文学创作标准要有“中国制造”，呼吁国人走出百年以来的“学徒”心态，从古老的文化传统出发，寻回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他还对当下的文化体制与文风针砭时弊，倡导清正的文气与朴素的文风。也正是因为其“返本”之后深层的“开新”动机，穆涛的散文才真正达到了大境界。事实上，写作中的穆涛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的对象，衡量和审视自己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在反省自己，这种谦虚的姿态使得他的散文在“大境界”之外更具备有了一种“大情怀”。或许，这也是穆涛对何为“大散文”做的最好的注解。 三、一个人：从黄沙梁到新疆
与其他四部散文集相比，刘亮程的《在新疆》有着明显的特质与不同。或者说，刘亮程的散文在整个中国散文界都是一个“异数”。在市场化和城市化大潮日益瓦解着传统乡土的20世纪90年代，他的《一个人的村庄》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近乎孤绝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散文文体的表现空间，为文坛带来了一种完全陌生的阅读体验。从此，刘亮程一鸣惊人，被文坛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此次获奖的《在新疆》依然沿袭了《一个人的村庄》的风格，以其惯有的淡雅质朴的语言对身边日常的人、物、事进行抒写和描绘。但相比于后者，《在新疆》将视野从那个小小的黄沙梁扩展到了广袤的新疆大地，描写了属于新疆人生活常态的点点滴滴。刘亮程笔下的新疆，远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个被遥远化、魔幻化甚至妖魔化的新疆，而是一个由南疆的库车、熙熙攘攘的巴扎，以及填充其间的老树、老水井、佛窟、古钱币、毛驴、坎土曼以及千千万万个买买提组成的。刘亮程坚定地遵循着他的“梦学原则”，向梦学习，时而以人、时而以植物、时而以家畜的视角在天地万物间穿梭自如，倒悬式的写作方式、回溯式的笔法体验、互换式的拟人想象比比皆是。在片段的合奏和细节的伸张中，我们经常会为作者朴素睿智的语言背后所闪现的灵思轻易俘获，他说许多事情都一样，开始干的人很多，到了最后，便成了某一个人的。 他说，炊烟是镰刀，榆钱是飞碟，萨满把头伸进风里，跟久远的声音说话。他说，驴叫是红色的。在刘亮程的眼中，世界万物是有灵的存在，每一样事物都独具慧心。他往往一头钻到他所观照的生命中去，或者说，他所观照的生命进入他的身体和思想。在梦呓式的叙事中，他时而是一棵树，时而是一株玉米。他在和世间万物对话，他也在和自己对话。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新疆成了刘亮程一个人的新疆。这种庄周梦蝶般的内视角的叙事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刘亮程的流动的内心世界。
时间是解读刘亮程散文的另一把钥匙，《在新疆》中的时间是在时间轴上缓缓铺陈的，千年以前的古老货币，街边日复一日坐着的垂暮老人，延续十三代的坎土曼铁匠……“时间在这里不走了，好多老东西都在，或者说许多东西老在了这里，那些几千年的老东西，都能在龟兹桥头等到。”人们就在这不急不缓的时间流淌中将日子过成一种坚韧：“人得有件事情在手上，大事小事都行。没钱花穷一点可以过去，没肉吃啃干馕嘛，没事情做这一天可咋过去。”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哲学——即使低到尘埃，却依然执着地生存下去。而库车的驴与驴车、坎土曼，甚至整个库车老城，也在千百年的时间中沉淀为一种活态文化。然而，这些似乎永恒的“旧时光”与旧文物，已经开始受到“新城”的侵蚀：“那些最后的手艺人，在老城的暮色黄昏里，过着他们最后的日子。”“我这次来，看到老城街上的毛驴车明显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电瓶三轮摩托车。”“库车老城还活着，但它也快没劲了。”这种对古老文明的深层的忧患既来自于作者文化人的自觉，更源于其“新疆人”的身份认同。“写《一个人的村庄》时我没有提及新疆，我认为文学是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但写《在新疆》时，我有了一个新疆人的感觉。”“我在新疆出生，我是一个老新疆人，这里的干燥、辽阔及多民族的生活环境，使我的相貌和文字都充满了她的气息。”[6]事实上，新疆这片土地已经孕育了太多让我们惊喜的作家，旷大边远的地域、奇异的自然环境、多元交融的文化形态、浓厚的宗教氛围……使新疆文学在言说内容、表现方式及精神取向上都显得与众不同。正如刘亮程所说：“新疆能给中国提供一个‘突然’的东西。”[7]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片神奇的土地，能够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给我们，给中国文学提供更多的“突然”。
五部作品虽然形式各异，但我们却依然能够在看似迥然不同的外表下找到它们所具有的共通之处，这就是自我感情的真诚抒发与灵魂的赤诚展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生命、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它昭示我们，尽管散文的创作一直处于驳杂和散漫的状态，但散文在其形成、衍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散文之为散文的核心要素。建立在“修辞立其诚”基础上的“文以载道”，或许正是此次的鲁奖想要告诉我们的“散文何为”的正道。至于表达的方式，则既可以于感情喷薄中直抒胸臆，也可以于冷眼观照中娓娓道来，甚或于形而上中自我玄想。事实上，散文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朱向前.红色故事的最佳讲述——评贺捷生散文集《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N].文艺报，2014-9-29（5）.
[2]贺捷生.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4.
[3]周晓枫，张杰.痴迷的修辞爱好者——周晓枫散文创作访谈录[J].朔方，2009（9）.110-116.
[4]周晓枫.来自美术的暗示，周晓枫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4.
[5]腾讯大秦网：《先前的风气》分享会召开穆涛讲述创作初衷[EB/OL].2014-08-26. http：//xian.qq.com/a/20140826/066619.html.
[6]明江，刘亮程：我的文字充满了新疆的气息[N].文艺报，2012-4-6.
[7]欧宁，刘亮程：不一定的新疆——刘亮程专访[EB/OL].2013-01-07.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3d77b0101e6qz.html.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英雄：从圣坛到田间
作为中国仅有的几个女将军之一的贺捷生，其贺龙元帅女儿的身份以及在襁褓中走过长征的独特经历，给了其为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创作资源，从而被誉为“红色故事的最佳讲述者”。[1]《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以“苍茫”“血亲”“怀想”“童眸”四部分构成，前两部分讲述了父亲贺龙与母亲蹇先任的戎马生涯与跌宕的悲壮命运，第三卷“怀想”中则将“父亲”延展为“父辈”，怀想了与父亲贺龙一起出生入死过的父辈英烈的生平轶事。看似逸出书题，却诚如作者所言：“虽然我和他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可我精神血脉中的血，每一滴，都是从他们身上汩汩流过来的。”在第四卷“童眸”部分，作者追溯了在自己生命的最初阶段那些给予过她父母般关爱的无名或有名的生命“过客”。“小女儿”叙述视角的设定，使这部很容易沦为“红色历史”的歌功颂德者或枯燥无味的军事史料集的作品，脱离了宏大的历史叙事的预设轨道，成为一段饱含着鲜活的声音、影像与细节的真实可触的历史。伴随着作者深情优美而略带忧伤的笔触，我们既看到了一个个热血青年如何义无反顾地毁家纾难，投身革命，以及如何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历经千难万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残酷战争背后的脉脉温情：毛泽东说的“大蹇小蹇”，是怎样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嫁给当时的二军团长和六军团长而传为军中美谈？养父瞿玉屏是如何为了恪守对老首长贺龙的一句承诺，10多年对“我”小心翼翼，精心照料？“瞎子大哥”贺学祥如何在动乱年代忠心耿耿地守护着贺龙一家？还有在战争中与父亲情同手足的革命先辈贺炳炎、习仲勋、徐向前……她不仅深情追念革命先烈们光荣的胜利之战，更将关注的目光投于为历史所刻意掩盖的失败英雄，于是，那些以庄严而高不可攀的神秘姿态端居于圣坛的一员员开国大将、不朽伟人走下圣坛，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父亲”“母亲”，而那段远去的峥嵘岁月也在作者身为军史专家的严谨与身为女儿的柔情中变得真切而诗意。事实上，当历尽生活劫难的作者重新提笔去追溯那段早已逝去的岁月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元帅的女儿对革命先辈那段真实而严峻的苦难辉煌经历的追忆史，更是一个历经人生沧桑的耄耋老人在生命的晚年溯流而上，企图从生命的源头出发，在对父母先辈们的缅怀中追寻生命的精神之源的心灵史。最后，她终于重新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确证，那就是对于崇高信仰的执着追求。这不仅仅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也是她从一个襁褓中的柔弱女婴成长为一名共和国将军的精神支柱。在价值多元、信仰缺失的当下，这本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于血亲追思之后的更大“野心”：她试图 “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信仰的行列”。[2]从而以“先人”道德化的人格理想，唤回今人迷失的心魄。或许，这也正是这本书之所以如此撼动人心的真正原因。
同样是军旅作家，同样是为先人立传，相比于《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中那一个个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帅，被誉为此次鲁奖“黑马”的侯健飞，却在《回鹿山》中选择了为一群以父亲为代表的解甲归田、无功而返的战士们树碑立传。这部作者自称为“非虚构作品”的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文本，追述了一位父亲迷惘、失意、贫病交加又不失坚忍明亮的一生。父亲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退伍之前和退伍之后。那段十年的戎马生涯没给父亲带来任何荣耀和光彩，留下的仅仅只是“左额角上，有一个核桃大小的凹坑”以及终身挥之不去的疼痛。事实上，战争胜利之前父亲突然的无功而返成为阶级至上时代的“秘密”与“污点”，也成为其后半生不幸的导火索：因“历史不清”，他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而折断了一只胳膊。伤臂造成的劳动能力下降和枪伤带来的头痛痼疾，使得他在成长中的“儿子”眼里成为无能的废物和靠吃止痛药、打麻醉剂度日的“彻头彻尾的瘾君子”。儿子蔑视，爱女自杀，后妻病故，养女白眼，养子背弃，渐渐把父亲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也正是这个在儿子眼中懒惰、窝囊的父亲，在面对偷了羊的二林弟兄们的恐吓时，敏捷地把哨子刀横在了对方的喉结上，“用一个男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讨回了公道;在家里穷到无米下锅的时候，依然不剥夺儿子读书的权利;为了使别人找不出影响儿子报名参军的借口，靠镇痛药艰难度日的他毅然戒掉“毒瘾”……多年之后，当参军后的儿子终于在病重的父亲口中得知了家族以及父亲当年突然退伍的真相后，他才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那个用沉默和退让抵挡全部生活苦难的父亲，也是一个曾在战场上和兄弟子侄一起拼杀的勇武之士！虽然无功而返，却依然用不屈的军人精神肩起了破碎的家庭！他忍让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博大的宽容之心，他宽容了不孝的养子养女，宽容了一而再、再而三刺痛他的儿子，宽容了已经服软的盗窃者，甚至宽容了诬告过自己的造反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给世界的遗言也是“不要仇恨”！如果说这部作品仅仅停留在追忆老父亲坎坷多难的一生，那它就与众多怀念亲人的作品并无二致。作品的深刻之处，也是最撼人心魄之处在于，伴随着对父亲的重温和回首过程的，也是作者重新审视心灵、实现灵魂自剖的忏悔过程，甚至到多年后动笔的这一刻，他仍郑重而毫不掩饰地写下“我不曾真正爱过父亲，不知道这是父亲的悲哀，还是我自己的悲哀”。可以说，年少的“我”是在对父亲的不断误解和逃离过程中长大的，深受世俗价值观影响的“我”，任凭极端的自私、任性与无情加给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父亲更多的折磨与压迫。那些成长过程中的龃龉与自私，那些羞愤与无奈，那些对于未来的迷茫与不安，都在作者沉静而有节制的笔调中娓娓道来，这般将自己的生命中最为疼痛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的直视灵魂的书写需要多大的勇气！由此，作者在直抵人性深处的灵魂自白中完成了对父亲的忏悔与自己的精神重塑。然而此时，先人已逝，对父亲的疏远，是一个儿子一生都无法麻醉的疼痛。感情的澎湃与语言的节制构成了全文巨大的张力，于这张力之中渐渐浮现的，是为千千万万低到尘埃的英雄树起的丰碑。它们似乎是在沉默地昭示：无名之辈依然可以伟大。 二、观照：从内心到世界
周晓枫的散文一直以来就是90年代贯穿至今的“新散文”的先驱者与代表。“新散文”的概念肇始于1998年《大家》杂志创办的“新散文”栏目，它的出现，意味着散文写作开启了一个从单一浅显走向复杂纵深的全新向度。在周晓枫看来：“所谓新散文，我理解是在题材、结构、语言方式等方面都比较强烈地追求个人风格：求新、求变、求异。”事实上，周晓枫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她的散文，无论是在题材的广博、结构的繁复，还是语言的华丽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周晓枫式”的风格。此次获奖的《巨鲸歌唱》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她独特的散文风貌：以“无可救药的修辞爱好者”自我标榜的她试图“把戏剧元素、诗歌语言、小说情境和随笔理性都汇入散文作品之中”，[3]她的写作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嗜好丰瞻华美的语言，曲折幽深的结构，具有强烈的巴洛克风格。但其散文的深刻之处在于从来都不会止于这种浮于表面的华丽，事实上，语言的雕琢与结构的精密背后透露的是对事物更为细密、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方式。她擅长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将感觉的触角深入到世间万物甚至个人身体经验的每一细微处，将对世界的细腻观察与体悟推进到了一种纤毫毕现的极致状态。但区别于传统女性作者在此基础之上对更浓、更细、更柔的女性情绪的大肆渲染，她将形而下的微观感觉和形而上的理性洞察相结合，在华美的词句之后往往闪现出智性的光辉。她渴望穿越事物外表触摸其内核。她喜欢面向自己内心，返回到内心深处，与自我争辩。一方面，她对一切完美的人和事都保持着谨慎的怀疑态度。经常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真善美”进行毫不留情的解构，将那些尖锐的、疼痛的、我们不愿直视的东西直接展示给我们看：她提醒我们正是白雪公主自身的诸多弱点，才是她坠入灾难的决定性因素，诘问原本悠然生活在伊甸园的蛇“失去一切，换来亚当和夏娃生殖器上两片颤抖的树叶——这是否是一桩值得的交易”，另外一方面，她不仅仅在质疑世界上所有完美的假象，也常常将自己视为目标，对自我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审慎。她勇于反省自我身上的恶和黑，反省自我情感世界的隐秘，并坦然宣称“我希望自己，有胆量以耻为荣”。[4]谈“嫉妒”，她问自己“有没有由嫉妒带来的快感，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写到中年牙齿正畸的痛苦，她没有将责任全部推给不负责的牙医，而是认为更多的是“自身丛生的弱点所致”。这种将自我人性深处的晦暗之处解剖给人看的坦然与勇气，与《回鹿山》中的“我”如出一辙。但相比于后者的情感波澜，周晓枫表现得似乎更为优雅而从容。《巨鲸歌唱》共收录了14篇作品，分为五个单元。相比于后四个单元对自身生命体验的着重，第一个单元的三篇文章在内容方面显示出强烈的生态意识。曾有过多年儿童文学编辑经历的周晓枫，对于大自然有着更为执着的倾心与关注。前三篇文章，她为海洋里的众生立传，替幽暗中的蛇正名，给少有机会被正视的榴莲、蟾蜍、海参们画像，同时将沉静深微的个体生命体验融于广博浩瀚的自然万物之中，在自然、人性和精神的融会贯通之中，发现富于生态智慧的意义联系。这也正显示了周晓枫的散文于文学价值之外的，更具知识分子担当性的社会价值。
相比于周晓枫散文的极致华美，穆涛的散文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极致朴素。穆涛担任《美文》杂志编辑二十多年，一直以来就是主编贾平凹“大散文”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大散文”之“大”即孟子所言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指的是要把活生生的原生态世界纳入散文叙事，鼓吹散文在内容上要有现实感、时代性;形式上不拘一格，信件、日记、序跋、碑文、诊断书等皆可纳入大散文的范围;风格上则强调“朴素是文学的根本”。相比于“新散文”在艺术层面的求新，“大散文”更为注重的是内容方面的拓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也的确有一扫散文旧坛的浮艳之风，弃除甜腻造作的陈言旧套之效。作为“大散文”的代表作家，穆涛此次获奖的《先前的风气》自然也具备着上述特点。但是，穆涛的散文又绝不是对“大散文”理念亦步亦趋的僵化图解，相反，他的散文往往自成一格，有着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甚至直接名之以“穆涛体”。首先，穆涛的语言有着极好的修辞功夫，他的笔法，深得历代笔记丛谈用思运笔之妙。他追求幽默诙谐、朴实雅致的“闲谈”风，看似信口漫谈的闲言碎语背后却有着含蓄蕴藉的深层指向。或由故事传说入笔，或由乡谚俚语入笔，或由佛僧之道入笔，但却总能嗅觉敏锐地捕捉到事物的本质，或把毫不相干的两件或多件事物叠合起来，极具思想穿透力。同时，他的表达方式也是极具“机心”的，常常引经据典，解字说文，或勾连文史经哲、数理化科，在迂回的“曲笔”之后闪现机锋妙语。内容方面，经史春秋、历法农事、帝王将相、文情书画……无所不包。《先前的风气》内收九个小辑，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读书札记，二是关于当下时代文人（其中一辑专门是贾平凹）、文学以及文化的杂记。大多仅为寥寥数百字或千余字，却能于短小之后见雍容，这不仅得益于其广博的知识储备，更取决于其深沉的现实关怀。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大散文”之核心追求。在谈到《先前的风气》的创作初衷时，穆涛坦言：“先前的风气是什么样子？……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但是我们把老祖宗的这些东西丢掉了。我这本书就是概括地讲我们老祖宗的规矩是什么。”[5]因此，穆涛的散文表面上看写的全是旧人旧事，实际上却是以古代典籍故事观照今日世风，探讨当今社会的某些问题。《先前的风气》中，前半部分重社会问题，大抵文人读《汉书》，用心多在《艺文志》，他却从《食货志》说起。他还讲信史的变迁，讲刘邦的新农村建设，讲树和碑、道与德、敬与耻，且均与当代诸事互为参照，背后的褒贬之意与良苦用心，不难辨明。后半部分则主要着重于文化问题，作者站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会点上，重新去反思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问题。他强调文学创作标准要有“中国制造”，呼吁国人走出百年以来的“学徒”心态，从古老的文化传统出发，寻回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他还对当下的文化体制与文风针砭时弊，倡导清正的文气与朴素的文风。也正是因为其“返本”之后深层的“开新”动机，穆涛的散文才真正达到了大境界。事实上，写作中的穆涛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的对象，衡量和审视自己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在反省自己，这种谦虚的姿态使得他的散文在“大境界”之外更具备有了一种“大情怀”。或许，这也是穆涛对何为“大散文”做的最好的注解。 三、一个人：从黄沙梁到新疆
与其他四部散文集相比，刘亮程的《在新疆》有着明显的特质与不同。或者说，刘亮程的散文在整个中国散文界都是一个“异数”。在市场化和城市化大潮日益瓦解着传统乡土的20世纪90年代，他的《一个人的村庄》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近乎孤绝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散文文体的表现空间，为文坛带来了一种完全陌生的阅读体验。从此，刘亮程一鸣惊人，被文坛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此次获奖的《在新疆》依然沿袭了《一个人的村庄》的风格，以其惯有的淡雅质朴的语言对身边日常的人、物、事进行抒写和描绘。但相比于后者，《在新疆》将视野从那个小小的黄沙梁扩展到了广袤的新疆大地，描写了属于新疆人生活常态的点点滴滴。刘亮程笔下的新疆，远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个被遥远化、魔幻化甚至妖魔化的新疆，而是一个由南疆的库车、熙熙攘攘的巴扎，以及填充其间的老树、老水井、佛窟、古钱币、毛驴、坎土曼以及千千万万个买买提组成的。刘亮程坚定地遵循着他的“梦学原则”，向梦学习，时而以人、时而以植物、时而以家畜的视角在天地万物间穿梭自如，倒悬式的写作方式、回溯式的笔法体验、互换式的拟人想象比比皆是。在片段的合奏和细节的伸张中，我们经常会为作者朴素睿智的语言背后所闪现的灵思轻易俘获，他说许多事情都一样，开始干的人很多，到了最后，便成了某一个人的。 他说，炊烟是镰刀，榆钱是飞碟，萨满把头伸进风里，跟久远的声音说话。他说，驴叫是红色的。在刘亮程的眼中，世界万物是有灵的存在，每一样事物都独具慧心。他往往一头钻到他所观照的生命中去，或者说，他所观照的生命进入他的身体和思想。在梦呓式的叙事中，他时而是一棵树，时而是一株玉米。他在和世间万物对话，他也在和自己对话。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新疆成了刘亮程一个人的新疆。这种庄周梦蝶般的内视角的叙事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刘亮程的流动的内心世界。
时间是解读刘亮程散文的另一把钥匙，《在新疆》中的时间是在时间轴上缓缓铺陈的，千年以前的古老货币，街边日复一日坐着的垂暮老人，延续十三代的坎土曼铁匠……“时间在这里不走了，好多老东西都在，或者说许多东西老在了这里，那些几千年的老东西，都能在龟兹桥头等到。”人们就在这不急不缓的时间流淌中将日子过成一种坚韧：“人得有件事情在手上，大事小事都行。没钱花穷一点可以过去，没肉吃啃干馕嘛，没事情做这一天可咋过去。”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哲学——即使低到尘埃，却依然执着地生存下去。而库车的驴与驴车、坎土曼，甚至整个库车老城，也在千百年的时间中沉淀为一种活态文化。然而，这些似乎永恒的“旧时光”与旧文物，已经开始受到“新城”的侵蚀：“那些最后的手艺人，在老城的暮色黄昏里，过着他们最后的日子。”“我这次来，看到老城街上的毛驴车明显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电瓶三轮摩托车。”“库车老城还活着，但它也快没劲了。”这种对古老文明的深层的忧患既来自于作者文化人的自觉，更源于其“新疆人”的身份认同。“写《一个人的村庄》时我没有提及新疆，我认为文学是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但写《在新疆》时，我有了一个新疆人的感觉。”“我在新疆出生，我是一个老新疆人，这里的干燥、辽阔及多民族的生活环境，使我的相貌和文字都充满了她的气息。”[6]事实上，新疆这片土地已经孕育了太多让我们惊喜的作家，旷大边远的地域、奇异的自然环境、多元交融的文化形态、浓厚的宗教氛围……使新疆文学在言说内容、表现方式及精神取向上都显得与众不同。正如刘亮程所说：“新疆能给中国提供一个‘突然’的东西。”[7]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片神奇的土地，能够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给我们，给中国文学提供更多的“突然”。
五部作品虽然形式各异，但我们却依然能够在看似迥然不同的外表下找到它们所具有的共通之处，这就是自我感情的真诚抒发与灵魂的赤诚展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生命、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它昭示我们，尽管散文的创作一直处于驳杂和散漫的状态，但散文在其形成、衍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散文之为散文的核心要素。建立在“修辞立其诚”基础上的“文以载道”，或许正是此次的鲁奖想要告诉我们的“散文何为”的正道。至于表达的方式，则既可以于感情喷薄中直抒胸臆，也可以于冷眼观照中娓娓道来，甚或于形而上中自我玄想。事实上，散文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朱向前.红色故事的最佳讲述——评贺捷生散文集《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N].文艺报，2014-9-29（5）.
[2]贺捷生.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4.
[3]周晓枫，张杰.痴迷的修辞爱好者——周晓枫散文创作访谈录[J].朔方，2009（9）.110-116.
[4]周晓枫.来自美术的暗示，周晓枫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4.
[5]腾讯大秦网：《先前的风气》分享会召开穆涛讲述创作初衷[EB/OL].2014-08-26. http：//xian.qq.com/a/20140826/066619.html.
[6]明江，刘亮程：我的文字充满了新疆的气息[N].文艺报，2012-4-6.
[7]欧宁，刘亮程：不一定的新疆——刘亮程专访[EB/OL].2013-01-07.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3d77b0101e6qz.html.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