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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写于1988年5月9日，作者是沈从文的妻姐张允和，本来是准备给沈从文看了逗乐的，想不到他在第二天就去世，没能看到。原本一篇逗乐的短文，竟变成了悼念的祭文，实令人叹惋。
半个字的电报
1988年4月6日上午10点多钟，我陪同台湾的青年作家张大春，到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访问我的三妹夫沈从文。
我向沈从文和三妹兆和介绍了张大春。三妹沏上一壶湖南绿茶，咱们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旧事和笑话。前三朝，后五代，谈文章，扯家常。不知为什么，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笑了，指着我轻轻地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为什么说到“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就要说我是“媒婆”呢?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10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8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三妹回来吃午饭。我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三妹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我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嘛!”我告诉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三妹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三妹是他的学生。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我说。三妹只是摇头。
我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办法。就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而来的老师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问我：“怎样开口呢?”我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说：“好，听你的。”她终于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时，三妹同沈从文来到我家。三妹让5个弟弟轮流陪伴沈先生。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听得最起劲的是最小的小五弟。故事一直讲到小主人们被叫去睡觉为止。我呢，不做臭萝卜干，早托词走开了。这便是沈从文第一次在我家作客。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洋洋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作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天长地久有时尽。这“半个字”的电报，以及这个白话文的“蜜”电，在三妹和沈从文的心中将是天长地久永无尽的甜蜜记忆。
一封快信和一页日记
一封快信
大春：
5月9日晚上，我把《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的初稿写好。松了口气，晚上睡得很沉。
10日晚7时多，得三妹电话，说沈二哥不好，我就揪心了。9时多得我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电话，说沈二哥在8∶35分去世。这一夜我和有光都觉得心绞痛。虽然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怎样也拨不开沈二哥的身影。这时候距离我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脱稿只有24小时。我准备等我的文章发表后要宣读给沈二哥听，让他再笑我、骂我。这下再不能听到沈二哥骂我的声音了。他骂我“媒婆”的笑语声还在我耳边回荡。
你可能是最后一位由台湾来见到沈从文的人。你见到他34天后，他就离开了他爱的人、他爱的世界。
附日记一页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一文，没有心情修润改错，望你为我修理修理。
一页日记
1988年5月11日，下午2∶35分，我们到沈从文家。进门，家里比平时更安静。客堂里，沈二哥的一张照片被披上了黑纱，照片前的茶几上有一篮绚丽多彩的鲜花，这是小龙朱的花场的花，是二哥的大儿子小龙朱亲手栽培的花。我们只默默地注视着沈二哥的照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孩子们说，三妹在休息。我轻轻推开沈二哥和三妹卧室的门，三妹站在床前，并没有睡。我轻轻抚摸着三妹的手，我们在书桌边坐下。三妹很平静安详。我默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三妹先开了口，像叙述一件别人的事。她说：“二哥昨天下午4点多钟时，还扶着四妹充和送他的助行器笑着走路。5点多钟二哥感觉气闷和心绞痛，我扶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他不让我离开他，但又说要送他上医院。”当时家里只有三妹一个人和一位刚请来不久的男保姆。三妹安慰了他，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三妹又说：“过去在他5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先是20号楼我们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来了，摸摸脉、听听心脏，不言语。随后救护车和医生来了，历史所里的王序、王亚蓉来了，家里人也陆续回来了。进行抢救，打了3针强心针，几位医生护士轮流进行人工呼吸和按摩心脏，一直到晚上8∶35分……”
三妹回头问她的小儿媳张之佩说：“给二姨倒茶没有?”我说：“已经有了。你这5年也太累了。除了照应沈二哥，你什么也做不了。”三妹还是那样镇定、安详。这安详内含着一颗哀沉的心。
三妹低沉的声音：“是的，我很佩服冰心，她的身体比我坏得多，可是她还在写。我要学她，这以后，我空了，我要写二哥，写他最后的5年，写……”
写吧，这是最大的安慰，对过去的人、对现在的人、对未来的人!
1988年5月12日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3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17岁、我18岁。
有一年，中国公学的老校长忽然下了台，接任校长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三妹上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可没有编号，如果编号也许是13号。当然，三妹没有复信。接着第2封、第3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据三妹说，原封不动退回。第4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地对这个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25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想给我又想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70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半个字的电报
1988年4月6日上午10点多钟，我陪同台湾的青年作家张大春，到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访问我的三妹夫沈从文。
我向沈从文和三妹兆和介绍了张大春。三妹沏上一壶湖南绿茶，咱们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旧事和笑话。前三朝，后五代，谈文章，扯家常。不知为什么，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笑了，指着我轻轻地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为什么说到“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就要说我是“媒婆”呢?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10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8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三妹回来吃午饭。我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三妹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我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嘛!”我告诉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三妹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三妹是他的学生。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我说。三妹只是摇头。
我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办法。就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而来的老师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问我：“怎样开口呢?”我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说：“好，听你的。”她终于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时，三妹同沈从文来到我家。三妹让5个弟弟轮流陪伴沈先生。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听得最起劲的是最小的小五弟。故事一直讲到小主人们被叫去睡觉为止。我呢，不做臭萝卜干，早托词走开了。这便是沈从文第一次在我家作客。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洋洋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作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天长地久有时尽。这“半个字”的电报，以及这个白话文的“蜜”电，在三妹和沈从文的心中将是天长地久永无尽的甜蜜记忆。
一封快信和一页日记
一封快信
大春：
5月9日晚上，我把《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的初稿写好。松了口气，晚上睡得很沉。
10日晚7时多，得三妹电话，说沈二哥不好，我就揪心了。9时多得我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电话，说沈二哥在8∶35分去世。这一夜我和有光都觉得心绞痛。虽然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怎样也拨不开沈二哥的身影。这时候距离我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脱稿只有24小时。我准备等我的文章发表后要宣读给沈二哥听，让他再笑我、骂我。这下再不能听到沈二哥骂我的声音了。他骂我“媒婆”的笑语声还在我耳边回荡。
你可能是最后一位由台湾来见到沈从文的人。你见到他34天后，他就离开了他爱的人、他爱的世界。
附日记一页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一文，没有心情修润改错，望你为我修理修理。
一页日记
1988年5月11日，下午2∶35分，我们到沈从文家。进门，家里比平时更安静。客堂里，沈二哥的一张照片被披上了黑纱，照片前的茶几上有一篮绚丽多彩的鲜花，这是小龙朱的花场的花，是二哥的大儿子小龙朱亲手栽培的花。我们只默默地注视着沈二哥的照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孩子们说，三妹在休息。我轻轻推开沈二哥和三妹卧室的门，三妹站在床前，并没有睡。我轻轻抚摸着三妹的手，我们在书桌边坐下。三妹很平静安详。我默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三妹先开了口，像叙述一件别人的事。她说：“二哥昨天下午4点多钟时，还扶着四妹充和送他的助行器笑着走路。5点多钟二哥感觉气闷和心绞痛，我扶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他不让我离开他，但又说要送他上医院。”当时家里只有三妹一个人和一位刚请来不久的男保姆。三妹安慰了他，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三妹又说：“过去在他5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先是20号楼我们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来了，摸摸脉、听听心脏，不言语。随后救护车和医生来了，历史所里的王序、王亚蓉来了，家里人也陆续回来了。进行抢救，打了3针强心针，几位医生护士轮流进行人工呼吸和按摩心脏，一直到晚上8∶35分……”
三妹回头问她的小儿媳张之佩说：“给二姨倒茶没有?”我说：“已经有了。你这5年也太累了。除了照应沈二哥，你什么也做不了。”三妹还是那样镇定、安详。这安详内含着一颗哀沉的心。
三妹低沉的声音：“是的，我很佩服冰心，她的身体比我坏得多，可是她还在写。我要学她，这以后，我空了，我要写二哥，写他最后的5年，写……”
写吧，这是最大的安慰，对过去的人、对现在的人、对未来的人!
1988年5月12日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3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17岁、我18岁。
有一年，中国公学的老校长忽然下了台，接任校长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三妹上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可没有编号，如果编号也许是13号。当然，三妹没有复信。接着第2封、第3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据三妹说，原封不动退回。第4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地对这个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25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想给我又想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70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