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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走出金融危机，前半场需要凯恩斯，后半场需要米塞斯、哈耶克、熊彼得这样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前半场需要的是花钱政府，后半场需要的是得罪人政府；前半场政治家多受人喜爱，后半场政治家多受人非议。
比起前半场，至少对政治家来说后半场走起来更艰难。
2011年的世界经济已经走进了后半场。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在多数国家已经走到尽头，复苏进程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后半场。
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在2010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无论外部失衡还是内部失衡，目前的进展都过于缓慢。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两年的主旋律是凯恩斯，世界各国在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
时至今日，接下来各经济体的政策方向主要落在了两个方面：要么是接着想办法转嫁矛盾，比如利用不友好或者是不负责任的对外经济政策如QE2（二次量化宽松）等，转嫁国内经济和政治压力；要么是克服阻力，致力于解决结构性问题。
2011年的世界经济到了非常关键的考验期，世界经济中几个大国在这个阶段如何作为尤其重要。历史上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教训，转嫁矛盾只会让矛盾越来越大，最终悲剧收场。几个大国应该做的，是要负起责任，做好榜样，携手走好下半场。
美国：有责任感，才有秩序
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没有听到美国向那些遭受金融危机破坏的国家表示道歉，美国官方甚至把金融危机源头的帽子抛给其他国家。
无可否认，这场危机中每个大国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美国毫无疑问地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实力，因为美国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提供者。国际经济出了大问题，领头羊说自己没责任，很难让人接受，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世界没有向美国抱怨，然而耐心和 宽容等来的却是数量宽松政策，这等价于美国利用汇率手段增强竞争力，虽然这并不一定是美国货币当局的初衷。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并不在乎美国竞争力提高，毕竟他们的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不高。欧洲和日本应该更加担心，数量宽松政策在抢夺他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出口份额。
让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担忧的是，美国在实施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需求短缺，而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美国的输出的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是在火上浇油。
让新兴市场经济体夜不能寐的还有他们手里的外汇储备资产，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等于是宣布他们手中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贬值，而这是全体国民胼手胝足挣来的血汗钱。
比数量宽松政策更让人失望的是贸易战。如果仅站在美国的角度看，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确有其合理性，毕竟美国的失业率处于高位，而通胀率低于2％。
更让人失望的，是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表现，单方面的贸易制裁频频发生，损人又不利己，这只能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狭隘的势力在绑架美国决策，破坏全球经济环境的理性和秩序。
美国在向其他经济体发号施令，发表意见的同时，究竟有没有认真评估过他的所作所为究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什么？美国还能不能输出理性和秩序，输出值得信赖的全球公共产品，输出正确的经济治理理念，输出领先科技？美国在其位，还能不能谋其政？
这不仅是对美国的考验，也是对全世界的考验。
欧洲：有谅解，才有出路
欧洲债务危机可能是2011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债务危机国家面临的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偿付能力问题。市场对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并不买账，因为大家知道救助方案不是注资，不是解除债务，而是附带着利息条件的贷款，这些贷款缓解了眼下的问题，但贷款利息可能让资不抵债的局面在未来更加糟糕。
无论是对于一个家庭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大致有三个办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
其一，宣布破产，赖掉债务；其二，要求债务减免；其三，对于家庭是多干活，少吃饭，攒钱还债。对于国家是大幅货币贬值或者严重国内经济紧缩，这样可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贸易盈余可以用来还债。
糟糕的是，三个办法在实施过程中都很困难。宣布破产和要求债务减免，且不论债权人是否同意，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动荡在所难免；身在欧元区，无法做到单独的货币贬值；国内经济紧缩，已经有国家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游行示威。
未来解决问题的，应该是一种三管齐下的方案。对于债务人，重要的要让债权人看到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些调整将会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增加收入、减少负债，让政府、私人部门债务回归到可持续水平。如果债务人做不到这一点，欧元区需要引入退出机制，让债务国家退出欧元区并通过货币大幅贬值的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贸易余额改善，以此还债。
对于债权人，需要接受适当的损失，无论是承担债券价格下跌的损失，或者是救助，甚至是债务适当减免。
此外，欧元区还应该积极需求来自国际组织的多边救助，目的不仅在于救助本身，更重要的是借助国际组织的多边救助引入各国在情感上都易于接受的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推进结构改革至关重要。
最终能够解决欧债危机的，不是流动性，而是经济结构改革，只有结构改革才能找到化解债务负担的收入来源。这个过程当中，尤其需要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谅解，需要的是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的谅解。
中国：有破旧，才有立新
通胀和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胀只是个暂时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层已经高度重视通胀问题并制定了恰当的管理通胀政策，通胀会逐渐下来。真正的难题是结构失衡。
中国结构性问题的突出表现是消费比例太低，问题的主要源头不是出在需求方，而是供给方。过度的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资源配置的方向不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是投资和出口，资源大量流向工业部门并带来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服务业供给却严重不足。如果不让供给和需求对接，提高消费比例无望，发展服务业和实现贸易平衡也难以实现。
持续、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干预不仅造就了资源向投资和出口的集中，也造就了一批垄断势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劳动者的贸易条件在垄断势力面前不断恶化，最终是垄断势力获得了生产率提高的大部分好处。这导致收入分配状况更加糟糕，社会矛盾不断增加。
重新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的出路，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相关政策建议很难落在实处。
前路漫漫，走出歧途的必由之路是打破GDP和出口导向背后的发展思维，建立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打破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的各种垄断，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是淘汰低附加值、技术落后的老企业，建立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新企业。
破旧立新，从来都不是轻松的过程，但其中更多的是成长中的喜悦。比起美国和欧洲，中国的决策者面临的选择空间更大，有希望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大国协同，才有全球繁荣
美国、欧元区和中国，各有各的难题。解决当前的结构问题远比当初出台刺激经济政策困难，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社会争端都可能加剧，2011年将会是矛盾丛生的一年。越是这样的当口，越是需要合作，当前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金融危机后的合作。
各主要经济体都需要充分评估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避免以邻为壑的解决问题途径。每个国家的决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利益集团和部分民众等各式各样的不理解和反对，这就需要建立防火墙，避免把这些情绪演化成不合作政策。
解决新老问题需要拓展应对的思路。全球失衡问题是世界各国结构性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
过去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此高度关注，并一直试图解决问题，但成效一直不显著。如果继续像过去那样，把应对的重点瞄准汇率，结构性问题可能还是难以解决。
这不是因为汇率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某些国家让另外某些国家被迫接受汇率调整的办法行不通。顺差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金融等服务业领域放开投资限制，逆差国开放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双管齐下，同样可以达到引导资源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间的合理配置，进而达到减少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贸易失衡的目的。
因此，人们应该关注这些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而非继续沉迷于那些失败的策略。
作者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研究部主任
比起前半场，至少对政治家来说后半场走起来更艰难。
2011年的世界经济已经走进了后半场。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在多数国家已经走到尽头，复苏进程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后半场。
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在2010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无论外部失衡还是内部失衡，目前的进展都过于缓慢。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两年的主旋律是凯恩斯，世界各国在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
时至今日，接下来各经济体的政策方向主要落在了两个方面：要么是接着想办法转嫁矛盾，比如利用不友好或者是不负责任的对外经济政策如QE2（二次量化宽松）等，转嫁国内经济和政治压力；要么是克服阻力，致力于解决结构性问题。
2011年的世界经济到了非常关键的考验期，世界经济中几个大国在这个阶段如何作为尤其重要。历史上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教训，转嫁矛盾只会让矛盾越来越大，最终悲剧收场。几个大国应该做的，是要负起责任，做好榜样，携手走好下半场。
美国：有责任感，才有秩序
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没有听到美国向那些遭受金融危机破坏的国家表示道歉，美国官方甚至把金融危机源头的帽子抛给其他国家。
无可否认，这场危机中每个大国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美国毫无疑问地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实力，因为美国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提供者。国际经济出了大问题，领头羊说自己没责任，很难让人接受，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世界没有向美国抱怨，然而耐心和 宽容等来的却是数量宽松政策，这等价于美国利用汇率手段增强竞争力，虽然这并不一定是美国货币当局的初衷。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并不在乎美国竞争力提高，毕竟他们的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不高。欧洲和日本应该更加担心，数量宽松政策在抢夺他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出口份额。
让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担忧的是，美国在实施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需求短缺，而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美国的输出的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是在火上浇油。
让新兴市场经济体夜不能寐的还有他们手里的外汇储备资产，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等于是宣布他们手中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贬值，而这是全体国民胼手胝足挣来的血汗钱。
比数量宽松政策更让人失望的是贸易战。如果仅站在美国的角度看，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确有其合理性，毕竟美国的失业率处于高位，而通胀率低于2％。
更让人失望的，是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表现，单方面的贸易制裁频频发生，损人又不利己，这只能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狭隘的势力在绑架美国决策，破坏全球经济环境的理性和秩序。
美国在向其他经济体发号施令，发表意见的同时，究竟有没有认真评估过他的所作所为究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什么？美国还能不能输出理性和秩序，输出值得信赖的全球公共产品，输出正确的经济治理理念，输出领先科技？美国在其位，还能不能谋其政？
这不仅是对美国的考验，也是对全世界的考验。
欧洲：有谅解，才有出路
欧洲债务危机可能是2011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债务危机国家面临的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偿付能力问题。市场对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并不买账，因为大家知道救助方案不是注资，不是解除债务，而是附带着利息条件的贷款，这些贷款缓解了眼下的问题，但贷款利息可能让资不抵债的局面在未来更加糟糕。
无论是对于一个家庭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大致有三个办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
其一，宣布破产，赖掉债务；其二，要求债务减免；其三，对于家庭是多干活，少吃饭，攒钱还债。对于国家是大幅货币贬值或者严重国内经济紧缩，这样可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贸易盈余可以用来还债。
糟糕的是，三个办法在实施过程中都很困难。宣布破产和要求债务减免，且不论债权人是否同意，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动荡在所难免；身在欧元区，无法做到单独的货币贬值；国内经济紧缩，已经有国家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游行示威。
未来解决问题的，应该是一种三管齐下的方案。对于债务人，重要的要让债权人看到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些调整将会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增加收入、减少负债，让政府、私人部门债务回归到可持续水平。如果债务人做不到这一点，欧元区需要引入退出机制，让债务国家退出欧元区并通过货币大幅贬值的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贸易余额改善，以此还债。
对于债权人，需要接受适当的损失，无论是承担债券价格下跌的损失，或者是救助，甚至是债务适当减免。
此外，欧元区还应该积极需求来自国际组织的多边救助，目的不仅在于救助本身，更重要的是借助国际组织的多边救助引入各国在情感上都易于接受的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推进结构改革至关重要。
最终能够解决欧债危机的，不是流动性，而是经济结构改革，只有结构改革才能找到化解债务负担的收入来源。这个过程当中，尤其需要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谅解，需要的是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的谅解。
中国：有破旧，才有立新
通胀和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胀只是个暂时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层已经高度重视通胀问题并制定了恰当的管理通胀政策，通胀会逐渐下来。真正的难题是结构失衡。
中国结构性问题的突出表现是消费比例太低，问题的主要源头不是出在需求方，而是供给方。过度的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资源配置的方向不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是投资和出口，资源大量流向工业部门并带来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服务业供给却严重不足。如果不让供给和需求对接，提高消费比例无望，发展服务业和实现贸易平衡也难以实现。
持续、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干预不仅造就了资源向投资和出口的集中，也造就了一批垄断势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劳动者的贸易条件在垄断势力面前不断恶化，最终是垄断势力获得了生产率提高的大部分好处。这导致收入分配状况更加糟糕，社会矛盾不断增加。
重新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的出路，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相关政策建议很难落在实处。
前路漫漫，走出歧途的必由之路是打破GDP和出口导向背后的发展思维，建立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打破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的各种垄断，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是淘汰低附加值、技术落后的老企业，建立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新企业。
破旧立新，从来都不是轻松的过程，但其中更多的是成长中的喜悦。比起美国和欧洲，中国的决策者面临的选择空间更大，有希望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大国协同，才有全球繁荣
美国、欧元区和中国，各有各的难题。解决当前的结构问题远比当初出台刺激经济政策困难，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社会争端都可能加剧，2011年将会是矛盾丛生的一年。越是这样的当口，越是需要合作，当前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金融危机后的合作。
各主要经济体都需要充分评估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避免以邻为壑的解决问题途径。每个国家的决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利益集团和部分民众等各式各样的不理解和反对，这就需要建立防火墙，避免把这些情绪演化成不合作政策。
解决新老问题需要拓展应对的思路。全球失衡问题是世界各国结构性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
过去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此高度关注，并一直试图解决问题，但成效一直不显著。如果继续像过去那样，把应对的重点瞄准汇率，结构性问题可能还是难以解决。
这不是因为汇率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某些国家让另外某些国家被迫接受汇率调整的办法行不通。顺差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金融等服务业领域放开投资限制，逆差国开放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双管齐下，同样可以达到引导资源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间的合理配置，进而达到减少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贸易失衡的目的。
因此，人们应该关注这些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而非继续沉迷于那些失败的策略。
作者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