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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少地方,都有“三宝”一类的口头禅,类似当地的形象广告,比如“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
这些说词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天津的三宝,有的人说是“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有人说是“天津卫,三宗宝,紫蟹、银鱼、大红袄”;也有人将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这三种吃食也作为天津三宝。
上世纪30年代,天津还有人说津门又有“新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相比而言,其他三宝只标明天津的独有特色,可这“新三宝”却几乎象征了中国复兴必须具备的三个基点——企业、大学、舆论。
中国要富要强,就需要从农业国转型成工业国,而要成为真正的工业国,就不能只满足于跟在人家屁股后边山寨仿造,必定得有自己实打实的创新创造。
永利碱厂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上下同心,致力研发,最终打破外商对制碱技术的垄断,极大推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今天的中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是不是也需要弘扬这种精神?
南开起初是所私立大学,其发展过程几乎始终面临经费拮据的困扰,可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凭着严修、张伯苓一班人的筚路蓝缕,依靠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滋养,南开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终于成长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私立大学。
北大的陈平原老师讲: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我们现在总说中国的大学缺乏个性,没有特色,千校一面千篇一律,总批评行政主导的大陆高校培养不出一流的创新人才。假如我们能够在扶植公立大学的同时,放开社会力量办学的限制,能允许多出现几所几十所如当年的南开那样的特立独行的高校,给他们平等的機会,予他们公正的待遇,使他们早日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的教育还会如今天这般的积重难返、陈陈相因吗?
媒体在现代社会,几乎就相当于一种权力。但媒体的真正力量在于信息能通过广泛的竞争性的报道将客观、真实、全面的内容传递给公众。换言之,在一个公平的公开的竞争环境中,最终应该是那些更认真、更勤奋、更客观、更深入的报道来引领公众去探求、去比较、去认识、去思考。
在这方面,旧中国办得最精最好最有公信力的民营报纸,应该是《大公报》。1902年《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发表《〈大公报〉序》,说本报之所以取“大公”为名,是欲践行“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的宗旨是要“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但《大公报》真正的辉煌是在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巨头时代,他们在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公开提出了“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样的四不立场,使《大公报》逐渐成为了当年全中国的舆论中心。
今日的天津,乃至今日的中国,在经济蒸蒸日上的同时,对天津新三宝的精神恐怕也还要继续发扬吧。
这些说词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天津的三宝,有的人说是“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有人说是“天津卫,三宗宝,紫蟹、银鱼、大红袄”;也有人将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这三种吃食也作为天津三宝。
上世纪30年代,天津还有人说津门又有“新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相比而言,其他三宝只标明天津的独有特色,可这“新三宝”却几乎象征了中国复兴必须具备的三个基点——企业、大学、舆论。
中国要富要强,就需要从农业国转型成工业国,而要成为真正的工业国,就不能只满足于跟在人家屁股后边山寨仿造,必定得有自己实打实的创新创造。
永利碱厂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上下同心,致力研发,最终打破外商对制碱技术的垄断,极大推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今天的中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是不是也需要弘扬这种精神?
南开起初是所私立大学,其发展过程几乎始终面临经费拮据的困扰,可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凭着严修、张伯苓一班人的筚路蓝缕,依靠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滋养,南开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终于成长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私立大学。
北大的陈平原老师讲: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我们现在总说中国的大学缺乏个性,没有特色,千校一面千篇一律,总批评行政主导的大陆高校培养不出一流的创新人才。假如我们能够在扶植公立大学的同时,放开社会力量办学的限制,能允许多出现几所几十所如当年的南开那样的特立独行的高校,给他们平等的機会,予他们公正的待遇,使他们早日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的教育还会如今天这般的积重难返、陈陈相因吗?
媒体在现代社会,几乎就相当于一种权力。但媒体的真正力量在于信息能通过广泛的竞争性的报道将客观、真实、全面的内容传递给公众。换言之,在一个公平的公开的竞争环境中,最终应该是那些更认真、更勤奋、更客观、更深入的报道来引领公众去探求、去比较、去认识、去思考。
在这方面,旧中国办得最精最好最有公信力的民营报纸,应该是《大公报》。1902年《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发表《〈大公报〉序》,说本报之所以取“大公”为名,是欲践行“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的宗旨是要“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但《大公报》真正的辉煌是在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巨头时代,他们在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公开提出了“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样的四不立场,使《大公报》逐渐成为了当年全中国的舆论中心。
今日的天津,乃至今日的中国,在经济蒸蒸日上的同时,对天津新三宝的精神恐怕也还要继续发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