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梁启超都说“要让天下后世评说自己”，胡适也认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所以，《落马官员的论定》（《杂文月刊》2015年原创版第12期）认为评价一个落马官员“似乎更难”，对贪官失意时不能像有些媒体那样一味“狂扔石头”，而应“拿事实说话”，不回避其“现在的恶”，也不简单否定其“曾经的美”。此语貌似客观，却令人担忧有心人的别出心裁，如有些人就说，刘志军建高铁“有功”，要重新评价，要减刑云云。作者文中还引用了一位高官的话，把“池塘一片片的死鱼”归结到老生常谈的制度问题。不必讳言，制度固然有问题，要完善，但我们老百姓要说，少拿制度做挡箭牌、遮羞布，什么时候我们少过制度？
　　我也笼统谈谈我对贪官的“论定”，如果硬要多余地、节外生枝地“论定”一番的话。
　　对那些所谓有成绩、有本事、能干的贪官，落马倒台，我的看法是，对他们不应还有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存在還有什么“功过两方面”之说。我认为，凡是贪官，犯了罪，根本就不涉及功过问题了，有功的，无功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律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法律规定为准绳。这是个法律常识问题。没有哪个贪官因有过功或有过成绩，会因此得到从轻、减轻或不处罚的，只有有自首情节或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等现实立功表现的，才可得到从轻或减轻处罚；贪官在任时或被提拔时，组织上对他的评价很好，落马时也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也不用像《论定》一文那样还硬着头皮坚持这个评价——出乎意料，说明他隐蔽伪装得好，欺谝性强；组织评价好，说明认识一个人确实不容易，组织哪能一一掌握。不然，也就不用三番五次去巡视，去“回头看”了。当然，有的也不排除的确曾经是好干部，后来才变质的，但已经变质了，还拿曾经的组织评价来说事，这不是刻舟求剑吗？再说，那些溢美的、只要套在人头上都适合的评语，再在贪官头上找岂不是很假，更无意义，就是全真，又能怎样？
　　应该指出，这篇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少贪腐分子，就是还沉溺在过去的辉煌成绩当中，觉得自已还很有委屈、抱怨的资本，把过去别人对他们的礼貌性赞扬，“上级”对他们拔高的评价，都看成是确有其事，这是既不明智又荒唐可笑的。贪腐了落马了入狱了，除了服刑赎罪，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重新做人”，就是这个意思，就包含了对过去的全面否定。不然，我们何不叫他“接着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对贪官表示丝毫同情的权利。对贪官的评价“完整”不“完整”，一般来说没什么意义。按《论定》一文的所谓“完整”，反倒会引起贪官们的逆反思，这对他们的改造，“重新做人”，十分不利，对我们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氛围也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