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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事件到历史题材创作
这次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我画的主题是“中共七大”。从主题内容的表现上看,“中共七大”是一个会议场面;从创作角度来说,此主题缺乏画面感。我曾经到延安杨家岭,考察了会议召开地周边的地貌环境;参观当年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住的窑洞;在中央大礼堂,我找了一些群众模仿当年的情形,反复琢磨构图,仍然没有构思出引发灵感的好画面。历史事件如果不能转化为历史题材创作,就会变成一张说明图。画面的构思从哪里打开?如何将具体的历史事件转化为艺术语言?这成为一直困扰我的难题。
《东方红—1945年杨家岭》的画面具体描绘的是:1945年的早春,以延安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禮堂、新修的道路为背景,当年参加“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从各根据地赶赴延安的共产党人聚集在画面的中心位置。尽管天气有点冷,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但杨家岭已经开始有了暖意。人物的排列按照“东方红”的音乐旋律一线展开,背景中的黄土高原像一曲五线谱,朝云像是《东方红》涌动的陕北民歌风味的高音,将画面带到抒情的高潮,画面升腾起一种音乐感。
在杨家岭这么贫瘠的地方,共产党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们是那个时代里凝聚着整个民族理想的开拓者。进入到历史情景当中,我能理解到,为什么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军队,正是因为他们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从1840年鸦片战争持续了100多年的苦难,中华民族终于能看到一线曙光。我把画面背景中领袖住的窑洞处理得非常真切,就是想表达一种热切的情感;天空中的祥云画得明亮、透彻,是想要把这种情感表现得高亢、激昂。同时,在画面下部,绘有一条新开辟的道路。这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道路,道路通向礼堂,并向画面的远方蜿蜒延伸,从而在画面上形成一条纵深的线,这条线与画面上有韵律的横线形成交叉,交叉处就是中央大礼堂,从而点明“中共七大”主题。这种构图方式区别于一般的、站成一排的构图,具有一定新意。画面下部、上部由现实和理想两个主题组成。现实主题就代表当时面临的真实状况,画得尽量真实、可信,力求达到细节真实,参考了北欧早期文艺复兴的绘画方法;理想主题表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愿景,使画面具有音乐感、节奏感,主要吸收中国民族的、民间的元素,特别是陕北民间艺术的特色。两种艺术手法表现的反差形成画面的张力,而画面主题人物将其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物创造历史与未来的力量,通过绘画语汇深刻地体现历史内涵。整体画面采用了明亮的色调,象征中华民族曙光的即将到来。画面意境传达出在太阳初升的革命圣地,一批以推翻三座大山、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革命者,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因理想凝聚在一起,共同构筑一个民族理想的前途命运和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
跨越历史观的历史画创作
《东方红—1945年杨家岭》代表了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史,在这幅画中,“七大”这一历史事件和《东方红》作为精神母题糅合在一起,把具体和抽象贯穿起来,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认为,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应该是对历史、民族、国家、人类有责任感的人,理性的人,他对于历史性事件,对面临的现实,要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在对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中要体现出其对于历史事件的历史观,对于历史事件的个人思考,以及对于历史事件在情感与精神高度上的艺术表现。这次的主题创作是想通过《东方红》母题在情感上浓缩那段历史—一切历史只有成为情感史之后才会使人刻骨铭心。作为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都是化作情感的往事,一个民族所能记住的也是能够成为精神的历史,这就是史诗的力量。
这次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我画的主题是“中共七大”。从主题内容的表现上看,“中共七大”是一个会议场面;从创作角度来说,此主题缺乏画面感。我曾经到延安杨家岭,考察了会议召开地周边的地貌环境;参观当年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住的窑洞;在中央大礼堂,我找了一些群众模仿当年的情形,反复琢磨构图,仍然没有构思出引发灵感的好画面。历史事件如果不能转化为历史题材创作,就会变成一张说明图。画面的构思从哪里打开?如何将具体的历史事件转化为艺术语言?这成为一直困扰我的难题。
《东方红—1945年杨家岭》的画面具体描绘的是:1945年的早春,以延安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禮堂、新修的道路为背景,当年参加“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从各根据地赶赴延安的共产党人聚集在画面的中心位置。尽管天气有点冷,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但杨家岭已经开始有了暖意。人物的排列按照“东方红”的音乐旋律一线展开,背景中的黄土高原像一曲五线谱,朝云像是《东方红》涌动的陕北民歌风味的高音,将画面带到抒情的高潮,画面升腾起一种音乐感。
在杨家岭这么贫瘠的地方,共产党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们是那个时代里凝聚着整个民族理想的开拓者。进入到历史情景当中,我能理解到,为什么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军队,正是因为他们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从1840年鸦片战争持续了100多年的苦难,中华民族终于能看到一线曙光。我把画面背景中领袖住的窑洞处理得非常真切,就是想表达一种热切的情感;天空中的祥云画得明亮、透彻,是想要把这种情感表现得高亢、激昂。同时,在画面下部,绘有一条新开辟的道路。这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道路,道路通向礼堂,并向画面的远方蜿蜒延伸,从而在画面上形成一条纵深的线,这条线与画面上有韵律的横线形成交叉,交叉处就是中央大礼堂,从而点明“中共七大”主题。这种构图方式区别于一般的、站成一排的构图,具有一定新意。画面下部、上部由现实和理想两个主题组成。现实主题就代表当时面临的真实状况,画得尽量真实、可信,力求达到细节真实,参考了北欧早期文艺复兴的绘画方法;理想主题表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愿景,使画面具有音乐感、节奏感,主要吸收中国民族的、民间的元素,特别是陕北民间艺术的特色。两种艺术手法表现的反差形成画面的张力,而画面主题人物将其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物创造历史与未来的力量,通过绘画语汇深刻地体现历史内涵。整体画面采用了明亮的色调,象征中华民族曙光的即将到来。画面意境传达出在太阳初升的革命圣地,一批以推翻三座大山、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革命者,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因理想凝聚在一起,共同构筑一个民族理想的前途命运和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
跨越历史观的历史画创作
《东方红—1945年杨家岭》代表了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史,在这幅画中,“七大”这一历史事件和《东方红》作为精神母题糅合在一起,把具体和抽象贯穿起来,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认为,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应该是对历史、民族、国家、人类有责任感的人,理性的人,他对于历史性事件,对面临的现实,要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在对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中要体现出其对于历史事件的历史观,对于历史事件的个人思考,以及对于历史事件在情感与精神高度上的艺术表现。这次的主题创作是想通过《东方红》母题在情感上浓缩那段历史—一切历史只有成为情感史之后才会使人刻骨铭心。作为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都是化作情感的往事,一个民族所能记住的也是能够成为精神的历史,这就是史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