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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团校，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长期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随着俄国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于苏共二十大的研究不断深化，对于其背景的理解和路线的解读日趋理性，分析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更趋客观。
【关键词】：中苏关系；苏共二十大；个人崇拜
一、秘密报告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
苏共二十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标志事件，并不在于其非斯大林化的探索和努力，而在于其对于被神化了的斯大林的公开批判。事实上，正是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所做的“秘密报告”，使得这次大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反响。显然，在今天看来，所谓的“秘密报告”毫无“秘密”可言。
首当其冲的是对苏联的冲击。“据当时与会者称，当赫鲁晓夫宣读秘密报告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在报告披露后，不少人接受了报告的基调，认为斯大林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更有甚者提出要取消苏共的领导；但更多的则表示，不应该将其罪责全部归在斯大林身上，“称颂斯大林将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由于对于秘密报告的不同看法，苏联社会陷入思想上的迷惘和困惑，社会发生分裂和混乱。
其次是东欧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一片喝彩外，其余国家基本处于疑惑、震惊、茫然的状态。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是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6月，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上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减少税收、增加工资。为平息事件，波兰党采取了一系列妥协措施，并改选了党的领导核心，将“斯大林分子”排除出政治局。在中共的劝说下，苏联坦克兵团在“波茲南事件”中并未采取武力。1956年10月，东欧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裴多菲俱乐部的推动下，上万名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要求调整苏匈关系并且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一个月内，政府不断改组、领导人不断更替，匈牙利国内局势已经失控，最终请求苏联出兵来维持秩序。11月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平息了骚乱。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部，赫鲁晓夫的报告同样引起了巨大的混乱。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纷纷出现大量共产党员退党事件，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削弱；同时，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发表声明，表达其对于苏共所揭露事实的痛心和压抑，并公开反对“匈牙利事件”的暴力镇压。相对而言，由于采取较为谨慎和保守的态度，亚洲各国受到“秘密报告”的冲击较少，国内相对处于稳定状态。而在其余各地，共产党的影响大为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大规模的抑制，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加剧。
二、苏共二十大对于中苏关系的影响
由于受到后来中苏“十年论战”的影响，中国人始终认为，苏共二十大是中苏两国发生分歧的肇始。而事实上，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方针和策略并未产生太多质疑，在苏共非斯大林化的举措上，毛泽东并不担心其会在中国引起严重后果，反而是以欣赏甚至赞同的眼光去看待。中共与苏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个人崇拜”问题。
（一）正面意义：社会主义探索
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在非斯大林化方面给了中共很好的借鉴作用，为中国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机会。
第一，苏共批判斯大林，实际上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了“苏联迷信”，解放了长期以来被禁锢的思想。新中国取得政权后，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一切只能仿效苏联——从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到教育体制、文化措施，“一五期间”苏联化现象极其显著。诚然，在百业待兴的初期，斯大林模式极大稳固了中共的执政地位，并使得国内经济有所复苏。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固有的弊端终将显露，苏共二十大召开之际，正是苏联国内矛盾激化之时。此时，苏共将“斯大林神话”打破，很大程度上能使中国看清苏联模式的弊端，不走老路、少走弯路，以苏为鉴，结合中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
第二，苏共二十大的政策方针为《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奠定了基调。针对国内经济方针，“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内容是十分相似的。[]”针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主张党内民主，加强党群关系，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一时间中国大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然而，尽管中共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但毛泽东的思考与当时的苏联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其并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都没有从改革制度层面去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实际上，“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取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的更快些”。
（二）实际分歧：个人崇拜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中苏的分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针对苏共提出的“三和路线”，二是针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初期，前者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广泛共鸣，但由于其同毛泽东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相悖，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肯定存在。但这并不上升为中苏的政策性分歧。真正的差异，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
不得否认，当时中共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判断非常准确，“揭了盖子、捅了娄子”的基调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批判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事实上，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国内的“造神运动”已经将其视为真理的化身，苏共中央欲改变斯大林模式势必要打破“斯大林神话”，但这种情况也相当危险，一旦未能将解释和教育工作做到位，势必引火烧身——显然，苏联领导层对于局势的把控能力相当差劲。
可以预见的是，苏共批判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斯大林在中共革命中的“指导意见”也常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其对于斯大林的愤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中共自然拥护苏共的批判内容，甚至还列举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种种错误。但出于更加成熟的政治考虑，中共认为斯大林的功过应当“三七开”，功大于过，而并非秘密报告对于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因此，中共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四项意见，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是在所难免的、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个人崇拜而在于思想认识、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独有现象、要结合实际看待苏联经验，试图纠正社会主义阵营的思维混乱，扭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悲观情绪，俨然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而事实上，中共的看法与苏共的看法差异性并不显著，否则苏共《真理报》也不会将其全文引用，并广泛传播。夸大差异性的因素主要还在于后来的中苏论战。
但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还是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是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不满之处，即在“原则上”和“方法上”。所谓“原则上”的错误，指的是斯大林的错误并不能全部归结为“个人崇拜”，而应当将斯大林的老子心态和执政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考虑在内，全盘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不可取；所谓“方法上”的错误，指的是苏共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并未事先同中共商量，引起中共的不满和后来不必要的混乱。正是由于这一显著差异，才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评价苏共二十大的现实意义以及其究竟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结论：
苏共二十大标志着苏联非斯大林化的开端，但也显著降低了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权威性、正统性。总体来看，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并非相当显著，但很不幸，作为中苏论战的“槍靶”，其作用被无限放大，最终被誉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事实上，观点、路线的斗争都是假的，权力的斗争才是真的。
参考文献：
[1] 孔寒冰.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9月
[2] 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 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00期
【摘要】：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长期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随着俄国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于苏共二十大的研究不断深化，对于其背景的理解和路线的解读日趋理性，分析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更趋客观。
【关键词】：中苏关系；苏共二十大；个人崇拜
一、秘密报告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
苏共二十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标志事件，并不在于其非斯大林化的探索和努力，而在于其对于被神化了的斯大林的公开批判。事实上，正是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所做的“秘密报告”，使得这次大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反响。显然，在今天看来，所谓的“秘密报告”毫无“秘密”可言。
首当其冲的是对苏联的冲击。“据当时与会者称，当赫鲁晓夫宣读秘密报告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在报告披露后，不少人接受了报告的基调，认为斯大林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更有甚者提出要取消苏共的领导；但更多的则表示，不应该将其罪责全部归在斯大林身上，“称颂斯大林将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由于对于秘密报告的不同看法，苏联社会陷入思想上的迷惘和困惑，社会发生分裂和混乱。
其次是东欧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一片喝彩外，其余国家基本处于疑惑、震惊、茫然的状态。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是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6月，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上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减少税收、增加工资。为平息事件，波兰党采取了一系列妥协措施，并改选了党的领导核心，将“斯大林分子”排除出政治局。在中共的劝说下，苏联坦克兵团在“波茲南事件”中并未采取武力。1956年10月，东欧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裴多菲俱乐部的推动下，上万名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要求调整苏匈关系并且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一个月内，政府不断改组、领导人不断更替，匈牙利国内局势已经失控，最终请求苏联出兵来维持秩序。11月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平息了骚乱。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部，赫鲁晓夫的报告同样引起了巨大的混乱。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纷纷出现大量共产党员退党事件，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削弱；同时，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发表声明，表达其对于苏共所揭露事实的痛心和压抑，并公开反对“匈牙利事件”的暴力镇压。相对而言，由于采取较为谨慎和保守的态度，亚洲各国受到“秘密报告”的冲击较少，国内相对处于稳定状态。而在其余各地，共产党的影响大为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大规模的抑制，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加剧。
二、苏共二十大对于中苏关系的影响
由于受到后来中苏“十年论战”的影响，中国人始终认为，苏共二十大是中苏两国发生分歧的肇始。而事实上，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方针和策略并未产生太多质疑，在苏共非斯大林化的举措上，毛泽东并不担心其会在中国引起严重后果，反而是以欣赏甚至赞同的眼光去看待。中共与苏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个人崇拜”问题。
（一）正面意义：社会主义探索
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在非斯大林化方面给了中共很好的借鉴作用，为中国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机会。
第一，苏共批判斯大林，实际上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了“苏联迷信”，解放了长期以来被禁锢的思想。新中国取得政权后，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一切只能仿效苏联——从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到教育体制、文化措施，“一五期间”苏联化现象极其显著。诚然，在百业待兴的初期，斯大林模式极大稳固了中共的执政地位，并使得国内经济有所复苏。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固有的弊端终将显露，苏共二十大召开之际，正是苏联国内矛盾激化之时。此时，苏共将“斯大林神话”打破，很大程度上能使中国看清苏联模式的弊端，不走老路、少走弯路，以苏为鉴，结合中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
第二，苏共二十大的政策方针为《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奠定了基调。针对国内经济方针，“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内容是十分相似的。[]”针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主张党内民主，加强党群关系，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一时间中国大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然而，尽管中共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但毛泽东的思考与当时的苏联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其并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都没有从改革制度层面去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实际上，“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取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的更快些”。
（二）实际分歧：个人崇拜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中苏的分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针对苏共提出的“三和路线”，二是针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初期，前者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广泛共鸣，但由于其同毛泽东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相悖，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肯定存在。但这并不上升为中苏的政策性分歧。真正的差异，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
不得否认，当时中共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判断非常准确，“揭了盖子、捅了娄子”的基调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批判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事实上，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国内的“造神运动”已经将其视为真理的化身，苏共中央欲改变斯大林模式势必要打破“斯大林神话”，但这种情况也相当危险，一旦未能将解释和教育工作做到位，势必引火烧身——显然，苏联领导层对于局势的把控能力相当差劲。
可以预见的是，苏共批判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斯大林在中共革命中的“指导意见”也常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其对于斯大林的愤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中共自然拥护苏共的批判内容，甚至还列举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种种错误。但出于更加成熟的政治考虑，中共认为斯大林的功过应当“三七开”，功大于过，而并非秘密报告对于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因此，中共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四项意见，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是在所难免的、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个人崇拜而在于思想认识、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独有现象、要结合实际看待苏联经验，试图纠正社会主义阵营的思维混乱，扭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悲观情绪，俨然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而事实上，中共的看法与苏共的看法差异性并不显著，否则苏共《真理报》也不会将其全文引用，并广泛传播。夸大差异性的因素主要还在于后来的中苏论战。
但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还是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是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不满之处，即在“原则上”和“方法上”。所谓“原则上”的错误，指的是斯大林的错误并不能全部归结为“个人崇拜”，而应当将斯大林的老子心态和执政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考虑在内，全盘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不可取；所谓“方法上”的错误，指的是苏共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并未事先同中共商量，引起中共的不满和后来不必要的混乱。正是由于这一显著差异，才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评价苏共二十大的现实意义以及其究竟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结论：
苏共二十大标志着苏联非斯大林化的开端，但也显著降低了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权威性、正统性。总体来看，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并非相当显著，但很不幸，作为中苏论战的“槍靶”，其作用被无限放大，最终被誉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事实上，观点、路线的斗争都是假的，权力的斗争才是真的。
参考文献：
[1] 孔寒冰.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9月
[2] 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 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