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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黄子瑞与诗人李季不仅是唐河县祁仪镇的同乡与近邻，两人在祁仪小学是师生关系，而且在附近的李庄小学先后教过书，更保持着终生的兄弟情谊。
李季在197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曾发表一篇《乡音》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曾经想过，倘若不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在一位受我终生尊敬的小学教师的热心安排下，我像夜幕笼照中的一只幼蛾，飞扑向闪耀着太阳般光辉的宝塔山下，我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的呢？……
他所说的这位小学教师，便是我祖父。李季于1938年夏季从祁仪北上奔赴延安时，正是祖父徒步到湖北枣阳通过中共地下党关系，为他写了介绍信；他离开祁仪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一直谈到月明星稀才分手。祁仪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值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对于两个人来说，应当都是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吧。李季将这份报纸寄给了祖父。在《乡音》一文的上方，他端端正正地写道：“子瑞吾师教正 李季 一九七九.九.北京”。李季每有新作发表，总要寄给祖父，但这却是最后一次了。
半年之后，即1980年3月8日，李季去世。祖父当时的心境，我不得而知，但从祖父于3月24日写就的《哭友记——忆李季同志》一文， 同年6月写的《哭李季》、《遥寄》两首诗歌，可知此事在祖父心中引起了何等的波澜。
少年玩伴：“诸葛亮”与“卫兵”
我家祖籍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岗上村。岗上村在祁仪镇南边，有三四里路。家里在祁仪镇临街租了几间房子，长期居住，并做点小买卖。李季原名李振鹏，他家在祁仪镇上，和我家只隔两三户人家。祖父出生于1916年，长李季六岁，他上高小时，是家门口一带有名的的“娃子头”。因为家里藏书多，看过许多旧小说，特别爱看《三国演义》，对“七擒孟获”的故事更是津津乐道。他曾让“属下”的十几个孩子，按照“七擒孟获”的情节，一次又一次地表演。祖父当诸葛亮，并根据其他孩子的身高、特点，选定孟获、赵云、魏延、马岱等人物。有次，演员安排停当，刚要开演，祖父的衣襟被人拽住了。低头一看，原是只有五、六岁的李季，他仰着脸问：“让我当誰？”祖父看他太小，不能当将，便说：“给我当卫兵吧！”李季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就找了一根棍子背着，站在祖父的身后，果真当起卫兵来。他记性很好，几次演出以后，祖父发现，李季居然能把“七擒孟获”的故事，给别人讲得点滴不漏，比大孩子记得都清楚。因而，他逐渐取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和拥戴。
后来，祖父到县城上师范，李季便接替他，成了家门口一带的“娃子头”。毫无疑问，上世纪二十年代，“七擒孟获”等三国故事在祁仪镇广泛流传，祖父与李季是有功之臣。
祁仪小学的一对“兄弟”师生
祖父从小读私塾，新学兴起后转到祁仪完小，后考上唐河师范，17岁毕业后便开始作小学教师。祁仪小学当时是唐河县立三小，俗称祁仪完小。1934年下半年——1935年上半年，祖父在祁仪完小教高年级历史、地理，那年李季上高小一年级，便成为祖父的学生。李季最好的功课是语文，历史、地理也不错。他和祖父一样，这个时期热衷于旧小说，知道很多前朝的事，因而学历史比较容易。他们俩虽是师生，但由于是少年伙伴，所以更像兄弟。
祖父教学思路开阔。祁仪离县城较远，学生们的见闻有限，祖父便想方设法扩大他们的视野。星期天常常领着他们到野外观察自然地貌，李季一次也没落下。祖父将祁仪镇外的东、西两河当作活教材，教他们认识哪里像岛和半岛，哪里像地峡与海峡、群岛，哪里像武汉三镇，哪里像南京浦口等等。一次，带学生到晒山、龙山玩，祖父激励他们说：“石头、树木是山的表层财富。它的内部还有很多矿藏，等你们长大了去开采。”李季后来成为石油工人的深情“歌者”，应当与这样生动的小学教育有关。
祁仪镇有个富人家新立一座牌坊，是为终身守寡的老太太立的。乡绅、村民都十分膜拜。祖父却找一个清静无人的时候，带着学生们来到牌坊前面，严肃地告诉大家：这座贞节牌坊其实颂扬的是从一而终的观念，是旧文化的残余，不值得提倡，应当受到批判。
祖父家是耕读传家，他从小懂音律，识曲谱，闲暇时常常写诗谱曲。还把一些生活中喜闻乐见的题材进行加工，写成小戏剧。1935年春天，祁仪小学内牌楼底下砌成两个小屋，东边一间给祖父住。学生们喜欢课外时间到他的住室玩。他的屋里经常满员，椅子、床上都坐满了人。李季是这间小屋的常客。他喜欢听祖父哼曲剧，还常常和祖父一起说剧本。
有一次，李季突然问祖父：“人活着究竟为什么？”祖父很意外，一时无法作答，几天后经过认真思考，才答复了他这个问题。自此他更加喜欢李季了，觉得这个小老乡，小小年龄就考虑人生价值这样的问题，说明他的志向高远啊！
李庄初级小学的两位“先生”
在祁仪小学任教之前，1933年夏天，祖父曾在祁仪镇南的李庄筹办了一所初级小学。一年后因病离校。1938年春，祖父介绍赋闲在家的李季去李庄小学教书。从他们先后在同校任教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可以算是同事。当时的祁仪镇民风淳朴，人们一向尊称教师为“先生”。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不仅留下了祖父和李季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独特的教学理念。
祖父在课堂上讲课文，也在课外给学生讲做人原则：“当一个人，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决不做那害人的事，决不做那卖国的事。为人要是不爱国，就像秦桧一样，为全国人所痛恨。”每周末他都要开一次周会，给学生讲些历史故事，鼓励学生将来做光明正大的人。
李季到李庄小学教学时是初中肄业。他在祁仪小学毕业后，到南阳敬业中学上了一年多初中，增长了见识。他告诉祖父，有一位语文老师姚雪垠，教过他的课，他对姚雪垠老师很钦佩。祖父听了，由衷地为他高兴。后来抗战爆发，敬业中学停办，李季回到祁仪，时年16岁。闲居无事，1938年春，祖父便介绍他到李庄初级小学当教师。
李季没有上过师范，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但很会教学。他教学生科学文化，教学生革命道理，教抗日救国，教学生要做自食其力、光明磊落的人。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办了个壁报《儿童生活》，经常带着学生登山、趟河，认识田野的草木和庄稼。 祖父与李季各自在李庄小学教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教学方式活泼，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景观作教材，引导学生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学习，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播撒了光明的种子。祖父后来自豪地说，他在李庄教过的学生，长大后不是参加抗日队伍，就是勤勤恳恳的劳动者，没有一个当汉奸卖国贼。李季教过的学生当然也是如此。
送李季去延安
1938年，李振鹏在李庄小学当教师的时候，祖父又回到祁仪小学。他曾到湖北枣阳的鹿头镇小学教学，在这所小学与黄山农（黄火青的哥哥）朝夕相处。他从黄山农那里学到了许多的革命道理。此后，曾与唐河师范的同学焦梦晓相约去延安。因筹措路费困难而未成行，才到祁仪完小教学。当时，抗日已成为中国的主旋律，青年人更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祖父向校长提出，现在是抗战时期，必须聘请几个立志抗战的热血青年当老师，把学校办成抗日救亡宣传中心。校长答应了。于是，把学校教师从十个人减为七个人。所聘请的七位教师，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志士。大家把工资从每月十元减到五元，剩下的作为抗日宣传经费。开学时教师们自己动手打扫校园，刷帖标语，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除上课外，祖父还把祁仪回乡的在南阳、唐河上学的初中学生组织起来，称为“青年工学团”，，在祁仪镇的西庙，每天集合半天，学习抗战知识。他还发动组织祁仪抗战后援会，并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联合村初级小学的教师们，成立了乡村教育促进会。他主持油印的《乡村教育半月刊》也以这些小学为据点，在祁仪周围的乡村广为散发。
1938年上半年是祁仪小学办得最活跃的时期。祁仪几乎成了唐河南部的抗日活动中心。在抗日救亡宣传中，李季是祖父的得力助手。祖父办油印小报，定期在祁仪镇与周边散发。他既是编辑，也是刻印工人。李季不但写稿，还要送报。祖父组织的祁仪青年学生剧团，李季既是演员，也是剧组的服务员。此时，祁仪有不少青年奔赴抗日战场。我的姑奶黄德俊，便是此时被祖父送去延安的。李季也是其中的一位。
1938年放暑假前，李季向祖父提出，想到延安学习。当时去延安并不容易，不仅要步行千里，跋山涉水，还要经受种种磨难和层层盘查。另外也需要我党地下组织的介绍信。祖父便到枣阳县北部的杨庄，找到中共老党员黄民彝（黄火青的妹妹）。她以个人的名义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封信，李季就是拿着这封信出发的。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祖父在祁仪小学为李季饯行。他只买了两样点心，配着一壶热茶，两人面对面在棉油灯下，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到更深夜静。临分别时，祖父握着李季的手嘱咐说：“振鹏，为抗日救亡，为革命事业，振翼高飞，鹏程万里！”
李季去延安，别人是不知道的，包括他的亲人。他离开祁仪，先是步行百余里，到桐柏县城亲戚家中借宿。他父亲听说后，带上家里的积蓄，追赶到桐柏，给李季送盘缠。
唐河会见
直到1949年春，祖父任唐河县教育馆馆长，阔别十年的兄弟才得以见面。
那天下午风和日丽，祖父正在给演员们说剧本，李季突然找到教育馆。二人相见，又惊又喜。他告诉祖父，到延安后爱上了文艺，尤其爱上了诗。一边说，一边便掏出一本《王贵与李香香》，恭恭敬敬写上“子瑞吾师存正，李季敬赠”。祖父这才知道他改名为李季。
原来，李季当年步行千里到达洛川，1938年9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便加入共产党。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司令部特务团指导员、中央北方局党校干事、《群众日报》副刊部编辑等职务；1942年通过晋中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奔赴延安。1946年，他在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基础上，写出了民歌体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这次是刚刚出席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离京去武汉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主编《长江文艺》，顺路来拜访老师的。
谈起离别后的一切，两人感慨万千。短短十年，恍若隔世。四千多天的别离，有多少话要说啊！就像长江流水，滔滔不断。半天的谈话中，祖父说到，自己想写几篇散文，记载唐河南部枣阳北部两省边境一带的革命斗争。李季建议：“光想写，还不行；光有东西写，也不行；必须抓紧时间，说写就写。因为革命工作很忙，你又不是专搞文艺工作的，想写而没有写，时过境迁，内容渐渐遗忘，自己写不出了，也不想写了。当初的想写，等于胡想一阵。”这一段话给祖父留下很深的印象。
李季走后，祖父抓紧时间把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改成曲剧的剧本，发给县人民教育馆领导下的曲剧团排练。不久，就在唐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上演出，得到全县的好评。让李季的诗歌以曲剧的形式和家乡人民见面，祖父心中很欣慰。
同志情谊
祖父在李季去世后所作的《哭友记》一文中写道：“我这个教师出身的人，最知道教師的乐趣。当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自己，对人民革命事业有着更大贡献，才是自己真正快乐的时候。李季同志称我为‘吾师’、‘恩师’、‘终生难忘的老师’，这些我不敢当。我愿意当哥哥，当同志。”这是祖父的由衷之言。而李季一直到晚年仍称祖父是他“终生尊敬”的老师，自然也是肺腑之语。
祖父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革命思想，对他的人生走向有重要的影响。他于1938年秋在祁仪加入共产党，后担任地下党唐河南部区委书记。他建立起来的祁仪地下交通站，在1943年南阳地下党撤退的过程中，掩护并转移了许多干部。建国后，祖父先后任南阳第一高中校长、南阳师专副校长。1983年离休后，仍为南阳党史办、教育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祖父与李季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抗日救国救民之途后，矢志不移，终生不渝。王元化先生称1938年前后入党的那一代人为“老派共产党人”。他们坦荡、执著，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的知识用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他们的一生是充实的人生。
从1948年唐河一别后，祖父和李季再没见过面。但他们始终挂念着对方。我的姑奶黄德俊在北京工作，她成为祖父和李季的传信人。李季去世的消息传来，祖父一个下午沉默不语。他的《哭友记——忆李季同志》，开头便是：“《光明日报》载出杜宣《雨夜悼李季》几个凄凄凉凉的黑字，接着又看到在北京举行李季同志追悼会的消息，我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回忆往事，不胜哀思。”
他在长诗《遥寄》里写到：
李季同志，
我有一个多年的夙愿，
愿在北京见到你。
愉快地说，纵情地叙。
现在，愿望已成泡影。
只能在马克思面前再见。
等着我吧！李季同志。
祖父于2005年10月21日与世长辞，如今已经十余年了。冥冥之中，祖父与李季是否在“愉快地说，纵情地叙”呢？肯定会的。
李季在197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曾发表一篇《乡音》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曾经想过，倘若不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在一位受我终生尊敬的小学教师的热心安排下，我像夜幕笼照中的一只幼蛾，飞扑向闪耀着太阳般光辉的宝塔山下，我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的呢？……
他所说的这位小学教师，便是我祖父。李季于1938年夏季从祁仪北上奔赴延安时，正是祖父徒步到湖北枣阳通过中共地下党关系，为他写了介绍信；他离开祁仪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一直谈到月明星稀才分手。祁仪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值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对于两个人来说，应当都是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吧。李季将这份报纸寄给了祖父。在《乡音》一文的上方，他端端正正地写道：“子瑞吾师教正 李季 一九七九.九.北京”。李季每有新作发表，总要寄给祖父，但这却是最后一次了。
半年之后，即1980年3月8日，李季去世。祖父当时的心境，我不得而知，但从祖父于3月24日写就的《哭友记——忆李季同志》一文， 同年6月写的《哭李季》、《遥寄》两首诗歌，可知此事在祖父心中引起了何等的波澜。
少年玩伴：“诸葛亮”与“卫兵”
我家祖籍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岗上村。岗上村在祁仪镇南边，有三四里路。家里在祁仪镇临街租了几间房子，长期居住，并做点小买卖。李季原名李振鹏，他家在祁仪镇上，和我家只隔两三户人家。祖父出生于1916年，长李季六岁，他上高小时，是家门口一带有名的的“娃子头”。因为家里藏书多，看过许多旧小说，特别爱看《三国演义》，对“七擒孟获”的故事更是津津乐道。他曾让“属下”的十几个孩子，按照“七擒孟获”的情节，一次又一次地表演。祖父当诸葛亮，并根据其他孩子的身高、特点，选定孟获、赵云、魏延、马岱等人物。有次，演员安排停当，刚要开演，祖父的衣襟被人拽住了。低头一看，原是只有五、六岁的李季，他仰着脸问：“让我当誰？”祖父看他太小，不能当将，便说：“给我当卫兵吧！”李季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就找了一根棍子背着，站在祖父的身后，果真当起卫兵来。他记性很好，几次演出以后，祖父发现，李季居然能把“七擒孟获”的故事，给别人讲得点滴不漏，比大孩子记得都清楚。因而，他逐渐取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和拥戴。
后来，祖父到县城上师范，李季便接替他，成了家门口一带的“娃子头”。毫无疑问，上世纪二十年代，“七擒孟获”等三国故事在祁仪镇广泛流传，祖父与李季是有功之臣。
祁仪小学的一对“兄弟”师生
祖父从小读私塾，新学兴起后转到祁仪完小，后考上唐河师范，17岁毕业后便开始作小学教师。祁仪小学当时是唐河县立三小，俗称祁仪完小。1934年下半年——1935年上半年，祖父在祁仪完小教高年级历史、地理，那年李季上高小一年级，便成为祖父的学生。李季最好的功课是语文，历史、地理也不错。他和祖父一样，这个时期热衷于旧小说，知道很多前朝的事，因而学历史比较容易。他们俩虽是师生，但由于是少年伙伴，所以更像兄弟。
祖父教学思路开阔。祁仪离县城较远，学生们的见闻有限，祖父便想方设法扩大他们的视野。星期天常常领着他们到野外观察自然地貌，李季一次也没落下。祖父将祁仪镇外的东、西两河当作活教材，教他们认识哪里像岛和半岛，哪里像地峡与海峡、群岛，哪里像武汉三镇，哪里像南京浦口等等。一次，带学生到晒山、龙山玩，祖父激励他们说：“石头、树木是山的表层财富。它的内部还有很多矿藏，等你们长大了去开采。”李季后来成为石油工人的深情“歌者”，应当与这样生动的小学教育有关。
祁仪镇有个富人家新立一座牌坊，是为终身守寡的老太太立的。乡绅、村民都十分膜拜。祖父却找一个清静无人的时候，带着学生们来到牌坊前面，严肃地告诉大家：这座贞节牌坊其实颂扬的是从一而终的观念，是旧文化的残余，不值得提倡，应当受到批判。
祖父家是耕读传家，他从小懂音律，识曲谱，闲暇时常常写诗谱曲。还把一些生活中喜闻乐见的题材进行加工，写成小戏剧。1935年春天，祁仪小学内牌楼底下砌成两个小屋，东边一间给祖父住。学生们喜欢课外时间到他的住室玩。他的屋里经常满员，椅子、床上都坐满了人。李季是这间小屋的常客。他喜欢听祖父哼曲剧，还常常和祖父一起说剧本。
有一次，李季突然问祖父：“人活着究竟为什么？”祖父很意外，一时无法作答，几天后经过认真思考，才答复了他这个问题。自此他更加喜欢李季了，觉得这个小老乡，小小年龄就考虑人生价值这样的问题，说明他的志向高远啊！
李庄初级小学的两位“先生”
在祁仪小学任教之前，1933年夏天，祖父曾在祁仪镇南的李庄筹办了一所初级小学。一年后因病离校。1938年春，祖父介绍赋闲在家的李季去李庄小学教书。从他们先后在同校任教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可以算是同事。当时的祁仪镇民风淳朴，人们一向尊称教师为“先生”。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不仅留下了祖父和李季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独特的教学理念。
祖父在课堂上讲课文，也在课外给学生讲做人原则：“当一个人，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决不做那害人的事，决不做那卖国的事。为人要是不爱国，就像秦桧一样，为全国人所痛恨。”每周末他都要开一次周会，给学生讲些历史故事，鼓励学生将来做光明正大的人。
李季到李庄小学教学时是初中肄业。他在祁仪小学毕业后，到南阳敬业中学上了一年多初中，增长了见识。他告诉祖父，有一位语文老师姚雪垠，教过他的课，他对姚雪垠老师很钦佩。祖父听了，由衷地为他高兴。后来抗战爆发，敬业中学停办，李季回到祁仪，时年16岁。闲居无事，1938年春，祖父便介绍他到李庄初级小学当教师。
李季没有上过师范，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但很会教学。他教学生科学文化，教学生革命道理，教抗日救国，教学生要做自食其力、光明磊落的人。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办了个壁报《儿童生活》，经常带着学生登山、趟河，认识田野的草木和庄稼。 祖父与李季各自在李庄小学教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教学方式活泼，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景观作教材，引导学生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学习，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播撒了光明的种子。祖父后来自豪地说，他在李庄教过的学生，长大后不是参加抗日队伍，就是勤勤恳恳的劳动者，没有一个当汉奸卖国贼。李季教过的学生当然也是如此。
送李季去延安
1938年，李振鹏在李庄小学当教师的时候，祖父又回到祁仪小学。他曾到湖北枣阳的鹿头镇小学教学，在这所小学与黄山农（黄火青的哥哥）朝夕相处。他从黄山农那里学到了许多的革命道理。此后，曾与唐河师范的同学焦梦晓相约去延安。因筹措路费困难而未成行，才到祁仪完小教学。当时，抗日已成为中国的主旋律，青年人更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祖父向校长提出，现在是抗战时期，必须聘请几个立志抗战的热血青年当老师，把学校办成抗日救亡宣传中心。校长答应了。于是，把学校教师从十个人减为七个人。所聘请的七位教师，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志士。大家把工资从每月十元减到五元，剩下的作为抗日宣传经费。开学时教师们自己动手打扫校园，刷帖标语，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除上课外，祖父还把祁仪回乡的在南阳、唐河上学的初中学生组织起来，称为“青年工学团”，，在祁仪镇的西庙，每天集合半天，学习抗战知识。他还发动组织祁仪抗战后援会，并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联合村初级小学的教师们，成立了乡村教育促进会。他主持油印的《乡村教育半月刊》也以这些小学为据点，在祁仪周围的乡村广为散发。
1938年上半年是祁仪小学办得最活跃的时期。祁仪几乎成了唐河南部的抗日活动中心。在抗日救亡宣传中，李季是祖父的得力助手。祖父办油印小报，定期在祁仪镇与周边散发。他既是编辑，也是刻印工人。李季不但写稿，还要送报。祖父组织的祁仪青年学生剧团，李季既是演员，也是剧组的服务员。此时，祁仪有不少青年奔赴抗日战场。我的姑奶黄德俊，便是此时被祖父送去延安的。李季也是其中的一位。
1938年放暑假前，李季向祖父提出，想到延安学习。当时去延安并不容易，不仅要步行千里，跋山涉水，还要经受种种磨难和层层盘查。另外也需要我党地下组织的介绍信。祖父便到枣阳县北部的杨庄，找到中共老党员黄民彝（黄火青的妹妹）。她以个人的名义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封信，李季就是拿着这封信出发的。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祖父在祁仪小学为李季饯行。他只买了两样点心，配着一壶热茶，两人面对面在棉油灯下，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到更深夜静。临分别时，祖父握着李季的手嘱咐说：“振鹏，为抗日救亡，为革命事业，振翼高飞，鹏程万里！”
李季去延安，别人是不知道的，包括他的亲人。他离开祁仪，先是步行百余里，到桐柏县城亲戚家中借宿。他父亲听说后，带上家里的积蓄，追赶到桐柏，给李季送盘缠。
唐河会见
直到1949年春，祖父任唐河县教育馆馆长，阔别十年的兄弟才得以见面。
那天下午风和日丽，祖父正在给演员们说剧本，李季突然找到教育馆。二人相见，又惊又喜。他告诉祖父，到延安后爱上了文艺，尤其爱上了诗。一边说，一边便掏出一本《王贵与李香香》，恭恭敬敬写上“子瑞吾师存正，李季敬赠”。祖父这才知道他改名为李季。
原来，李季当年步行千里到达洛川，1938年9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便加入共产党。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司令部特务团指导员、中央北方局党校干事、《群众日报》副刊部编辑等职务；1942年通过晋中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奔赴延安。1946年，他在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基础上，写出了民歌体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这次是刚刚出席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离京去武汉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主编《长江文艺》，顺路来拜访老师的。
谈起离别后的一切，两人感慨万千。短短十年，恍若隔世。四千多天的别离，有多少话要说啊！就像长江流水，滔滔不断。半天的谈话中，祖父说到，自己想写几篇散文，记载唐河南部枣阳北部两省边境一带的革命斗争。李季建议：“光想写，还不行；光有东西写，也不行；必须抓紧时间，说写就写。因为革命工作很忙，你又不是专搞文艺工作的，想写而没有写，时过境迁，内容渐渐遗忘，自己写不出了，也不想写了。当初的想写，等于胡想一阵。”这一段话给祖父留下很深的印象。
李季走后，祖父抓紧时间把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改成曲剧的剧本，发给县人民教育馆领导下的曲剧团排练。不久，就在唐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上演出，得到全县的好评。让李季的诗歌以曲剧的形式和家乡人民见面，祖父心中很欣慰。
同志情谊
祖父在李季去世后所作的《哭友记》一文中写道：“我这个教师出身的人，最知道教師的乐趣。当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自己，对人民革命事业有着更大贡献，才是自己真正快乐的时候。李季同志称我为‘吾师’、‘恩师’、‘终生难忘的老师’，这些我不敢当。我愿意当哥哥，当同志。”这是祖父的由衷之言。而李季一直到晚年仍称祖父是他“终生尊敬”的老师，自然也是肺腑之语。
祖父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革命思想，对他的人生走向有重要的影响。他于1938年秋在祁仪加入共产党，后担任地下党唐河南部区委书记。他建立起来的祁仪地下交通站，在1943年南阳地下党撤退的过程中，掩护并转移了许多干部。建国后，祖父先后任南阳第一高中校长、南阳师专副校长。1983年离休后，仍为南阳党史办、教育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祖父与李季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抗日救国救民之途后，矢志不移，终生不渝。王元化先生称1938年前后入党的那一代人为“老派共产党人”。他们坦荡、执著，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的知识用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他们的一生是充实的人生。
从1948年唐河一别后，祖父和李季再没见过面。但他们始终挂念着对方。我的姑奶黄德俊在北京工作，她成为祖父和李季的传信人。李季去世的消息传来，祖父一个下午沉默不语。他的《哭友记——忆李季同志》，开头便是：“《光明日报》载出杜宣《雨夜悼李季》几个凄凄凉凉的黑字，接着又看到在北京举行李季同志追悼会的消息，我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回忆往事，不胜哀思。”
他在长诗《遥寄》里写到：
李季同志，
我有一个多年的夙愿，
愿在北京见到你。
愉快地说，纵情地叙。
现在，愿望已成泡影。
只能在马克思面前再见。
等着我吧！李季同志。
祖父于2005年10月21日与世长辞，如今已经十余年了。冥冥之中，祖父与李季是否在“愉快地说，纵情地叙”呢？肯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