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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地利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教授的跨文化词源翻译研究包括词源考释、文化投影以及思想本源三个方面，他以西方思想概念投射中国文化语境，深入探讨词语发展进化背后的历史依据和思想演变。雷立柏的跨文化词源翻译研究不仅是“咬文嚼字”、“追本溯源”，更完成了实现文化与思想价值目标的建构。
【关键词】跨文化；词源研究；翻译；《我的灵都》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奥地利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的《我的灵都》一书，从社会、文化、语言风俗等多维视角记录了雷立柏教授在北京生活二十余载的思考与遐想，文心高趣，阐幽掘微。他以随笔这种最自由的创作方式，于细微处捕捉历史的语境，于晦涩处阐发独到之见，彰显着生活的哲理和处事的智慧。该书围绕着“外国人应该爱北京的101个理由”展开，他对文化传统的深度思考、对文化冲突的巧妙融通以及对文化异象的委婉批判，表现了他作为“世界公民”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作为跨文化“思想桥梁”的理性批判精神。该书对异质文化探究的重要途径就是词源探究，雷立柏将汉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语言进行语义比较，借助跨文化翻译手段探究词语与文化、文化与思想的渊源，这种“比较词源”的翻译研究法带有雷氏多语言背景的独特标签，将词源研究由单一语言扩展到多语言、多语系层面，并扩展至到文化、历史、思想以及人类整体的维度。
一、词源研究的翻译学考释
在全球多元文化融通的语境下，翻译研究正经历着“文化转向”。美国学者巴恩斯通（Susan Bassnett）、法国学者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和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研究将翻译从传统的语言学范畴引入文化研究领域，从“语言单位”扩展为“文化体系”。翻译不仅仅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碰撞与偏离，是历史视域下“原语”与“译入语”的调和，在文化体系的大范畴下，所有的“原语”均为“译入语”，而所有“译入语”都可视为精神上的“原语”。在这种趋向下，词源研究也经历着文化转向。
西方是多种词源文化比较的鼻祖。意大利的维柯、德国的马克思和法国的拉法格都曾经在其著作中运用多种语言词源比较的方法开展文学、文化和思想研究。维柯是西方公认的进行多语言词源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其《论从拉丁语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和《新科学》两本著作中，对印欧语系中的多种语言间开展词源比较研究，并探究文字背后的历史演化与文化渊源。我国进行跨语系词源研究的先锋人物是王国维，在《释理》一文中将汉语中的“理”与印欧语系中多种语言中的“理”词进行翻译对比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中西方对“理”这一概念认识的异同。从广义上来说，词源文化比较研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又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因而，很多西方学者在词源比较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训练或者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雷立柏词源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方面谙熟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因此，雷立柏的词源研究是基于跨文化翻译的基础上的，它不是二元的，而是多元的，具有跨语系、跨文化的多样性。
跨文化词源研究的重要手段是翻译，古罗马的西塞罗主张翻译的“辞章之美”，英国的泰特勒主张翻译的“忠实之美”，我国的许渊冲则主张翻译的形、音、意“三美”。雷利柏的中西方生活背景使其在翻译研究中极易汲取东西各家之所长或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学翻译思想的影响。在其词语翻译研究中，他特别注重语言范式研究、修辞形式研究以及内容情致研究。雷立柏的跨语言词源研究包含词源联想、词源考证、词源比较和词源诠释四个方面。词源联想，就是多语言背景驱动下的汉语词汇的“跨语言”联想，它遵循相似联想与相关联想的原则，把不同语言下的相似或相关联的词语事象联系起来，确定词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为词源比较奠定基础；词源考证，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之后，利用文献法对研究目标追本溯源，包括语义考证、语音考证、字形考证、文化考证与认知考证，提升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词源比较，是将汉语词汇与其他语言进行多维度比较，包括历史与共时、线性与非线性、语言与非语言等维度；最后一个环节是词源诠释，主要包括语言理论、心理认知、社会文化以及哲学方面的诠释。以雷立柏《我的灵都》中的词源研究为例，雷立柏追本溯源的词语散落在各篇章，其着重论述的词语包括“首都”“母亲”“宗教”“精神”“熊猫”等词汇。以“首都”一词为例，他指出中国古代汉语中并不存在“首都”这种说法，“首都”一词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译者笔下，源于英语“capital”一词，而该英语单词的拉丁语词根“caput”带有“头”“首”的意思，故而产生了“首都”这一说法。在雷教授的眼里，这是一个经由拉丁语汉化的“东西合璧”的单词，而正是因为对这个单词的追本溯源，他发现了隐藏在词语之下的跨文化意蕴，因而对于首都北京具有别样的深情。这种跨文化翻译研究彰显了文本内容的情致之美，将审美关照由语言层面扩展到了文化和艺术层面；又如，雷教授认为从拉丁语的词根去理解“宗教”一词，更能洞悉这个外来词的本质，因为“religion”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religio”带有“约束”“纪律”“法则”的意蕴，认為宗教从某种意义上带给信仰者以约束力。雷利柏善于从词汇翻译的修辞入手，探求背后的文化深意与历史渊源。
二、词源研究的跨文化投影
词源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如影随形，一方面，词源考释需要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的支撑，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需要词源研究加以佐证。语言表述的风格可以反映出研究者的思维模式、认知深度，也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外在表征，是打开异质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西方有随笔漫录的传统。从古希腊的普鲁塔克、古罗马的西塞罗到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无论是苏格拉底式的宣讲还是柏拉图式的对话，西方人善于用逸闻、轶事等例证来谈道观点、阐发思想。作为一位奥地利的学者，雷立柏也不例外。在其北京随笔《我的灵都》中，他运用二十年来在北京所见所闻的跨文化实例驳正俗说，漫谈东西。所谓“驳正”就是不盲从权威、善于辟出异径，所谓“俗说”就是以诙谐的笔法言说。周作人以“风趣”和“常识”二准则来衡量随笔文字的优略，也就是从或清朗或阴沉或邪曲或雅正的方法道寻常事、说寻常理。 措辞最大的美，在于清晰有条理，而又不能平淡无味。“驳正”是一种言说模式、一种不盲从的态度，也是一种文化考证方式。譬如，雷立柏认为在元代之前就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孟高维诺是中欧文化交流的拓荒者，然而中国人只知马可·波罗，孟高维诺却鲜有人知，他以一种驳正的态度指出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俗说”的笔法，需要幽默的天分、巧智的策略。中国人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偏向庄重，对幽默的言说并不擅长，而作为一个熟知中国人秉性的西方人，雷立柏拿捏得恰到好处。在《我的灵都》中，雷教授常常“一本正经”地“胡说”，颇有《庄子》里“正言若反”的意味。譬如，雷立柏称北京是自己的“祖都”，他谈到因为中世纪时匈奴人会与奥地利地区的居民通婚，所以就称自己应该具有一半的匈奴血统，更举出实例说自己在参加汉语水平考试时在“民族”一项上填的是“匈奴族”，这种带着“奇思妙想”的“瞎说”，透着可爱和睿智，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先民跨民族、跨地域相互融合、彼此渗透、逐渐同一的事实。又如，诙谐而节制、庄重又自在，成就了文字的逍遥。雷教授在行文中常常“天马行空”地“发散”“留白”，又迂回曲折地绕回原点，想到即言、言尽则停。《庄子》中曾提到“言无言”，语言的空白，未言说之虚无，便是美感的凝滞。无问西东，在生活层面，是指不被世俗裹挟，不忘初心；在学术研究层面，是指做学问不要被东西方学术的条条框框所局限，要具备世界眼光。正如《我的灵都》所显现的那样，作者既可以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视域挖掘出许多被忽视、被淹没的文化钩沉，又可以以跨越异质文化藩篱的全新视角诠释我们所熟知的文化事项。
在特定语境下文化钩沉价值的彰显比历史真相考证本身更加重要。雷立柏善于在文献中挖掘不被国人重视或熟知的文化钩沉，并思考这些文献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文化价值。而这正是词源阐释超越语言维度，进入文化、认知、思维、甚至哲学维度的表现。例如，他认为樊守义的欧洲游记《身见录》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但在中国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认为这反映了中西文化认知差异和接受失衡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学生对欧洲知之甚多，而另一方面欧洲学生对于中国却知之甚少；一方面，大量的欧洲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步调缓慢、步履艰难，知识的传播途径和效果呈现“单边化”或“双边失衡”的情况。雷立柏诠释问题的视角常常是独特的，他指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建立东方和西方之间语言和文字联系的第一人，白晋将《旧约》与中国的古书联系起来，试图在汉字文化中找到隐含的基督教信仰的因素。雷教授认为，白晋是中西思想桥梁的开山鼻祖，他在两种异质语言中寻找思想与文化的同一性，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共同点并搭建桥梁。他认为如今自己的研究也是沿着白晋开创的“搭桥工程”不断前行，他所做的“搭桥工程”致力于打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楚河汉界”，循序渐进地打破隔阂、摆脱束缚，褪去浮躁，把两种异质文化的研究与交流“放进荷塘月色，回归烂漫山野，生动而流畅地加以阐释，展示其对现代知识体的有用性，令形色匆匆的现代人不能不驻足和凝望。”
三、词源研究的思想本源探
“入乎文本，出乎历史”道出了词源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存在都由本源构成，一切存在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为它。如果说“入乎文本”是一种方法论，那么，“出乎历史”就是目的论。语言研究也好，文化探究也罢，最后都将归于思想研究的维度，那就是把人类的目光由现在引向历史，让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生成、铺展和进化，理解现在更洞察未来。郭沫若认为，古人所说的“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写文章表达思想”。一般意义的文章是有趣，而更高意义上的文章则是理趣，即智慧的思想、机智的言说。那么，《我的灵都》中的“道”在何处呢？很显然，该书所要表达的思想有很多，但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思想贯穿始终，那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对传教士的崇敬。雷立柏认为，“道”是联系徐光启和利玛窦、李自标和马戛尔尼之间的纽带，这个“道”就是基督信仰。雷立柏是基督教信徒，有着基督教信徒的思维视角与言说模式，比如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他言必谈《圣经》或多次提到来华的传教士、多次提到教会，他形容自己是白晋的“门徒”，提出“佛性不分南北，《圣经》研究不分东西……”但他西学东渐、援西释东的思想是建立在“他者”和“自我”两种文化、两种思想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别于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两种异质文化与思想在开展跨文化对话时，要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一方面，要避免他者与自我的无限趋同；另一方面，又要以合理的尺度把握他者与自我思想之间的“相异性”，和而不同，错落有致，美美与共。真正开放、自由、富有智慧的平等对话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滋养出相对纯洁的精神境界与审美趣味，进而转化为对高雅型审美文化的追求。
雷立柏热爱中国文化，忠诚于教育事业，虽然他的《我的灵都》并非尽善尽美，但该书所体现的从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又从文化层面走向思想层面的跨文化词源翻译研究方法值得重视。他在书中尊重他者的传统，反思历史，寻求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对不同的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和虚心学习的精神，他以希腊语、拉丁语、英语等多元语言维度对汉语中常用的词语开展翻译研究、追溯词源，并还原这些词语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原汁原味”，凸显汉语词汇背后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渊源。跨文化词源翻译研究不仅是“咬文嚼字”“追本溯源”，更需要“实现文化与思想价值目标”的建构。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意[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62.
[2]董晓萍.穿越文化层[M].北京：中华书局，2017（6）.
[3]王柯平.跨文化美学初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64.
[4]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M].2000：102.
[5]（奥）雷立柏.我的灵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6] Bassne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7]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作者简介：李华芳（1981-），女，河南濮阳人，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典籍的民间神话语境重建与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18000546318509）。
【关键词】跨文化；词源研究；翻译；《我的灵都》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奥地利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的《我的灵都》一书，从社会、文化、语言风俗等多维视角记录了雷立柏教授在北京生活二十余载的思考与遐想，文心高趣，阐幽掘微。他以随笔这种最自由的创作方式，于细微处捕捉历史的语境，于晦涩处阐发独到之见，彰显着生活的哲理和处事的智慧。该书围绕着“外国人应该爱北京的101个理由”展开，他对文化传统的深度思考、对文化冲突的巧妙融通以及对文化异象的委婉批判，表现了他作为“世界公民”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作为跨文化“思想桥梁”的理性批判精神。该书对异质文化探究的重要途径就是词源探究，雷立柏将汉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语言进行语义比较，借助跨文化翻译手段探究词语与文化、文化与思想的渊源，这种“比较词源”的翻译研究法带有雷氏多语言背景的独特标签，将词源研究由单一语言扩展到多语言、多语系层面，并扩展至到文化、历史、思想以及人类整体的维度。
一、词源研究的翻译学考释
在全球多元文化融通的语境下，翻译研究正经历着“文化转向”。美国学者巴恩斯通（Susan Bassnett）、法国学者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和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研究将翻译从传统的语言学范畴引入文化研究领域，从“语言单位”扩展为“文化体系”。翻译不仅仅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碰撞与偏离，是历史视域下“原语”与“译入语”的调和，在文化体系的大范畴下，所有的“原语”均为“译入语”，而所有“译入语”都可视为精神上的“原语”。在这种趋向下，词源研究也经历着文化转向。
西方是多种词源文化比较的鼻祖。意大利的维柯、德国的马克思和法国的拉法格都曾经在其著作中运用多种语言词源比较的方法开展文学、文化和思想研究。维柯是西方公认的进行多语言词源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其《论从拉丁语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和《新科学》两本著作中，对印欧语系中的多种语言间开展词源比较研究，并探究文字背后的历史演化与文化渊源。我国进行跨语系词源研究的先锋人物是王国维，在《释理》一文中将汉语中的“理”与印欧语系中多种语言中的“理”词进行翻译对比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中西方对“理”这一概念认识的异同。从广义上来说，词源文化比较研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又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因而，很多西方学者在词源比较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训练或者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雷立柏词源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方面谙熟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因此，雷立柏的词源研究是基于跨文化翻译的基础上的，它不是二元的，而是多元的，具有跨语系、跨文化的多样性。
跨文化词源研究的重要手段是翻译，古罗马的西塞罗主张翻译的“辞章之美”，英国的泰特勒主张翻译的“忠实之美”，我国的许渊冲则主张翻译的形、音、意“三美”。雷利柏的中西方生活背景使其在翻译研究中极易汲取东西各家之所长或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学翻译思想的影响。在其词语翻译研究中，他特别注重语言范式研究、修辞形式研究以及内容情致研究。雷立柏的跨语言词源研究包含词源联想、词源考证、词源比较和词源诠释四个方面。词源联想，就是多语言背景驱动下的汉语词汇的“跨语言”联想，它遵循相似联想与相关联想的原则，把不同语言下的相似或相关联的词语事象联系起来，确定词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为词源比较奠定基础；词源考证，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之后，利用文献法对研究目标追本溯源，包括语义考证、语音考证、字形考证、文化考证与认知考证，提升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词源比较，是将汉语词汇与其他语言进行多维度比较，包括历史与共时、线性与非线性、语言与非语言等维度；最后一个环节是词源诠释，主要包括语言理论、心理认知、社会文化以及哲学方面的诠释。以雷立柏《我的灵都》中的词源研究为例，雷立柏追本溯源的词语散落在各篇章，其着重论述的词语包括“首都”“母亲”“宗教”“精神”“熊猫”等词汇。以“首都”一词为例，他指出中国古代汉语中并不存在“首都”这种说法，“首都”一词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译者笔下，源于英语“capital”一词，而该英语单词的拉丁语词根“caput”带有“头”“首”的意思，故而产生了“首都”这一说法。在雷教授的眼里，这是一个经由拉丁语汉化的“东西合璧”的单词，而正是因为对这个单词的追本溯源，他发现了隐藏在词语之下的跨文化意蕴，因而对于首都北京具有别样的深情。这种跨文化翻译研究彰显了文本内容的情致之美，将审美关照由语言层面扩展到了文化和艺术层面；又如，雷教授认为从拉丁语的词根去理解“宗教”一词，更能洞悉这个外来词的本质，因为“religion”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religio”带有“约束”“纪律”“法则”的意蕴，认為宗教从某种意义上带给信仰者以约束力。雷利柏善于从词汇翻译的修辞入手，探求背后的文化深意与历史渊源。
二、词源研究的跨文化投影
词源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如影随形，一方面，词源考释需要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的支撑，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需要词源研究加以佐证。语言表述的风格可以反映出研究者的思维模式、认知深度，也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外在表征，是打开异质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西方有随笔漫录的传统。从古希腊的普鲁塔克、古罗马的西塞罗到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无论是苏格拉底式的宣讲还是柏拉图式的对话，西方人善于用逸闻、轶事等例证来谈道观点、阐发思想。作为一位奥地利的学者，雷立柏也不例外。在其北京随笔《我的灵都》中，他运用二十年来在北京所见所闻的跨文化实例驳正俗说，漫谈东西。所谓“驳正”就是不盲从权威、善于辟出异径，所谓“俗说”就是以诙谐的笔法言说。周作人以“风趣”和“常识”二准则来衡量随笔文字的优略，也就是从或清朗或阴沉或邪曲或雅正的方法道寻常事、说寻常理。 措辞最大的美，在于清晰有条理，而又不能平淡无味。“驳正”是一种言说模式、一种不盲从的态度，也是一种文化考证方式。譬如，雷立柏认为在元代之前就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孟高维诺是中欧文化交流的拓荒者，然而中国人只知马可·波罗，孟高维诺却鲜有人知，他以一种驳正的态度指出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俗说”的笔法，需要幽默的天分、巧智的策略。中国人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偏向庄重，对幽默的言说并不擅长，而作为一个熟知中国人秉性的西方人，雷立柏拿捏得恰到好处。在《我的灵都》中，雷教授常常“一本正经”地“胡说”，颇有《庄子》里“正言若反”的意味。譬如，雷立柏称北京是自己的“祖都”，他谈到因为中世纪时匈奴人会与奥地利地区的居民通婚，所以就称自己应该具有一半的匈奴血统，更举出实例说自己在参加汉语水平考试时在“民族”一项上填的是“匈奴族”，这种带着“奇思妙想”的“瞎说”，透着可爱和睿智，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先民跨民族、跨地域相互融合、彼此渗透、逐渐同一的事实。又如，诙谐而节制、庄重又自在，成就了文字的逍遥。雷教授在行文中常常“天马行空”地“发散”“留白”，又迂回曲折地绕回原点，想到即言、言尽则停。《庄子》中曾提到“言无言”，语言的空白，未言说之虚无，便是美感的凝滞。无问西东，在生活层面，是指不被世俗裹挟，不忘初心；在学术研究层面，是指做学问不要被东西方学术的条条框框所局限，要具备世界眼光。正如《我的灵都》所显现的那样，作者既可以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视域挖掘出许多被忽视、被淹没的文化钩沉，又可以以跨越异质文化藩篱的全新视角诠释我们所熟知的文化事项。
在特定语境下文化钩沉价值的彰显比历史真相考证本身更加重要。雷立柏善于在文献中挖掘不被国人重视或熟知的文化钩沉，并思考这些文献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文化价值。而这正是词源阐释超越语言维度，进入文化、认知、思维、甚至哲学维度的表现。例如，他认为樊守义的欧洲游记《身见录》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但在中国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认为这反映了中西文化认知差异和接受失衡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学生对欧洲知之甚多，而另一方面欧洲学生对于中国却知之甚少；一方面，大量的欧洲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步调缓慢、步履艰难，知识的传播途径和效果呈现“单边化”或“双边失衡”的情况。雷立柏诠释问题的视角常常是独特的，他指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建立东方和西方之间语言和文字联系的第一人，白晋将《旧约》与中国的古书联系起来，试图在汉字文化中找到隐含的基督教信仰的因素。雷教授认为，白晋是中西思想桥梁的开山鼻祖，他在两种异质语言中寻找思想与文化的同一性，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共同点并搭建桥梁。他认为如今自己的研究也是沿着白晋开创的“搭桥工程”不断前行，他所做的“搭桥工程”致力于打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楚河汉界”，循序渐进地打破隔阂、摆脱束缚，褪去浮躁，把两种异质文化的研究与交流“放进荷塘月色，回归烂漫山野，生动而流畅地加以阐释，展示其对现代知识体的有用性，令形色匆匆的现代人不能不驻足和凝望。”
三、词源研究的思想本源探
“入乎文本，出乎历史”道出了词源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存在都由本源构成，一切存在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为它。如果说“入乎文本”是一种方法论，那么，“出乎历史”就是目的论。语言研究也好，文化探究也罢，最后都将归于思想研究的维度，那就是把人类的目光由现在引向历史，让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生成、铺展和进化，理解现在更洞察未来。郭沫若认为，古人所说的“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写文章表达思想”。一般意义的文章是有趣，而更高意义上的文章则是理趣，即智慧的思想、机智的言说。那么，《我的灵都》中的“道”在何处呢？很显然，该书所要表达的思想有很多，但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思想贯穿始终，那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对传教士的崇敬。雷立柏认为，“道”是联系徐光启和利玛窦、李自标和马戛尔尼之间的纽带，这个“道”就是基督信仰。雷立柏是基督教信徒，有着基督教信徒的思维视角与言说模式，比如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他言必谈《圣经》或多次提到来华的传教士、多次提到教会，他形容自己是白晋的“门徒”，提出“佛性不分南北，《圣经》研究不分东西……”但他西学东渐、援西释东的思想是建立在“他者”和“自我”两种文化、两种思想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别于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两种异质文化与思想在开展跨文化对话时，要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一方面，要避免他者与自我的无限趋同；另一方面，又要以合理的尺度把握他者与自我思想之间的“相异性”，和而不同，错落有致，美美与共。真正开放、自由、富有智慧的平等对话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滋养出相对纯洁的精神境界与审美趣味，进而转化为对高雅型审美文化的追求。
雷立柏热爱中国文化，忠诚于教育事业，虽然他的《我的灵都》并非尽善尽美，但该书所体现的从语言层面到文化层面，又从文化层面走向思想层面的跨文化词源翻译研究方法值得重视。他在书中尊重他者的传统，反思历史，寻求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对不同的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和虚心学习的精神，他以希腊语、拉丁语、英语等多元语言维度对汉语中常用的词语开展翻译研究、追溯词源，并还原这些词语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原汁原味”，凸显汉语词汇背后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渊源。跨文化词源翻译研究不仅是“咬文嚼字”“追本溯源”，更需要“实现文化与思想价值目标”的建构。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意[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62.
[2]董晓萍.穿越文化层[M].北京：中华书局，2017（6）.
[3]王柯平.跨文化美学初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64.
[4]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M].2000：102.
[5]（奥）雷立柏.我的灵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6] Bassne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7]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作者简介：李华芳（1981-），女，河南濮阳人，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典籍的民间神话语境重建与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1800054631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