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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4日，黄华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资历最老的外交家”，美国《纽约时报》也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他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从1936年随斯诺进入陕北时的一介书生到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70多年的外交生涯，外交经历之丰富，友好交往之广泛，堪称外交界的奇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见证了新中国的外交史。他这一辈子看起来顺畅而风光，但光环和鲜花背后艰辛曲折的故事几人能知？艰难岁月苦苦坚守的心情何人能解？我和他自1944年在延安结婚至他去世，66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虽各自为事业而奔波，但彼此心心相印，深情相依。斯人已去，思念日切，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但忆及往事往往情不自禁，难以下笔。在黄华去世一周年前夕，终成此文，谨以此表示深切怀念。
延安喜结良缘
我是浙江杭州人，我的父亲何思敬（笔名何畏）早年留学日本，喜欢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受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影响甚大。我的母亲是日本华侨，从小在日本长大，毕业于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我1926年7月出生在日本，不到一岁就随母亲回国。1927年初，父亲受广东国民政府邀请到中山大学教书。回国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32年，父亲在上海毅然加入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因单线联系的波兰同志被捕，父亲失去和党组织的联系。父亲是进步教授，口才好，演讲能力强，常常宣讲革命道理。他的课很受欢迎，以至很多学生挤在教室的过道里站着听。1936年初，中山大学校长怀疑父亲是共产党员，准备逮捕他，父亲逃到香港才躲过一劫。
1937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举行抗日座谈会，邀父亲参加。父亲一腔爱国热情，欣然前往。不过，父亲离开香港后很快发生七七事变，形势急转直下，他来到武汉，跟周恩来、叶剑英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很快武汉失守。1938年初父亲就奔赴延安。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拮据。虽然后来党组织每月提供50港元，够我们基本生活所需，但母亲觉得并非长久之计，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全家投奔延安。
1939年12月30日，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我首先到边区师范学校学习，不久转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父亲懂四国外语，英文、德文、日文很好，法文也不错，但是不懂俄文，而他恰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感兴趣，所以就让我学俄文，将来好翻译苏联哲学著作，帮助他进行研究。我只读了几个月，抗大三分校就搬迁了，俄文大队也随之结束。不久，我又转到中央军委底下的俄文学校，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给我们当老师。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培养一批俄文干部，以备苏联向日本宣战时当翻译。后来俄文学校又设了英文系，变成了外语学校，但我依然主攻俄文。我在俄文学校4年，但实际上学习时间并不长，中间两年主要搞整风和审干。在审干运动中，除了马列和我，其他同学都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不再让他们学俄文。
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我和朱总司令的姨侄女贺高洁是同学，关系很好，所以经常到朱总司令院子找贺高洁玩，这样就与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熟悉了，同时认识了黄华。刚开始，我对黄华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大学生，懂英文，还在学法文，是朱总司令的秘书。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只偶尔看见他给朱总司令收拾文件、帮着搬椅子回窑洞。
俄文学校距离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两里路，离朱总司令住地也很近，所以在俄文学校学习期间，我依然常去找贺高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从重庆回来后常作报告。俄文学校学员就带一块木板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地上听报告。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都参加。那时，他30来岁，我十七八岁。我能感觉到他常常远远地偷偷看我，我虽感觉不好意思，但并未在意。
除了听报告以外，有时候王家坪还举行舞会。舞会非常简单，大家着装也非常朴素，跳舞时，有人穿着草鞋，有人穿着布鞋。因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音乐，并懂一点简谱，会吹口琴，还是乐队的指挥和鼓手。黄华跳舞水平虽一般，但常去参加舞会，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所以，黄华刚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时，我并未多想，更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康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说他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据说当时有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其他对象认识，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自从他们介绍后，我就开始注意黄华，慢慢感觉他确实不错。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我们家对文化素质看得很重。我父母听说康克清向我介绍黄华一事后，通过多方了解，认为黄华上过大学，知识层次比较高，懂外语，党性强，也比较满意。
当时，黄华看到我就傻笑，从不跟我讲他给斯诺当过翻译等经历。但是，他很用心，很关心我，知道我正在学习俄文文法，就托人在外地买了一本延安买不到的文法书送给我。我比较喜欢吃甜食，他就请我吃枣子。因为双方都比较满意，我和黄华慢慢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44年秋，我们决定结婚。当时，胡耀邦同志是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批准了我和黄华的结婚报告。办喜事那天，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为我们祝福，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南泥湾弄来一桌美味佳肴，有鸡、猪肉和大米等。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请了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俄文学校的俱乐部主任借了王家坪的桃园，请学校的100多位教员和同学开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马灯光下和胡琴声中跳起交际舞……
结婚后，我才慢慢了解到黄华很有意思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原名王汝梅。他父亲受过中等教育，曾任县府督学和实业局职员，重视子女教育。黄华天资聪颖，又很用功，成绩很好，19岁就考上了燕京大学。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还因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因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36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华来延安可以说既是必然又是偶然。在燕京大学期间，黄华和斯诺、海伦夫妇两位老师关系很好。1936年6月中旬，黄华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巧此时斯诺秘密地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黄华感觉真是喜从天降，所以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其实，黄华正临近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拿不到文凭。但他很坚决，毅然放弃了文凭。为避免走漏风声，他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汇报赴延安的情况，黄敬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
到达延安后，黄华先是陪同斯诺采访党和红军领导人，后来决定留任在红军，曾目睹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师。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这样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我与黄华产生交集，有缘相识，并走到一起，从此风雨同舟66年。
聚少离多的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我一起从俄文学校毕业的大部分人被分到前线。我因为已和黄华结婚，而且一位苏联内科大夫的翻译回家乡东北接受日本投降去了，我就被留在延安给苏联大夫当翻译。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决定在北平成立军调部。中共代表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黄华作为秘书随叶剑英赴北平。1946年8月，我也被调至北平军调部。黄华那时是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我平时帮助柯柏年同志做些简报，弄点资料。在随薛子正同志跟美方谈判的时候，我兼做文书兼记录。那时，我的文化水平还很不够，记录困难，能记到一半就不错了。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叶剑英就带着我们坐飞机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北平撤回来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撤退事宜，决定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带领外事人员40多人，准备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3月9日我们离开延安。因为外事组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身体比较弱，走不惯山路，而且还有老弱妇孺，一路上我们历尽艰辛，还出了不少洋相。我们离开延安时，总务处给我们雇了几头毛驴。刚从美国回来的徐永瑛带着两个孩子，才一两岁，就放在毛驴驮的两边箩筐里。路上徐永瑛走不动了，骑到一头小驴上，结果毛驴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徐永瑛从驴脖子上栽下来。老同志柯柏年虽然身体比较单薄，但坚持走路，陈家康、章文晋、凌青、林展、王光美、黄华和我决心一路走到晋西北。有时候山路狭窄，只容得下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通过，而且毛驴脾性也怪，就喜欢沿着外沿走，这样外边的箩筐就悬在深谷之上，一晃一晃的，让人胆战心惊。离开延安的第10天，也就是3月19日，一大早狂风四起，黄沙漫天，真是天昏地暗，似乎暗示着什么一样。傍晚得知延安被胡宗南占领了。尽管知道短期放弃延安是党中央早已预定的策略，但它的陷落仍然使我们黯然神伤。
过了黄河，我们来到山西的晋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的总部兴县。在兴县听说，中央3月26日在清涧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常委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黄华于4月中旬接到命令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察冀军区。少奇同志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苏联内科大夫米里尼科夫跟随照顾，我顺理成章充当翻译。我们这一行人由刘少奇、朱德率领，有康克清、徐冰（原名邢西萍，少奇同志秘书）、张晓梅（徐冰夫人）、潘开文（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米里尼科夫、齐明臣（朱总司令的卫士长）以及黄华和我。离开兴县后，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骑着马边赶路边思索，考虑如何实施中央交代的任务。有一次少奇同志走过一座很窄的桥，不小心掉进河沟里，冻得要命，黄华赶紧给他披上朱总司令给的皮大衣。
我们前后共走了20多天，才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即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途中，米里尼科夫不知道为何又回地处三交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去了，我自然也就不用当翻译了。一路上，少奇同志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党政干部开会，调查研究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会后他写报告给中央，有时写到深夜，交给我帮他誊清。后来，少奇同志移住建屏县的西柏坡村。7月份，我们参加了少奇同志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土地会议开幕，我记得会场是露天的，只是搭了一个简单的主席台。刘少奇和朱德在主席台上就座并讲话。土地会议后，我们随邓颖超同志到阜平县细沟村搞土改工作。邓大姐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她的秘书知道村里要选举，就把选票给裁好了。邓大姐知道后批评指出：你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什么都替他们想得好好的。让他们自己动手，你提醒就可以了。
1948年春，黄华被调回西柏坡待命，并在任弼时和冯文彬同志领导下研究如何开展全国的青年工作问题。我继续在细沟村待了一阵，直到土改基本完成。后来，米里尼科夫大夫又跟着后委的叶剑英同志回到西柏坡，我继续给他当翻译，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
1949年1月17日，即天津市解放后两天，黄华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到天津，分别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当时，我还有任务在身，没有跟着去天津。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去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样黄华就到了南京。
1949年4月，团中央接到一个任务，要组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被调去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任翻译。开完会议回程时，我们参观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时已是10月1日，苏联同志跟我们说，你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们听了十分兴奋，顾不上再参观，急急忙忙赶回国到南京同黄华团聚。10月下旬，黄华又接到命令，让他到上海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接替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11月，我坐火车赶往上海。因为国民党用美军飞机轰炸上海，苏联派了一个市政专家组到上海帮助建设，我就作为上海外事处干部给他们当翻译。不过，到1952年下半年，我又接到命令，去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当时，我们的孩子才9个月大，黄华在上海也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好让孩子断奶，带到北京让家人照顾。
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回到莫斯科时，已是1953年2月。此前，因多批苏联代表团来访，工作中感觉知识不够用,尤其是在翻译工作中感觉很吃力，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有进步和突破。我的父母都上过大学，都认为大学是求知的重要阶段，鼓励我趁年轻把基础打牢，父亲尤其鼓励我去上大学，学好俄文。当然，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黄华的默默支持。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需要照顾，但是黄华坚定地支持我去读大学，进一步提升自己。因此，在参加和平大会前，我提交了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申请，此时被顺利批准。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一周后，哥特瓦尔德也逝世。中央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分别前往吊唁。我临时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当了一阵翻译。回到莫斯科时已是5月，国际关系学院通知我赶快去报到。报到后，他们的副院长跟我谈话，问我在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当中，想去哪个系学习。我数学基础不好，不能去经济系，也不喜欢法律，所以就报了历史系。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是培养苏联外交官的学校，学制五年，要求十分严格，一位学生要学两至三门外语，还要学习历史、法律、经济等知识，课程特别多。
学习期间，我们每月发500卢布，除了伙食费和交通费，我还买一些书，其他东西就基本上买不了。因为我不愿像别的同学那样光吃自己煮的面条省钱。有时候我还到大剧院看看戏，就是在开幕前最后几分钟买最便宜的票，座位在五层只能看到演员的头顶，但可以欣赏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别的同志能省钱买照相机，我买的却是列宁全集。
我出国后，孩子和家务主要由我母亲、阿姨等负责照顾。那时孩子小，常患点小毛病，我又不在身边，所以经常哭，大家都说我是最狠心的，为了求学不顾家庭。其实我每天都在想她，尤其因为宿舍旁是个儿科诊所，我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心里难受。不过黄华很支持，从不说什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每年七八月放假，发津贴1000卢布。我就拿这笔钱做交通费，每年夏天都回国。我们还积攒过1万块钱，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钱，是“走资派”，我们就把多年积蓄全部作为党费捐掉了。现在想来，受当时环境影响，我们有点书呆子气，当时很多人生活困难，也应该多支援一下他们。比如，有一位曾和我们一块学习的女同志，丈夫在朝鲜前线牺牲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孙女生活很困难，我们也经常接济她，但当时应该留出多一点钱给她的。
到了第5年，即1958年毕业前夕，学校准备安排即将毕业的学生到国外使馆实习，但又不愿意派中国留学生去苏联的驻外使馆。我们也很懂事，就向校方建议：我们先完成毕业考试，然后再回国实习。因为帮他们解决了难题，校方很高兴地批准了。所以，我在1958年2月就回到了祖国。
从我1952年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到毕业回国近6年的时间里，黄华忙于各种外交活动，满世界跑。1953年8月，周恩来总理问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伍修权两位副部长，能不能请黄华在一个月内将上海的外资房地产问题做一个了结，调离上海，参加在朝鲜的政治会议工作。他还强调说，在朝鲜开城的班子需要生力军。这样，黄华调离上海，到朝鲜参加中朝方面和美韩方面关于朝鲜和平问题的政治谈判。1954年春，黄华又被从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召回北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宣传组组长随行。回国后到了8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5年2月，中国决定应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五国邀请，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亚非会议，黄华又是代表团的顾问之一。在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黄华临上机前接到周总理通知，改乘“空中霸王”号，才躲过一劫。
1958年，我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研究所任研究员。自从1944年结婚，我和黄华各忙各的，聚少离多。从1958年回国到1960年8月，我们终于难得的团聚了一段时间。1960年7月5日，中国和加纳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加纳成为原英属非洲殖民地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一天，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罗贵波找到黄华，问他愿意去哪个建交国任大使，黄华表示首选加纳。8月5日，黄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25日，我随黄华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在加纳，我主要在大使直接领导下搞调研工作。毕竟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近5年，经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所以我关于加纳社会的调研报告后来很受外交部重视。去加纳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1961年初孩子在加纳出生。在加纳这几年，算是我们结婚后在一起时间最长、最稳定的日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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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喜结良缘
我是浙江杭州人，我的父亲何思敬（笔名何畏）早年留学日本，喜欢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受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影响甚大。我的母亲是日本华侨，从小在日本长大，毕业于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我1926年7月出生在日本，不到一岁就随母亲回国。1927年初，父亲受广东国民政府邀请到中山大学教书。回国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32年，父亲在上海毅然加入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因单线联系的波兰同志被捕，父亲失去和党组织的联系。父亲是进步教授，口才好，演讲能力强，常常宣讲革命道理。他的课很受欢迎，以至很多学生挤在教室的过道里站着听。1936年初，中山大学校长怀疑父亲是共产党员，准备逮捕他，父亲逃到香港才躲过一劫。
1937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举行抗日座谈会，邀父亲参加。父亲一腔爱国热情，欣然前往。不过，父亲离开香港后很快发生七七事变，形势急转直下，他来到武汉，跟周恩来、叶剑英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很快武汉失守。1938年初父亲就奔赴延安。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拮据。虽然后来党组织每月提供50港元，够我们基本生活所需，但母亲觉得并非长久之计，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全家投奔延安。
1939年12月30日，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我首先到边区师范学校学习，不久转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父亲懂四国外语，英文、德文、日文很好，法文也不错，但是不懂俄文，而他恰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感兴趣，所以就让我学俄文，将来好翻译苏联哲学著作，帮助他进行研究。我只读了几个月，抗大三分校就搬迁了，俄文大队也随之结束。不久，我又转到中央军委底下的俄文学校，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给我们当老师。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培养一批俄文干部，以备苏联向日本宣战时当翻译。后来俄文学校又设了英文系，变成了外语学校，但我依然主攻俄文。我在俄文学校4年，但实际上学习时间并不长，中间两年主要搞整风和审干。在审干运动中，除了马列和我，其他同学都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不再让他们学俄文。
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我和朱总司令的姨侄女贺高洁是同学，关系很好，所以经常到朱总司令院子找贺高洁玩，这样就与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熟悉了，同时认识了黄华。刚开始，我对黄华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大学生，懂英文，还在学法文，是朱总司令的秘书。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只偶尔看见他给朱总司令收拾文件、帮着搬椅子回窑洞。
俄文学校距离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两里路，离朱总司令住地也很近，所以在俄文学校学习期间，我依然常去找贺高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从重庆回来后常作报告。俄文学校学员就带一块木板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地上听报告。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都参加。那时，他30来岁，我十七八岁。我能感觉到他常常远远地偷偷看我，我虽感觉不好意思，但并未在意。
除了听报告以外，有时候王家坪还举行舞会。舞会非常简单，大家着装也非常朴素，跳舞时，有人穿着草鞋，有人穿着布鞋。因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音乐，并懂一点简谱，会吹口琴，还是乐队的指挥和鼓手。黄华跳舞水平虽一般，但常去参加舞会，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所以，黄华刚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时，我并未多想，更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康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说他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据说当时有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其他对象认识，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自从他们介绍后，我就开始注意黄华，慢慢感觉他确实不错。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我们家对文化素质看得很重。我父母听说康克清向我介绍黄华一事后，通过多方了解，认为黄华上过大学，知识层次比较高，懂外语，党性强，也比较满意。
当时，黄华看到我就傻笑，从不跟我讲他给斯诺当过翻译等经历。但是，他很用心，很关心我，知道我正在学习俄文文法，就托人在外地买了一本延安买不到的文法书送给我。我比较喜欢吃甜食，他就请我吃枣子。因为双方都比较满意，我和黄华慢慢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44年秋，我们决定结婚。当时，胡耀邦同志是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批准了我和黄华的结婚报告。办喜事那天，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为我们祝福，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南泥湾弄来一桌美味佳肴，有鸡、猪肉和大米等。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请了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俄文学校的俱乐部主任借了王家坪的桃园，请学校的100多位教员和同学开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马灯光下和胡琴声中跳起交际舞……
结婚后，我才慢慢了解到黄华很有意思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原名王汝梅。他父亲受过中等教育，曾任县府督学和实业局职员，重视子女教育。黄华天资聪颖，又很用功，成绩很好，19岁就考上了燕京大学。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还因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因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36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华来延安可以说既是必然又是偶然。在燕京大学期间，黄华和斯诺、海伦夫妇两位老师关系很好。1936年6月中旬，黄华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巧此时斯诺秘密地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黄华感觉真是喜从天降，所以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其实，黄华正临近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拿不到文凭。但他很坚决，毅然放弃了文凭。为避免走漏风声，他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汇报赴延安的情况，黄敬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
到达延安后，黄华先是陪同斯诺采访党和红军领导人，后来决定留任在红军，曾目睹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师。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这样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我与黄华产生交集，有缘相识，并走到一起，从此风雨同舟66年。
聚少离多的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我一起从俄文学校毕业的大部分人被分到前线。我因为已和黄华结婚，而且一位苏联内科大夫的翻译回家乡东北接受日本投降去了，我就被留在延安给苏联大夫当翻译。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决定在北平成立军调部。中共代表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黄华作为秘书随叶剑英赴北平。1946年8月，我也被调至北平军调部。黄华那时是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我平时帮助柯柏年同志做些简报，弄点资料。在随薛子正同志跟美方谈判的时候，我兼做文书兼记录。那时，我的文化水平还很不够，记录困难，能记到一半就不错了。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叶剑英就带着我们坐飞机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北平撤回来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撤退事宜，决定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带领外事人员40多人，准备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3月9日我们离开延安。因为外事组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身体比较弱，走不惯山路，而且还有老弱妇孺，一路上我们历尽艰辛，还出了不少洋相。我们离开延安时，总务处给我们雇了几头毛驴。刚从美国回来的徐永瑛带着两个孩子，才一两岁，就放在毛驴驮的两边箩筐里。路上徐永瑛走不动了，骑到一头小驴上，结果毛驴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徐永瑛从驴脖子上栽下来。老同志柯柏年虽然身体比较单薄，但坚持走路，陈家康、章文晋、凌青、林展、王光美、黄华和我决心一路走到晋西北。有时候山路狭窄，只容得下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通过，而且毛驴脾性也怪，就喜欢沿着外沿走，这样外边的箩筐就悬在深谷之上，一晃一晃的，让人胆战心惊。离开延安的第10天，也就是3月19日，一大早狂风四起，黄沙漫天，真是天昏地暗，似乎暗示着什么一样。傍晚得知延安被胡宗南占领了。尽管知道短期放弃延安是党中央早已预定的策略，但它的陷落仍然使我们黯然神伤。
过了黄河，我们来到山西的晋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的总部兴县。在兴县听说，中央3月26日在清涧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常委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黄华于4月中旬接到命令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察冀军区。少奇同志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苏联内科大夫米里尼科夫跟随照顾，我顺理成章充当翻译。我们这一行人由刘少奇、朱德率领，有康克清、徐冰（原名邢西萍，少奇同志秘书）、张晓梅（徐冰夫人）、潘开文（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米里尼科夫、齐明臣（朱总司令的卫士长）以及黄华和我。离开兴县后，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骑着马边赶路边思索，考虑如何实施中央交代的任务。有一次少奇同志走过一座很窄的桥，不小心掉进河沟里，冻得要命，黄华赶紧给他披上朱总司令给的皮大衣。
我们前后共走了20多天，才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即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途中，米里尼科夫不知道为何又回地处三交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去了，我自然也就不用当翻译了。一路上，少奇同志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党政干部开会，调查研究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会后他写报告给中央，有时写到深夜，交给我帮他誊清。后来，少奇同志移住建屏县的西柏坡村。7月份，我们参加了少奇同志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土地会议开幕，我记得会场是露天的，只是搭了一个简单的主席台。刘少奇和朱德在主席台上就座并讲话。土地会议后，我们随邓颖超同志到阜平县细沟村搞土改工作。邓大姐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她的秘书知道村里要选举，就把选票给裁好了。邓大姐知道后批评指出：你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什么都替他们想得好好的。让他们自己动手，你提醒就可以了。
1948年春，黄华被调回西柏坡待命，并在任弼时和冯文彬同志领导下研究如何开展全国的青年工作问题。我继续在细沟村待了一阵，直到土改基本完成。后来，米里尼科夫大夫又跟着后委的叶剑英同志回到西柏坡，我继续给他当翻译，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
1949年1月17日，即天津市解放后两天，黄华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到天津，分别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当时，我还有任务在身，没有跟着去天津。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去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样黄华就到了南京。
1949年4月，团中央接到一个任务，要组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被调去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任翻译。开完会议回程时，我们参观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时已是10月1日，苏联同志跟我们说，你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们听了十分兴奋，顾不上再参观，急急忙忙赶回国到南京同黄华团聚。10月下旬，黄华又接到命令，让他到上海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接替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11月，我坐火车赶往上海。因为国民党用美军飞机轰炸上海，苏联派了一个市政专家组到上海帮助建设，我就作为上海外事处干部给他们当翻译。不过，到1952年下半年，我又接到命令，去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当时，我们的孩子才9个月大，黄华在上海也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好让孩子断奶，带到北京让家人照顾。
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回到莫斯科时，已是1953年2月。此前，因多批苏联代表团来访，工作中感觉知识不够用,尤其是在翻译工作中感觉很吃力，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有进步和突破。我的父母都上过大学，都认为大学是求知的重要阶段，鼓励我趁年轻把基础打牢，父亲尤其鼓励我去上大学，学好俄文。当然，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黄华的默默支持。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需要照顾，但是黄华坚定地支持我去读大学，进一步提升自己。因此，在参加和平大会前，我提交了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申请，此时被顺利批准。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一周后，哥特瓦尔德也逝世。中央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分别前往吊唁。我临时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当了一阵翻译。回到莫斯科时已是5月，国际关系学院通知我赶快去报到。报到后，他们的副院长跟我谈话，问我在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当中，想去哪个系学习。我数学基础不好，不能去经济系，也不喜欢法律，所以就报了历史系。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是培养苏联外交官的学校，学制五年，要求十分严格，一位学生要学两至三门外语，还要学习历史、法律、经济等知识，课程特别多。
学习期间，我们每月发500卢布，除了伙食费和交通费，我还买一些书，其他东西就基本上买不了。因为我不愿像别的同学那样光吃自己煮的面条省钱。有时候我还到大剧院看看戏，就是在开幕前最后几分钟买最便宜的票，座位在五层只能看到演员的头顶，但可以欣赏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别的同志能省钱买照相机，我买的却是列宁全集。
我出国后，孩子和家务主要由我母亲、阿姨等负责照顾。那时孩子小，常患点小毛病，我又不在身边，所以经常哭，大家都说我是最狠心的，为了求学不顾家庭。其实我每天都在想她，尤其因为宿舍旁是个儿科诊所，我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心里难受。不过黄华很支持，从不说什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每年七八月放假，发津贴1000卢布。我就拿这笔钱做交通费，每年夏天都回国。我们还积攒过1万块钱，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钱，是“走资派”，我们就把多年积蓄全部作为党费捐掉了。现在想来，受当时环境影响，我们有点书呆子气，当时很多人生活困难，也应该多支援一下他们。比如，有一位曾和我们一块学习的女同志，丈夫在朝鲜前线牺牲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孙女生活很困难，我们也经常接济她，但当时应该留出多一点钱给她的。
到了第5年，即1958年毕业前夕，学校准备安排即将毕业的学生到国外使馆实习，但又不愿意派中国留学生去苏联的驻外使馆。我们也很懂事，就向校方建议：我们先完成毕业考试，然后再回国实习。因为帮他们解决了难题，校方很高兴地批准了。所以，我在1958年2月就回到了祖国。
从我1952年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到毕业回国近6年的时间里，黄华忙于各种外交活动，满世界跑。1953年8月，周恩来总理问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伍修权两位副部长，能不能请黄华在一个月内将上海的外资房地产问题做一个了结，调离上海，参加在朝鲜的政治会议工作。他还强调说，在朝鲜开城的班子需要生力军。这样，黄华调离上海，到朝鲜参加中朝方面和美韩方面关于朝鲜和平问题的政治谈判。1954年春，黄华又被从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召回北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宣传组组长随行。回国后到了8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5年2月，中国决定应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五国邀请，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亚非会议，黄华又是代表团的顾问之一。在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黄华临上机前接到周总理通知，改乘“空中霸王”号，才躲过一劫。
1958年，我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研究所任研究员。自从1944年结婚，我和黄华各忙各的，聚少离多。从1958年回国到1960年8月，我们终于难得的团聚了一段时间。1960年7月5日，中国和加纳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加纳成为原英属非洲殖民地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一天，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罗贵波找到黄华，问他愿意去哪个建交国任大使，黄华表示首选加纳。8月5日，黄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25日，我随黄华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在加纳，我主要在大使直接领导下搞调研工作。毕竟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近5年，经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所以我关于加纳社会的调研报告后来很受外交部重视。去加纳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1961年初孩子在加纳出生。在加纳这几年，算是我们结婚后在一起时间最长、最稳定的日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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