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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政界与传媒界发生了一起蹊跷的事情。2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朝日新闻》进行了点名批评。安倍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听说《朝日新闻》的办报宗旨就是打倒安倍政权，当然把这作为办报宗旨也没关系，我就是抱着这样的看法在读这份报纸的”。他的这段发言引起了在座议员们的一片笑声。此后，朝日新闻社对此进行了回应和澄清。
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批评政府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而国家首相对于主流媒体进行点名批评，却是极为罕见的事，这是安倍干预媒体报道、压制社会舆论自由的危险信号。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或欧洲，这样的当权者早就应该考虑下台了。
安倍为什么这样做呢？在此前安倍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的争议中和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朝日新闻》发表了多篇社论批评安倍，如《秘密保护法案将使社会不断萎缩》《首相与靖国神社 一意孤行的参拜》《谦虚面对历史才是领导人该采取的态度》《新国立追悼设施 等待首相的决断》等。从标题即可看出安倍为何如此不快。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下，媒体的报道如何保持它的新闻原则和办报立场，对每一个媒体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媒体应该顺大流、屈从于社会压力呢？还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对日发行量800万份、排名世界第二、有着近140年历史的《朝日新闻》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笔者对朝日新闻社木村伊量社长还是比较熟悉的，2013年底笔者曾受邀访问朝日新闻社，就报业发展和媒体报道问题与木村社长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在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中，媒体的报道如何保持它的公共性和客观性？”此次木村伊量社长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对笔者提出的这一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办报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的影响，至少有三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来自政府的和宪法的压力，来自商业利益集团的压力，来自消费者的压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捍卫新闻报道的独立和自由。任何压力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新闻理念和办报原则。比如，我们的一些报道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威胁，甚至我们有时有生命危险。再如我们批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报道也受到一些政治家的指责，但我们仍然要坚持我们的报道。我和安倍晋三首相的个人关系是不错的，但是作为《朝日新闻》的社长我还是要坚守这份报纸的立场和办报方针。”木村社长的谈话和思考很典型地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
安倍的右翼倾向越来越出格。他不仅批评《朝日新闻》，还插手公共电视台NHK的事情。自去年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围绕靖国神社，中日之间已经发生多次外交摩擦，安倍本人也因把中日关系比作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而再次受到舆论批评。最近最值得关注的动向，则是安倍一手推动的“NHK右翼化”。NHK（日本放送协会）是日本唯一的公共电视台，因高质量的电视剧和纪录片享有盛誉。但NHK前任会长松本正之却在反核电争议、美军驻冲绳基地问题的报道上，得罪了安倍政府。NHK会长是NHK的最高领导，会长人选由12位经营委员决定，而经营委员会却由安倍领导的内阁提名、议会任命。去年底，NHK经营委员会改选了4名成员，全部都与安倍本人关系密切，继而NHK的新任会长也就顺理成章地由安倍的人担任。近日，三位NHK新任高层，相继曝出露骨的右翼言论。他们分别为籾井胜人、百田尚树、长谷川三千子。
首先是新任会长籾井胜人。在1月25日的就任记者招待会上，籾井胜人就随军慰安妇问题列举法国、德国的例子称，“在进行战争的任何国家都曾有过”，并对韩国要求日本补偿的要求提出质疑。日本《放送法》要求包括NHK在内的媒体及其从业者有义务保持“政治公平”。毫无疑问，籾井胜人完全违背了这一要求，因此引来了广泛批评，其发言本身也备受谴责。而百田尚树在刚就任NHK新任高层不久，就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又引发争议。百田尚树由安倍晋三任命，其本身又是日本热映战争作品《永远的0》的原作者。长谷川三千子曾经撰文赞扬一名右翼分子为抗议《朝日新闻》批评其右翼组织的切腹自杀举动，称许他自我牺牲的精神，让日皇成为活神。NHK右翼当道，几乎成了“安倍阁下的NHK”。
安倍内阁居心叵测，他们想借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挑动事端，找理由来修改和平宪法，重新建立日本国防军队，以此改变“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强行赋予的不正常国家的地位。安倍这一想法或法案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日本国民还是美国政府都是不会同意的，只有挑起中日重大冲突，才有一线可能在国内和国际通过这一法案。
媒体的报道立场通常产生于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方面的考量，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三种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政治对媒体影响的具体表现是政治权力可能被转化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权力，或者是社会政治力量对新闻媒体如何报道施加重大影响。从国际报道来说，由于跨越国境、跨越文化的原因，在不同环境中去看不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其倾向性可能会明显的不同或冲突。比如在钓鱼岛冲突问题的报道上，中国媒体、日本媒体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会出现差异很大的立场和观点，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而国民的认知又会反作用于舆论从而影响事态的发展。任何媒体都无法超越它所在的国家的影响，绝对客观、完全中立的媒体立场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当一股邪恶的政治力量占领了主导地位并把国家带向危险的边缘时，媒体是屈服于政治，还是保持冷静，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呢？日本的五大报系在“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屠刀下都屈服了，几乎都做了大量国家主义的报道。“二战”后，《朝日新闻》等媒体对那段历史做了深刻的反省。今天，这些媒体对右翼政治势力的抬头也保持着极高的警惕。
日本《朝日新闻》等媒体对安倍倒行逆施的批评，彰显了他们非常可贵的新闻理念和办报原则，彰显了真正负责任的媒体的担当。
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批评政府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而国家首相对于主流媒体进行点名批评，却是极为罕见的事，这是安倍干预媒体报道、压制社会舆论自由的危险信号。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或欧洲，这样的当权者早就应该考虑下台了。
安倍为什么这样做呢？在此前安倍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的争议中和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朝日新闻》发表了多篇社论批评安倍，如《秘密保护法案将使社会不断萎缩》《首相与靖国神社 一意孤行的参拜》《谦虚面对历史才是领导人该采取的态度》《新国立追悼设施 等待首相的决断》等。从标题即可看出安倍为何如此不快。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下，媒体的报道如何保持它的新闻原则和办报立场，对每一个媒体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媒体应该顺大流、屈从于社会压力呢？还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对日发行量800万份、排名世界第二、有着近140年历史的《朝日新闻》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笔者对朝日新闻社木村伊量社长还是比较熟悉的，2013年底笔者曾受邀访问朝日新闻社，就报业发展和媒体报道问题与木村社长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在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中，媒体的报道如何保持它的公共性和客观性？”此次木村伊量社长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对笔者提出的这一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办报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的影响，至少有三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来自政府的和宪法的压力，来自商业利益集团的压力，来自消费者的压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捍卫新闻报道的独立和自由。任何压力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新闻理念和办报原则。比如，我们的一些报道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威胁，甚至我们有时有生命危险。再如我们批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报道也受到一些政治家的指责，但我们仍然要坚持我们的报道。我和安倍晋三首相的个人关系是不错的，但是作为《朝日新闻》的社长我还是要坚守这份报纸的立场和办报方针。”木村社长的谈话和思考很典型地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
安倍的右翼倾向越来越出格。他不仅批评《朝日新闻》，还插手公共电视台NHK的事情。自去年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围绕靖国神社，中日之间已经发生多次外交摩擦，安倍本人也因把中日关系比作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而再次受到舆论批评。最近最值得关注的动向，则是安倍一手推动的“NHK右翼化”。NHK（日本放送协会）是日本唯一的公共电视台，因高质量的电视剧和纪录片享有盛誉。但NHK前任会长松本正之却在反核电争议、美军驻冲绳基地问题的报道上，得罪了安倍政府。NHK会长是NHK的最高领导，会长人选由12位经营委员决定，而经营委员会却由安倍领导的内阁提名、议会任命。去年底，NHK经营委员会改选了4名成员，全部都与安倍本人关系密切，继而NHK的新任会长也就顺理成章地由安倍的人担任。近日，三位NHK新任高层，相继曝出露骨的右翼言论。他们分别为籾井胜人、百田尚树、长谷川三千子。
首先是新任会长籾井胜人。在1月25日的就任记者招待会上，籾井胜人就随军慰安妇问题列举法国、德国的例子称，“在进行战争的任何国家都曾有过”，并对韩国要求日本补偿的要求提出质疑。日本《放送法》要求包括NHK在内的媒体及其从业者有义务保持“政治公平”。毫无疑问，籾井胜人完全违背了这一要求，因此引来了广泛批评，其发言本身也备受谴责。而百田尚树在刚就任NHK新任高层不久，就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又引发争议。百田尚树由安倍晋三任命，其本身又是日本热映战争作品《永远的0》的原作者。长谷川三千子曾经撰文赞扬一名右翼分子为抗议《朝日新闻》批评其右翼组织的切腹自杀举动，称许他自我牺牲的精神，让日皇成为活神。NHK右翼当道，几乎成了“安倍阁下的NHK”。
安倍内阁居心叵测，他们想借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挑动事端，找理由来修改和平宪法，重新建立日本国防军队，以此改变“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强行赋予的不正常国家的地位。安倍这一想法或法案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日本国民还是美国政府都是不会同意的，只有挑起中日重大冲突，才有一线可能在国内和国际通过这一法案。
媒体的报道立场通常产生于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方面的考量，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三种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政治对媒体影响的具体表现是政治权力可能被转化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权力，或者是社会政治力量对新闻媒体如何报道施加重大影响。从国际报道来说，由于跨越国境、跨越文化的原因，在不同环境中去看不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其倾向性可能会明显的不同或冲突。比如在钓鱼岛冲突问题的报道上，中国媒体、日本媒体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会出现差异很大的立场和观点，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而国民的认知又会反作用于舆论从而影响事态的发展。任何媒体都无法超越它所在的国家的影响，绝对客观、完全中立的媒体立场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当一股邪恶的政治力量占领了主导地位并把国家带向危险的边缘时，媒体是屈服于政治，还是保持冷静，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呢？日本的五大报系在“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屠刀下都屈服了，几乎都做了大量国家主义的报道。“二战”后，《朝日新闻》等媒体对那段历史做了深刻的反省。今天，这些媒体对右翼政治势力的抬头也保持着极高的警惕。
日本《朝日新闻》等媒体对安倍倒行逆施的批评，彰显了他们非常可贵的新闻理念和办报原则，彰显了真正负责任的媒体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