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总结30多年来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研究的成就、经验与教训，谋求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中国编辑研究资料中心于2011年5月21日组织召开编辑学、出版学学科史研究座谈会。会议由北京市传播学重点建设学科带头人李频教授主持，中国编辑学会名誉会长刘呆、顾问邵益文、蔡学俭等同志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以及中国美术出版总社、金盾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教授和专家。
　　会议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教授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以下称《书录》)的学科史意义进行了讨论，并以此为切人点，结合当前编辑出版学发展的状态，探讨编辑学、出版学学科史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范军教授首先发言。他说，《书录》得以出版，要感谢中国编辑研究资料中心和中国编辑学会给予的大力支持。《书录》是在2008年同名《书录》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时间跨度由1985年至2006年扩大到1978年至2009年，收录论著由不到3000种增加到6000多种，字数由55万增加到100万。
　　与会代表对《书录》的出版表示祝贺，给予高度肯定，同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邵益文先生认为，“要做研究就要有资料，《书录》是资料中的资料，为今后学科建设和研究建立了不世之功。”他强调，中国编辑研究资料中心的工作刚刚开始，从这次《书录》的出版可以看出，中心的作用很大，因此，应加强资料中心的建设，进一步做好、扩大，希望中国编辑学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如果需要图书的话，可以向社会征集、购买或者捐献。邵先生还指出，资料中心需要的资料不一定是书，还可以是某人的信件、照片、获奖证书等。这些资料的收集会很难，但如果坚持做下去，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同时希望范军教授能将《书录》的编撰工作继续做下去。
　　蔡学俭先生强调，《书录》是以出版文化观观照编撰工作的一次实践，出版和文化相互观照、映衬是一大特色。求全易流于泛，求精易失于漏。《书录》编撰很好地处理了全和精的关系。可见，编撰者是做了深入研究、付出了不少心血的。范军是个文化人，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多年，既以出版文化观治学，也以之治社。出版社领导班子都是出版文化观的积极倡导者、执著研究者和努力实践者。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今天，有些出版单位对经济价值的迷恋和对文化价值的迷失令人担忧，出版文化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在话语中逐渐消失，范军和他的团队在对文化出版观的研究和追求方面也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周国清教授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必须对该学科领域进行学术反思，学术反思实际上就是一部学术批评史，而要做好学术批评史则需要对该学科领域一定时期内的资料进行梳理、整合和评论。从一定程度上说，《书录》对今后做出版文化史的学术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可以将这本书作为一个平台，来审视过去30多年编辑学和出版学在史的方面走过的路，并以此为借鉴来思考如何看待编辑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对学术史的整理可以使我们对学科有更清醒的认识，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来看学科发展的未来。”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党委书记、副社长汪家明先生表示自己很喜欢这本书。他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待《书录》，他说，《书录》对于喜欢书的人来说很重要，当人们翻开这本书，可以从中获取信息，若看到喜欢的书，可选择去购买。他还表示，《书录》里收录了6000种图书，可据此建一个关于出版文化史的图书馆，供研究者查阅。随着时间发展，品种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充，并逐渐完善。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吴永贵教授指出，《书录》对出版学科建设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也反映出出版学并不是一个小学科，为大家进一步树立了学科建设的自信心。
　　会议同时对编辑学、出版学学科史研究方法、路径与未来走向展开了讨论，与会代表各抒己见、碰撞思想、交流经验，对编辑学、出版学学科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总结和探讨，并对未来作了展望。
　　李频教授援引诺曼·w，斯托勒的话作为思路框架，从理论与学者的各自维度、学科“机会”、“自由地向前或向后运动”的方式三个角度对当下出版学科“再出发”的方向和路径进行探讨。他说：“就当下的出版学科研究而言，过去的已有的理论成果及其凝结的理论是历史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是面对特定历史实践问题而产生的话语，而当下追求出版学的学者则要在新的历史时空下提出并解释新的实践与理论问题。”李频教授认为，学科“机会”有两个：一是出版学在中国学科体制层面上的合法化机会，这已基本解决，今后将进一步完善，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是以政府的认可、行业的呼吁和学界的论证为前提的。二是有待开展的学科批判性机会。他认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需要对学科发展历史进行批判，这是学科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范军教授以超越同辈的先见之明，在十来年前就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以学科历史的层积形态实证了出版学科发展30年的实绩，并及时暗示了学科批判性机会。对于“自由地向前或向后运动”的方式，就出版学研究而言，“向前或向后运动”的实质是出版学学科史的路径和方法问题，李频教授指出：“如果能集纳群体的智慧，提出一个结构化的出版学科史的问题单，则出版学科史有望突破，出版科学研究也就有了深化的突破口。”
　　清华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蔡鸿程先生对一些出版社的现状表示忧虑。他指出，近几年一些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减弱，出版物质量大大下降，而出版物品种突飞猛进。在这种状态下的品种增长，有些出版社竟认为是出版的繁荣和取得的成绩。蔡先生在表示忧虑的同时也认为，优秀的出版社仍大量存在，希望这些优秀的出版社能秉持质量第一的观念，总结经验，带动其他出版社，促进出版业的发展。
　　机械工业出版社原总编辑陈瑞藻女士也深有同感。她认为，“现在一些出版社比较侧重于上品种、创规模，而怎么做好文化积累，怎么担当文化责任，怎么做出精品，却很少考虑。出版物市场图书品种狂增、内容低水平重复、稿件质量差的现象比比皆是。她呼吁，“出版社领导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担当和职责。”
　　在谈到出版社和出版集团转企改制的问题上，金盾出版社原社长郭德征先生指出，中央一级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基本完成，这之后出版社的发展方向是业界比较关心和担心的重要问题。转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创造出版社的品牌，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若这个方向不能把握，将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希望在新形势下保证方向，提高质量，真正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他还介绍了在科技出版领域，近几年大抓出版质量，将其作为重中之重的经验。
　　刘呆先生最后发言。他高度肯定了《书录》的价值，认为《书录》的出版是出版文化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学术研究的推进具有增强基础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当前的编辑学研究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加强编辑学理论建设；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编辑出版实践的新变化、新动态，特别是关注数字出版对编辑活动提出的新要求和高要求。他说，数字出版具有不同于传统出版的特性，不仅提供内容数字化的产品，还提供内容数字化的服务。也就是说，读者通过购买，获得的不只是数字化的产品，还获得数字化的服务。数字化的产品，特别是数字化的服务，不再是传统出版物的延伸，而具有全新的形态，全新的结构。在数字出版生成的过程中，需要编辑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面对海量信息，没有编辑的选择和加工，就不可能给读者提供及时的、完整的、准确的、优秀的内容。不仅如此，更需要编辑的深度介入，利用文字和图片，利用音频和视频，利用多媒体的综合开发，利用互联网的广泛链接，构建开放的互动的三维空间，提供优良的个性化服务。没有编辑的能动作用，这一切不可能结合起来成为整体。在这里，编辑活动远远超出了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范围，编辑活动深度介入了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构建过程。这就是说，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活动，而是需要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更高的编辑活动；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而是需要文化素养和技术素养更高的编辑。只有既能驾驭文化内容，又能驾驭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才称得上是数字出版的优秀编辑。对编辑活动的这种历史性的巨大改变，编辑学研究毫无疑问也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收到预期效果，取得圆满成功。它的成功举办对于推动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作者简介]蔡姗,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师.