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关于以学术为业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自己这些年来也还算努力,常常感到很累,尽管并不完全是为了学术,也曾想到职称以及职称背后的房子等,想到虚名。夜半人静时,也会感到心虚。因此,在这里,我再表什么态,实际上是要把自己架在火上烤,还不如自己暗暗的做点什么,能做就多做一点,做不了就少做一点,大面子上亮的过去就行了。坦白地说,我常常想给自己在学术上留条后路,话说过了,将来很难下台,狡兔三窟嘛!
　　但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学术的市场。尽管我是1992年才加入北大的教学科研行列,仅仅九年,但我已深深感到,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北大这样的学校,正经历着或已经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教学型大学向科研型大学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和国际接轨的。这个转变已经使得北大、使我们法学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科研,重视创新,重视学术专著和论文,而不是如同九十年代初,那时人们还往往以编写教科书为主,以介绍外国或他人的研究为主。我们亲自经历了,事实上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推进了这一转变。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日益良好、竞争日益加剧的学术市场。
　　如果说当年我们急切盼望着这个转变的到来,今天,我们也感受到这种转变给我们带来了压力。更年轻的一代学者正在迅速成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抄袭”、“粗制滥造”、“学术腐败”等并不都言过其实的学术事件都在表明这种竞争正在加剧。在法学界,一些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普遍、很平常甚至会被认为“好”的现象,例如不断的自我重复,如今已经受到了学者的鄙视,人们越来越重视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了。“不发表,就死亡”这个国外的学术铭言正在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走进我们每一个在大学任教的教员的生活。我们在继承、创造和改造这个学术市场的同时,我们也在被改造。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这一进程中停步了。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要求我们发表,而且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精品,遵守更严格的学术纪律,提出了更高的学术标准。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学术生存的敏感。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尤其是在北大,尤其是在正争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甚至是否愿意,我们事实上都承担着一个历史角色;而在我们每个北大学者心目中,不论是否公开承认,也不论我们个人能力大小,我们都认为北大在国内扮演着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并且希望北大在世界上扮演着一个创造中文学术世界的重要角色。中华民族正在复兴,我们有责任总结我们的生活、提升中国的经验,贡献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有我们的比较优势,即我们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历史变革,以及这种境遇给我们带来的学术敏感。我们应当、而且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提升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的地位。我们必须、而且也有可能创造出一些学术的精品。
　　什么是学术的精品,这在今天很难判断。因为,在我看来,学术的精品是通过社会的长时段的公共选择最终确定的,因此,学术精品的创造最终是由社会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可以无所事事。我们还是可以有所追求的。我不想说什么严守学术道德和遵循学术规范这些东西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起码的做学术人的规范;我想说的只是,在研究一个问题、写作一篇论文时,我们至少应当想一想,我们的研究是否对知识有些许的推进,是否有一点点新意,是否以学术的进路回答了一个他人没有回答或他人的回答不如自己精巧的问题。我们必须反对重复,不仅是重复别人,而且要反对重复自己。我并不反对为了影响社会实践而以宣传的方式重复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反对以“学术”的招牌重复自己。我们必须区分学术论文与杂感、随笔、报刊文字,我们必须理解学术专著与教科书、与资料汇编(哪怕是以学术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区别。我们必须争取“不悔少作”。我们应当争取自己在晚年编文集时(如果可能的话),发现自己很少自我重复的文字,文字经得起考验。我不反对高产出,但我们目前更应当注重精品的高产出。今天,有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已经开始以千万字计了,我只是怀疑其中有多少不重复的文字?
　　追求学术的精品是个人的事业,也是社会的事业,是学术共同体的事业。因此,我总认为,为了学术精品的创造,我们不仅需要学术批评,而且需要严格的学术批评。学术批评不是学术评奖,我历来不大相信学术评奖,尽管有时出于种种虚荣或任务我也参与了,一旦没有评上奖,还会很不舒服。我们都有人的弱点。但我也知道,许多(如果不是任何的话)奖励,除了自己记得,恐怕有时连评委都不记得。因此,我说的是学术的批评。这是学术精品产生的前提之一。没有学术批评,许多假冒伪劣的产品就会堂而皇之的进入学术界,凭着其国家项目、重点学科或其他名目至少在短期内会欺骗一些读者,欺骗一些学生。没有学术批评,许多好的思想、洞见可能会“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较长时间被淹没,甚至永远地被湮灭。没有学术批评,许多思想的萌芽很难深入、拓展,很难开花、结果、乃至硕果累累。没有学术批评,学术思想的垄断、僵化也很难打破。
　　我说的是学术批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学术标准;反对各种形式的非学术干扰,包括用中外经典学者或政府决策或西方的做法本身作为学术评判的标准或唯一标准,反对用社会流行、时髦、招摇过市作为评判的标准或唯一的标准。反对以个人的社会道德来作为学术的标准,反对“文如其人”、“学问拼到最后就是拼‘道德’”的说法。我认为,这种用道德(实际是政治的)的优势替代学术优劣之评价的进路是妨碍学术和知识发展的。请注意,我不是认为一个人的社会道德不重要,认为可以不讲师德;相反,我认为一个人的社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这只是对一个社会人的评价,而不是对一个学术人及其学术成果的评价。
　　我说的还是严格的批评。严格,说重一点,是包括了出于门户之见的批评,包括学者间因为个人间的误解、偏见发生的学术上挑剔,只要这种挑剔是学术的。因为,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学术批评和挑剔,也能如同看不见的手构成一种制约,最终促成产品的完美。正因如此,学术自由,包括批评的自由从总体看来是学术发展、学术淘汰的唯一的强有力的机制。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学术人可以做到的,并不很高的要求。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努力来推进学术精品的产生。
　　我还想说,甚至我们不应当害怕出错或失败,不要总是希望随大流,跟上所谓的学术潮流。创新其实必定是孤独者的事业,其中绝大多数还必将以失败告终。这些年来,我自己就受到了许多批评,其中有许多在我看来都是误解、甚至是错误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劝告我是否可以修改一下自己,减少一些批评。我也不是没有过犹豫,但最终我还是铁了心,不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甚至不打算过多解释自己。我觉得,学术当然要追求正确,但也要敢于为自己的学术错误作证,哪怕是为其他学者或后备学者树立一座告诫的界碑。因为,即使是个人的错误,对社会也仍然可能是一种财富。只有我们每个学者都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才可能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
　　说实话,即使个人错了,又能怎么样?!我们这些人从事学术,是知识分子,但并不因此上帝就给我们发了保证,我们的见解就一定正确。其实,我们这些学术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太多其他本事的人。我们不会当官,尽管有时我们会被赶着鸭子上架,包括一些在座的学校领导,也是如此。我们不会挣钱,尽管我们渴望生活更优裕一些。我们甚至不大会同学界以外的人交往,尽管今天我们常常不得不求人。但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只能用我们的学识、见识、洞识在这个市场上交换,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做的事做得更好一些。学术的精品应当成为的我们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是我们的追求。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说的,我常常感到累、感到压力,有时甚至想急流勇退;但是,我多少有点不甘心。对于我们这一代如今已经人到中年的学者来说,也许我们的学术事业由于“文革”的限制,不可能非常辉煌。但是,既然我们生活在北大这个校园里,既然我们生活在中国,既然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或上半叶,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个时空中用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创造我们生命的辉煌,哪怕我们个人生命的辉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仅仅是萤火虫的光亮。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些已经有了白发的人至今被称作学术中青年,但在此,我还是想向更年轻的一代学者说几句话。大约三四年前,我就多次同一些同代朋友和更年轻的学者说到,如果不继续努力,我们这一代学者将在五到十年内从学界消失或事实上从学术中消失。今天我仍然这样相信,并且很不甘心地这样期盼。首先是期盼,因为,我们知道,就学术作为一个事业来看,是一个传统,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为了学术的事业,更年轻的一代必须超越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也相信你们由于种种比我们、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更优越的条件也一定会超越我们;为了中国的发展和赶上发达国家,我也急切期盼着学术和学者的更新加快,必须加快。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也还不甘心,我们还会努力。因此,不要认为年龄会使你们自动拥有了超越我们和我们的前辈的一切必备条件。说到底,你们必须用你们的努力、用你们的学术精品把我们打败。我们既是同事也是对手。我们不会主动让路,我们不会乖乖下台,我们不会轻易缴械。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最终将退出学术舞台,而且为时也并不会太久;但我们还是铁了心准备“负隅顽抗”——通过我们的学术来进行顽强的抵抗,直到打得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要记好毛泽东同志的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可是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