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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晚号复翁，又自号佞宋主人、求古居士、书魔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家境殷实，少时受到很好的教育，表兄石蕴玉称他“少岁读书，务好精纯”。19岁得中秀才，乾隆五十三年（1788）26岁以第三名中举，一时春风得意。但此后屡次落第，未能考取进士。嘉庆六年（1801）39岁时曾因朝廷“大挑”，位列
等而获知直隶某县，但他不愿上任，辞官归里，此后专事收藏、校雠、著述、刊刻等。他嗜书成性，有书虫、书魔、痴绝之称。在自藏宋刻本《三谢诗一卷》题跋中，他表示自己“顾念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成癖，遇宋刻，苟力可勉致，无不致之为快。”为买书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他在北京、南京、杭州、嘉兴等藏书胜地广搜善刻异本，“不善不收，遇善必收”，“千金散尽为藏书”，渐成一代藏书大家，藏书多达三千余种三万余卷。其中宋版即有二百部之多，黄氏专辟“百宋一廛”收藏。他与周香俨、顾抱;中、袁寿阶并称苏州藏书“四大家”，受到时人推重，藏书界更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后人甚而总结“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黄丕烈在藏书史上特殊地位的形成，除其藏书既精且富外，还在于他对善本书多有题跋，内容极为丰富，傅增湘称其“闻见博而鉴别详，巍然为书林一大宗”。其题跋考版本、校文字、述见闻、记交游，长短随意，活泼多样，既是学术札记，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图书版本学和藏书文化史上有其特殊价值。因而在藏书史上形成了“黄（丕烈）跋”“顾（千里）校”“鲍（廷博）刻”现象。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王芑孙在《百宋一廛校书图》中写道：“（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其于版本之先后，篇章之多寡，训诂之异同，行款之短长，授受源流，翻摹本末，莫不究心研考。”缪荃孙编《荛圃藏书题识》时，在序言中延续了王氏这一说法，并增加了黄丕烈“字画之增损，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黄氏藏书有其题跋者为藏书界所看重，至今被珍若拱璧。甚而“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黄裳语）书以人贵，说明了黄跋的重要性。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几则题跋加以介绍，以供赏鉴。
黄氏藏书有南宋中期刻本《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残本二册，存十卷（一至十）。此书为唐代武宗朝名相李德裕文集，由宋代郑亚编订，多为制诰之作。顾广圻为黄氏藏书楼作《百宋一廛赋》，其中有“敬舆中书，文饶一品”，“敬舆中书”指陆贽集，“文饶”即李德裕，“一品”说的就是《会昌一品制集》。黄丕烈对此句作注云：“残本《会昌一品集》，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廿二字，所存一至十凡十卷。此二种（另一种指陆贽集），子悉尝用以手勘他本，语云：‘不敢因缺损已甚而忽之，岂特佞宋，亦以重二公也。’今为赋所取。”可见黄丕烈重视此书，还有看重李德裕道德、人品、事功的因素。可能因为是残本，黄氏编著《百宋一廛书录》时虽已收藏此书，但未予著录。后来潘祖荫、缪荃孙等编黄氏藏书题跋时，也都没有收录《会昌一品制集》，后出各种黄跋辑佚也未涉及。直到此书2000年入藏上海图书馆，得到冀淑英等人关注，才得以重新披露。黄氏题跋有两则，其一是嘉庆四年（1799）在第二册卷六首扉叶上跋语：“此残宋刻《会昌一品制集》十卷。卷中有旧抄配入，为甫里严豹人家物，而余购之，重付装池者也。先是，余得抄本《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为沈与文所藏，已明中叶本矣。又得旧抄《李文饶集》，则不止《会昌一品制集》与明刻合，而亦无甚佳处。惟此宋刻较二本为胜，虽残本，实至宝也。卷中抄叶标题曰‘李文饶集’而列‘会昌一品制集’于下，似非宋刻原本。然藏者为李廷相，据白堤钱听默云，已为明时收藏家，其旧补可知。至宋刻卷第下皆剜补一行，未知所剜补者何字。由来既久，亦承之而已。装成越曰至十一月八日，书数语于后，以见唐集宋刻，虽残不可轻弃尔。嘉庆岁在己未冬，荛圃黄丕烈识。”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首次题跋19年后，黄氏又取出此书以校明刻本，在首册扉叶朱笔题跋：“余尝谓宋刻之书虽片纸只字，亦是至宝，此实有见而云然，非癖论也。百宋一廛中全者固不少，缺者亦甚多，其中拈出一二字，皆足动人心魄。即如此《会昌一品制集》，仅存十卷，卷中亦有旧时钞补之叶，向时未经取校。新秋暑退凉生，无可消遣，辍两曰闲，手校于明刻本上。十卷中，佳处不可枚举。郑亚序文有句云‘取封禅之书于犬子’，此用长卿小名也，明刻讹‘犬’为‘太’，明人之不学无术，可慨也夫！戊寅七月既望，复翁识。”黄丕烈以“佞宋”著称，其看重宋本，主要还是因为重视宋本的文献价值。正如他在为宋本《韩非子》作跋时所称“书必以真本为上”，宋本在他眼里，多为“真本”，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
此书钤有双桧堂书画私印、李廷相印、二酉斋等印，迭经名家收藏。黄氏去世前图书逐渐散尽，此书后由翁心存收藏，其子翁同穌在书皮上题有“士礼居旧藏”“文端公遗书”等。翁氏几代递藏后，由侨居美国的翁万戈于2000年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元至正刻本《古乐府十卷》黃丕烈题跋，亦未见于《荛圃藏书题跋》及后出辑佚作品。《古乐府》由元代左克明辑，主要收上古至汉魏六朝、隋代的乐府诗。《古乐府》晚出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对郭书有所借鉴，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四库提要认为《乐府诗集》“务穷其流，故所收颇滥”，而《古乐府》“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此书元至正刻本有方震孺、黄丕烈、季锡畴、乔松年等人跋，黄跋在卷首，并钤有“荛圃”“丕烈”印。今藏国家图书馆。
对于左氏《古乐府》的价值，季锡畴跋语说：“‘乐府’名始于汉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诏司马相如等赋诗合乐，自汉迄唐，其体未变。唐吴竞有《乐府古题要解》，不录其词;宋郭茂倩有《乐府诗集》，考核为详。左氏此书与郭氏互有出入。郭下及于唐，此专取陈隋以上，一脉其流，一溯其源也。后之杨铁崖、李西涯漫以己意著为‘新乐府’‘咏史乐府’，变坏古体，幸此种尚存，犹可考见也。”方震孺则认为“此元刻之罕有之善本也”。黄丕烈对此书的价值也非常看重，跋语云：“辛未季冬月七日，积雪盈庭，闭门谢客，有书友持此元刻左克明《乐府》来，索番饼四枚，余留之。取足本《读书敏求记》所载《焦仲卿妻》诗证之，语句都合。向得诸所闻，今得诸所见，可云快甚。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二句，此本无之，虽在钞补叶内，然行款不差，所据必元刻。且‘寡妇赴彷徨’，依然‘赴’字未改‘“起’，其为元刻无疑。至于装潢款式犹是述古旧藏，古色古香，溢于楮墨，令人珍爱奚似，岁晚获此，赏心乐事之一。越曰十有四日。复翁识。”黄丕烈在题跋中好提及书价，尤其是善本书，通常有书沽售价、还价的纪录，也因此为人讥诮。其记载售买、得书等情形，画面感极强，让人感觉如在目前，体现了黄氏收书之不易、得书之欣喜，提笔时仍能记忆犹新。但此条题跋很有代表性，其主要价值还在于校勘文字、考订版本，通过书目、文字、行款等各种例证，来证实版本确属元刻无疑。应该说，藏书家藏书乐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通过考订，验证“真本”。 另一则未见于《荛圃藏书题跋》及后出黄跋辑佚文献的，是南宋宝祐五年（1257）赵德渊刻元明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不过其跋语非黄丕烈亲笔，为佚名所过录。此书也是残本，存三十五卷，缺七卷。每卷一册，合三十五册，今藏浙江图书馆。《通鉴纪事木末》为南宋袁枢编撰，虽系录司马光《资治通鉴》，但分类编排，每一事详记本末，便于读者详悉事件之由来、发展及其结果。此书开“纪事本末体”先河，因此自咸书后颇受重视，历代刊刻也较多。其宋刻有“小字本”“大字本”两种，赵刻本为大字本。小字本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刻本，赵德渊认为其“字小且讹”，所以精加校雠，瞿中溶认为此刻“在今日已同麟角凤觜”，极为珍贵。其版片历久未坏，明初尚在南监，后不知所向。黄氏得此书亦极为惊喜，在卷前衬页上题跋云：“《通鉴纪事本末》，今俗刻本误谬脱落往往有至数十字者，以此南宋椠大册本校之，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可见斯书之善。兼以书法古雅，刻画精工，极尽宋人刊书能事。而宋讳缺笔之字——弗爽，悉属可据，充好古读书君子之秘籍无愧焉。所惜者，印本已后，时有漫漶，而亡佚八卷，不成完璧。虽然，夏玉、商金、秦刻、汉碑，莫非至宝，何尝无残泐，自当一例等诸。生沐广文，爱而有之，实具眼者，否则奚好此耶？余既为两家骑驿，了此一重翰墨缘，曷可不记？西山刍荛翁丕烈。”虽为佚名过录，非黄氏亲笔，亦可见其收得此书的得意之情，从书法、刻工、避讳等论其确为宋本无疑。不过，或许编《百宋一廛书录》时黄氏尚未得到此书，也或许因此书为残本，《书录》亦未收录此书，其后辑编黄氏题跋的各类文献也未见著录。
清代文人对于陶诗有特殊情结，黄丕烈“于宋元经学不甚喜购”，倾心于史部、集部重要典籍，曾以收得北宋南宋两部陶诗，改书斋名“陶陶居”，改号“陶陶轩主”。其所藏两陶诗之一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四卷补注一卷》，为宋代汤汉作注，二册。内有周春、顾自修、黄丕烈跋，书名为黄丕烈得书后延请孙延所题签，专记为“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现藏国家图书馆。黄氏得此书较晚，在嘉庆十四年（1809），在书未有跋语，云：“汤伯纪注陶诗宋刻真本，在海宁周松霭家，相传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颜之曰‘礼陶斋’。其书之得，近于巧取豪夺，故秘不示人，并云欲以殉葬。余素闻其说于吴兴贾人，久悬悬于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传书贾某得此书，欲求售于吴门，久而未至。后嘉禾友人札致余，有此书，许四十金，未果，已为硖石人家得去。闻此言，甚怏怏，然已无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吴子修候余，余往答之，出所藏书示余，汤注陶诗在焉。开卷展视，其为宋本无疑，询所由来，乃知硖石人即伊相识，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归，议久始谐百金之直，银居太半，文玩副主。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平？嘉庆己巳中秋月，复翁记。”此跋详记得书之曲折，甚而八卦周氏得书“近于巧取豪夺”，言辞背后是对陶集的情有独钟。其得书后改书斋名“陶陶居”，也表达了对宋刻陶集的特殊偏好。在书末天头处，黄氏另有跋语：“余得此书后，适原得此书之贾人吴东白来舍，知余得此书，因别以一旧刻小板之陶集赠余，易余家刻书而去。言中谈及周公先去礼书，改颜其室曰“宝陶斋”;今又售去，改颜其室曰“梦陶斋”。余闻此言，益叹周公之好书，倦倦于心而不能去矣。并闻诸他估：吴贾往购此书，怀数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与论直，周索卅二番，云身边立有，决不悔言。吴即如数与之，竟不能反。去书之曰，泣下数行。余虽未面询诸吴，然闻屡易颜室之名，亦可想见其情矣。黄丕烈跋。”又对前跋进行了重要补充，言及周春“去书之曰，泣下数行”，表达了基于理解之同情，文辞感同身受，让人不免对藏书家聚书散书心生感叹。这应该算黄跋中最具感性力量的文字了。
黄丕烈早年收得一部北宋景祐刻递修本《汉书一百卷》，钤有“百宋一廛”“丕烈”等印，一直视为百宋一廛中史部最重要的藏书，也是“镇库之物”，但晚年不得已而售出。嘉庆二十年（1815）售书前，他曾在书末题跋：“此北宋精刊景祐本《汉书》，为余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藏箧中三十来年矣，非至好不轻示人。郡中厚斋都转偶过小斋，曾一出示，继于朋好中时一及之。奈余惜书癖深，未忍轻弃，并不敢以议价，致蔑视宝物。因思都转崇儒重道，昔年出资数万敬修文庙，其诚挚为何如！知天必昌大其后以振家声，故近日收藏古籍嗜好之笃，访求之勤，一至于此，则余又何敢自秘所藏，独宝其宝耶？君家当必有能读是书者，敢以镇库之物辍赠为预兆云。乙亥季冬，士礼居主人识。”黄氏晚年家境变化，藏书自嘉庆末年开始逐渐散出，到道光初他尚在世时已经基本散尽。对于图书之散去，黄丕烈真实心境如何，我们难以窥知，不过从此跋来看，还是显得比较达观。此则题跋在他去世前十年题写，“镇库之物”的出让可以说是一种预兆，其跋语虽然无奈，但也对藏书有个好去处表达了欣慰，“君家当必有能读是书者”，则黄氏藏书、题跋仍能藏于天壤间，为后世所称道、研究、鉴藏，这也是他对藏书宿命的认知。
黄丕烈作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曾因佞宋被目为“赏鉴家”。其同时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列赏鉴家为四等，仅强于掠贩之豪强、书沽。他在《北海诗话》中明确说，“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从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为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是也。”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但这实际上是因为黄氏“佞宋”名声太晌，未能深入体察其藏书宗旨，及黄跋在考订、校雠、鉴定、存史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尤其是黄氏长于校勘整理，非一般藏书家所可比拟，洪亮吉对黄丕烈之评价纯属误解。黄裳曾指出，“黄荛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事实上，黄氏以藏书家闻名，在藏书史上拥有其他藏书家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因为其题跋在学术方面的重要成就，与乾嘉学术
脉相承，是文化史上一座重要的丰碑，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放在重视传统、敬畏典籍的今天，意义尤为重大。
此外，对于黄氏题跋，初时过从甚密、后来反目成仇的顾千里在嘉庆十年《百宋一廛赋》即将印行时，曾在初印样上写有“荛圃手写有別趣，但此君不晓楷法，美哉尤有憾”一句。顾千里性情颇为偏激，这句话是否出于本心，我们难得究竟。不过通过现存黄氏题跋，我们可以很好地欣赏其书法。他一般用小楷，风格一贯，字划谨严，显示了对书的敬重和珍视。且既有朱笔，又有墨笔，与宋椠元刊相得益彰，可谓赏心悦目。
（责任编辑：田红玉）
等而获知直隶某县，但他不愿上任，辞官归里，此后专事收藏、校雠、著述、刊刻等。他嗜书成性，有书虫、书魔、痴绝之称。在自藏宋刻本《三谢诗一卷》题跋中，他表示自己“顾念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成癖，遇宋刻，苟力可勉致，无不致之为快。”为买书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他在北京、南京、杭州、嘉兴等藏书胜地广搜善刻异本，“不善不收，遇善必收”，“千金散尽为藏书”，渐成一代藏书大家，藏书多达三千余种三万余卷。其中宋版即有二百部之多，黄氏专辟“百宋一廛”收藏。他与周香俨、顾抱;中、袁寿阶并称苏州藏书“四大家”，受到时人推重，藏书界更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后人甚而总结“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黄丕烈在藏书史上特殊地位的形成，除其藏书既精且富外，还在于他对善本书多有题跋，内容极为丰富，傅增湘称其“闻见博而鉴别详，巍然为书林一大宗”。其题跋考版本、校文字、述见闻、记交游，长短随意，活泼多样，既是学术札记，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图书版本学和藏书文化史上有其特殊价值。因而在藏书史上形成了“黄（丕烈）跋”“顾（千里）校”“鲍（廷博）刻”现象。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王芑孙在《百宋一廛校书图》中写道：“（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其于版本之先后，篇章之多寡，训诂之异同，行款之短长，授受源流，翻摹本末，莫不究心研考。”缪荃孙编《荛圃藏书题识》时，在序言中延续了王氏这一说法，并增加了黄丕烈“字画之增损，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黄氏藏书有其题跋者为藏书界所看重，至今被珍若拱璧。甚而“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黄裳语）书以人贵，说明了黄跋的重要性。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几则题跋加以介绍，以供赏鉴。
黄氏藏书有南宋中期刻本《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残本二册，存十卷（一至十）。此书为唐代武宗朝名相李德裕文集，由宋代郑亚编订，多为制诰之作。顾广圻为黄氏藏书楼作《百宋一廛赋》，其中有“敬舆中书，文饶一品”，“敬舆中书”指陆贽集，“文饶”即李德裕，“一品”说的就是《会昌一品制集》。黄丕烈对此句作注云：“残本《会昌一品集》，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廿二字，所存一至十凡十卷。此二种（另一种指陆贽集），子悉尝用以手勘他本，语云：‘不敢因缺损已甚而忽之，岂特佞宋，亦以重二公也。’今为赋所取。”可见黄丕烈重视此书，还有看重李德裕道德、人品、事功的因素。可能因为是残本，黄氏编著《百宋一廛书录》时虽已收藏此书，但未予著录。后来潘祖荫、缪荃孙等编黄氏藏书题跋时，也都没有收录《会昌一品制集》，后出各种黄跋辑佚也未涉及。直到此书2000年入藏上海图书馆，得到冀淑英等人关注，才得以重新披露。黄氏题跋有两则，其一是嘉庆四年（1799）在第二册卷六首扉叶上跋语：“此残宋刻《会昌一品制集》十卷。卷中有旧抄配入，为甫里严豹人家物，而余购之，重付装池者也。先是，余得抄本《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为沈与文所藏，已明中叶本矣。又得旧抄《李文饶集》，则不止《会昌一品制集》与明刻合，而亦无甚佳处。惟此宋刻较二本为胜，虽残本，实至宝也。卷中抄叶标题曰‘李文饶集’而列‘会昌一品制集’于下，似非宋刻原本。然藏者为李廷相，据白堤钱听默云，已为明时收藏家，其旧补可知。至宋刻卷第下皆剜补一行，未知所剜补者何字。由来既久，亦承之而已。装成越曰至十一月八日，书数语于后，以见唐集宋刻，虽残不可轻弃尔。嘉庆岁在己未冬，荛圃黄丕烈识。”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首次题跋19年后，黄氏又取出此书以校明刻本，在首册扉叶朱笔题跋：“余尝谓宋刻之书虽片纸只字，亦是至宝，此实有见而云然，非癖论也。百宋一廛中全者固不少，缺者亦甚多，其中拈出一二字，皆足动人心魄。即如此《会昌一品制集》，仅存十卷，卷中亦有旧时钞补之叶，向时未经取校。新秋暑退凉生，无可消遣，辍两曰闲，手校于明刻本上。十卷中，佳处不可枚举。郑亚序文有句云‘取封禅之书于犬子’，此用长卿小名也，明刻讹‘犬’为‘太’，明人之不学无术，可慨也夫！戊寅七月既望，复翁识。”黄丕烈以“佞宋”著称，其看重宋本，主要还是因为重视宋本的文献价值。正如他在为宋本《韩非子》作跋时所称“书必以真本为上”，宋本在他眼里，多为“真本”，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
此书钤有双桧堂书画私印、李廷相印、二酉斋等印，迭经名家收藏。黄氏去世前图书逐渐散尽，此书后由翁心存收藏，其子翁同穌在书皮上题有“士礼居旧藏”“文端公遗书”等。翁氏几代递藏后，由侨居美国的翁万戈于2000年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元至正刻本《古乐府十卷》黃丕烈题跋，亦未见于《荛圃藏书题跋》及后出辑佚作品。《古乐府》由元代左克明辑，主要收上古至汉魏六朝、隋代的乐府诗。《古乐府》晚出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对郭书有所借鉴，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四库提要认为《乐府诗集》“务穷其流，故所收颇滥”，而《古乐府》“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此书元至正刻本有方震孺、黄丕烈、季锡畴、乔松年等人跋，黄跋在卷首，并钤有“荛圃”“丕烈”印。今藏国家图书馆。
对于左氏《古乐府》的价值，季锡畴跋语说：“‘乐府’名始于汉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诏司马相如等赋诗合乐，自汉迄唐，其体未变。唐吴竞有《乐府古题要解》，不录其词;宋郭茂倩有《乐府诗集》，考核为详。左氏此书与郭氏互有出入。郭下及于唐，此专取陈隋以上，一脉其流，一溯其源也。后之杨铁崖、李西涯漫以己意著为‘新乐府’‘咏史乐府’，变坏古体，幸此种尚存，犹可考见也。”方震孺则认为“此元刻之罕有之善本也”。黄丕烈对此书的价值也非常看重，跋语云：“辛未季冬月七日，积雪盈庭，闭门谢客，有书友持此元刻左克明《乐府》来，索番饼四枚，余留之。取足本《读书敏求记》所载《焦仲卿妻》诗证之，语句都合。向得诸所闻，今得诸所见，可云快甚。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二句，此本无之，虽在钞补叶内，然行款不差，所据必元刻。且‘寡妇赴彷徨’，依然‘赴’字未改‘“起’，其为元刻无疑。至于装潢款式犹是述古旧藏，古色古香，溢于楮墨，令人珍爱奚似，岁晚获此，赏心乐事之一。越曰十有四日。复翁识。”黄丕烈在题跋中好提及书价，尤其是善本书，通常有书沽售价、还价的纪录，也因此为人讥诮。其记载售买、得书等情形，画面感极强，让人感觉如在目前，体现了黄氏收书之不易、得书之欣喜，提笔时仍能记忆犹新。但此条题跋很有代表性，其主要价值还在于校勘文字、考订版本，通过书目、文字、行款等各种例证，来证实版本确属元刻无疑。应该说，藏书家藏书乐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通过考订，验证“真本”。 另一则未见于《荛圃藏书题跋》及后出黄跋辑佚文献的，是南宋宝祐五年（1257）赵德渊刻元明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不过其跋语非黄丕烈亲笔，为佚名所过录。此书也是残本，存三十五卷，缺七卷。每卷一册，合三十五册，今藏浙江图书馆。《通鉴纪事木末》为南宋袁枢编撰，虽系录司马光《资治通鉴》，但分类编排，每一事详记本末，便于读者详悉事件之由来、发展及其结果。此书开“纪事本末体”先河，因此自咸书后颇受重视，历代刊刻也较多。其宋刻有“小字本”“大字本”两种，赵刻本为大字本。小字本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刻本，赵德渊认为其“字小且讹”，所以精加校雠，瞿中溶认为此刻“在今日已同麟角凤觜”，极为珍贵。其版片历久未坏，明初尚在南监，后不知所向。黄氏得此书亦极为惊喜，在卷前衬页上题跋云：“《通鉴纪事本末》，今俗刻本误谬脱落往往有至数十字者，以此南宋椠大册本校之，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可见斯书之善。兼以书法古雅，刻画精工，极尽宋人刊书能事。而宋讳缺笔之字——弗爽，悉属可据，充好古读书君子之秘籍无愧焉。所惜者，印本已后，时有漫漶，而亡佚八卷，不成完璧。虽然，夏玉、商金、秦刻、汉碑，莫非至宝，何尝无残泐，自当一例等诸。生沐广文，爱而有之，实具眼者，否则奚好此耶？余既为两家骑驿，了此一重翰墨缘，曷可不记？西山刍荛翁丕烈。”虽为佚名过录，非黄氏亲笔，亦可见其收得此书的得意之情，从书法、刻工、避讳等论其确为宋本无疑。不过，或许编《百宋一廛书录》时黄氏尚未得到此书，也或许因此书为残本，《书录》亦未收录此书，其后辑编黄氏题跋的各类文献也未见著录。
清代文人对于陶诗有特殊情结，黄丕烈“于宋元经学不甚喜购”，倾心于史部、集部重要典籍，曾以收得北宋南宋两部陶诗，改书斋名“陶陶居”，改号“陶陶轩主”。其所藏两陶诗之一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四卷补注一卷》，为宋代汤汉作注，二册。内有周春、顾自修、黄丕烈跋，书名为黄丕烈得书后延请孙延所题签，专记为“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现藏国家图书馆。黄氏得此书较晚，在嘉庆十四年（1809），在书未有跋语，云：“汤伯纪注陶诗宋刻真本，在海宁周松霭家，相传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颜之曰‘礼陶斋’。其书之得，近于巧取豪夺，故秘不示人，并云欲以殉葬。余素闻其说于吴兴贾人，久悬悬于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传书贾某得此书，欲求售于吴门，久而未至。后嘉禾友人札致余，有此书，许四十金，未果，已为硖石人家得去。闻此言，甚怏怏，然已无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吴子修候余，余往答之，出所藏书示余，汤注陶诗在焉。开卷展视，其为宋本无疑，询所由来，乃知硖石人即伊相识，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归，议久始谐百金之直，银居太半，文玩副主。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平？嘉庆己巳中秋月，复翁记。”此跋详记得书之曲折，甚而八卦周氏得书“近于巧取豪夺”，言辞背后是对陶集的情有独钟。其得书后改书斋名“陶陶居”，也表达了对宋刻陶集的特殊偏好。在书末天头处，黄氏另有跋语：“余得此书后，适原得此书之贾人吴东白来舍，知余得此书，因别以一旧刻小板之陶集赠余，易余家刻书而去。言中谈及周公先去礼书，改颜其室曰“宝陶斋”;今又售去，改颜其室曰“梦陶斋”。余闻此言，益叹周公之好书，倦倦于心而不能去矣。并闻诸他估：吴贾往购此书，怀数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与论直，周索卅二番，云身边立有，决不悔言。吴即如数与之，竟不能反。去书之曰，泣下数行。余虽未面询诸吴，然闻屡易颜室之名，亦可想见其情矣。黄丕烈跋。”又对前跋进行了重要补充，言及周春“去书之曰，泣下数行”，表达了基于理解之同情，文辞感同身受，让人不免对藏书家聚书散书心生感叹。这应该算黄跋中最具感性力量的文字了。
黄丕烈早年收得一部北宋景祐刻递修本《汉书一百卷》，钤有“百宋一廛”“丕烈”等印，一直视为百宋一廛中史部最重要的藏书，也是“镇库之物”，但晚年不得已而售出。嘉庆二十年（1815）售书前，他曾在书末题跋：“此北宋精刊景祐本《汉书》，为余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藏箧中三十来年矣，非至好不轻示人。郡中厚斋都转偶过小斋，曾一出示，继于朋好中时一及之。奈余惜书癖深，未忍轻弃，并不敢以议价，致蔑视宝物。因思都转崇儒重道，昔年出资数万敬修文庙，其诚挚为何如！知天必昌大其后以振家声，故近日收藏古籍嗜好之笃，访求之勤，一至于此，则余又何敢自秘所藏，独宝其宝耶？君家当必有能读是书者，敢以镇库之物辍赠为预兆云。乙亥季冬，士礼居主人识。”黄氏晚年家境变化，藏书自嘉庆末年开始逐渐散出，到道光初他尚在世时已经基本散尽。对于图书之散去，黄丕烈真实心境如何，我们难以窥知，不过从此跋来看，还是显得比较达观。此则题跋在他去世前十年题写，“镇库之物”的出让可以说是一种预兆，其跋语虽然无奈，但也对藏书有个好去处表达了欣慰，“君家当必有能读是书者”，则黄氏藏书、题跋仍能藏于天壤间，为后世所称道、研究、鉴藏，这也是他对藏书宿命的认知。
黄丕烈作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曾因佞宋被目为“赏鉴家”。其同时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列赏鉴家为四等，仅强于掠贩之豪强、书沽。他在《北海诗话》中明确说，“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从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为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是也。”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但这实际上是因为黄氏“佞宋”名声太晌，未能深入体察其藏书宗旨，及黄跋在考订、校雠、鉴定、存史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尤其是黄氏长于校勘整理，非一般藏书家所可比拟，洪亮吉对黄丕烈之评价纯属误解。黄裳曾指出，“黄荛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事实上，黄氏以藏书家闻名，在藏书史上拥有其他藏书家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因为其题跋在学术方面的重要成就，与乾嘉学术
脉相承，是文化史上一座重要的丰碑，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放在重视传统、敬畏典籍的今天，意义尤为重大。
此外，对于黄氏题跋，初时过从甚密、后来反目成仇的顾千里在嘉庆十年《百宋一廛赋》即将印行时，曾在初印样上写有“荛圃手写有別趣，但此君不晓楷法，美哉尤有憾”一句。顾千里性情颇为偏激，这句话是否出于本心，我们难得究竟。不过通过现存黄氏题跋，我们可以很好地欣赏其书法。他一般用小楷，风格一贯，字划谨严，显示了对书的敬重和珍视。且既有朱笔，又有墨笔，与宋椠元刊相得益彰，可谓赏心悦目。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