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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尼泊尔村庄Kaskikot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对劳拉·斯佩罗和她即将举办的典礼而言是个坏消息。距离雨季尚有一段时间，但斯佩罗知道在尼泊尔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她11年前就开始定期往返于美国和尼泊尔之间。
Kaskikot是一个有着约1万人口的村庄，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安纳普尔纳峰脚下。几乎每个村民都来自自给自足的农耕家庭，他们吃着自己种的粮食，生活非常艰辛。村民们的家务活特别多，打水，挤牛奶，生灶火煮饭。他们根本没有精力走30分钟到当地卫生站出席典礼，尤其是这会儿又下着大雨。
按理来说，斯佩罗的典礼是非营利组织Eva Nepal的最高成就。斯佩罗于2007年创建了这个组织，致力于为当地村民提供亟须的口腔卫生保健服务。如今，卫生站首次愿意承担责任，经营并投资牙医诊所。这次的典礼正是Eva Nepal和卫生站的交接仪式。但卫生站站长卡莫尔·班达里明确表态称，他不希望与Eva Nepal或斯佩罗有任何瓜葛。
次日早上，典礼开始一个小时后，Eva Nepal的员工在当地政府总部潮湿的大楼里等候着。他们拉了一条横幅，横幅写着“Kaski口腔卫生保健计划”。这时两个老人来了，后面跟着几个中年男子。一条流浪狗在雨中徘徊，随后跌倒在门口。压根看不到卫生站站长的影子。
住在尼泊尔
2007年，斯佩罗正式创建了Eva Ne-pal，早在2006年她就开始为Kaskikot村庄的牙科保健筹集资金。几乎所有钱都来自家乡人民的捐款。她的父母仍住在美国贝塞斯达的格林威治森林社区，每到感恩节时，大概35个来自他们社区的家庭和30个企业机构就会参与筹款活动。
“劳拉想做她能做到的事。”她的母亲南希·蔡斯说，蔡斯谈到了女儿想去尼泊尔旅行的愿望。蔡斯是一名公益律师，同时是消费提倡者，曾与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拉尔夫·纳德共事过。斯佩罗的父亲唐·斯佩罗则是一个企业家，先前曾加入美国奥运会赛艇队。他们的人生都不一般。他们的女儿也同样希望如此。
2001年，斯佩罗还是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大三暑假期间，她第一次去尼泊尔旅行，在那里度过了三周时间。有一天她沿着乡村小路往下走，看见一位妇女和孩子站在门口。斯佩罗掏出了照相机，但随即放弃了照相的念头。“我从美国这么远的地方去到那里，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到那里。”她说，“我想站在那位妇女所站的地方。”
2002年，斯佩罗再次回到尼泊尔，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但她当时还没想过长期计划。“我想我会回到美国，做些有意义的事。”她说。但她发现，她投奔的尼泊尔志愿者组织并未给她安排任何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将她安置在当地一个有影响力的校长家，这位校长名叫布希姆·苏贝迪。斯佩罗仿佛也在走“旅游”式志愿者的路。她说服苏贝迪让她换个地方住。苏贝迪提议让村里的寡妇拉迪卡收留她，拉迪卡与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两间泥砖屋里。这标志着一段长期关系的开始。
2003年，斯佩罗第三次返回尼泊尔，此时她已完全独立于志愿者组织，她在拉迪卡家里住了9个月。其间斯佩罗帮忙做家务活，还慢慢学会了尼泊尔语（拉迪卡的女儿比什和玛丽卡会讲一点英语，拉迪卡则一点都不会）。刚开始时斯佩罗在阁楼打地铺睡，后来她搬到楼下跟比什共睡一张床。斯佩罗已经是站在门前的那位女士了。
并不是说她已适应或打算在那里永久住下去。斯佩罗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吸引当地村民的目光：有着一双巧手的高大白人女子。在村民们看来，美国人—或美国人的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日常困扰。其中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牙痛。许多村民都有牙痛的毛病，他们问斯佩罗拿止痛药。而当地卫生站的唯一牙科工具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钳子。
斯佩罗发现，村民们都任由牙齿腐烂，最后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松掉。他们确实有牙刷，只是不常用。“牙膏牙刷都有，”她说，“问题是他们没有养成口腔卫生习惯，很难改变他们的习惯。”
2004年，尼泊尔政府起草了一项国民口腔健康政策，承诺为该国的农村居民提供口腔卫生保健服务。该计划跟斯佩罗的计划极其相似：在学校组织刷牙课程，卫生站的定期免费牙科诊疗。但九年后，只有少数村庄提供了牙科服务。
斯佩罗决定做点什么。
不做“旅游式”志愿服务
近年来，援助如洪水般涌向尼泊尔。西方人为喜马拉雅山脉的美丽和神秘倾倒。越来越多欧美人渴望到那里去花钱。1990年代，220个非政府组织在尼泊尔政府登记注册，加入了社会福利委员会。如今，已有近4万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有一些是短期志愿者服务，或者他们更像“旅游”，走马观花地晃一圈。“如果你真的想帮助这个国家，你会培训当地人。”美国喜马拉雅协会主席艾丽卡·斯通说。这需要长期执行计划，并且你不能让当地人给你提供住宿、食物或翻译服务。
但斯佩罗不想做“旅游”式志愿服务。很久以前，她决定实施一个自我维持、基于社区的计划，此计划不需要任何西方人也可以运作。她下定决心要实现这幅蓝图，即使当地村民固执地不肯改变态度。
几年下来，斯佩罗已扩大其牙科保健计划，现在已有超过13000人享受到了她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在学校组织的刷牙课程，社区教育课程，卫生站的定期免费牙科诊疗，以及为村民提供大医院的牙科门诊折扣等。若没有格林威治森林社区的热心援助，这些都无法实现。
如今，孩子们每天早晨都很自觉刷牙。他们排成长队，手握牙刷，等待学校的口腔卫生教员发放牙膏。他们身后矗立着一栋新校舍，那是由一个国际NGO组织建造的。在校园的一角，一栋欧洲人建的小建筑物被荒废。
在Lwang Ghalel村庄，幼儿园孩子的母亲聚集起来上第一堂口腔卫生课。Eva Nepal的口腔保健教员正在讲解蛀牙和填料，他解释说，因为孩子们的口腔仍在发育，拔除受感染的牙齿会导致严重的牙齿正畸问题。他强调了定期检查的重要性，最后以一场关于牙科神话的讨论收尾。一位老人说很高兴自己掉光了牙齿，这时全部妈妈们都嘘声让他安静。讨论结束后，幼儿园教师收到牙齿检查报告，那些需要补牙或拔牙的孩子会拿到一张小纸片，纸片上要求父母陪同前往诊所。 第二天，孩子们在一间空旷的教室外排好队。教室里有两条长凳，分别坐着Lwang Ghalel村庄的牙科技术师和来自博卡拉的一位牙医。孩子们忍受着医生在他们嘴里戳戳刺刺。到下午时，20个孩子接受了治疗。还有15个需要治疗，但他们的家长还没出现。难道孩子们没将小纸片交给他们家长？还是家长太忙了？斯佩罗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是在美国，显然要有家长陪同才能对儿童进行治疗，”斯佩罗说，“但在尼泊尔却没有这种意识，这里养孩子的观念跟美国不一样。”斯佩罗担心，如果那天有蛀牙的孩子得不到治疗，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回来。跟Eva Nepal的团队及校长商量后，斯佩罗最终选择让这些孩子进去接受治疗。
整个过程一直很顺利，直到一个有严重口腔问题的小女孩出现。她的臼齿已腐烂，门牙牙龈也长了脓疮。牙医将门牙拔掉，但考虑到未来牙齿正畸问题，于是留下了臼齿。小女孩被拔痛了，受了惊吓，开始哭了起来。“很可怕，我们说的是一个6岁的小孩。于是我几次走到她面前跟她说话。我让老师跟她坐一起，确保她没事。”斯佩罗说。后来小女孩回家了。
半小时后，小女孩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出现了。“为什么你不拔掉大牙？”她质问牙医。“那颗牙被感染了！但你却拔了门牙，门牙还好好的。现在我女儿要瞎掉了！”牙医说这个问题在前一天的教育环节里已经解释过，那位母亲没有参加。最后，她平静下来，对她女儿接受的治疗表示很满意。
政治角力
卫生站站长卡莫尔·班达里终于出现在斯佩罗的典礼上，他迟到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坐在讲台上，紧挨着Eva Nepal的成员、村中长者和另一位受政府任命的官员，这名官员同班达里一道控制了整个村庄的预算。这些人都坐在一排，面对着空荡荡的大厅。
这场活动根本不像典礼，更像高中辩论。Eva Nepal的成员挨个发言，向场下寥寥无几的观众解释口腔卫生的重要性。然后他们都转向班达里，礼貌地向他道谢。但班达里完全不予理会。他做了10分钟的讲话，说由于国家不稳定的原因，村里缺乏财力人力来实施牙科计划。
之后斯佩罗应邀上台讲话。她用流利的尼泊尔语发表讲话，跟其他人一样，她表达了对班达里的谢意。辩论结束后，班达里签署了官方文件，文件规定卫生站将负责经营并资助Eva Nepal的牙科计划。
其实，Eva Nepal可以绕过班达里直接资助Kaskikot村庄的牙科计划。但即使Eva Nepal的资金状况允许，斯佩罗也不会同意。经过两年的努力后，每个村庄都同意接管牙科计划。如果斯佩罗破例，她在其他地方也将失去村民信任。为了改变班达里的主意，Eva Nepal团队需要集结集体的力量给另一名政府官员施压，迫使他加入他们的阵营。
不久后，斯佩罗返回美国，她搬到了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正在尝试替代疗法来摆脱寄生虫感染。她每年都会在尼泊尔待上两三个月，每天通过电邮与Eva Nepal的项目主管沟通。
在尼泊尔的村民看来，斯佩罗既是自己人也是外人。斯佩罗也清楚自己力量的局限性。她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施恩者、执行者或救世主，但她可以成为他们永远的支持者和朋友。
Kaskikot是一个有着约1万人口的村庄，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安纳普尔纳峰脚下。几乎每个村民都来自自给自足的农耕家庭，他们吃着自己种的粮食，生活非常艰辛。村民们的家务活特别多，打水，挤牛奶，生灶火煮饭。他们根本没有精力走30分钟到当地卫生站出席典礼，尤其是这会儿又下着大雨。
按理来说，斯佩罗的典礼是非营利组织Eva Nepal的最高成就。斯佩罗于2007年创建了这个组织，致力于为当地村民提供亟须的口腔卫生保健服务。如今，卫生站首次愿意承担责任，经营并投资牙医诊所。这次的典礼正是Eva Nepal和卫生站的交接仪式。但卫生站站长卡莫尔·班达里明确表态称，他不希望与Eva Nepal或斯佩罗有任何瓜葛。
次日早上，典礼开始一个小时后，Eva Nepal的员工在当地政府总部潮湿的大楼里等候着。他们拉了一条横幅，横幅写着“Kaski口腔卫生保健计划”。这时两个老人来了，后面跟着几个中年男子。一条流浪狗在雨中徘徊，随后跌倒在门口。压根看不到卫生站站长的影子。
住在尼泊尔
2007年，斯佩罗正式创建了Eva Ne-pal，早在2006年她就开始为Kaskikot村庄的牙科保健筹集资金。几乎所有钱都来自家乡人民的捐款。她的父母仍住在美国贝塞斯达的格林威治森林社区，每到感恩节时，大概35个来自他们社区的家庭和30个企业机构就会参与筹款活动。
“劳拉想做她能做到的事。”她的母亲南希·蔡斯说，蔡斯谈到了女儿想去尼泊尔旅行的愿望。蔡斯是一名公益律师，同时是消费提倡者，曾与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拉尔夫·纳德共事过。斯佩罗的父亲唐·斯佩罗则是一个企业家，先前曾加入美国奥运会赛艇队。他们的人生都不一般。他们的女儿也同样希望如此。
2001年，斯佩罗还是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大三暑假期间，她第一次去尼泊尔旅行，在那里度过了三周时间。有一天她沿着乡村小路往下走，看见一位妇女和孩子站在门口。斯佩罗掏出了照相机，但随即放弃了照相的念头。“我从美国这么远的地方去到那里，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到那里。”她说，“我想站在那位妇女所站的地方。”
2002年，斯佩罗再次回到尼泊尔，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但她当时还没想过长期计划。“我想我会回到美国，做些有意义的事。”她说。但她发现，她投奔的尼泊尔志愿者组织并未给她安排任何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将她安置在当地一个有影响力的校长家，这位校长名叫布希姆·苏贝迪。斯佩罗仿佛也在走“旅游”式志愿者的路。她说服苏贝迪让她换个地方住。苏贝迪提议让村里的寡妇拉迪卡收留她，拉迪卡与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两间泥砖屋里。这标志着一段长期关系的开始。
2003年，斯佩罗第三次返回尼泊尔，此时她已完全独立于志愿者组织，她在拉迪卡家里住了9个月。其间斯佩罗帮忙做家务活，还慢慢学会了尼泊尔语（拉迪卡的女儿比什和玛丽卡会讲一点英语，拉迪卡则一点都不会）。刚开始时斯佩罗在阁楼打地铺睡，后来她搬到楼下跟比什共睡一张床。斯佩罗已经是站在门前的那位女士了。
并不是说她已适应或打算在那里永久住下去。斯佩罗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吸引当地村民的目光：有着一双巧手的高大白人女子。在村民们看来，美国人—或美国人的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日常困扰。其中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牙痛。许多村民都有牙痛的毛病，他们问斯佩罗拿止痛药。而当地卫生站的唯一牙科工具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钳子。
斯佩罗发现，村民们都任由牙齿腐烂，最后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松掉。他们确实有牙刷，只是不常用。“牙膏牙刷都有，”她说，“问题是他们没有养成口腔卫生习惯，很难改变他们的习惯。”
2004年，尼泊尔政府起草了一项国民口腔健康政策，承诺为该国的农村居民提供口腔卫生保健服务。该计划跟斯佩罗的计划极其相似：在学校组织刷牙课程，卫生站的定期免费牙科诊疗。但九年后，只有少数村庄提供了牙科服务。
斯佩罗决定做点什么。
不做“旅游式”志愿服务
近年来，援助如洪水般涌向尼泊尔。西方人为喜马拉雅山脉的美丽和神秘倾倒。越来越多欧美人渴望到那里去花钱。1990年代，220个非政府组织在尼泊尔政府登记注册，加入了社会福利委员会。如今，已有近4万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有一些是短期志愿者服务，或者他们更像“旅游”，走马观花地晃一圈。“如果你真的想帮助这个国家，你会培训当地人。”美国喜马拉雅协会主席艾丽卡·斯通说。这需要长期执行计划，并且你不能让当地人给你提供住宿、食物或翻译服务。
但斯佩罗不想做“旅游”式志愿服务。很久以前，她决定实施一个自我维持、基于社区的计划，此计划不需要任何西方人也可以运作。她下定决心要实现这幅蓝图，即使当地村民固执地不肯改变态度。
几年下来，斯佩罗已扩大其牙科保健计划，现在已有超过13000人享受到了她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在学校组织的刷牙课程，社区教育课程，卫生站的定期免费牙科诊疗，以及为村民提供大医院的牙科门诊折扣等。若没有格林威治森林社区的热心援助，这些都无法实现。
如今，孩子们每天早晨都很自觉刷牙。他们排成长队，手握牙刷，等待学校的口腔卫生教员发放牙膏。他们身后矗立着一栋新校舍，那是由一个国际NGO组织建造的。在校园的一角，一栋欧洲人建的小建筑物被荒废。
在Lwang Ghalel村庄，幼儿园孩子的母亲聚集起来上第一堂口腔卫生课。Eva Nepal的口腔保健教员正在讲解蛀牙和填料，他解释说，因为孩子们的口腔仍在发育，拔除受感染的牙齿会导致严重的牙齿正畸问题。他强调了定期检查的重要性，最后以一场关于牙科神话的讨论收尾。一位老人说很高兴自己掉光了牙齿，这时全部妈妈们都嘘声让他安静。讨论结束后，幼儿园教师收到牙齿检查报告，那些需要补牙或拔牙的孩子会拿到一张小纸片，纸片上要求父母陪同前往诊所。 第二天，孩子们在一间空旷的教室外排好队。教室里有两条长凳，分别坐着Lwang Ghalel村庄的牙科技术师和来自博卡拉的一位牙医。孩子们忍受着医生在他们嘴里戳戳刺刺。到下午时，20个孩子接受了治疗。还有15个需要治疗，但他们的家长还没出现。难道孩子们没将小纸片交给他们家长？还是家长太忙了？斯佩罗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是在美国，显然要有家长陪同才能对儿童进行治疗，”斯佩罗说，“但在尼泊尔却没有这种意识，这里养孩子的观念跟美国不一样。”斯佩罗担心，如果那天有蛀牙的孩子得不到治疗，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回来。跟Eva Nepal的团队及校长商量后，斯佩罗最终选择让这些孩子进去接受治疗。
整个过程一直很顺利，直到一个有严重口腔问题的小女孩出现。她的臼齿已腐烂，门牙牙龈也长了脓疮。牙医将门牙拔掉，但考虑到未来牙齿正畸问题，于是留下了臼齿。小女孩被拔痛了，受了惊吓，开始哭了起来。“很可怕，我们说的是一个6岁的小孩。于是我几次走到她面前跟她说话。我让老师跟她坐一起，确保她没事。”斯佩罗说。后来小女孩回家了。
半小时后，小女孩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出现了。“为什么你不拔掉大牙？”她质问牙医。“那颗牙被感染了！但你却拔了门牙，门牙还好好的。现在我女儿要瞎掉了！”牙医说这个问题在前一天的教育环节里已经解释过，那位母亲没有参加。最后，她平静下来，对她女儿接受的治疗表示很满意。
政治角力
卫生站站长卡莫尔·班达里终于出现在斯佩罗的典礼上，他迟到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坐在讲台上，紧挨着Eva Nepal的成员、村中长者和另一位受政府任命的官员，这名官员同班达里一道控制了整个村庄的预算。这些人都坐在一排，面对着空荡荡的大厅。
这场活动根本不像典礼，更像高中辩论。Eva Nepal的成员挨个发言，向场下寥寥无几的观众解释口腔卫生的重要性。然后他们都转向班达里，礼貌地向他道谢。但班达里完全不予理会。他做了10分钟的讲话，说由于国家不稳定的原因，村里缺乏财力人力来实施牙科计划。
之后斯佩罗应邀上台讲话。她用流利的尼泊尔语发表讲话，跟其他人一样，她表达了对班达里的谢意。辩论结束后，班达里签署了官方文件，文件规定卫生站将负责经营并资助Eva Nepal的牙科计划。
其实，Eva Nepal可以绕过班达里直接资助Kaskikot村庄的牙科计划。但即使Eva Nepal的资金状况允许，斯佩罗也不会同意。经过两年的努力后，每个村庄都同意接管牙科计划。如果斯佩罗破例，她在其他地方也将失去村民信任。为了改变班达里的主意，Eva Nepal团队需要集结集体的力量给另一名政府官员施压，迫使他加入他们的阵营。
不久后，斯佩罗返回美国，她搬到了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正在尝试替代疗法来摆脱寄生虫感染。她每年都会在尼泊尔待上两三个月，每天通过电邮与Eva Nepal的项目主管沟通。
在尼泊尔的村民看来，斯佩罗既是自己人也是外人。斯佩罗也清楚自己力量的局限性。她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施恩者、执行者或救世主，但她可以成为他们永远的支持者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