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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涵化是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涵化理论主要研究移民思维、情感以及交流方式适应新文化的转型过程，近年来关于这一适应过程的描述和理解，出现了从单向线性到互动多维的转变和发展。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行为，直接见证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融合乃至创新的过程。目前翻译研究将涵化等同于归化策略的观点，没有摆脱以单向线性的思维看待文化适应的陈旧模式。翻译研究者有必要吸收跨文化研究中新的洞见，推进对翻译中涵化现象的研究从方向到维度、从结果到过程、从现象描述到机理探讨的转变，从而对翻译中的文化接触与适应提供更为充分解释。
关键词：涵化;归化;翻译策略
Abstract： Accultu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of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studies. While acculturation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daptation of immigrants’ mentality， emotions and ways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host culture，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this adaptation is not a one-way and linear process， but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active. Translation， a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is itself a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 exchang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However， Translation Studies still tends to equate acculturation with domestication， reflecting an outmoded linear thinking of cultural adaptation.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to take new insights from cross-cultural studies to work towards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or acculturation-related issues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Acculturation; domestication;translation strategy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人们的跨文化交往活动也日益频繁。跨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涵化（acculturation）目前已经成为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涵化进行分析，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建构已呈现出不少新的发展和变化。翻译作为不同民族之间沟通信息和思想的桥梁，直接见证了文化间的碰撞、摩擦、冲突、融合，涵化对于翻译活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本文试图梳理目前涵化研究的发展脉络，从方向和维度两个方面思考涵化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
一、跨文化研究中的“涵化”
“涵化”是跨文化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原先的英文是“acculturation”。值得一提的是，该词目前有不同的中文译法，常见的有濡化、涵化、文化涵化、涵化、文化融合、文化适应或文化变迁等①。这些五花八门的译名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本文暂且采用目前翻译研究中最为通用的“涵化”这一译法。同时，为了避免对其过于简单化或格式化的理解，我们首先简要回顾跨文化研究中关于“涵化”的相关论述，重点梳理这个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的演变。
1880年，美国民族事务局官员约翰·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在关于美国本土语言变化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涵化”（acculturation）这个词。鲍威尔将涵化定义为“来自外来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转引自Rudmin24）。这一概念最初主要关注土著和少数族裔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文化的个体心理调适过程，强调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单向影响，认为个体会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当时美国社会对移民采用的“熔炉”（melting pot）政策，就体现了这种多少带有欧美种族中心主义的、单维度的涵化理论。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学者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广为接受的“涵化”定义：涵化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Redfield，et al. 149）。在此基础上，他们区分了“涵化”、“文化变化”（ culture-change）以及“同化”（assimilation）这三个概念，指出涵化只是文化变化的一个方面，而同化则可以被视为是涵化的的一个阶段，在不同的群体和环境中，涵化也有可能体现为文化适应或文化抵抗（49-152）。 此后，心理学家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单向的同化并不是涵化的唯一结果，并且适应过程中的反作用力往往会导致交往中主客双方的变化（Graves 350）。
在涵化的理论从单维向双维的转变中，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理（John Berry）提出的涵化模型（图1）影响最为深远。贝理认为个体对原居文化和客居文化的态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涵化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客居文化，同时也可以选择保持或放弃原居文化身份。根据移民在保持传统文化身份以及与客居文化群体交往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贝理将涵化策略归纳为四种：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以及边缘化（marginalization）（Berry，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9-25）。
关键词：涵化;归化;翻译策略
Abstract： Accultu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of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studies. While acculturation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daptation of immigrants’ mentality， emotions and ways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host culture，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this adaptation is not a one-way and linear process， but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active. Translation， a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is itself a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 exchang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However， Translation Studies still tends to equate acculturation with domestication， reflecting an outmoded linear thinking of cultural adaptation.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to take new insights from cross-cultural studies to work towards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or acculturation-related issues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Acculturation; domestication;translation strategy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人们的跨文化交往活动也日益频繁。跨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涵化（acculturation）目前已经成为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涵化进行分析，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建构已呈现出不少新的发展和变化。翻译作为不同民族之间沟通信息和思想的桥梁，直接见证了文化间的碰撞、摩擦、冲突、融合，涵化对于翻译活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本文试图梳理目前涵化研究的发展脉络，从方向和维度两个方面思考涵化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
一、跨文化研究中的“涵化”
“涵化”是跨文化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原先的英文是“acculturation”。值得一提的是，该词目前有不同的中文译法，常见的有濡化、涵化、文化涵化、涵化、文化融合、文化适应或文化变迁等①。这些五花八门的译名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本文暂且采用目前翻译研究中最为通用的“涵化”这一译法。同时，为了避免对其过于简单化或格式化的理解，我们首先简要回顾跨文化研究中关于“涵化”的相关论述，重点梳理这个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的演变。
1880年，美国民族事务局官员约翰·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在关于美国本土语言变化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涵化”（acculturation）这个词。鲍威尔将涵化定义为“来自外来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转引自Rudmin24）。这一概念最初主要关注土著和少数族裔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文化的个体心理调适过程，强调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单向影响，认为个体会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当时美国社会对移民采用的“熔炉”（melting pot）政策，就体现了这种多少带有欧美种族中心主义的、单维度的涵化理论。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学者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广为接受的“涵化”定义：涵化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Redfield，et al. 149）。在此基础上，他们区分了“涵化”、“文化变化”（ culture-change）以及“同化”（assimilation）这三个概念，指出涵化只是文化变化的一个方面，而同化则可以被视为是涵化的的一个阶段，在不同的群体和环境中，涵化也有可能体现为文化适应或文化抵抗（49-152）。 此后，心理学家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单向的同化并不是涵化的唯一结果，并且适应过程中的反作用力往往会导致交往中主客双方的变化（Graves 350）。
在涵化的理论从单维向双维的转变中，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理（John Berry）提出的涵化模型（图1）影响最为深远。贝理认为个体对原居文化和客居文化的态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涵化者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客居文化，同时也可以选择保持或放弃原居文化身份。根据移民在保持传统文化身份以及与客居文化群体交往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贝理将涵化策略归纳为四种：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以及边缘化（marginalization）（Berry，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