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陶渊明文献中，有一种是《陶靖节纪事诗品》。这本来属于一部普通的古籍。笔者仔细检核书中的印鉴，发现这部书原系杭州杨氏丰华堂之旧藏。丰华堂由杨文莹（1838—1908）首创。杨文莹，号雪渔，光绪三年进士，授编修。擅长诗词古文，工书法，出入颜、柳，晚年参苏、黄，笔姿瘦劲，有铁画银钩之势，为杭州近代史上著名书法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其子杨复（1866—？），字见心，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浙江藏书楼（今浙江图书馆前身）监理。杨复秉承父志，以读书、藏书为业。1929年，杨氏藏书全部被清华大学图书馆购藏。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这批藏书经历了南迁和北归的过程，由此推测，在全国院系调整后，当时可能有部分图书流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此丰华堂的部分藏书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陶靖节纪事诗品》，清钟秀撰，清同治版，二册。书前有钟秀所作序一篇，序上钤盖“丰华堂书库宝藏之印”一枚。第一册书前空白页有题记三篇，第二册尾页有题记一篇，均系手书粘贴，繁体竖写。这四篇题记，不仅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透露了很多引人深思的文化信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宗陶的意旨：严可均的拟陶诗
　　题记之一，内容如下：
　　屏处稀尘鞅，作息侪农家。邻翁欣莫逆，携手话桑麻。鸡犬各自适，童稚嬉无哗。裴回度墟曲，炊烟互交加。微雨昨夜过，豆苗亦已花。挈壶期一醉，乐事良未赊。拟陶
　　子烨按：此系清人严可均（1762—1843）所作《拟杂体诗·陶征君潜田居》诗，见《铁桥漫稿》卷一诗类上（清道光十八年四录堂刻本）。此诗可能不是杨氏过录者，而是严铁桥手书真迹，故极为珍贵，但严氏手迹何以到杨氏之手，并附入本书，则不得而知。末尾“拟陶”二字，说明这是一首拟陶诗。这首诗主要模拟《归园田居》五首，如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由此构成了内置于全诗的文本主干。同时，作品还融汇了以下陶诗的语词和诗意：
　　微雨洗高林，清飚矫云翮。（《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饮酒》二十首其十四）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這些诗句均是严铁桥这首拟陶诗的“前文本”，对应的语词、语句，读者一望即知。严可均平生以钩沉辑佚之学闻名于世，但其宗陶的诗学倾向很少为学界所知。借此机缘表出之，或许可以告慰严铁桥在天之灵。
　　虎溪送客：“文化的转世”
　　题记之二，内容如下：
　　晋远公居山余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宾游履，常以虎溪为界。他日偕靖节、简寂禅观主陆修静语道，不觉过虎溪数百步，虎辄骤鸣，因相与大笑而别。石恪遂为作《三笑图》，东坡赞之。录万历间周敬松刊陶集评语。事在义熙十年甲寅，陶公五十岁。
　　西湖风篁岭多苍筤筱簜，风韵凄清，林壑深幽，迥出尘壤。辨才退居于此，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因送余至岭上，左右惊曰：“远公过虎溪矣！”辨才笑曰：“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后人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亭。录东坡《西湖诗帖》
　　按二事绝相类，其殆辨、苏即远、陶之后身耶？何其若是之相印也？丁巳春夜读陶、苏两家集，偶有所悟，因并识之。丰华记。
　　子烨按：文末小字为杨氏注语。这里所说的丁巳当是指1917年。其所录《西湖诗帖》的内容，今见《东坡全集》卷十八《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之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辨才韵赋诗一首》，诗云：
　　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去住两无碍，人天争挽留。去如龙出山，雷雨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
　　这里记述了苏东坡与辨才法师相交游的佳话，时人以为有远公虎溪送客的遗风。由此过溪亭也成为“龙井八景”之一，也走入诗人的笔下：“远公过虎溪，风流缅二老。至今岭上亭，来往白云好。”（〔清〕顾宗泰：《龙井八景·过溪亭》，《月满楼诗文集》诗集卷二十五，清嘉庆八年刻本）诗人的趣味是高雅的，陶公与阮公，东坡与辨才，名士的风流，江山的今古，由此亭得以连接。杨氏甚至怀疑辨才、苏轼就是远公、陶公“之后身”，这种“文化的转世”是非常令人回味的。
　　甲子与年号：简易真切的陶集编年
　　题记之三，内容如下：
　　陶集中之纪甲子者诗凡九见：
　　庚子岁五月，时年三十六。
　　辛丑岁七月，时年三十七。
　　癸卯岁始春，时年三十九。
　　癸卯岁十二月，时年同上。
　　乙巳岁三月，时年四十一。
　　戊申岁六月，时年四十四。
　　己酉岁九月，时年四十五。
　　庚戌岁九月，时年四十六。
　　丙辰岁八月 时年五十二。
　　文凡四见，惟《祭程氏妹文》著义熙年号。
　　《归去来辞》：“乙巳岁十一月。”时年见上。
　　《祭程氏妹文》：“维晋义熙三年五月。”时年四十三。
　　《祭从弟敬远文》：“岁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时年四十七。
　　《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时年六十三。 　　在陶渊明研究史上，陈澧（1810—1882）所撰《陶诗编年》具有开创意义，但据笔者对此书稿本的观察，陈氏的编年是粗疏的，不仅大而无当，而且经常流于臆断，其关于陶公诗作的系年和诗人作诗年岁的说明，大都不可据信。相比之下，杨氏结合陶集作品的题目和语句，对陶渊明作品的编年则是非常准确的。杨氏的工作让我们获得了关于陶渊明作品和生平的准确的时间坐标，我们根据以上题记重新编排如下：
　　庚子岁（400），时年三十六;辛丑岁（401），时年三十七;癸卯岁（403），时年三十九;乙巳岁（405），时年四十一;晋义熙三年（丁未，407），时年四十三;戊申岁（408），时年四十四;己酉岁（409），时年四十五;庚戌岁（410），时年四十六;辛亥岁（晋义熙七年辛亥，411），时年四十七;丙辰岁（416），时年五十二;丁卯岁（427），时年六十三。
　　而其编年涉及的作品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归去来辞》，《祭程氏妹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祭从弟敬远文》《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和《自祭文》。杨氏读书固然精细，但其为陶渊明作品编年的决定性因素是《宋书·陶潜传》的相关记载：“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杨氏从沈约的记载出发，揭示了陶集中十三篇作品的准确创作年代，足见其不凡的学术见识。
　　“铁函心史”之一斑：郑思肖的慕陶情结
　　题记之四，内容如下：
　　鄭所南《题〈陶渊明集〉后》
　　拂袖归来未是迟，传家何用五男儿。
　　不堪生在义熙后，眼见朝廷被篡时。
　　录《铁函心史》一首
　　这是宋末元初著名诗人和书画家郑思肖（1241—1318）的一首诗，主要歌颂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事新朝的政治品节。而郑氏本人生逢宋元易代，其遗民意识是很强烈的，所以借陶渊明自况，末二句诗实际上隐括了上引《宋书·陶潜传》的主要内容。
　　《铁函心史》是郑思肖的一部诗集。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八日，苏州承平寺的一位僧人达始在淘挖枯井时，意外发现了这部诗集。清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二（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承天寺狼山房”条载：
　　崇祯戊寅十一月八日浚井，得郑所南《铁函心史》。外铁函，函内石灰，灰内锡匣，匣内生漆书折成，内缄封“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外缄封“大宋世界无穷无极，大宋铁函经，德佑九年佛生日封”。计三百五十六年矣。
　　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第二年，这部书稿即被刊刻，以《心史》为名流传于世，由于它奇特的收藏方式和奇特的发现过程，人们也称之为《井中心史》或《铁函心史》。清潘江《哭方子留》诗云：“形容瘦薄诗情苦，怪尔生来相亦穷。岂料遽成黄壤客，尝疑不是白头翁。曾将遗稿归王粲，直待何时托所忠。惆恨铁函心史后，为君封贮草堂中。”（〔清〕潘江：《木厓集》卷十八，清康熙刻本）这首诗即化用了《铁函心史》的故事，足见其在文坛上的影响。
　　以上四篇题记的核心是歌颂陶渊明的人品与诗品，陶公的诗品与人品是融合为一的，而按照古人的观念，陶公人品的核心是眷怀故国、不事新朝。如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序》所言：“今人知陶诗之澹，而不知陶诗之厚;知陶诗之高超，而不知陶诗之真实。谓陶公为仕宦中人固非，谓陶公为山林中人尤非。当桓、刘窥伺晋室之时，陶公心存忧国，志切匡扶，乃半世屈身戎幕佐吏，欲一行其志，而不可得;及为彭泽八十余日，而世代已易，遂不复出焉。故有《咏三良》《荆轲》诸诗，一腔忠愤，情见乎辞;不即不离，或隐或现。”
　　因此，这四篇题记貌似散漫无组织，但其内在的神髓是一脉相通的。作为附录性的古代文化信息，这些题记对我们深入理解陶渊明其人其诗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